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一个原本无需言说的简单事实，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说一说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笔者祖父嵇文甫的”级别”。方西峰（笔名桑叶）在网文《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的叙说中，一句空口生造的“嵇文甫自封高教一级”（一级教授），就轻松地完成了一次人格涂抹。
在有关当代历史的回忆与叙说中，往往因为作者与相关历史及人物有种种利害关系，主观驱动下或扬或贬而导致客观性减弱，这大体可以理解。但一般作者通常会以基本理性，使叙说保持在一个适宜的、不至于凭空言说的分寸之内。而方西峰的说法，则大大超过出了这一分寸。嵇文甫的“级别”，正是其中之一。方西峰竟凭空以嵇文甫“自封”来诠释“既得利益”，这样的表达已属人格上的诬蔑。
的确，嵇文甫是一级教授，这一“级别”已属最高教职；他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自封”语出，词义明确，分量沉重，事关一个人的名誉。特别是对于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更是如此。此帽子一扣，生出两个后果：其一，产生了新的事实命题，即由“上级学术机构授予”变成了“自我任命”；其二，产生了新的价值命题，即“一级教授”由意味着水准及贡献得到认可、肩负更重学术使命的定位，转换为“自封”语境下的极度矮化。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一个职级身份，也能被信手拿来当作目标，乃至指为“自封”。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稍加认真地研究一下有关一级教授、学部委员之类的问题，看一看嵇文甫的的职衔是否“自封”而来，其学术身份与学术水准是否基本相当。
知识界的人们大多都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无论一级教授，还是学部委员，其稀有性和产生过程的高层性相一致，即由国家最高层学术机构授予，不可能由地方上“自封”。甚至连现今常见的先将名额分配给地方的做法也不存在。举一例说明：在五十年代的若干年内，整个东北三省没有一名人文学科的一级教授，以至周恩来总理遗憾地叹息“东北文风不盛”。若能“自封”，东北各省何不“自封”若干？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其他地区及省份也一样。足见“自封说”只能是出自如梦般的想象。
不仅在《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中，还有后来写的什么“答嵇立群”文中，方西峰还悄然转移话题，引他人叙说称某某大家某年才几级等一些说法，似乎因此就能推翻事实本身，似乎扣“自封”帽子就不再无理。甚至，方西峰挑选、排列嵇文甫一些时文的标题，就敢于妄下关于“水平”的结论。学术评价，见仁见智，无何不可，但坦率地说，学术研究与评价是有较高门槛的，需要具有某一学术领域的起码基础和相当积累。不知数十年来从事着和学术无关工作的方西峰何时有了学术判断力？当然，也许她自学成才，读者不妨以学术界多年来的严肃评价作一对照与衡量。其实，方氏论证方式，只能显现出以“打倒”为唯一目标的千方百计。
笔者还是对嵇文甫的学术身份再写几笔，使相关轮廓更清晰一些。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遴选，也并非河南省所能插手和“自封”。
新中国的“学部委员” 制度（类似现今院士，数量更少）是1955年启始的。后来仅在1957年有过一次少量增补，嵇文甫正是在这次成为3名增补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之一（另两位是前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佛学大家吕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河南本省唯一的学部委员。
对于这次增补的导向、方法与过程，有人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例如郭金海先生在《1957年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增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对人选的取舍，哲学社会科学部采取于研究所负责人共同逐个研究的办法”，再一轮，“采用与在京学部委员磋商，通信征求京外委员意见的方法。”该文所列资料表明，嵇文甫的推荐人为翦伯赞、范文澜。翦、范二位在1955年学部成立时即为学部委员，是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更是在三十年代曾在河南大学和嵇文甫共事数年，朝夕切磋学问，携手宣传抗战，数十年间先后在北京、开封、解放区数度相逢共处，相知甚深，当然是了然于胸才鼎力推荐的。该文从总体上指出：“不同于1955年的选聘，这次增聘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水平，淡化了政治标准，贯彻了‘宁缺毋滥’的原则。”该文指出，相关改进“反映了当时中国科学院乃至学术界的新气象。之所以出现这些改进，当离不开‘小阳春’期间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和学术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嵇文甫成为新增补的3名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之一。至此，全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4人，名单如下：
哲学(12人)，于光远、冯定、冯友兰、艾思奇、张如心、李达、杨献珍、金岳霖、胡绳、胡乔木、潘梓年、吕瀓；文学(6人)，邓拓、冯至、何其芳、周扬、茅盾、郑振铎；历史学(21人)，尹达、包尔汉、刘大年、向达、吕振羽、汤用彤、吴晗、张稼夫、李俨、李亚农、杜国庠、陈垣、陈伯达、陈寅恪、陈翰笙、范文澜、侯外庐、夏鼐、郭沫若、翦伯赞、嵇文甫；语言学(12人)，丁声树、马叙伦、王力、吕淑湘、吴玉章、杨树达、陈望道、季羡林、罗常培、黎锦熙、魏建功、陆志韦；经济学(13人)，千家驹、马寅初、王亚南、王学文、许涤新、沈志远、狄超白、骆耕漠、郭大力、钱俊瑞、陶孟和、黄松龄、薛暮桥。
