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南迁苏州篇
第一章 颠沛流离 弦歌不辍——在苏州三个月复课
五、医学院学习掠影（1946－1949年）
作者:郭素筠
我于1946年考入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圆了我读大学的梦。我们学习和住宿均在河大分校——繁塔。当时的院长是张静吾教授，他在德国学习神经科。由于学校从陕西迁回不久，所以教学设备还比较简陋，几乎无教具。解剖学无完整的骨架，只有几张挂图或几个四肢骨，让学生比着自己画图，标明解剖名称，幸好当时国立学校有公费，将每月伙食费节余的钱购买解剖书和其他科的教材。在我们住宿院子的后面有一个农场，有一台联合收割机供农学院使用，我们在早上或晚饭后可在农场看书散步。
在1947年5月28日的上午，校园被国民党武装人员包围了。即不能学习，也不让外出，有便衣及武装人员搜查每一个宿舍，查看学生证及书籍，在我们医学院的学生中没查到他们需要的对象，据说其它院有学生被逮捕了。由此可见在专制独裁的政权下，青年已失去学习的自由权利。
后来，我们医学院的学生迁回校本部。学习条件比以前好多了，有正规的教室、解剖室、图书馆。医学院的院长换为张汇泉教授，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是学组织胚胎的。我们的组胚课就是由他教授。有一次，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给我班学生讲话，大意是现在做人要像圆球那样不能有棱角。当时我并不理解他的意思，后来领悟因当时学运较多，怕我们出事，遭国民党抓捕，特提醒注意。解放后，他任山东医学院院长。
1948年夏初解放军攻打开封。学校为保护学生的安全，迁出校园躲避战火。开封攻下后，国民党反动派跑了，共产党也未建立政权，国民党的飞机天天轰炸扫射，校部已有一位老师中弹身亡（他是我班同学辛奇云的姐夫）。学校通知学生可暂离开开封，何时开学待通知。
我只好向徐州老家走，于是和几位医学院的徐州同乡，冒着国民党飞机扫射轰炸跑出城外。当时通徐州的铁路已断，我们只好雇一马车拉大家的行李，沿陇海铁路线步行赴徐，不料中途遇到了火车，即改乘火车至徐州。下车后发现河南大学的通知，学校已迁至苏州，学生可到苏州集合。由于我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房屋财产全毁于日寇的炮火之中，外祖父母死于鬼子的刺刀之下，父亲处于半失业状态，全家人口众多，生活十分拮据。我无法在家久留，只能跟着学校走，既可读书还有公费，所以回家不久即赴苏州了。
到苏州报到后，医学院的女同学住在沧浪亭对面的学校里，后又迁到公园路一个资本家的家里，资本家全家住楼上，我们学生住楼下。安定后，经学校联系，曾在东吴大学、博习医院上过课，虽然这些课不完整不系统，但取百家之长，我们还是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苏州在京沪线上，是上海的北大门，交通方便，人文荟萃，文化思想活跃，所以学校来此后，学生自动组织一些活动团体，如学生自治会等，还组织了话剧团，演出“北京人”等，记得我班一位女同学担任该剧女主角。一些进步刊物也较易看到，如“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并与京沪线上各大学有联系。一次京沪线上的大学联谊会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我班几个同学观看了该会演出的“白毛女”和“兄妹开荒”等片段。因此，对思想意识的提高对国家形势的认识都有很多帮助。
我有一位小学同班同学，他在东吴大学读生物系，家在苏州。大约在1948年底，他突然离开学校去苏北。次年苏州解放后，他穿着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回来了，告诉我他是华东医务干部学校的学员。该校不久将迁往上海，接收国民党的国防医学院（即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现在学校正在招生，听此消息后即和同班的几位好友前往报名参军，告别了河南大学医学院，转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了四年，取得该校毕业证书，并留在部队继续为部队服务。
我在河大的二年多时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节节溃败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百姓的生活极不稳定，然而河大的老师们仍然坚持教学，为学校的生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尽心尽力，这种负责敬业的精神，至今让我们不能忘怀。
