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就没有国际社会的稳定性。而规则有两大基础，一是建立在大国权利的基础上即所谓的霸权稳定论，二是建立在各国合作与平等契约的基础上即国际政治民主化。以前者为基础建立的世界秩序主要代表了大国的利益与意志，是一种不平等体系，后者则代表了各国自愿合作的意愿，是一种平等与互利的体系。目前，大国霸权秩序显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国际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国际社会重建的基础。。

国际社会发展至今规则是建立在帝国然后是大国主要是西方大国权利基础上的，权利决定规则，所以由此建立的秩序与国际社会是一种不平等的结构，主要代表帝国与大国的利益，并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在国际社会演变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帝国秩序，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大帝国，等等，事实上帝国秩序只是一种地区霸权秩序，算不上是世界秩序。帝国之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崛起，他们将世界连成一体，于是产生了世界秩序的概念，产生了近500年来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期间西方大国相互争斗，轮番上台，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后是荷兰，接着是英国和法国，而其中英国建立的大英帝国将近维持了一百年之久，英国之后就是美国。在每一次大国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开一次和平会议，目的无非是如何处置战败国，如何重新瓜分世界，颁布新的和平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如拿破仑战争后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了巴黎和平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召开了雅尔塔会议。每一次世界秩序的重建实际上都是西方大国对世界的重新瓜分，然后经历一个相对稳定期，最后由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导致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每一个世界秩序周期都是以和平会议开始，以战争结尾，如此周而复始。

如今世界秩序显然又到了一个变革的时期，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美国霸权体系已经难以维持。20多年前冷战结束，世界本以为永久的和平时代将至，通过全球化，市场化与民主化，人类将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事与愿反，世界进入了一个发展不平衡与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的阶段，美国与西方国家趋于衰退，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导致这一变化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与加工基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相比，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他们从世界主要生产制造业国家变为全球的消费终端，产业转移与外包加速了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财税收入锐减，贸易赤字剧增，最终陷入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

不平衡发展是导致世界秩序变更的根源，也是导致世界动荡最终走向战争的根源，很多迹象表明，这个世界似乎又回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无序状态，简单地讲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是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原有秩序难以为继，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经济崛起，尽管自然要求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显然无力也无意重建世界秩序，那么，如何在原有世界秩序框架内进行改革，双方如何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这是世界秩序重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二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紧密连成一体，但是主权国家依然没有过时，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国家化矛盾越来越激烈，那么，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建立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治理体系，这是世界秩序重建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当然还有一个挑战令世人感到焦虑与担心的是崛起的中国将如何选择？中国是否将重复历史，作为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美国，然后取而代之，还是选择超越大国轮回的历史悲剧，在坚持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政治进入民主化的时代？法国著名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分析美国外交时曾经写到，“除非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够同时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否则它既无法击败任何国家，也难以获得任何国家的效忠，世人有理由谓叹：那种仅仅运用权谋、冷静却毫无道德的外交时代已终结，进入20世纪，如果一个大国停止为一种理念服务，其力量势必受到削弱。” 这是30多年前, 雷蒙-阿隆对美国的一个训诫，可惜美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对此中国可以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