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1912—1928），也就是习惯所称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历史书写中一直处在尴尬的位置。或因国共两党皆奉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为正朔，导致近代史上这一时期的“国家”与“权力”遭受到最多的质疑，连带对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诸领域的评估整体趋向负面。不过，曾几何时“北洋”的历史相似乎正悄然发生改观。不久前，陶菊隐的名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再版，编者特意指出，该书记载的那段历史好比“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联袂荐书的多位文化人则强调其特色在以“活泼泼的细节”和“现场感”取胜，颇能满足今日读者对于“大时代”的想象。 最近文艺界也突然发现北洋时期“很有意思”，那种“华洋混杂、思想解放，包括刚脱离了封建统治时人的那种疯狂兴奋状态”，成为了创作百姓喜闻乐见的好电影的灵感源泉。
尽管可能是各取所需，但民间观感所见证的变化趋势，一样反映在了专门的研究领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卷本《中华民国史》启动编撰，已经预示新时期的历史学家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的勇气和信心。约莫进入新世纪后，对北洋时代的历史认知呈现出整体重建的态势。 “一九二〇年代”被单独提出为研讨主题 ，相关研究领域不断拓展，观察视角愈趋向多元，为人所乐道的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罗志田语）特性在此时段表现最为充分也渐成为一种共识。
《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一书的作者王建伟毕业於北京师范大学歷史学院，现為北京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书為由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饰而成。王建伟选择对1920年代的“政治口号”进行研究，正缘于为这段“光怪陆离、众声喧哗”的历史所吸引。他注意到那一时期国家事实上不统一、舆论分裂的现实，“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任何单一势力所主导的，没有笼罩一切的力量，而是具有非常多元的景观”。（页27，引用只注页码，下同）历史蕴藏于此“无限可能性”，正是引人瞩目的最大魅力所在。
除“导论”、“结语”部分外，全书凡九章：（一）五卅运动与1920年代国内政局；（二）1920年代“反帝”口号的提出及其演变脉络；（三）1920年代关于“反帝”口号的论争；（四）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五）“反帝”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的逻辑关联；（六）从“赤化”到“反赤化”：军事战场的正面交锋；（七）师出有名：“赤化”与“反赤化”在思想战场的观念竞争；（八）社会舆论视野下的“赤化”与“反赤化”之争；（九）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口号与口号政治。全书通过考察一系列政治口号的產生、运用和影响，特别是它们与具体政治事件的互动过程，揭示出口号背后的丰富的歷史意涵。
在作者看来，“反帝”、“反赤化”、“打倒军阀”、“ 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口号是是解释1920年代中国格局演变与时代特征的重要线索与“关键词”；并且申明，不欲将口号当做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力图从动态的角度梳理它们的具体生成机制与传播过程。（页29）借用瞿秋白的比喻，中国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如果是一个活人，他的古典和历史倒像一部很有趣的小说。 那么，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课题，不仅要有读小说的趣味，还要有探索它“前世今生”的不一般的劲头和耐心。
爆发于1925年的五卅运动拉开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民族自决运动的序幕，随后国共合作背景下进行的北伐战争则实现了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转移。以后见之明，1920年代对于北洋军阀来说，无异敲响丧钟的一段末路，而对于国共两党，却以“光荣的时代”、“革命的时代”标榜史册，意义全然不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正是伴随着北伐的凯歌前进被高调宣扬，并且穿越了时空，直到今天仍然为我们所耳熟能详。本书的视野没有局限在对这些口号所传达的政治立场或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单解读上，而是致力于发掘发背后的历史故事。
“反帝”是国共两党当时的共同主张，也是国民革命高举的政治旗帜，但作者发现，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如何反对帝国主义，两党远未有一致的认识。在这中间存在着“口号与行动”（党的宣传鼓动与国家政权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落差）、“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国民党较单纯地抵抗外来侵略，共产党在“反帝”同时还有捍卫苏联利益的一面）、“整体与个别”（国民党主张区别对待，以英国为主要敌人，共产党则要求将在华列强视为整体的帝国主义而打倒）三组突出的矛盾（页148—183），而且，国共两党自身所附着的深浅不一的苏俄色彩及其与“反帝”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是时人诟病的话题，尤其以国家主义者对此口号的质疑为最大，因為他们认為，苏俄对中国一方面倡言对华亲善，一方面实行侵略，既以金钱收买中国之无赖，又以军队参与中国之内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页185）