六、法学院在苏州
作者：林福五
1948年6月底，法学院随学校迁来苏州后，被安排在东北街潘儒巷石家角的一座仓库里，这个地方东北两面临河，西南两面是小巷，现在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闻名的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的停车场。
当年这个既是宿舍又是教室的大仓库，中间是广场，大概是用来晒粮食的，四周一律是一排简陋的平房。大门直对潘儒巷，侧门则通向北河沿。法律系被安排在靠近侧门的左右两边平房。而政治和经济两个学系则分别安排在沿北面临河和东面临河的长排平房内。那时我是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我们系主任是熊伯履教授，在我印象中他年事已高，当时好像熊老师不在苏州。我们法律系四年级同学如果有事往往直接到校本部联系，至于课程安排，在苏州聘请兼课教授大都是院长方镇中教授代为处理。方教授除了给我们讲授政治学、国际法课程之外，还经常邀请国内著名教授和学者到院里作学术讲座，记得冯友兰、郭绍虞、姚雪垠到法学院演讲时，方院长自始至终都是陪同在讲堂上。
我们法学院的民主气氛是十分浓厚的，在开封时代是如此，迁到苏州更是如此。我们法律系四年级就如同一个“小解放区”。我们班的王树万同学在开封“5.28”大逮捕中被关押二个多月（王树万是我的好友，苏州解放后参军十兵团南下，后转至福州，四人帮粉碎后，我俩曾多次聚会，可惜他于2007年离世。我曾拙诗悼念，发表于《姑苏吟》）；还有庞兰亭同学，他1942年在河南安阳高中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早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俩同宿舍，1948年他随校到苏州之后，不久就先于学校返回开封，即任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后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我与庞兰亭多次相聚，重温青少年时代的友情，谈论他回开封后坎坷的人生，他的经历极富传奇，我在感慨之余曾经萌发为他写篇纪念文章的想法。
除了上述二人，我们法律系四年级到苏州者不足40人，可是全校在苏州重建的地下党支部17名成员中，我们班级就有4名：薛进明，虎世威、段鹤龄、高信笃。如果加上庞兰亭就是5名了。
全校54名地下学联成员中我们班级就有8名：齐文楷、陈济烔、刘茂林、苏玉瑛（女）杨自清、魏克复、姜中学和我。还有戴庚敭（此人虽是农学院学生，但是由我联系的地下学联成员）。
其他同学：张自英、许成章、马龙图、姚惕生、丁璇贞（女）、张育进、郭玉山、孙钧、刘茂东、程嘉佑、马玉成等（年代久远，有所遗漏）。
当时法学院各方面条件虽然较差，但是我们法学院的临时校舍和苏州社教学院只是相隔一条马路，这就增进了我们和社教学院同学们的接触和友谊，所以同学们都方便到社教学院图书馆阅览室读书，不少进步书刊都是在那里得以阅读到的。那时，河南大学的民主小报如雨后春笋。至于法学院究竟办过多少种小报，现在已无从记忆。仅记得我们法律系四年级所办小报取名《春笋》，我负责组稿和刻蜡板。1949年初春，李宗仁上台，新的国民党行政院长发出了“和平”倡议。我曾在《春笋》上发表过一篇“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我在社教学院阅览室的期刊中得到的启发而写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法学院学生的民主运动，在开封时期就从不落后于人；到了苏州，特别是法律系四年级同学们更是如火如荼。究其原因，其中不能回避的是兼管院务的院长方镇中教授对我们采取了宽容和默许的态度。我们当时许多“出格”言行，身边的教授们也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干脆就“装聋作哑”。否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我们同学中不知有多少会遭受到想象不到的灾难呢。
苏州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过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校园，全校师生欢欣鼓舞。每天清晨，在法学院宿舍前的小广场上，至少有二队学生在扭秧歌或唱革命歌曲。而我们班的同学们则在后侧门外临河的一小片空地上活动，领队者是地下学联的杨自清同学，扭秧歌、唱革命歌曲自不在话下了，活跃得很，可以说是迎接苏州解放的彩排预演。4月28日，苏州解放第二天，我们班同学就组成两个分队，化装到观前街等闹市扭秧歌、呼口号、唱革命歌曲庆祝苏州新生。记得在第三天正式欢迎解放军入城大会上，民众涌上街头，人山人海、马路堵塞，正是我们法律系四年级的一位同学登上一辆解放军卡车帮助指挥交通的。
