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没有求实精神的历史叙写，看似资料丰富，看似言之凿凿，但却是极具欺骗性的虚构幻像。笔者手中有一现成的例子。
在桑叶（方西峰）的网文《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以及派生的其他文章中，一些河南大学教授在五十年代之初至“反右”年代遭受的委屈，被近乎离间地利用来作为煽情武器，先是百般赞扬这些先生，随即转换角度将矛头对准当年的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笔者的祖父，在本文中直写其名）。
例如，桑叶提及任访秋先生，先是颂扬他是“河南大学的一代托命人”，而后写道：“任访秋教授是先师钱玄同、胡适的学生。如果说任访秋16岁（1923年）在开封一师曾与嵇文甫有过师生关系的话，那么1958年在嵇文甫主管河南省教育担任副省长、文教委员会主任时期，任访秋被无端打成‘右派’，历经22年的迫害、磨难后，他与嵇文甫这一点师生之‘谊’不知还存在否？”
多么“高明”的一问!桑叶引导和虚构的爱恨情仇尽在其中。
例如，桑叶提及于安澜先生，称颂他“作为国立河南大学的国学支系代表人物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坎坷与沉寂，最终集中原7000年文明之灵气、挥洒古老中原人文之精华，自成体系。悠悠中原，卧虎藏龙。”而后笔锋一转写道：“想当年（指1950年——引者注）‘政治学习研究班’结业后，竟容不下一位俯首帖耳改造的副教授。”
多么煽情的文字啊！一方引人同情，一方引人痛恨。
这些先生又是如何看待五十年代初的校长嵇文甫呢？按照桑叶的描述，应该早已与嵇文甫渐行渐远，势若冰炭。可甚为奇怪的是，他们后来涉及嵇文甫的文字，却全无桑叶文中诱导与渲染出的氛围。
在嵇文甫1963年去世时，于安澜写下悼念的挽联：“少而授业，长而问学，声音笑貌浑如昨；著述俱存，仪型宛在，方向道路永所师。”
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任访秋发表《忆嵇文甫先生》，那时距嵇文甫去世已多年了。他给予嵇文甫的评价是：“他是较早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从事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有数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在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巨大成就，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现在的河南青年，对‘五四’以来河南文化教育方面发展变化，大概已经不太清楚。……他当时和同时回汴任教的其他北大和师大的毕业生，把‘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精神，带回河南来了。” 任仿秋先生表达对自己师范时期的老师的敬意：“我认为个人生平不论在做人同治学上，在我的师长中，先生给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提及“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对死者也不放过”那段往事，任先生写道：“过去那班企图乘机借造谣诬陷打倒先生的轻薄之徒，真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善良的任先生一反平素之温和，毫不含糊地斥责那些诋毁嵇文甫的人为“轻薄之徒”。不知桑叶阅此四字作何感想，是否愿意反思一下自己的轻薄？桑叶不是追问这些历尽磨难的先生“与嵇文甫这一点师生之‘谊’不知还存在否？”白纸黑字，这师生之谊，历经风雨，牢不可破。任先生、于先生的肺腑之言让桑叶失望了。
桑叶（方西峰）不是在文中将于先生、任先生视为“老河大的幸存者”，并尊他们为“老河大精神永远的代表”么，显然，桑叶仰视二位先生，他们的话桑叶应该是洗耳恭听了。那么，一睹二位先生对于嵇文甫敬重有加的表达，请桑叶告诉我们，究竟该相信二位先生还是该相信你相反的说法呢？
其实，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读者自会有衡量，组织上更会有严肃的评价。正是基于嵇文甫一生的贡献，无论他去世之时，还是“文革”结束后平反昭雪之时，组织上两次实事求是地给予了嵇文甫正式评价。在文革结束后经中央批准的平反昭雪会上，组织上给予嵇文甫的评价是：“嵇文甫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同志热忱，对青年一贯爱护和关怀。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生活朴素，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勤勤恳恳。……但林彪、‘四人帮’却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煽动一部分人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胡作非为，……强加给嵇文甫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
