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治学，主张循阶而进不可躐等，非辨门径，无由窥堂奥。邓广铭先生有古史入门“四把钥匙”的著名说法，即指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吕思勉先生总结生平治学，亦谓“指示研究学问之方法，愈具体愈善，最能具体地指出研究之门径者，殆莫目录之书若”，并忆及“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为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在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1]《书目答问》在晚清读书人中几近“家置一编”，被许为上继四库提要的佳制，张之洞本人也颇以自得，谓此撰“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2]民国以降，“近代学术转型”转入加速度轨道，新派当然不满意旧学的“含混”、“笼统”和“支离”，然而于新学“门径”能够郑重其事、详明真切有所解说者，却殊不易得。“旨趣”、“宣言”、“发刊词”一类，殆属登高一呼，言简意赅，在听众未免觉得渺茫；充斥坊衢的“概论”、“通论”、“概说”，则多转抄稗贩，以空对空，脱不去ABC教科书气味。最有资格谈、也最喜谈方法论的胡适，除了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最让人熟记的也只有那八字或十字“真言”，此或为最具象征性的一例。至于当代学者，自然也有擅开“必读书”清单，或乐向公众展示其“秘密书架”者，但终嫌性灵多过实学，距志于学者期待的厚实周全兼平易可行的“研究入门”稍远。老实说，包括笔者在内的晚学有关学问门径的一点初体悟，仍多来自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揣摩，而实际起到帮助的，或还有一些专家(未必为名家)相对个人化、片段式的治学经验谈。①
有意思的是，倒是邻国日本，诸如“研究入门”一类书籍却有相当悠长且牢固的编撰传统。笔者没有能力追溯这一传统的渊源和流变，但就目力所及，不独中国史然，几乎所有重要的，甚至不太重要的国别地域史或专史研究，都见有相应“入门”或“案内”，并且随时代迁易不断更新。众所周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1983年，1991年再版)，很早就被译介到国内，为学界所看重。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编《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全六卷(同朋舍1983-1987年)，前三卷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内容。本世纪初，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编《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基本反映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近成果与动态。至于更加专门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书籍亦蔚为大观。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沈吉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执笔者汇集一时名家，堪谓典范之作。接踵问世者，有野村浩一编《現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0年)，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門：現状と課題》(汲古书院1992年)，小岛晋治、并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3年)，野泽丰编《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进入新世纪，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相继编有《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スタンダード：卒業論文を書く》(研文出版2005年)、《21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研文出版2006年)。
本文想要介绍的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就是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书中最新的一本。据编者交代，“本书的缘起，在于二〇〇九年夏，两位编者共乘东北新干线时的一次闲谈”，而最终成书于二〇一二年，全书凡七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社会史”(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第二章“法制史”(西英昭，九州大学)；第三章“经济史”(村上卫，京都大学)；第四章“外交史”(冈本隆司，京都府立大学)；第五章“政治史”(石川祯浩，京都大学)；第六章“文学史”(斋藤希史，东京大学)；第七章“思想史”(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另冈本执笔“导言”，书末附录题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的全体执笔者座谈会纪要。