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的追悼会，我没有去。听说，正在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多年来罕见的大雪。
我比张晖要整整大上十岁，可是我还没有见过雪。我错过了他的最后一面，也错过了这场离别的雪。
这些天来，我所能做的，只是留意着网上关于他的种种评论，也搜寻着自己关于他的点点记忆。
我跟张晖的交往并不早，也不算密切，可说是学问之交，君子之交，跟他的友人、同事相比，他给我留下的片断印象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于他短促的人生来说，些许的雪泥鸿爪，也是值得珍视，也是值得写出，作为他生命正文的一个注脚的。
回想起来，我们相交，应是由于我笺释寒柳堂诗，在《龙榆生先生年谱》里发现一些线索，遂贸然去函，希望他能提供有关资料。前两天检点过去的信函，找到他的两封信，一封写于2001年10月间：“陈、龙二人交往诗词不在手边，无法复印呈上。因为我明年6月毕业离校（拟去其它地方读博），故今年7、8间已将在校的图书资料大部分搬致上海家中，陈、龙交往诗词亦已放在家中。拟于寒假再行复印呈上。乞谅！”一封写于次年2月间：“您需要的陈寅恪教授的一些材料已经找出，今寄上。手迹为龙榆生教授亲书。”
《陈寅恪诗笺释》所征引的史料，照我的印象，大体皆据已刊的文献，未刊的文献极少，张晖提供的这批材料，应是其中最大宗也最紧要的。考虑到龙榆生的学术地位，以及五六十年代他与陈寅恪交往的频密，若缺少这些参证材料，对陈诗的理解自不可能完整，《笺释》也就有很大的缺憾。前些时正在做《笺释》增订版的工作，龙榆生诗词的文本出处，已改从新刊的《忍寒诗词歌词集》，而删去初版时“张晖提供”的字样，但他的学术风谊，在我的回忆中当然是不会删去的。
张晖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敦厚，性格谦和，虽然头角早露，却绝无自矜之意，可谓人如其学，学如其人。不过，我们的初次见面，我已没有什么印象，当是他到了香港科技大学读博之后。只记得他说过科大所在的清水湾环境优美。后来张霖在广州中山大学呆过一阵，往还见面稍多。而较有印象的一次，是我们跟乔纳森（刘铮）、何家干（张文庆）一同去了香港的图书义卖。
我每逢到香港搜书，则写简单的日记。查旧日记，2004年2月20日提到：“长短句（张晖）在‘天涯’告知香港要搞旧书义卖，问我来不来。”也就是说，那次“活动”可说是张晖引起的。第二天则提到：“早上九点正到中央图书馆。十点才开始，但已排了很长的队。五元一本实在太便宜。香港的电器、衣服虽然跟广州差不多，但香港一份报纸，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也要五元啊！……我抢得比较有节制。何家干第一轮买了300元。张晖来晚了，也买了200元。”不过我主要只是记书帐，甚少记人，只在日记旁补了一句：“另有一本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送给张晖了。”
说起来，那段时期，我们都常去“天涯社区·闲闲书话”，他用“长短句”的网名（自然是源自他的专业）哂过书，也卖过书。当时我们多通过网站的短消息联系。可惜不知何时开始，“闲闲书话”逐渐扩张，趣味迁变，旧人星散，我久已不登陆；好不容易想起密码，成功登陆，却找不到短消息一项，张晖过去给我的信息，就此在“天涯”湮没。
以后他北上，我赠他七绝一首，似乎就是通过网站传给他的。现在仅记得最后一句：“只恐长安不易居。”而后来，长安是更加不易居了。
最后一次见张晖，是在2010年。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办了一次关于《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的研讨会，我在会上初识刘梦溪先生，会后又登门拜访刘先生，就叫了张晖同去。
此后我们就只是电邮联系。
