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中国政权交替的1948—1949年，南迁北返是国立河南大学被消亡的历史劫难，是河南省近代高等教育上一个掩盖不住的历史伤痕。
对于国立河南大学南迁苏州的芥蒂，在利益的暗箱操作下,已经被模糊、混淆、扭曲了六十五载。也许天意与历史的规律是一个概念，风沙弥漫的历史天空，尘埃终归会有落定的一天。当普世价值战胜了偏见，六十余年后，再回首遥望远山峻岭，轮廓会更加清晰。
首先应面对的是将国立河大“南迁”苏州歪曲为“南逃”的真相，有幸的是，六十三年后的2012年7月11日《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与实习生姚晨雨，在多方考察并亲临苏州探访之后，终于淡定的在该报的厚重河南版发表“困顿江南盼回归”一文中道出了:
“河大的迁移，是很多因素使然，是现实所迫。要知道开封解放比较早，当时三大战役尚未爆发，国民党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大；其他学校的迁移之议，多是在三大战役之后，根本无路可走，只有坐飞机走，因此是由傅斯年动员名教授们撤离……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夕，由于担心失去这所在北方负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南京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开始筹划河大南迁。由于是“国立”，属教育部直接管辖，河大不得不听命。”
正如《苏州明报》1948年6月24日报道：
“国立河南大学，业经教育部决定迁移来苏。兹悉，教育部昨已派该部专员王家瑞来苏勘觅校址，以备克日迁苏，王专员莅苏后，即赴县府访王县长，洽商觅屋事宜，下午并由本县王教局长志瑞伴同赴虎丘勘觅云。”
1948年8月3日《苏报》“河大无校舍－姚校长将邀请各界协助”的报导：
“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氏，於前日由京抵苏，该校校舍，现虽暂假纯一中学及苏州中学两部，惟以开学期近，亟须迁让，故深为焦虑，对三千一百余名员生，就学与宿舍，尚无相当地址，姚校长除晋谒省教育厅长陈石珍，请予设法，并即遄返苏垣，定明日柬邀此间党政军首长及社会贤达，举行座谈会，请求协助将校址觅定，以安顿苦难之莘莘学子。”
也就是说，国立河南大学作为一个人才济济的教育机构——北方著名的综合国立大学，1948年9月六院十六学系在职在校3200余师生员工，陆续全部奉命抵达苏州，就此在苏州名正言顺的拉开了复课的序幕。
在河南省高等教育的历史长河中，隶属南京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国立河大，绝对不是地方封建霸头团伙势力的囊中之物。任何不服从迁校复课命令而自动离职离校的员生，不可能再是国立河大员生了，只能是与河大没有任何组织关系的校友。而在战火的艰险中不能与国立河大患难与共，置2600余学生不顾，放弃授课职责擅自离校的教工，不仅与国立河大没有任何关联，而且也永远没有资格与忠诚于教育事业，坚守教学岗位，与国立河大生死相随的师表们同日而语了。
一、1949年3月国立河南大学校委会的诞生
首先，《大河报》首席记者姚伟，经多方调查、考证，于2013年10月到当年国立河大校委会主任方镇中（1）的故乡，察访文革中遣返原籍，在河南省唐河县古城公社井楼大队第11生产队监督劳改，1968年10月19日逝世于此地的方镇中墓地，并访问了当地自动为方镇中守墓的方氏家族后人。
2013年11月29、12月3日，在《大河报》厚重河南版发表了“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一）拒绝做官唯愿教书为业”；“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二）受命危难之际凝聚河大力量”。
对于校委会的建立，《大河报》在“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二）报导如下：
“1948年底，河大校长姚从吾辞职去了台湾，南京教育部任命教务长郝象吾代理校务，郝象吾请张静吾、马非百两位教授组成‘三人小组’，共同管理学校。第二年3月，“三人小组”与学生自治会产生分歧，觉得无法解决种种难题，在怡园校部贴出告示，宣布辞职、离校。”（笔者调查：代理校长郝象吾、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辞职后未离校）