在中共关于“反帝”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反帝”是置于“打倒军阀”这一目标之上的；而对国民党来说，虽然它也高举“反帝”旗帜，但从来都是将打倒军阀、建立统一的国家作为第一目标，以收回租界和取缔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反帝”只能居其次。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反帝”口号常会出现种种变异。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一直自觉调整“反帝”策略，对所谓的“帝国主义”，竭力避免与其正面发生冲突，即使在冲突发生之后，也尽量缓和双方的关系。济南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页14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若移用此语以观察某政党或政权，看来同样也是适用的。
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亮出了“打倒军阀”旗号，但在当时舆论界及许多知识分子眼中，很难将孙与其他军阀相区别，孙常被视为南方的“军阀”。国民党改组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引入“党代表制”，就是为了“造出一班党化的、主义化的军人”，即所谓“政党领军”、“主义治军”，这被作者视为国民党人为区分自身与军阀所作的现实努力，亦即“打倒军阀”口号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实践。（页244）
北伐初始之际，“党军”发挥出巨大威力，然而，随着进程的深入，敌我之间的区分转而模糊，国民党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时跟进，“党军”迅速“军阀化”。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迅速即指认国民党为“新军阀”，而在国民党内，胡汉民同样批评蒋介石为“新军阀”。王奇生在他《党员、党权与党政》一书中，对国民党性质有一个著名的“弱势独裁政权”的判断，认为由于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造成国民党党治体制名义为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本书作者同样注意到，“旧军阀”被打倒后，“新军阀”随之而起，国民党的“政党领军”与“主义治军”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武主文从”取代的现实。（页243—244）正是这一现实，消解了“打倒军阀”口号的有效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与“反帝”口号几乎可以说是同根孪生。当时主流舆论将“不平等条约”视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将二者的关系比喻为“唇齿相依、皮毛相附”。（页269）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几乎一切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被视为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迅速兴起，使得“帝国主义”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也使得“反帝”有了具体可触的目标。本书关于“废约”口号的研究，可与最近译介过来的美国华裔学者王栋的一部著作《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民族历史叙述》并看。王栋归纳了“不平等条约”解释的三种模式，即道德模式（moral interpretation）、法律模式（legel interpretation）、宣传模式（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其着力揭示的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近代政党通过对不平等条约历史的“不断定义”和“不断叙述”，从而确立自身权威与合法性，无疑属于最后一种。
本书主要关心的同样非条约本身，而是国人对条约的认知和叙述，从这一点看，与王著的旨趣相当接近。不过，作者没有太多纠缠于“不平等条约”语义和修辞方法，也没有刻意将它作为一个“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符号” 来处理，而是平实、细致地考察了“不平等条约”概念的形成、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各政治力量、舆论界、专业学术领域）对它的解释和运用，以及“修约”与“废约”口号之间的竞争关系。书中特别指出，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口号的提出实际形成了一个“逆向的过程”。（页271）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讨。