就在我们最后那次见面未久，他曾发来一个邮件：“因××可能会拉到一些资助，我想借此机会点校一些近人的诗出版，初步在二十种左右。如各种条件允许，我很想出版汪琡、汪兆镛、兆铨、兆铭一家之诗，此外，黄秋岳、梁鸿志、李释戡、诸宗元、梁鼎芬、赵叔雍，李瑞清、汪东、胡翔冬、谢觐虞等，也有兴趣出版。限于视野，我大约总是以与汪政权有关者及东南一带诗人为两大宗。如何做才能较有意义呢？”我给他泼了点冷水，提醒他注意：“一、这是为人之学，对大家当然是好事，但所费时力恐怕很大，而对你个人，就未必都能转化成研究性的东西。二、能出汪精卫、梁鸿志、黄秋岳当然好，汪氏家集也很有意思，很多人都会有兴趣，但目前要正式出版恐怕不易——除非是像台湾那个（按：指台湾刊印的《民国诗丛刊》）一样，出个几十上百种，那就没有那么显眼了。但若要零卖，还是不容易吧。三、××拉的赞助是否可靠？……如果真有钱，倒可考虑办个杂志（丛刊性的也行），以近代诗词为重心，奠定一个阵地，推扬一种风气。过去龙榆生正是靠办词刊起家的嘛，刘梦溪先生其实也是靠办《中国文化》起家的，哈哈！简单说，编书不如办刊。”随后他回复：“所言极有理，受教受教。果然一时冲动靠不住。……还是专注南明和章太炎，把这两个成果弄出来要紧。办杂志有意思，当图一宏大的非专业的刊物。呵呵。”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他生前筹办《近代（文学）评论》，则仍与“当图一宏大的非专业的刊物”的志愿不无关联。他提到的“南明和章太炎”，应指南明诗词、章太炎诗，记得他曾有笺注章诗的意思，但也无下文。尽管如此，这点滴思绪，很可见他的学术旨趣的流泻，也可见他学术心灵的充溢。
也是在这一年，我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出版，张晖写了篇书评。我感觉好话说得太多，在他而言虽出于本心，在外人看来则不免阿私了。不过他也有一点批评：书中谈到卡孝萱以印章证史、周勋初以小说证史，他认为不太确当，因为古典文学研究界多以为卞氏更着重以小说证史。对此，我回应说：“我查了一下，卞孝萱强调唐传奇与政治的关系，其实是继承了陈寅恪之法（但在具体观点上他对陈颇有批评）。所以你指出小说证史问题，确应补入陈、卞两人，再列举周勋初的提法。”他答复：“所言甚是。卞先生文集行将出版，多考订旧学，若以兄标举之标准而言，卞先生实在算不上一位一流的学者。然而，即使成为这样的学者，也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一流其难哉。”张晖曾从卞先生学，故有此感叹。随后，他发了一个电邮并附件：“读大作，因无俞平伯，盖俞曾是我最喜爱的学者，所以近撰一文，谈俞之淑世情怀，亦偶寄感慨也。”此即《俞平伯的淑世情怀》一文（收入《无声无光集》）。读维舟回忆文章，乃知张晖早年极喜《红楼梦》及红学，他自述曾视俞先生为“最喜爱的学者”，当与这重因缘有关。或许，这也可以视为他对《学林点将录》人选的一种含蓄批评吧。
张晖最后的主要工作，应是整理龙榆生遗存的往来信札，今年1月20日，他来邮件：“最近在整理龙榆生遗物，有近人书信近千封。我和刘铮说了一下，想以某某致龙榆生函为题，陆续在报纸上介绍。其中有陈寅恪函十多封，其中一封信钞示通行的《阜昌》诗，明确作《题双照楼诗集》。……另有陈氏佚诗二首，照片两张，寄上供参考。”我为之大喜，因为《陈诗笺释》的增补已到最后阶段，正好来得及补入。当天他收到回复，又传来《新发现的陈寅恪给龙榆生诗函》一文，我提了几条意见；21日我又传去一则补充意见：“照情理，《阜昌》诗是因汪去世而作，《题双照楼诗集》不应当是原始的诗题，而且吴宓日记也只是说是挽汪诗，未记诗题，可作旁证。可能后来时过迁境，才改题《双照楼诗集》，这样因书而作，比因人而作，显得低调一些。”他当天答复：“颇有理。”——不过，此文稍后在《南方都市报》上刊出，关于《题双照楼诗集》题名一事，内容并无改动。或因文章已传，来不及改，或因事涉琐细，他觉得暂不必改吧。
“颇有理”，这就是他给我的最后的邮件，最后的通讯，如此简短，就像他的一生。
对于张晖的猝逝，已有无数的感喟，关于生活压力，关于学术体制，住房，薪酬，职称，种种的不如意。此亦事出有因，也是应有之议。可是，我更愿意退后一步，从抽象的层面来看待这件事。
生命的脆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不论我们是学人，还是常人，总会有“既痛逝者，行自念也”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做学问的人，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生命的脆弱？或者换个说法，作为一个脆弱的生命，我们应当如何做学问？