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使河大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此时局势动荡，如果不能凝聚人心，学校将面临瓦解危险。沪宁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情况，立即做出指示：河大绝对不能在苏州解散，采取积极措施，保护这所高等学校。杨泽海（2）回忆说，他接到地下党指示后，即与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士燮联络各个方面，拜访教授会会长蒋镜湖，职员会会长杨震华等人，召集了十几次会议，协调各方面意见，决定让全校师生民主举荐，选择有威望、有能力、各方信得过的人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学校安定，保护河大在苏州解放前夕不乱不散。
当时各方商定的标准极高，既要作风正派有威信，又要业务上有权威；既要社会工作能力强，又要愿意为师生服务。最终师生们推举了方镇中、郭暄、杨震华、王鸣岐等七人组成校委会。
校委会的产生，令河大人大感宽慰，师生齐聚怡园校部，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送当选委员进驻怡园校长办公室。在这个委员会中，方镇中是主任委员，他与副主任委员郭暄、常务委员杨震华常驻怡园校部主持校务。学校的教学业务，行政管理，经费筹措与安排，完全由校委会负责。杨泽海写道，方镇中、郭暄、杨震华‘几乎每天下午都在校部主持召开各类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研究校政工作’。他们公开学校财政，赢得师生信任，切实清理学校资金，筹集粮款，处理各类繁杂事务，解决了师生吃饭问题。在时代大动荡中，河大出现了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迎接解放的局面。
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通过校委会和学生自治会共同努力，突破了河南大学在苏州濒临解散的最后一次危机，杨泽海回忆道。
1957年9月4日，方镇中在开封师范学院的交待材料《自传》中交待：
“1949年3月底……在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士燮（现在北京教育局）、秘书江丙寅（不明所在）、杨择凯（不明所在）几人的推动下，由教、职、工、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从教授中选出十一人成立学校维持会，我和郭少海（现在武汉水利专校），杨震华（现在本院）三人当选为十一名委员中的常务委员，负责维持学校到是年四月底苏州解放。”
据查“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士燮”、“秘书江丙寅”均未找到，“杨择凯”即学生自治会主任秘书杨泽海。据当事人（即《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编委）分析方镇中所指“十一人成立学校维持会”除七位教授之外还有学生自治会的四位学生参与工作（现查明参与工作的学生代表有刘士燮、杨泽海，以及中共地下党支部委派协助校委会北返汴垣工作的党员方德英）。
当时国立河大校委会称：校政维持委员会。1949年4月29日，校政维持委员会代表国立河大接受苏州军管会全面接管，并在河大怡园校部与军代表联署的两个多月，随着国立河大按共产党接管文化教育政策具备新中国合法地位之后，校政维持委员会，按全国被接管的国立大学的统一名称：校务委员会。
1949年3月国立河南大学校政维持委员会当选主要成员：
主任委员：方镇中（法学院院长）
副主任委员：郭暄（工学院院长）
常务委员：杨震华(文学院教授、职员会会长）
委员：王鸣岐（农学院院长）
孙润晨（理学院院长）
严凯之（工学院水利工程系主任）
（校委会七位教授，由于1949年河大回归河南之后，校委会即刻被非法撤销，时间久远，七人委员还有待进一步查明）
国立河大校务委员会，不仅是代表国立河大接受新中国接管的唯一管理校务的合法机构，而且还具有师生员工民主协商、举荐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还具备了领导河大“六院五会三处”之权威性。
正如苏州解放前夕1949年4月20日《苏报》报导
“河大六院五会三处之临时校政维持委员会已正式成立，规定每天下午三时，齐集校长室联合办理各项事宜。”
1949年国立河大教学体系(参考现存苏州档案馆,国立河1949年5月在苏州军管会登记资料)：
六院十六系
1、文学院下设：历史、国文、英文、教育4系；
2、理学院下设：数理、化学、生物3系；
3、法学院下设：经济、政治、法律3系；