如作者所言，“不平等条约”是揭示近代中外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废约”口号迎合了社会激进的情绪，长期困扰国人的问题在此找到了简单直捷的答案。不过，现实中的“废约”又不会那么简单。在近代外交史叙事中，“革命外交”一直是作为绝对主角登场的，而北京政府等于脱离民众的“军阀傀儡”、毫无外交成果可言的见解也代表了学界主流。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重视“修约外交”的倾向，对北洋政府取得的外交业绩评价相当不俗。 有海外学者甚而指出，以改订条约为特征的“近代外交”并非北京所独有，广州政府亦然，后者所标榜的“革命外交”，尽管加入了新颖而富动员力的要素，但究其实质内容，与前者并无大的不同。
本书对“修约”与“废约”实践的“南北互动”也有专门的考察，他发现：北伐之前，由于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各国承认的可以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国共两党的“废约”主张并不能落到实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发表宣言，已表明有关处理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逐渐与北京政府的“修约”目标接近。至1928年6月，北伐大业底定，南京政府基本摒弃了“废约”口号而代之以“修约”方针。（页287—290）总体而言，从五卅到北伐这段时期革命外交的成果极其有限，其意义只是“在特定的时期提供了一种[对待不平等条约的]特定的方式”而已。
既往关于北伐前后这段历史的研究，多以南方国民革命军为中心，而较少注意以直、奉等为主要代表的北洋军阀的表现，尤其是除军事行动之外的其他方面更被忽视。对这种因“优胜劣败”进化史观而造成的研究局限，作者深有意识，而“力图超越革命时代所造成的激越的批判语境，尝试将胜败双方都纳入到一个论述体系中来，将双方置于同等的位置”。（页26）这一努力在本书中的具体表现，即在于对“赤化”和“反赤化”这一组口号的梳理。
本书第六、七、八章分别讨论“赤化”的国民革命军与“反赤化”的直奉军阀在军事战场的正面对抗，中共、国家主义者及章太炎等围绕“赤化”和“反赤化”的思想论争，以及社会舆论对这场论战的持续关注，这三个部分取材各异，而指向问题则一，最宜合而观之。相对而言，较之“反帝”、“废约”、“打倒军阀”这些口号，今人对“赤化”和“反赤化”的感受可能最为陌生且似是而非。本书对这一问题有较前远为详尽的研究，可以说是做出学术贡献最多的部分。“反赤”重点有一个从逐渐言论口号转向具体军事政治行动的过程。从国民党改组时期开始，社会上开始出现指责其“赤化”的言论；五卅时期“反赤”舆论开始在社会上发生影响；直到1925年底，“反赤”口号被应用于军事行动。（页340）作者很敏锐地捕捉到，从“反赤化”口号的流行程度可以判断当时的民心并非全在南方的国共两党；军阀争相使用“反赤”为军事行动正名，而国民党方面也积极辟谣，并有意识地与中共保持距离，恰从侧面反映社会舆论对“赤化”的负面观感。（页300）
就“赤化”和“反赤化”口号的使用情况而论，都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在中共看来，“‘反赤’变成了一切反动势力向民众进攻的最时髦的名词”（页356），其主子是帝国主义，工具则为反动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陈炯明等），以及反动的知识阶级（研究系、国际主义派及老民党反动分子如徐绍桢、章太炎、冯自由等）。反之，奉直军阀也将“赤化”范围愈推愈广，从前有此头衔只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所有，现在工会、学生会、农民运动领袖、国民军、郭松龄、虞洽卿，甚至段祺瑞治下的贾德耀内阁也算在赤化之列。（页356—357）
比较有意思的是，“反赤”口号刚兴起的时候，共产党限于自身力量并没有引起北方军阀及主流社会舆论的足够重视，时人认知中的反赤对象，更多地指向了“北赤”冯玉祥与“南赤”蒋介石，后者甚至被视为“赤魁”。国民党开始清党后，共产党才成为“反赤”的最大目标。（页340）可见，“反赤”主要是一面旗帜，一种“名义”，虽然多数人对“赤化”真正含义所知甚少，但并不影响对其任意使用。
不过，对口号运用者的性质，作者还是有所分梳。他认为国共两党具有理论宣传的明显优势，而直奉军阀则在“反赤化”口号的理论体系建构上缺少建树。当时中共真正的辩论对手是以章太炎为首的一批人以及以曾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团体，后者的“反赤”言论更多源于与中共政治理念的根本冲突，是基于一种学理上的对“赤”排拒，这点与军阀势力借助“反赤”做政治旗号的行为根本不同。（页378）北洋军阀对“反赤”口号没有形成哪怕一种粗浅的理论体系，详解其发表的“讨赤”宣言，充斥“仁义”、“廉耻”、“孝悌”、“伦常”等充满浓厚道义色彩的词汇。作者很遗憾地指出，他们“大多出身草莽”、“在掌握思想动态方面相当欠缺”、“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页362）
这让笔者想起何兆武先生口述自传里的一个说法，他回忆在北洋时期当童子军的经历，军歌里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这不过清末《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一套，对比北洋和国民党两个政府，他印象最深的是：“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政府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只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 由纵向的历史视野来看，北洋政府上承清朝，启整个20世纪，它明显还是一个不太进行组织、宣传、动员的政权，不太擅长意识形态作业，从此意义上讲尚难脱“19世纪性质的政权”的色彩。陈志让早就指出，“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文化的传统”，其所代表的保存旧秩序的思潮与激进知识分子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潮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