弹指间，一个甲子过去了。如今回首往事，总在人生的“意义”上徘徊，总是披沙拣金般地砺炼着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回忆起1949年解放初期，我参加了动员法学院同学参军、参干的工作，当时和法学院联络的军代表是姜培彬同志，
他和蔼可亲，同学们有事找他，他总是认真地听取我们的询问或问题，及时帮助解决。参干后，我和杨泽海一批同学留在苏州市，参加了一个短期学习班，杨泽海不久被分配到市委共青团部门工作，我到新苏州市政府之后，便和同班同学陈济烔一起参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筹办工作，我和陈济烔曾分别担任该院的庭长职务……那时，我们河南大学的绝大多数学子，哪一个不是全身心地要融入我们向往的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建设中去；我和陈济烔作为法学院法律系的毕业生，满怀着建立新中国的平等、公正新法制的理想，愿将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终生奉献。
岁月匆匆，沧桑几度，陈济烔在“文革”自杀，王树万、庞兰亭的冤案……钩沉往事，不禁老泪纵横，感慨万千。他们都是我的青春知己、是国立河大的优秀学子、是共和国不可多得的英才……我永远怀念他们。
我虽历尽坎坷，终能在苏州赢得一寸“教席”，我要在有生之年尽我微薄之能，将母校的这段辉煌的历史留下来。为了缅怀我们青春洋溢的大学生时代，我以拙诗“吊王树万兄二首”献给我的同学们！
吊王树万兄二首
南国忽传驾鹤游，初闻涕泗任横流。
当年共饮大梁水，晚岁重逢茂苑秋。（1）
饱受深冤无抱怨，曾经浩劫不言愁。（2）
而今撒手九天去，旧日音容梦里留。
遥忆当年汴水游，几番风雨共同舟。
人忧国运争民主，君陷牢囚斥寇仇。（３）
投笔江东驰骏马，转农古闽乐耕牛。
重逢促膝恨时短，噩耗传来泪不休。
……………………
（1）茂苑，古时苏州的别称。
（2）1947年，我与树万住在一个宿舍，他因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被捕，被勒令休学一年。参加工作后为此事以“叛徒”嫌疑屡遭审查。其时树万乃一爱国学生，尚未参加共产党，何来“叛徒”罪名？四人帮粉碎后，我俩重逢，谈及此事，他淡淡一笑而已。“文革”中，曾有外调者强迫我写树万“叛徒”材料，他们恶气冲天，拍案威逼，从晚饭后至次日凌晨，我一言不发，他们一无所得。
（3）寇仇，即敌人。当指国民党反动派。__
七、春华秋实忆当年
作者:孙材江
1947年，我十六岁时从开封高中毕业，当时在同一招生区内可报考多座大学，所以曾同时被四所大学录取。由于受河大医学院、理学院任教的父亲孙润晨（1）的影响，最终选择了当时名师如云的国立河南大学，进入医学院七年制医疗系学习，志在继承父亲的医学事业，走上了“救死扶伤”的行医之路。
在父亲孙润晨的指引下，我的大弟孙材秦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作为教授在西医科大学从事流行病、传染病研究工作；二弟孙材陇多年来在武汉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曾任副院长、中心实验室主任，小弟孙材康曾任郑州骨科医院副院长；大姐孙材英在开封市人民医院担任眼科主任医师。可以说，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医学世家。
说起国立河大迁徙苏州之事，也是我们全家悲痛欲绝的时日。我终生难忘1948年6月19日这一天，是我最可爱的小妹妹孙材平在开封女中遇难的日子。记得18日前后开封战役打响后，父亲让我到地处鼓楼街东侧学院门大街的开封女中去接小妹妹回家，我冒着战火到了开封女中附近，可鼓楼街、学院门附近早已戒严，大街上渺无人烟，我只得作罢。妹妹被困在学校的几天之后，妹妹最要好的同学柴瑞亭到我家报信，妹妹在6月19日的国民党飞机轰炸时中弹身亡了，同学们把她的尸体掩埋在学校偏僻的空地里。我们全家听到这个噩耗全都泣不成声，
父亲、母亲老泪纵横，欲死不能……我们到学校收尸时，薄土掩盖的尸体一条腿
还露在外边，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下已经腐烂了……后来柴瑞亭告诉我们，6月19日晚间小妹妹没有和同学一起钻防空洞，而在教室点灯看书，飞机扫射时，妹妹胸部中弹在挣扎中死去。我们家品学兼优最可爱的小妹妹在她17岁的花季少女时期，就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6月23日开封第一次解放，解放军战略撤退，国民党新五军又重返开封之后，为避开战火，我们全家带着巨大的伤痛，随河大暂时迁往苏州。