4、农学院下设：农学、森林、园艺3系；
5、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水利工程3系。
6、医学院附属：高级助产学校、护士学校、助产医院、附属医院
学校下设三处：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
学校行政管理部门：文书组、庶务组、出纳组、会计组、注册组、贷金会
学校附属：工高、图书馆
五会：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工友会和学生自治会
二、校委会代表国立河大接受军管会接管并完成接管工作
1949年国立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和全国多所国立大学一样，在中央政务院没有正式任命校长之前，依然是过渡时期的国立河南大学的唯一合法管理机构。
2009年杨泽海（2）作为主编，组织国立河大当年中共地下党支部薛进明、杨杰青以及学生自治会干部及同学兰林、吴长吟、王非、林福五、王逢申、孙元恩、孙材江、朱锜、李成义、李仲峰、李耀乾、李鸿禧、沈景珠、张骥、张常欣、张祖绪、赵奉宇、袁成业、郭素筠、彭果、蔡庆安、薛进明等三十余位原国立河大老校友以及子弟，即国立河大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为还原了国立河大南迁北返的历史真相，集体编写了回忆录《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2012年8月完成了第一版，2014年8月完成了增补版）。其中杨泽海书写了多篇回忆录，包括早年以里明为笔名写的“河南大学在苏州民主述略”等。
《国立河南大学1948—1949纪实》中，对当时国立河大校委会诞生的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载，譬如1949年4月28日苏州解放之后，军管会进驻国立河大的前后情况：
“……军管会文教部即刻派人到学生自治会看望同学们。在这之前学校党组织已经向解放军文教部介绍了河大的全面情况。解放军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十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接见了校委会正、副主任方镇中、郭暄，常委杨震华教授等，并对学校的各项工作给予嘉勉。
1949年4月29日苏州解放第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了河南大学，由军管会文教部部长徐步同志，亲临怡园校部代表军管会主持全面接管国立河南大学工作（军管会另一名军代表为姜培彬同志），以方镇中为首的校委会……即刻向军管会汇报河大情况，主动积极接受军管会的领导，并配合军管会做好各项接管工作。
在军管会文教部的领导下，校委会除了办理3200余师生员工在军管会造册登记、接受供给、领取生活费用，清理校产等各项校务工作，同时还办理了1700余河南大学优秀学子参军、参干的离校手续。校委会的工作也得到徐步部长、苏州市委书记林修德的表扬。1949年5月，校委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主持约600余名国立河大毕业生的毕业典礼，颁发了毕业证书。
1949年6月，那时参军、参干的学生大都离校，清理校产，组织教职员工、学生、家眷回归河南的重担落到校委会身上……”
1700余离校学子去向：1992年7月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署名里明（即杨泽海等人）“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中记载：
“在苏州就地参加工作的约500人……随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参军的有300余人，随当时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来福建作战的有400余人，随第二野战军到西南服务团的有400余人，还有一些分散零星投入革命队伍者或参加工作的”。
之后又经多位校友讨论核实，1949年从3、4月开始就有学生从苏州投奔解放区，1949年5、6月苏州解放后，在军管会动员下大批同学奔赴解放军及新中国工作岗位共1700余人。1948年赴苏州学生约2600余人，1949年5、6月前后“1700余河南大学优秀学子参军参干的离校之后，留校的学生人数为800余人。
三、国立河南大学完璧归赵前后
《大河报》在“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二）文中报导：