七位作者均活跃于各专门领域的第一线，除村田为五〇年代生人，其余四人为六〇后，两位为七〇后，可以说集合了新一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于学术环境的剧变感同身受，对于外来之势，譬如“全球化”问题的逼迫亦有强烈意识，“研究既然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也必须在时代的骇浪中炼成”(前言，i页)，正是这样一份现实感和危机意识诱发了本书的产生，而细绎诉诸实践的因应策略，却又相当独特。编者强调，“如果仅仅是应对状况的话，并不意味着能使有魅力的学问有所发展。毋宁说即便环境、条件变化了，但研究核心并不会轻易地改弦易辙，这一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也应不断地重新确认、习得与实践”。这里“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可由三十八年前坂野、田中、卫藤所编同名前作中寻得——“前作放在今天，确实可以说有部分内容陈旧了，但其披沥的学问理想，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研究手法，我辈仍受到言之不尽的影响，真不愧一代名著”。(前言，i—ii页)
两本同名著作，出版间隔近四十年，面对的时代显然不同了。追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初以“近代”命名晚清民国史，实有与“时事论”对等的意味，换言之，正是在“晚清以后不算历史”、“它的研究只不过是新闻而已”这样的氛围中，酝酿了近代史研究的起点。这首先与日本支那学/东洋史学的方法、性质相关，复因晚清民国研究接近于时事问题，造成与之相表里的“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对现实政治抱积极态度的人，热衷于时事论的、新闻报道式的“研究”，而清高者有意回避晚清民国，选择“逃回往昔”、“回归传统中国”。如此两分的趋势，亦见于战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清以前的研究，即如“时代分期”论争尚保留一层学术外衣，而晚清民国史则直接受到左翼革命史观的支配。(2-3页)坂野、田中一辈学人接受过汉学传统尚存的战前中等教育，洞悉支那学/东洋史学之短长，他们在七〇年代编写《近代中国研究入門》的一大动力，即出于对研究现状的不满，亦因如此，该书虽主要处理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问题，但也没有停止与“现代”接续的努力。
进入九〇年代，加速“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剧变，成为日本自身吃紧的课题，当时井喷式出现大量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中国的著述，曾存在于晚清民国史的强烈的“现代感”消失了，将之视同“时事问题”的感觉和关怀也悄然转移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家必须直面的现实是，当下日本对“中国”确实异常关心，也有很多人愿意学中文，但对象更多指向的是经济、军事、政治上大国化的中国，而非古典汉文表现的历史的、文学的、思想的中国。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无法回避这样的冲击，对于“越界式发言”也不得不做出反击：“目前对于近代中国史认知的关心并非不活跃，相反从关联领域、其他领域出发涉及中国的言论日渐增多。然而，说到它们的内容，杜撰史料、轻视先行研究等等比比皆是，总觉得完全没有对历史学的尊重。历史学家、中国研究专家自不必说，非专家者也涉足历史学、近代中国研究领域，造成鱼龙混杂难以分辨的话，就难办了。故而提示‘最低限度’的东西，也并非是无意味的吧。”(前言，ii)
相较于前作出版的七〇年代，形势似乎出现了某种倒转，那时是“逃向古代”，现在则无意识地“逃向现代”。编者还是努力看到积极的一面：“这未必是一种悲观事态。晚清民国的‘近代中国’研究从‘只不过是新闻而已’的氛围中解脱，‘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变少了，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纯粹客体对象而研究的时代终于来到了。这样看，也是一种建设的态度吧。”(5页)本书处理的“近代中国”，时段明确定义为“十九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也体现了与前作的一大区别——尽管承认“前作同时处理‘历史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的手法，无疑极具魅力”，但还是选择将“历史研究”专门化，即某种意义的“画地为牢”。(前言，ii页)
