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理论，这是一个有关政治思想教育的百年话题。灌输理论的实践发展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从其理论到实践方式不断丰富的过程。在当今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已现雏形，以新技术为载体的新传播方式正在兴起，这使灌输理论在实践上遇到了新挑战。我们必须正视挑战面对现实，深入研究由此产生的新问题。
一、灌输理论及其实践不断发展
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就提出了思想教育须从外向内灌输的主张。马克思认为，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先进理论的产生并不是自发运动的结果。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用“灌输”两个字,但描述了灌输的过程,称之为“思想的闪电射向人民的园地”, 形象地描述了灌输的过程，他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表明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灌输”概念,他在评价一副西里西亚纺工图画时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革命生涯中，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思想宣传教育工作。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居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有一段时间每星期都到“天鹅之家”，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为题，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各国工人讲解复杂的经济问题，直接向工人传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终于形成了以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为中心的思想传播“网络”，进一步，将激进的德国流亡者组织“正义者同盟”加以改造，成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列宁在创建俄共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灌输的理论同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依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可能在工人头脑中自发产生,而只能从外面灌输的规律性。他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意义,强调党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意识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列宁认为,政治教育工作应该主要依靠党内力量,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方面去。” 列宁又认为,灌输并不是教条而恰恰是反对教条主义，灌输的实质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建党和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正是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俄国国情，不断地丰富和更新着“灌输”的内容，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理论，关于建党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集合点的理论，当这些理论经灌输被进步的俄国工人掌握之后，最终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的灌输理论主要由三个基本点组成，第一是必要性论证,即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不能自发地实现而只能通过灌输；第二，可能性阐述，即俄国已具备好了灌输对象和做灌输工作的队伍；其三，方法论指导，即理论宣传、政治揭露、到群众中去。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仍然十分重视和指导政治思想的“灌输”工作。他特别指出，这一工作不仅仅依靠党内力量，同时,还要善于吸收和领导大部分是旧人员的教师来参加这项工作，“只有掌握教师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一切知识,才能做到。否则,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技术成就,在这方面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 在进行宗教领域里的斗争时,列宁号召战斗的唯物主义者要同非党员和自然科学家结盟,以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针对一些党员既不习惯也不擅长借助党外力量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列宁强调,必须让这些党员知道“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情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数量很少、经济落后的农民国度，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相适应，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实际结合,成功地解决了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先锋战士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相当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农村也依然是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基于这一基本国情，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对农民的理论灌输，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具有浓厚小农意识背景的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着力以诸如大会宣讲、夜校党校、集中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党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主渠道、开列《干部必读》书目等方式，重点对向党内众多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灌输，力求在此过程中克服小农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经过长期、持续地“灌输”，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度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当然，这其间发生了诸多曲折，也盖源于“灌输”的不足致使阻隔重重，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表现得艰难曲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表明，灌输理论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发展过程。历史时代不同，国情不同，其历史任务也不同，所须的灌输内容和灌输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
二、新技术新经济造成新的灌输环境
今天，灌输理论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灌输”的必要性也依然未变。但是，与一百年前相比，与数十年前相比，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社会土壤及其灌输环境已不同于以往。
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第一次现代化早已实现，目前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转变的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之中。而对中国来说，情况则更复杂一些，地区发展相当不平衡，城市和乡村发展相当不平衡，虽然在中国许多地方仍在完成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途中，但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远远走在前边，业已迈入了第二次现代化阶段，显现出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特征。例如，2006年，在中国居于“龙头”的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首次突破了70%，其他的社会经济指标也相当先进，第一次现代化指数在整体上超过了90％ 。 应该指出，北京等发达地区的发展基础首先在于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其中一些与信息传播直接相关联的技术，如电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等，这些具有新时代特质的关联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普及应用，导致传播思想与文化的工具性载体及其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技术构成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中，灌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及其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是灌输环境的重要构成和特征，它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碰撞、传播与教育的“平台”，甚至，“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目前借助网络技术和设施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他们可以通过传媒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治观念,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并且，无论国际互联网络还是国内网络,其信息传递的网状特征已经远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金字塔形的信息控制机制，在某种层次上出现“无政府状态”是难以避免的，电子信号突破了国门内外和学校或单位制院墙的时空限制，使国内和国外、学校与社会交汇在一起，人们很容易接受来自“地球村”各处的信息，而不再局限于课堂和会场，不在局限于便于集中控制信息的报纸、电台。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固守原有的传播套路，在网状的互联网面前没有形成适应新环境的征服力,就可能使工作遭遇强大的阻碍。