我的想法是：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业，未必只有做学问才是最了不起的、最神圣的，只是做学问也绝不低于任何一种事业。它是一种有趣味的事业。作为学人，做学问就是我们证明自身存在的方式，是我们感受生命、呈现生命、释放生命的方式，是我们与不断消逝的生命相对抗的方式——尽管是终归失败的对抗，可也是值得骄傲的对抗，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个老渔人，就像加谬笔下那个西西弗。归根到底，跟其他世间的事业一样，做学问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显隐必于是，贫富必于是。勤奋地治学，也就是在积极地生活。如果非要追问学问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吧。
生死无常，不是我们可以猜得到的；学问无边，也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完的。那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做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但问耕耘，尽我本份，足矣。
汉朝的夏侯胜、黄霸由于勇于提出异见而系狱，黄霸要跟夏候学习《尚书》，夏候表示两人已是死罪，何必去学，黄霸乃引《论语》的话回答：“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觉得，这句话或许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话语之一，不仅代表了人类的求知欲望，更代表了生命的积极精神。我过去在《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的跋里，引用过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毁灭，我仍愿在今天种下一棵小树。”这跟孔子、黄霸所言，也是意蕴相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晖是尽了本份的，应当说，他已超出了本份，尽可能呈现了他的生命，他的热力，他的光辉。
在诸多的已刊著作中，新出的《无声无光集》代表了他治学的广度，而《龙榆生先生年谱》、《中国“诗史”传统》二书，则代表了他治学的深度。后二种著作，或系联人事，或考辩源流，为不可无的踏实工夫，皆足以传世。此外，未刊者还有专书《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有文集《朝歌集》，有编著的《忍寒庐学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文集》，有用笔名“闻幼”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十多篇书评……他以其仓促而勤勉的人生，践行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践行了“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毁灭，我仍愿在今天种下一棵小树”的精神，对此，我们既应当感伤，也应当感奋。
我们应当为逝者的离去而伤怀，却不必为生命的短促而灰心。
在《学林点将录》，我写到几个早逝的英才：刘师培、刘咸炘，终年皆三十六岁；张荫麟，终年三十七岁。此外还有姚名达，得年也仅三十七岁；范希曾，甚至只得三十一岁。论年寿的不永，论学术的早熟，张晖是可以跟这些前辈相提并论的，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光荣。
据维舟回忆，张晖说过：“我有时觉得这是个末法时代，可是你要好好做，把东西留下来，要相信会有人看得见，即便只是非常幽暗的光。”这几句话被转引得最多。话是有内涵的，但不免悲观，也许只是他一时的感触吧。我并不觉得张晖是个忧愤、愁苦的人，他已有所好，有所爱，有所成，有所得。
大约就是针对这些话，吴真在微博上说：“深海鱼类，若不自己发光，便只有漆黑一片。”说得也很好。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发光的方式，而张晖，一直在发出深海鱼类那种“非常幽暗的光”，他仿佛是感觉到命运的敲门声，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倾力发出了更多的光。