有异，也有同。“同”当然不止体现在书名的延续性，以及作者群多数为东大、京大出身。近代中国领域的入门书已有不少，再加概论书、教科书、译著的话，更难仆数，编者却说“不顾叠床架屋，决定出版本书，还是因为不能彻底去除的危机感”，“陆续出版的类型书中，可以继承前作者，反而不可得。失掉了对美妙学问的憧憬，相应研究技法日益低下的现状，明显地表现出来。”(前言，ii页)此处表达的遗憾，主要针对被列为“入门”的一批“文献目录”、“研究指南”而言，按笔者理解，编者实颇不满于前者的“简”与后者的“陋”。搜罗论文、著书、史料，分门别类加以呈现，即制作所谓“文献目录”、“文献案内”，为入门书籍的一般模式，包括《史学雜誌》每年五月“回顾与展望”专号，承担的也是类似功能。近年又有若干新变化，入门书更强调实用性，侧重指导论文写作法及如何利用研究资源/工具(特别是电子资源)，广告宣传语往往冠以“对外发信力”、“竞争力”、“全球化”诸名词，更有甚者堂而皇之径名以“指南/便览(manual)”。既然是指南，仿佛按图索骥就能写出像样的毕业论文，“这样的话，也真有点到头的感觉”——本书编者之一冈本隆司非常担心“简易”流为“简陋”，造成对年轻一代的不良影响。他说：“日本的中国研究或历史研究，以前被称为‘世界第一’。尽管要尽力恢复到那样的水平，但现在光讲‘技法’、‘技术’、‘指南’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到底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稍微想一想。”(235页)
同样的问题，作为中国读者，不是也感到熟悉并需要“稍微想一想”吗?吕思勉有谓：“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3]又古之目录学，有属目录家/史家、藏书家/读书家之别，以目录作“入学门径书”，其意义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4]吕氏提示江南读书之家重视四库提要，相当于“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然后世以目录学为门径，易流于见书不见学，更有等而下之，止以目录为学。有学者已注意到当代著述序论中的“学术史”，即多受低层次目录学的影响——往往充斥着何处何人写了何作品的罗列，却少见具体问题的研究如何发展之陈述，明显可见偏重作品(Works)而隐去问题(Issues)的“藏书人”倾向。[5]国内期刊常见各类“综述”、“述评”，有账单式的罗列，少结账式的整理，仍可谓“述”远多于“评”。近时电子文献资源大量开放、海外中国学信息蜂拥而来，渐有乱花迷眼之感，材料去取成了“幸福的烦恼”，而以转译、转录、整合为功用的新型目录学也有了用武之地。学术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学界面临信息爆炸(泛滥?)的挑战其实是近似的。
回到本书的定位，则自觉向同名前作靠拢：“不是罗列名论卓说，无论有怎样的学风，大凡是论述作为学问研究所必需的基础素养，及资料与工具的使用方法、论文的写作方法等instrumental的东西。”[6]编者认为正是这一点，体现出前作区别于目录、指南的特征，在其“基础素养”与“方法”中，有着研究实践的原理、不易的核心。(7页)本书对于“文献目录”非一味排斥，仍予市古宙三等前辈的工作以“意义非凡”的评价(12页)，指出课堂上、师生间口传身授的东西有必要书面解说，不应为“独得之秘”，需要有人本着严肃认真的“职业人”态度来撰写目录指南。(236页)各章中均有相应篇幅处理工具书、数据库、信息化等问题，不过，这些讨论更多带有反思性，如斋藤执笔的第六章专门分析了“信息陷阱”。(194-197页)冈本还比较了传统资料卡片与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利弊，并援引田中正俊的名言，“动脑动手一字一笔抄写的东西，是理解内容最有效的办法”、“植根于学问研究本质的正统方法”，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如说容易被这种便利所埋没，头脑对于信息技术不能善用。未咀嚼消化史料内容的论述激增，正为其典型表现，而本人尚懵然不知”。(16-17页)诸如此类，卑之无甚高论，或许还会予人迂执的印象，然而竟也有一股力量，令闻者倏然而惊。编者用自谦的口吻道出心底的抱负：
我们不顾力量微薄，想继承前作的精神，写一部新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意图也是向这样的现状投入一块小小的石子。也许，这不过是逆潮流而行的反时代的尝试，但既然作学问，感觉到抱有这样的“意气用事”也还是必要的。(前言，ii页)
相较两书作者群，已经发生至少两代以上代际更替，他们处理时代的范围未必一致，但在史学理解、精神气质、使命感以及那一点“意气用事”上，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哪怕只是隔代遗传。
全书章节设置，一本前作，仍循传统专史分野，编者承认这些都是“非常古典的部类”。吉泽诚一郎执笔“社会史”一章，从“社会”、“社会史”概念的“暧昧感”入手，指出其研究对象、方法与史料的多样性，继由人口、家族、民族、村落等视点具体展开讨论，并提示近来盛行的田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或许会让中国读者略感意外，目前在海峡两岸都相当火热、引领“新史学”趋势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等，在书中几无体现，这当然不代表日本没有人研究，只是至少还未深刻地反映到学界主流视野中。无论概念厘定，或问题提出，吉泽发言的前提都在于对既有社会史(包括社会学)研究学脉的内在把握，同样的，西英昭再三叩问滋贺秀三的老问题——“什么是法”，在确认了“没有这一问题意识的研究，不可能是‘法制史’”的立场后回顾研究史，村上卫以积累了最丰富成果的地域经济史为焦点，指出“模式化”意义的同时，提示避免琐碎实证的可能方向，斋藤希史在文学史语境中继续讨论“近代中国”的位置，基于传统观点的批判，呼吁视点转换，这些论说，无一例外都体现先因后创的取向。