三、灌输对象随时代演进发生嬗变
灌输对象在每一时代都会有所不同，不注意研究灌输对象的变化，政治思想的灌输将因无的放矢而致使效能大减。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两个现代阶级的对立业已形成，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产业工人。而当时，资本主义的弊端开始日益暴露，工人运动处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下，因此，那时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灌输对象是欧洲各国工人。
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危机丛生的垄断阶段，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上日程。但是俄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欧，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的现代因素发育不足，专制制度是国家政治的基石，工人的文化水准相对不高，村社制度解体不久的农村更是带有典型的东方色彩，这一切都决定了工农联盟和解决农民问题在革命中极具重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灌输对象不仅是数量相对较少、现代意识和阶级自觉相对较弱的俄国工人，同时也极为重视在革命联盟重要构成之一的俄国农民中传播革命的政治思想，使他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俄国贫苦农民的道理，与之相应的实践是，十月革命次日列宁代表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两个法令，其中之一就是分田分地的《土地法令》，这一法令的实施使农民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为在农民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东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便无法找到通向胜利的道路。几经曲折盘桓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以极大的力量将其政治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去，使中国农民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也为日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结构打下了基础。
然而，今天的世界因新技术新经济而发生着迅疾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是日新月异，灌输对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经济”下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新的社会分层造成了白领增多、中间阶层扩大的新趋势，工人阶级自身的文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现实使工人阶级自身的构成已不同于过去的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之中，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依赖网络，据抽样调查,在所有的网民中,从年龄角度看,18岁至35岁的网民的比例达80%以上;从身份角度看,学生所占比例高达30% 。一项研究显示:在大学里不上网的学生仅为2.3%,平均每周上两次的占到45%,2次到5次的占37.1%,还有15.6%的大学生每周上5次以上。 这表明,上网已成为现代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基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灌输的对象主要是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特别是这样的局面导致价值取向多元化，思想观念多元化，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不太接受教条式或注入式的灌输方式。换言之，在灌输对象已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过去那种较为简单的灌输方式已经不合适宜。
四、灌输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须与时俱进
在当今，新经济的格局业已形成，新的阶层分化日显，利益群体更趋多样化，剧烈的变动使“灌输对象”已经远不可能同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或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信息新技术及其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导致信息传播方式已经远不可能同于以往。在此情况下，以往那种由某一传播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较为单一的灌输渠道和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灌输方式正在改变；多元的网状的传播结构，造成传播中心的多元化，传播组织的多层次性，灌输样式的多样性，灌输实施方和灌输对象的互动性，许多情况下灌输活动的非组织性。这一切，都向传统的灌输规律及其实践提出了挑战，因此, 政治思想教育中的“灌输”工作需与时俱进，向更新更高的层次发展。笔者认为，在诸环节中，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增强其威信与吸引力。
作为灌输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实施各种活动的组织者和行动者，是灌输工作的主导。要胜任工作任务，必须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理论素质和工作能力素质。同时，面对不同层次和接受程度的灌输对象，应该善于深入浅出联系实际,还能够掌握和利用现代信息新技术进行工作。
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情形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灌输的实施主体应该是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各类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部门、党校与主流媒体等等。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在教育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以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人格才能形成性格。” 威信是思想教育工作者最有效的资源，其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如何,对灌输对象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在当今灌输环境和灌输对象发生嬗变的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其二，适应灌输环境的新变化，注意把握现时代的中心使命与关注点，与时俱进地更新内容。
理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就在于理论能够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内容需随时代发展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充分研究中国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为青年、大学生、各界群众做出客观、辩证、科学的分析,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只讲空洞大道理的理论灌输，必然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例如高校的政治理论和德育课程，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进行灌输教育的时候,必须不断地注入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直到今天不断发展、丰富的新的思想理论，并且密切联系人们关注的具体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深入阐释。
其三，适应灌输对象的新变化和特点，改变以往那种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直接灌输而为更多“对话”。
夸美纽斯说:“伟大的成就常常只是一个技巧问题,而不是一个力量问题”，灌输对象的心理、情感、年龄、认知特点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灌输方式、方法的选择。当代青年及大学生有着优越的学习环境,更关心的是自我的发展,不可能像列宁时期的工人阶级那样有强烈的理论渴求;对理论学习有很强的探索性、怀疑性、自我选择性。因此，灌输的方式必须从强调“他律”转向强调“自律”，防止注入式、教条式和运动式的灌输，只有在互动的过程中外在的灌输更有针对性，才能变成有价值的活动。
其四，适应和利用信息新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使政治思想灌输的手段得以现代化和高效化。
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大发展的条件下，网络上流动的信息可以实现大信息量、广覆盖面的信息传递，可以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和时效性。但是，在自由开放的互联网上，各种思想观点纷繁复杂,各种理论五花八门，存在着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等错误，一些错误内容在网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还相当猖獗。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然去占领。”近年发生在网络上的若干事件，都反映网络是一个思想争夺的重要场所和渠道，也警示着我们，放弃这样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就意味着思想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
从百年前灌输理论提出之后，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就不断发展和丰富。在当今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都在迅速发生着变化，灌输环境、灌输主体、灌输对象也因而历经嬗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与时俱进，从内容、方式、手段诸方面推进，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工作更加卓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