河大迁往苏州之后，1948年10月开始复课，虽然学习条件很差，没有实验室上解剖课，学校帮助同学们想办法联系东吴大学、博习医院听课、实习……自己动手做标本，一刻不停地汲取着医学知识。同时，在当年如火如荼的学生民主运动中，我们也积极地投入了时代的潮流。我在好朋友理学院地下党员郝立德（2）的指引下加入了地下学联（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参与组建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群社”。说起郝立德，我们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他天资聪颖、学业优异，十五岁考进河大理学院生物系，那时他思想敏锐接受新事物比我们快，对民主、平等的追求执着；同时，他为人忠厚善良，无形中成为了我们这些同学、朋友的核心人物。记得医学院、理学院和法学院曾以地下学联的同学为主，组织了一个“山林合唱团”，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解放区的歌，歌名记不得了，有几句歌词至今难忘：
“山林果，红呀红山坡，红遍了东山坡，红了西山坡，边区的人民乐呵呵……”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们创办的《新群》和《迎接》两份秘密地下油印刊物。《新群》中的文章像“医学院在进步中！！！”、“关于刊物的阵线问题”等报导，都展现了河大学生在民主运动中的风貌。《迎接》是苏州解放前夕所办的油印小报，南京“四?一血案”传到苏州之后，怒吼之声浪席卷河大学生办的近百种油印刊物、小报，《迎接》曾以“血债还要血来偿”为标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学生的暴行。记得还刊登了“献给黄河剧团热心的团员们”的文章，为“黄河剧团”在苏州公演的话剧《北京人》喝彩。我们那时经常深夜在油灯下写文章、刻蜡板，散发张贴小报和传单。
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这两份小报的五位编辑是：理学院的郝立德、法学院的柴广智、工学院的侯如印，医学院的田治中和我，可以说我们就是一个小的社团联谊会。难忘我的好朋友郝立德在《迎接》上发表的诗《血光》：“在这个时候，人民还在流血；血凝结了，在法西斯者的眼中，闪烁着的是灿烂的光辉；但这光辉却在每一个人民的目光中，燃烧出更深的、更深的愤怒。”
为了纪念郝立德，现将《迎接》影印件公布如下（图片从略）：油印小报《迎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四（公元1949年2月24）刊头的下边：发行者河大迎接社），以及用号外形式印发了抗议书。
南京“四·一”血案传到苏州后，我们以“新群社”发表“苦难和迫害将使我们更坚定”的告同学书（影印件从略）。那时，我们虽然很幼稚，但是这些凝结着我们青春岁月，燃烧着我们理想，承载着真诚友谊的篇章，我一直像“珍宝”般地将两份由印小报保存了半个多世纪。
1949年年初，郝立德提醒我让我躲一躲，我猜想他一定是地下共产党员，那时传言国民党在河南大学开了黑名单。为了找出路，1949年3月，19岁的我不得不离开苏州，离校后到扬州投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4月10日我被华东医学院录取，后被派往河南商丘二野的中原医院做伤员救护工作，直接给从淮海战役下来的伤病员换药疗伤……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和中原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回到河南，这时河南大学人事皆非，不久医学院被划分出去，原来的院长已不知去向。我便在这座改称河南医学院（3）的学校重修医学本科五年学业，1954年我以毕业考试成绩第一、实习总分第一、五学年总评第一、毕业论文质量第一结束了大学生活。
毕业后，我被分配至长沙湖南医学院附属一、二院工作至今。历任外科教研室、骨科、创伤骨科研究室主任；附二医院院长等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先后在全国性和省市级十余所学术团体如中华骨科学会、中华医学会、中西医结合学会以及科学技术协会担任正副主委（理事长）、常委等。多年来还兼任中华骨科杂志、中华风湿病杂志、美国中华创伤杂志等编委，以及香港新华通讯社出版社技术顾问、美国AAAS特邀国际会员。