“这年6月，河南省政府派郭海长前往苏州接收河大，方镇中、郭暄等人将学校全部人员名册和财产清册交给郭海长，并在清理完一年来租借苏州各界账目
后，宣布校委会自行解散。”
那么，为什么校委会在和军管会联署办公期间，处理大量河大回迁事物忙得不可开交时，要“宣布校委会自行解散”？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河南省政府派员郭海长的背后，还有一个自称是给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吴芝圃带话的人物……
在《江流天地外——郭仲隗 郭海长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记1949年河大迁返事”署名王予民（采访郭海长笔记）的一文中写道：
“吴芝圃对他(即郭海长)说：“4月大军过江，5月上海解放，江苏秩序已经恢复，省政府决定派你作代表，去苏州接河南大学，把学校迁回来。只要愿意回来的师生，都欢迎。”
上文说的很清楚，郭海长“去苏州接河南大学”，“只要愿意回来的师生，都欢迎。”可以说“接”与“欢迎”和“派郭海长前往苏州接收河大”完全两码事。河南大学已经按共产党和平接收文化教育的政策，在苏州被军事接管之后，登记造册、领取俸薪，参军、参干为新中国输送大量人才，国立河大被全面接收后，已经具备新中国合法地位，全体教工积极筹备1949年9月开学授课。
那么，吴芝圃明明是“接”、“欢迎”怎么会变成“接收”？接着在“采访郭海长笔记”中又写道：
“这一年4月26日苏州解放，河大校长姚从吾已于事前携家去台湾，教授会临时推举张静吾、郝象吾、马非百三人维持校务。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积极参军，少数人逃走，下余师生准备返回开封，已委托张邃青教授回汴先行联系。
……这时张邃青教授也从河南回来了，他给教授会带回来的消息是：吴芝圃主席说河大迁回的事与郭海长同志商量。从此教授会也更信任郭海长了”
以上插曲清楚表明，1949年3月在校政维持委员会民主举荐中落选的“张邃青教授”（在《姚从吾年谱》中，姚从吾校长时期公布的院长人选中，文学院没有标明院长的人选是何人），1949年5、6月却匆匆穿梭于苏州、开封之间……他要干什么？文中已经清楚表明张邃青隐瞒了国立河大接受了苏州军管会的接管，隐瞒了军管会、校委会的存在。那么，张邃青是依靠什么势力、受什么人指使，能越过军管会、校委会，否定苏州军管会对河大的接收，要在共产党政策法规之外另立山头，再次“接收”河南大学……要将“省政府决定派你作代表，去苏州接河南大学”，变成“接收河大”……要按张邃青“他们”的意图对河大进行第二次接管。其实从1949年国立河南大学在河南八朝古都开封的消亡，至今在河南的地面上再也没有和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原直属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并驾齐驱的一流大学了，河南省委1949年有取缔国立河南大学的文件吗？想必是有人认为“权力”比河南省高等教育的兴亡重要的多……难道事情还不够清楚！
这时，重任在身的校委会，在张邃青、郭海长面前不得不被迫“宣布校委会自行解散”，但是没有军管会批准，没有全校师生员工的罢免，校委会不仅没有理会张邃青的干扰，照常进行工作，继续在全校师生员工的拥戴下，在代理校长郝象吾、总务长党玉峰、教授会会长蒋镜湖，以及医学院院长张静吾等等河大学人的协助下……给河南人民交出的是一份忠诚于教育事业的答卷。
1957年，国立河大校委会主任方镇中交待材料《自传》（现存有关档案馆）中交待（第22页）：
“……苏州解放后，我立即接受军管会文教部长徐步同志的领导，随时向徐部长请示。是年6月河省人民政府吴主席派郭海长（现在河南省统战部工作，党内右派份子）去苏州接收河南大学，我和郭少海（即郭暄）、杨震华三人即将学校全部人员名册与财产清册交给郭海长……在学校维持会负责三月余时间内（即苏州阶段），由于全体人员提高了警惕等候解放，因此师、生、员、工中没有一个被捕，学校财产基本上没有遭到损失。”
国立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和全国多所国立大学一样，在中央政务院没有正式任命校长之前，成为过渡时期的国立大学的合法管理机构。从1949年3月下旬到1949年7月初，直至河大师生员工、眷属以及全部校产登上回归开封校园的专列，国立河大校委会自始至终肩负着这项历史使命。
四、1949年7月9日国立河南大学“整建制”回归汴垣
《大河报》在“困顿江南盼回归”一文中披露：
