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期利润，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的增长，而利润源于比较优势，一是成本优势，二是技术与制度创新优势。我们知道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原因在于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而目前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面临要么加快转型升级，要么下滑衰退。无疑比较优势对于一国发展具有决定的影响力，因为比较优势决定全球资本的流向，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以及全球财富的分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比较优势是静态的，主要靠自然条件形成的，在古典经济学的公式里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是建立在固定的不可改变的要素基础上的，如气候，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但是，目前随着自然比较优势的用尽，比较优势越来越具有人为性质，要素的积累，技术的变革和要素的流动对国际竞争的影响已经大大破坏了传统的通常静态的比较优势概念，技术创新，组织与国家政策越来越成为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而这也就意味人们面对比较优势不完全是被动的，在一个谁生产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没有谁或者国家愿意任凭市场来决定。
发展为何会趋于停滞与衰退？其原因在于发展推动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人口红利的用尽，产业的转移，同时也在于产业升级转型的迟缓和不到位，由此结果是产业的空心化，失业率的上升，国家财税的减少。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无不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目前他们无不又陷入经济的低迷与衰退，那么，中国在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如何才能避免停滞与衰退呢？归纳讲就是短期内重点是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长期来讲重点在于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后者是根本，前者是为后者争取时间。那么，如何才能阻止或者减缓产业转移呢？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生产成本的提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升，由此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下降，利润空间的萎缩，企业为了生存和高额利润，就会推动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对此采取的反制方法一是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二是引进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会产生移民问题，以及遭到国内劳工的反对。三是政府在市场外部通过财税收入补贴企业，或者政府承担劳动力成本与社会福利的提升，以维持企业竞争力。短期内政府可能损失财税收入，但是长期来讲政府将保有企业，保有就业和保有财税。对此，美国在产业转移后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相应政府政策，阻缓产业的转移以及鼓励产业的回流，据调查，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份以来，只有5月份同比出现0.05%的短暂同比正增长，其他月份均为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美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资本输出地，但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有序推进，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出将逐渐逆转，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不仅会导致美国资本回流，而且其种种优势和巨大的市场还会吸引全球资本，使中国的吸引力下降。2010年8月美国通过《制造业促进法案》，将暂停或降低供制造业使用的进口原料的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显示，该法案可能使产值增加46亿美元，并创造近9万个就业机会。2010年9月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将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为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的数项补贴，如免税和减税。今年初，奥巴马发表第三次国情咨文，确定其2012大选竞选主题，并提出由美国制造、本土能源、劳工技术训练与美国价值等四大支柱，建构国家永续经营建设的蓝图，美国甚至要成立贸易执法部门调查中国等国贸易行为，誓言把流失的美国制造夺回来。
与美国相比，在过去的30年中，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有利的人口因素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为高积累率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创造了条件。在各种有利条件下，投资中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全球生产性资本不断流入中国。然而，随着人口有利优势的消失，中美两国部分行业劳动力成本差距快速收窄。据预测，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较高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劳动力成本以往巨大的差距有可能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如果考虑航运成本以及各种隐性成本、供应链成本，中国的总体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另外，中国的要素价格普遍在上升，2010 年以来，中国的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经营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的成本为每平方英尺11.15 美元，在南京为14.49 美元，在上海为17.29 美元，在深圳为21 美元。中国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10.2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只有1.86 美元至7.43 美元，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为1.30 美元至4.65 美元。虽然向西部转移可以降低用地成本，但企业物流成本会出现较大上升，并有可能失去沿海的产业集群便利。显然，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目前已经面临发展的悖论，那么，中国是坐等，眼看，还是马上补救呢？
那么，如何才能加速产业升级与转型？产业升级与转型既是内生的，但是又是外生的，所谓内生是指要要素禀赋的改变会自然要求和推动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所谓外生是指产业的升级转型又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否则就会难产，导致原有产业已经转移，但是产业升级不到位，产生产业的空心化。所以，政府在产业升级与转型过程中具有主导的作用，任市场自由流动，结果只能是产业转移，而不是产业升级，因为产业转移成本低，企业爱国，但是更爱利润，对此美国也是在衰退中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最近两年，尽管美国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即达1480亿美元；企业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微软一家，去年的研发投入即达95亿美元，其中90%投向了极为关键的“云计算”领域，排名第二的英特尔去年技术投入也有65亿美元。在全球IT企业研发投入30强中美国有12家，其次是日本，有10家，中国只有华为一家企业上榜。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份额的33%左右，是中国的两倍半。高端制造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目标，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那么，相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又将如何推动呢？
一个国家是否在生产？一个国家在生产什么？决定一个国家的财富与竞争力。过去20年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去工业化，低端产业加速流失，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与再工业化进程乏力，难以推进，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陷入巨额赤字。与此相比，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崛起的基础。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企业与创新者的竞争，没有创新者，没有企业，也就没有就业，政府也就没有税收，国家就会动荡和衰退。目前，中美之争既是政治军事上的，也是体制与价值观上的，但更是经济上的，中美经济之争的实质在于制造业和世界工厂地位的争夺，因为显然世界工厂决定世界体系，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让明天的制造业岗位不再扎根中国和印度，由此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对此美国已经清醒过来，美国制造回归声势浩大，那么，中国制造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严峻挑战，对此中国也可以借鉴学习一下美国。美国是在制造业流出之后，才醒悟，那么中国为何不在流出前或者在流出中，就醒悟并采取行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