北洋政权在理论宣传、国民动员方面表现出来的笨拙和低效，已经不适应民族主义兴盛的时代，而这些政治要素恰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所共有的。可以说，北洋政权更多沿用了形同清朝的文化统治方式，而与同属于“中华民国”序列的南京政府之间反而呈现出承继关系的明显断裂。何兆武还曾说：“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足够地强调”。 本书通过对“赤化”和“反赤化”口号的研究，其实也打开了观察这此种“不同”的一个窗口，足以启发我们继续思考。
至于“反帝”与“反赤”虽然以一种对立的姿态出现在时人视野当中，但在它们身上，作者发现了许多相反相成的性质。二者的实际指向都是当时外部势力，不管是前者涉及的英美日等国家，还是后者所特指的苏俄，都因对中国事务的介入而成为反对的主要目标，它们的原始出发点，都来自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口号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相同的理论逻辑，即1920年代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页406—407）无怪本书标题在“政治口号史”之上，要加以“民族主义”的前缀。
同时，在激进的时代语境中，政治口号所特有的局限性也有明显体现。两个口号都是以“反”字加带有形容词性质的名词组成，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同时也隐藏着火药味，是一种带有暴力性质的口号。（页455）对于国共两党与直、奉等军阀而言，他们所高举的“反帝”与“反赤”旗帜一方面源于各自的政治理念，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对这些口号的策略性运用。在1920年代的中国，口号实为权力争夺的辅助手段，在南北双方的不断建构下，不断超越本身应有之意而具有了一种“魔力”。作者对“口号政治”的限度已有意识，过分强调北伐胜利中“宣传”的效果，乃是一种历史迷思（页452）；但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的遗产之一，口号的“魔力”仍无时不刻不为今天的人们所感应。
通读后的印象，这是一部视野开阔、论证详明的好书。作者师从龚书铎先生习思想文化史，学有本源，而语多行话，本书堪谓严谨专业训练产出的优品。在史料利用上，档案、文集、日记书信、报纸期刊兼收并蓄，而其中以报刊为最大宗。作者对言论材料的使用，有着很强的方法论自觉，强调辨析文本产生的特定背景及作者的写作意图，而非简单将其当成必然支持本书论点的史料；除分析社论文字之外，还留心报纸、报社、报人之间关系，从报社立场、报人风格等方面综合考察报上文字的社会意义。（页28—30）又如前所提及的，本书非常注意摆脱后来胜利者一方对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强调“平心”对待争论各方的言论与观念，给各方以尽可能均等的“发言权”，从而尽可能还原口号在当时的历史处境。
而且，作者的学术抱负尚不止于此，“导论”中还示意将“在一定限度上”尝试使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本书涉及的政治口号，“不仅将其视为一种情绪的宣泄与表达，或者主义的标榜，同时还将其直接视为一种连接心态、思想，并贯通政治、军事和文化诸领域的主体社会化‘实践’；不仅关注口号的生成与传播的过程，还特别关注受众对此的接受与回应”。（页30）细绎写作实践的文本，上述方法论的贯彻可以说是相当彻底，但我们并看不到有什么醒目的理论术语或框架贯穿全书的论述。
就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确未单纯地就口号论口号，而是努力呈现“政治口号”台前幕后的历史，这势必需要将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讨论。乍看本书标题，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概念、符号、象征、传播、想象种种（这样的“窄化”联想当然并非作者故意为之），而事实上，这里的“史”，已不止思想文化史一个面向，而带有浓厚的“综合”性质。与其说本书研究的是“政治口号”，毋宁说是“口号政治”。这样一种写作的取向，与“新文化史”的旨趣或有所暗合，但已经难以被它完全范围。对于“未能在口号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有令人满意的表述”，作者在“序言”中仍然表示了“遗憾”。在写作者，见之于行事或为无奈的一种选择；作为“受众”之一的笔者，却未必不能接受，甚至以为上佳。如此相异的取舍，置诸阅读史大概也不算是可怪的现象吧。当然，以作者的学术才华，俟完善精准的理论表述于来日，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再简单提两点本书的优长处。“学术史梳理”是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的学术著作的“规定动作”，但能做到胸有成竹、言之有物者却不多觏，本书这部分写得扼要而且周到，有“述”有“评”，对于将读者带入相关学术语境极有帮助，此其一。其二，作者文字清通，议论明快，开篇以“五卅运动”为引子烘托出时代氛围，最后以“口号政治”渗入20世纪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收束，一头一尾的处理颇具画面感。全书读来少有一般史著的艰涩枯燥，整体感觉相当愉快。
来源：《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8月号（总第一三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