“河南大学大部分师生没有前往台湾，也没有留在当地高校，而是追随学校回归中原。回到开封的河南大学，有六个学院十六个系的完整建制。在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不管南下还是北归，河大师生大多选择了跟学校在一起。”
寥寥数语，揭开了六十余载的国立河南大学行踪之谜。如果量化“河南大学大部分师生没有前往台湾”，这句国立河大曾经必须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被妖魔化的血泪咒语，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宣布：国立河大1949年从苏州赴台湾的教授有校长姚从吾教授、文学院杜新吾教授，如果吴相湘先生承认自己是河大教工的话，一共三位。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选择，无可非议。他们在台湾文史界做出的贡献，照样是国立河南大学的光荣。如果有人要以这3位学长划出“右派去了苏州……”（即河大3200余师生员工，以及数万名河南中学生的“南逃”大冤案）早就该收起这莫须有的无耻谰言了。
同时，《大河报》发表的“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文中，“在姚伟拍摄的杂草丛生的方镇中坟墓照片下边留下了：
“长眠于唐河方家寨的方镇中先生，对河南大学整建制北归中原，有着不可忘却的功德。”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刀锔鼎镬在其右与左，国立河南大学1949年3月上任的校委会主任方镇中，历经近二十年家破人亡、死于非命的残酷陷害，致死告诉后人的只有一句话：
“1949年，国立河南大学完璧归赵。”
毫无疑问。1949年7月9日，是国立河南大学学人们，用血泪的坚持书写的“整建制”北归中原的历史纪念日。
那么，1949年7月3日从苏州起程，7月9日回到开封的国立河南大学究竟回去多少教职员工生，运回多少校产。校委会交到河南人民政府的“学校全部人员名册与财产清册”的数字到底有多少？
庆幸的是多年来虽然没有查寻到校委会交给郭海长的“学校全部人员名册与财产清册”，但是，就在国立河大回到自己法定校园的第9天，《河南日报》1949年7月18日 （第四版）在报导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全原文附后）：
“……除留江南参加工作学习者外，六院十五系教职员四百余人，学生八百余人，工友近二百人，连同眷属综计二千余人，均已到达……所有图书仪器，一千五百余箱（内图书八一一六四册，杂志六一八四册）连同行李约四千件，全部完整运回。”（因文学院教育系1949年没有系主任，所以统计为十五系）
历史如实记载了“六院十五系教职员四百余人，学生八百余人，工友近二百 人，连同眷属综计二千余人”北返汴垣的实况。对于“图书八一一六四册，杂志六一八四册”的数字认真仔细到个位数。要知道回归校园的这87348册图书杂志决非是一个数字，河大在战争年代历经磨难还能从苏州运回近9万册图书杂志(据查1949年浙江大学藏书11万册，武汉大学藏书16.3万册)，这是一座国立大学的家底，其中不知浸透着多少学人的心血。
据知情人披露，姚从吾校长、郝象吾教务长苏州阶段曾在上海等地购买一批书籍（据说数量可观）；当年,河大图书馆馆长李燕亭教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图书馆专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同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得南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硕士学位，同时，又在美国洛杉矶公立图书馆学校毕业。据可靠记载,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宝鸡造访河南大学时说：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经过战火的洗礼，而河南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却能保存那么好。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专门向图书馆的帮助表示感谢。
国立河大校委会，就是和像李燕亭教授这样一批优秀学人，为了保住河南省第一高等学府的基业，承载着中原文化的传续，同舟共济肩负着保护河南高等教育的使命，完成对八万七千多册图书清点、登记、打包、装箱繁琐的工作。
但是，不尽然的是，方镇中所披露的“将学校全部人员名册与财产清册交给郭海长”之中，还另有隐情：