无论一级教授，还是学部委员，在如此的产生过程中，不知如何“自封”或“自命”？
《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是中国哲学界、史学界的权威刊物，是该领域的“国家队”。嵇文甫从五十年代起就是两个刊物的编委。在此，仅以《历史研究》为例。
1953年秋，党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会成立之后首先一个任务是创办一个史学刊物，为此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时形成的第一届编委名单为：召集人郭沫若，主编尹达，副主编刘大年，其他编委：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翦伯赞共十八人。曾专事研究过当年《历史研究》的编委遴选问题的盖志方指出，新创刊的《历史研究》“汇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精锐之师。”其分析归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占多数，……其中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 等为史学界尊崇的‘五老’更是名列其中。《历史研究》还集合了一批相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如尹达、刘大年等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在中国革命的‘圣地’系统地学习了唯物史观并逐渐成长为新中国史学的中坚力量。胡绳、嵇文甫、吴晗等人则代表了另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建国前，他们投身革命洪流，宣传救国救民的理论，一直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倡导者”，（当然，所提到的胡绳、吴晗影响更大，胡晚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吴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在文革初起时首当其冲而尽人皆知---笔者），“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历史研究》编委中还有部分原国民政府时期史学界的精英人物，如陈垣、汤用彤、陈寅恪三位，他们曾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陈、汤二位在五十年代都表达了对于唯物史观的肯定。陈寅恪和马列主义思想持有距离，而《历史研究》以“百家争鸣”为旨聘请了这位史学大师。（盖志方《<历史研究>（1954-1966）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东岳论丛》2010 31(1)）
这样的“国家队”名单，嵇文甫入列其中，被研究者认为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中的一位。一睹这个名单，请方西峰（桑叶）给我们“揭露”一下“地方势力”是如何运作？嵇文甫又是如何“自封”到这个名单中去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直接看一看。具体学术贡献需要很专业的论述，非专业者难以明白和衡量，本文不赘言，我们不妨由时间大浪淘沙检验甄别，以嵇文甫去世数十年后学术著作出版的选择作为观测标尺。
举例说，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牌）在九十年代中期所出版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中，思想史类选了九人的著作：胡适、郭沫若、杨东莼、梁启超、顾颉刚、嵇文甫、 陈钟凡、容肇祖、吕思勉。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一书列入其中。在这九人的学术阵容中，试问哪一位没有相当的学术分量？
九十年代末，北大百年校庆所出版《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哲学卷》中，精选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在这本书中，大家云集，一人一篇，品级甚高。在属建国前的上卷内，这些文章的全部作者是：严复、陈黻宸、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杨昌济、刘师培、熊十力、马叙伦、黄侃、黄子通、胡适、许地山、汤用彤、顾颉刚、张申府、梁漱溟、蒙文通、邓以蛰、林志钧、钱穆、傅斯年、嵇文甫、冯友兰、宗白华、容肇祖、周叔迦、朱谦之、架麟、温公颐、邓艾民（以该书目录为顺序）。嵇文甫的《左派王学的历史评价》列于其间。在这三十三人的阵容中，试问哪一位没有相当的思想与学术贡献？北京大学筛选出这些作者及文章，恐怕不会请示方西峰（桑叶）所说的“地方势力”吧。
2013年，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再次出版嵇文甫著于八十多年前的《晚明思想史论》。
2014年，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书系也纳入嵇文甫晚年所著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并于年初出版。
以上述学术界内行对于“民国学术经典”、“北大国学文粹”“大家小书”等方面的选择与认可作为参照标尺，对应看嵇文甫“一级教授”、“学部委员”的身份，不知在“名实相符”上有何问题？ 事实上，任何一个有学术声誉的学者，都是靠着真才实学和日积月累的学术贡献建立起自己的声望，进而在相应“级别”中得到确认与彰显。至于方西峰叙说中其他不平或比较，都不成为任意地空口制造嵇文甫“自封”的理由。
嵇文甫的学术“级别”原本正常，方西峰一句空口生造的“自封高教一级”，就要从人格上涂黑一个人的形象，这已超出了基本底线。作为嵇氏后人，笔者不得不写下这篇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