1958至1961年离职学习中医三年；1981年在奥地利、西德考察、工作，任访问学者及客座医师；曾被授予全国先进科协工作者、十佳教师等荣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医学的道路上，我一直致力于骨科特别是创伤骨科及中西医结合工作，尤善以非手术方法治疗骨科伤病。在国内最先开展关节镜工作；最早研制应用抗生素珠链防治骨关节感染。对康复医学会及老年医学非常重视，并有较深造诣和独到见解。一贯主张并大力宣传建立和发展“骨内科”；多年来为促进中西医团结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仍担任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省老年科协及反邪教协会常委等社会团体兼职。
曾在省、全国级专业期刊发表100余篇论文；参编、主（副）编医学科技专著22册（部），如《关节镜学》、《矫形外科手术入路图解》、《中西医结合骨伤科手册》、《骨科手术学》、《中国农村医师大全》、《实用骨科学》、《孙材江教授论文集》及《门诊外科学》等。
1987年，我荣幸地作为湖南省的党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诸多的荣誉鞭策着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时时刻刻不忘我的理想和职责；不忘年轻时为民主自由新中国奉献终生的理想。如今，我虽然已经82岁，但是依然在医院的专家门诊看病和担任住院部查房工作。在一次应邀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学术交流时，该院的王馨荣同志得知我曾是国立河大学生，告诉我他们老院长陈王善继生前多次谈到1948、1949年河大医学院学生在该院上课、实习的情景，可惜老院长陈王善继2010年故去，但是他在对院史的回忆资料中，留下了1949年河南大学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在苏州博习医院实习后和博习医院师长合影（前第二排左起第六人是陈王善继教授），这张珍贵的老照片（照片从略）。
王馨荣同志希望我能找到照片中四年级的学长，以亲身经历回忆在当年博习医院实习的感受。据王馨荣同志介绍，博习医院1883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创办，苏州解放后由苏南行政公署正式接办医院，虽然现改名为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但院长一直由原博习医院的放射医学家陈王善继担任。这张照片便是当年我们国立河大医学院和苏州医学界友谊的见证。为了纪念这位曾经带领我们医学院同学们实习的师长，这位一生奉献给“救死扶伤”的著名放射医学家陈王善继院长，我将这张照片奉献给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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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润晨（祥正）教授（1898—1973）：河南卫辉人。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16年、1924年两次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约翰.霍伯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博士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眼科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北平医学院教授。1948年作为国立河南大学理学院院长，并兼任医学院院长，随学校迁往苏州。1949年3月初，当选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1949年7月随国立河南大学回到开封后，因拒绝参加河南人民革命大学将河南大学停课后设立的“政治学习研究班”改造，辞职在自己家里开办“正大眼科诊所”维持生计，从此离开了河南大学，后到开封人民医院，一生从事医学工作。
（2）郝立德：国立河南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郝象吾先生的长子。
（3）编者注：据1998年出版的《河南医科大学校史》记载：“第二章、第一节建国初期的河南大学医学院（1949年4月～1952年5月）一、中原大学医学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的新生”之中，1949年4月这座学校名称应为：中原大学医学院。至于作者所云“这时河南大学人事皆非，不久医学院被划分出去，原来的院长已不知去向”所指的应是不知所踪的河南大学医学院了。
（4）陈王善继：是国立河南大学苏州阶段，被姚从吾校长聘请的医学院的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