校委会副主任、工学院院长郭暄（5），冒着生命的危险亲自驾车，在战乱中不顾天上飞机轰炸，冒着酷暑，从上海交大运到苏州的一批据说是二战后联合国为补偿抗日战争时期扒黄河花园口给河南人民带来的灾难，赠予河南的二战剩余物资，一批崭新水工器材（这一情况是郭暄夫人告知后人的回忆）。据说事情的原委，1947年国立河南大学增添工学院附设水利工程系，国内著名的一批水利学家、海岸工程学家严振兴、郭暄、严恺之等齐聚国立河大，为此河南省将这批器材拨给了河大，目的是治理黄河，造福人民。1947前后这批器材到上海港时，由于内战便将这批器材卸到上海暂存在上海交大……
前些年我们找到了校委会副主任郭暄教授的女儿郭瑜，她从父亲生前留下的资料中，找到了有关这起事件文字资料：
“……八月我（即郭暄）随学校坐汽车到商邱再坐火车到南京转苏州，九月在苏州萧家巷住家……我到上海交通大学请熟认教授来苏州河大工学院教课，听说二次世界大战已和平，中国的总救署美国分给救济，原计划给河大工学院的仪器、机械等约几十大箱，留在交通大学某处不能拨到开封河大处，我经过交涉请求拨到苏州河大工学院，我很高兴，为河大添上许多教学设备，学生们也很喜欢……”
国立河南大学校委会副主任郭暄的纯正、朴实无华的拳拳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笔者也曾听说1948年从开封运往苏州的河大校产是五车皮，而1949年从苏州运回开封的河大校产是1500余箱七车皮。
五、《河南日报》对国立河大“整建制”回归汴垣的报道
《河南日报》1949年07月18日 （第四版）
标题：流落苏州前河大师生职工千余人先后返回本市
日内将到校开始进行学习
【市讯】前河南大学于去年开封第一次解放后，除一部分同学在嵇文甫、王毅齐、李俊甫等教授领导下，先后进入解放区外，大部师生职工（二千余人）在国民党反动派劫持下逃往江南，流落苏州。苏州解放后军管予以适当照顾，供给食粮，维持师生职工生活。在此期间，同学中先后参加工作、学习者，达千余人。上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特派郭海长同志南下接该校师生职工返豫，在苏州军管会协助下，于本月三日分批动身，经南京、徐州等地乘火车先后返抵开封。除留江南参加工作学习者外，六院十五系教职员四百余人，学生八百余人，工友近二百人，连同眷属综计二千余人，均已到达，经省教育厅、市文教局，及河南大学招待安置，分任省立一小、五小、六小、市立四小。任时女中、济汴医院及青云街等处，所有图书仪器，一千五百余箱（内图书八一一六四册，杂志六一八四册）连同行李约四千件，全部完整运回。今日河大张柏园、嵇文甫两副校长、王毅齐秘书长等，均曾至招待所慰问。十六日，省府吴主席特在河大礼堂对全体返豫师生职工讲话，并指出新的河南大学将为适应人民解放军事业与今后建国大计的需要，在新的基础上改造、重建。最后在全场掌声中，勖勉全体师生职工为学习新民主主义和建立新河南大学而共同努力。现返汴全体教职员生，日内将到校开始进行学习。”
以上报道其中“今日河大张柏园、嵇文甫两副校长……均曾至招待所慰问。”众所周知，1950年10月教育部发文通知“……各级学校校名前概不加国立、省立、市立及公立字样”的，国立河南大学名称应沿用至1950年10月。譬如，南京大学学报的报道“1950年10月10日，学校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吴有训签发的通知……自此，校名即去掉‘国立’二字，而称‘南京大学’”
看起来，1949年7月的“今日河大张柏园、嵇文甫两副校长”与“国立河南大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只能查询当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或文件来判断了。
《河南日报》1949年7月21日（第四版）
标题：“河大举行盛大联欢会欢迎江南返汴师生
【市讯】河南大学为了迎接从苏州的全体教职学员，19日下午五时，在该校大礼堂举行三千多人的联欢大会。会上首由主席李介祉同学（河大学生会主席）致开会词后，吴芝圃校长、张柏园副校长、王毅斋秘书长、刘介愚教务长均先后讲话，勉大家加强团结，努力学习，为建立强大的河南文化堡垒而共同努力。最后由苏州返校教授代表方镇中、学生代表刘士燮相继讲话，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并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接受校长领导，决心学习为人民服务，建设新的河大。会议在“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河大全体教职学院团结起来”的口号中结束，继由工人第三剧团演剧助兴。（岳世显、耕夫）