桑叶（方西峰）的论说乍看很真实细看很梦幻。正是基于对其虚假性的透彻洞悉，2012年河南大学百年校庆来临之际，在致河南大学校友的校庆邀请信中（网上题为《百年母校华诞，我们盛情邀请》），校领导传递着明确的信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深切怀念为河南大学的繁荣发展建立不朽功勋的先辈们，范文澜、冯友兰、嵇文甫，尹达、邓拓、白寿彝，一代一代河大人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用青春与智慧，谱写了河南大学发展史上光荣与辉煌的篇章，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闪耀在河南大学璀璨的星空！”无疑，所提名的包括嵇文甫在内的数人，是在河大历史上众多人物中经悉心选择而列出的，丝毫没有理睬那些污蔑嵇文甫的怪论。这是校方最新也最明确的表态。
在校庆前夕修订出版的《河南大学校史》（2012年8月版）中这样评价嵇文甫：“（他）与河大师生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他一生追求真理，精心育人，著述宏富，堪称学界巨子，教师楷模，在河南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河南进步学者的一个精神支柱。”这一字一句，无疑是经过认真严肃的推敲而写就的。这评价背后，是对于来自角落里的诋毁的不屑。
原来，桑叶（方西峰）无视历史及人物的本来面貌，欲强行绑架善良人们的感情，以相当蛊惑人心的方式，虚构出她所需要的爱恨情仇，作为恶意诋毁嵇文甫的煽情武器。
任先生、于先生等在五十年代划过右派或受过委屈，但没有谁像桑叶那样对嵇文甫恶语四溅，相反，他们仿佛商量好了似的，都对嵇文甫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与怀念。是他们因没有“觉悟”而糊涂吗？是他们故作“以德报怨”的姿态吗？显然都不是。如果这样判断，那就太贬低了这些先生们的人格。先生们所言所书不是什么领命之作，他们是凭着最朴素的感情，凭着对具体历史情节的切身熟知，凭着长期相处中对嵇文甫的了解，由衷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他们心目中的嵇文甫和桑叶笔下的嵇文甫全然不同。桑叶笔下的嵇文甫，不过是一个恶意虚构的纸上幻影。
所幸有任先生、于先生的文字为证，他们的感情与态度被桑叶强行绑架与虚构，笔者尚能拿出上述文字直接驳斥，但是，桑叶还有其他的描述，蛮横地将河南大学受委屈者的一切和嵇文甫的名字强行链接（即便其间嵇文甫已经调任郑州大学校长），笔者一时还真不知道到何处寻找这许多人的证言。不过，有上述最能反映桑叶“写作方法”的典型两例，足够举一反三了。
警察破案时，有时会说这样的话：“此作案手法，很像是此前某作案手法”。循着这样的思路，会比较容易地找准破案方向。其实，写作也是一样，一个作者阐释历史与人物，往往有个人的常用方法，这就有了规律可循。观察一个已经清晰了的案例，往往就获得了一把可以破解同类问题的钥匙。
本文的案例，因恰找到任访秋、于安澜两先生本人的文字，以其直接表明和嵇文甫关系的可靠内容，直接揭开了桑叶行文虚假性的一角，因而成为揭示桑叶手法的经典案例。这一案例表明，桑叶不顾人物和历史真容，依自己的意思肆意解说并标榜“真相”，结果远离了事实真相。也因此，才出了本文所揭示的洋相。这不是偶然，反映的不止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手法及规律，桑叶在《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等文中每每如此，往往先是颂扬某某先生，叙说其遭遇，而后将愤恨的矛头对准校长嵇文甫，描绘出一种被迫害者与迫害者的对立情景。这和对于任访秋、于安澜的说法基本相同或相似。真是如此关系吗？谜底揭开，任、于二位先生完全不是如此。其他人也同样，因为在桑叶大话下，除了嵇文甫的校长身份外，在证据链的关键处出现的是大片空白。
不过，笔者指出桑叶逻辑之荒唐，恐怕并不会使其放弃以臆想的手法妄下断语。让我们猜想一下：也许某人又改口说，此二人是嵇文甫的学生嘛，当然对他敬重。于是，需要时，这“师生之谊”又在某人笔下显现，不再恶声追问“这师生之谊还存在否？”，“派系说”又依需要浮现出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任访秋、于安澜先生与嵇文甫关系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在桑叶（方西峰）笔下，爱恨情仇的真容竟能被如此完全颠倒与虚构，这写手的想象力之丰富令人惊讶。读者自然会想到，整个《命运》之中，类似这样看似“凭材料”实际是凭想象虚构而来的历史氛围与人物关系还有几多？
面对如此“历史真相”书写，让我们倍加警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