当然，张晖之逝，终究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刚刚看到最新发表的张晖遗文《寻找古典文学的意义》，有一处说到：“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试看学术史上第一流的学者，我们就可以知道，学术的向上一路是怎么走的，而学者一旦将对政治、社会、文化的诸多不满内化为治学的驱动力，则必将大大提升学术的境界。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一直到章太炎、陈寅恪，他们的研究莫不如此。具体到古典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诞生于学者对于时代的紧张的思索之中，比如朱自清的《诗言志辩》、陈世骧将《文赋》翻译为英文而将《文赋》的主旨理解为‘抵抗黑暗’，均是明证。”这些话，我觉得说得相当透辟，是见道语。
严耕望曾批评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透露出人文科学的两种不同旨趣：追求实证，追求兰克式的“如实地说明历史”，如严耕望者，可称“无我之境”；有情怀，有寄托，如陈寅恪者，可称“有我之境”。（在此，我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著名概念，想必是早年专攻词学的张晖所乐意的。）但严先生似乎忽略了，他自己主要研治制度变迁和地理沿革，属于历史的客观问题，自不妨强调治学的“无我之境”；但陈寅恪辨析钱柳诗所隐含的政治寓意，探讨明清之际的史事人情，却不能不涉及人的主观问题，则其治学的“有我之境”，不也是自然而然的吗？若无“我”的存在，又谈何“了解之同情”呢？而张晖所理解的“古典文学的意义”，正类同于寒柳堂治史的“有我之境”，可见他阅历渐增，对治学的体会已有更深的进境，只可惜已来不及展开，来不及实践了。
在无尽的遗憾之外，我还有两个属于私人的遗憾，一个是学术旨趣方面的，一个是生活喜好方面的：
张晖去年出版的《中国“诗史”传统》，系台湾版《诗史》的重刊，据说颇有增易，但张晖在邮件中只说：“近刊《中国“诗史”传统》，乃去年年底评职称，遂旧作新刊，不好意思再寄奉。”因此，我手头只有他签赠的《诗史》。此书原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诗史”概念》，是从文学批评角度分析“诗史”内涵的衍变。张晖读博的方向是文学理论，从这一角度入手也属顺理成章，而且，这个角度本是“诗史”的主流，只不过至于今日，反倒为陈寅恪式的“诗史”实践所遮蔽了。当然，我更感兴味的，也正是陈式的“诗史”，也即历史学角度的“诗史”，故这部《诗史》，我并没有仔细看过。可是，从收录在《无声无光集》里的《诗歌中的南明秘史》一篇，从张晖的遗著《易代之悲：钱澄之及其诗》、《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的主题，我分明感到，他近年的论说已逐渐接近寒柳堂式的“诗史互证”，那么，在学术上，我们原本定会有更多的契合的。
维舟的长文《平生风义兼师友》，细腻地追述了张晖青少年时代的学术奋斗，悱恻感人，但情调似乎稍嫌灰暗；我更喜欢小旁写的《有声有光的老灰》，哀而不伤，泪中有笑，刻画了一个学人的世间风貌。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一段：“除了醉心学术，老灰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吃，尤其是甜品。彼时老灰在香港，老霖在广州，两人时常忙碌地穿梭在粤港之间，而探亲的频率多半取决于老灰冰箱里食物的消失速度。……‘好吃得快要哭了’，是老灰用来形容美食的最高评语，他治学方面如此了得，在对待食物的品味、以及形容食物的辞藻方面却又十分幼齿。”难怪，我也记得，曾跟张、沈展云、乔纳森一同在广州文德路吃过甜品呢。我是一个港式奶茶控，而张晖久居香港地，又好甜品，想来也是奶茶的同好吧？而北京那个地方，到哪里找一杯像样的港式奶茶呢？在生活上，我们原本也会就甜品和奶茶有更多的交集的。
可所有这些都无从谈起了。
在张晖故去的当晚，我写了一首悼诗，今亦附于此：
徒闻万寿塔，把臂已无从。
维港几番月，六朝何处松。
与时辩诗史，据实谱词宗。
不信声光歇，新编墨尚浓。
万寿塔，俗称玲珑塔，也就是张晖当日朝夕相对的那座“无声无光的石塔”。塔虽久已无声无光，但历数百年尚存；如今，张晖也无声无光了，信亦如此塔，有那不朽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