说明: “李介祉同学（河大学生会主席）”非国立河南大学的学生，更不可能是该校学生会主席。而“学生代表刘士燮”是国立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主席；“教授代表方镇中”是国立河南大学校委会主任。不知为国立河大的发展立下汉马功劳的代理校长郝象吾，何时也被撤职了……如此卑劣修出的“栈道”，暗地里要渡什么“陈仓”……
尾声：
《大河报》在“方镇中与河南大学北归中原”系列之（二）文中报导：
“1949年7月2日，河大六个学院基本完整的教学班子和部分学生，登上“专列”，千里回归中原。
但他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而是怀疑的审视。躲避战火的南迁，被定性为“跟国民党南逃”，众多师生“被怀疑、被审查、被迫害、被限制使用……”甚至在苏州参军、参干的学生，也有不少人牵涉到追究“南逃”的事件中。
作为苏州期间的校委会主任，方镇中为维护河大所做的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尊重，反而因此终生蒙上阴影，回到河南不久，他成为“留用人员”，后来又被赶出学校，在开封拉架子车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反革命分子”方镇中被押送回唐河老家，两年后因肝癌与世长辞。”
《大河报》在“困顿江南盼回归”文中又道出:
“不知是出自对河南第一高等学府的眷恋，还是为了学业和生存，绝大部分河大师生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热爱的学校……‘国立’二字，是河南大学多年追求的目标，也是多年办学成就的体现。但在1948年，这两个字，却成为一种牵绊。”
就是这种“眷恋”与“牵绊”，不知让多少国立河大学人付出了难以承受的惨重代价；甚至“‘国立’二字”毁灭了一座大学！活着的、死去的，多少有良知的莘莘学子，为这座曾经辉煌的母校的销亡痛心疾首一生，甚至于死不瞑目……
但愿没有“‘国立’二字”这种“牵绊”的现河南大学，能够把现河大办的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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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镇中（1902—1968）河南唐河人。1926～1932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曾任香港《工商日报》总编辑，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1935—1936年东渡日本，在东京“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
1937年回国抗日救亡、投笔从戎，曾任20路军上校参议。1938年1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期中校政治教官，1939—1945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第四团少将政治副总教官。抗战八年戎装八载，战斗在军政文化教育第一线，参与培训约4万名黄埔员生（14期至21期）。
1946—1949年8月，在国立河南大学任教，兼任政治系主任、法学院代理院长、校委会主任委员。
（2）杨泽海（1921——2011）河南济源人。1945年考入河大教育系。1948年在苏州加入共产党，1949年2月出任学生自治会主任秘书（学生自治会党小组组长），是苏州阶段河大学生运动中的知名领导人。苏州解放后到中共苏州市委调研室工作，历任青年团苏州北街区委书记、机关团委书记兼财经团委书记、青年团市委统战部部长、机关干部业余大学支部书记、苏州市七中书记兼校长、苏州市二中支部书记兼校长等职。1984年离休后被市老干部局、老龄委聘任筹建苏州市老年大学，并担任该校副校长至2001年，以81岁高龄离开苏州文化教育工作岗位。
（3）郭暄（1912—2001）河南项城人。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1942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爱荷华大学硕士、康乃尔大学博士，曾在美国任工程师。1944—1947年任国民政府水利部工程师。1947年到国立河大任教，历任工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系方镇中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