各章执笔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相应对手方，但在史料重视程度上几无差别，均注意对其位置、相互关系、使用原则与方法作细腻解说，从而响应编者初衷：“历史研究说到底以史料为基础，清楚表现研究领域个别特征的也是史料。本书没有对史料作网罗性质的介绍，但既然是‘研究入门’，那么展示处理史料方法之一端，也是不无意义的。”(前言，ⅳ页)村田雄二郎执笔“思想史”一章，由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类型说阐发，在区分中国思想史叙述类型为“学案型”、“运动型”、“主题型”的基础上，强调语汇概念、文体及语境研究的重要性，分别与第四、五、六章形成呼应。先以郑观应《盛世危言》屡次修订、再版为例，说明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先应了解各时期《盛世危言》编纂的动机与意图，进而对郑氏思想与行动的全体像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其次强调“史料精读”，其援引国内学者桑兵的话——“‘看得到’不一定‘读得懂’”——在史料总量极端丰富、研究者面临选择障碍的今日尤具针对性；复次依据实践经验，总结文献解读“四重苦”，即“文体混杂”、“语汇流入”、“编纂史料的圈套”、“笔名与年代误植”；最后提醒避免从现代价值观出发去理解历史，而应经由史料将过去“去熟悉化”。“总之，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要谛，在于尽量精读现存史料，同时理解史料书写、编纂、解读的背景与状况，也是极其关键的。”(225页)这样就把史料批判从真/伪、一手/二手、间接/直接的简单二分法，拓展到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层次，相应解读也立体化，从而逼近整体的“实相”。石川祯浩在检讨政治史研究动向时，也非常注意“史料性质”问题。他将传统研究类型定义为“旧案新探”、“破案型”(又称“揭秘史学”)，与之区别者为“新境开拓型”，特指将信息传送(包括误传)、情报操作等要素纳入的政治史路径，在情势瞬息万变的紧急事态下，信息处理方法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一旦意识到信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性，信息(伪信息)不只单方面受到政治规定，那么也就有可能规避“阴谋史观”的窠臼。(167-169页)姑不论他对“揭秘史学”的评价公允与否，以“史料本身来源为分析对象”，确正体现了政治史研究的精髓。
本书衡之于史料利用的标准，可以说非常苛刻，但并不狭隘。比如对公刊编纂史料，即使在档案至上的外交史领域，仍予以适当位置，冈本隆司接续前一代外交史学者坂野正高的话头，平实地解说已刊史料的利用价值及与未刊档案的关系，并无抑扬的偏向。(131-137页)村田雄二郎亦提醒利用者，史料复制、拼贴、编辑过程中会有信息误传和遗落，包括数据化的场合，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的电子文档亦并非完璧。(261页)他另举大陆学者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一文为例，提示这篇极具原创性的论文所用主体史料，实际上早在八〇年代已经出版，建议“从极常见的编纂史料开始，好好拾阶而上，这是非常重要的”。(264页)以上种种，对于日下横行的档案原教旨主义，无疑具有解毒的作用。
实证而外，本书在表述、思辨层面着墨不多，这亦非意味着轻忽。编者强调的一点是，“掌握基础素养，临时磨枪肯定不行，要注重平素的留心和修炼……直接使用理论、术语、概念当然不用说，即使不用，影响到构建思考框架的例子也不少”(10页)；“实证是论文中表现出来的部分，支撑它的、看不出来的非实证部分的素养与积累有多少，这是相当大的问题。阅读文本，没有职业训练，是无法胜任的”。(245页)这里贯彻的依然是长期累积、循阶而上的思路，而对偏离此思路、挑衅“基础素养”者，则缺少容忍。“导言”中罕见地点名批评了美国学者何伟亚(J.L.Hevia)《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一书，然后重新确认以下一点：
只有正确理解字词意义、文献来源，才能确定事实，通过持续的积累，描画时代，这是非限于历史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但现在从这一初始就变得反常。不管世界潮流如何，既然是学问，就必须是这样。(10页)
书后附录了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全体执笔者的座谈会纪要，就各章写作未尽的问题及平常研究中的疑惑、想法展开讨论，很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实已经溢出近代史范畴，差不多也适用于观照日本整体的中国史研究，甚至，还可以反观中国的研究。比如针对来势汹汹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冲击，正文的批评相对委婉，座谈会上的言论则要直接犀利得多——
冈本：近年来一个趋势是，历史研究的形势不佳，可以说是置身逆境之中。并不是说对历史的兴趣减弱了，现状分析的研究者谈及历史的场合非常多，尽管对历史也有兴趣，但是对历史“研究”是否有兴趣和尊重，确是让人怀疑的。(235页)
冈本：我本人，明白说吧，反正那些搞现代中国喜欢谈论历史的家伙实在靠不住，很气人的。(248页)
村田：基本问题是，研究现代中国者的历史视野，俨然对历史学成果持无知、不关心的态度。一部分人虽已意识到该问题，但因相互研究过于细化，不知道从何进入。……搞现代中国的人至少需要有一百至一百五十年的视野来看中国。(249页)
当然，批评以外，仍然有反省——
村田：另一方面，近代史研究一方也许努力不足。如果说近百年到一百五十年之间，反复出现的类似现象之下存在着历史的底流，或者说有构造变动的话，那么对此做清楚地提示，也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像冈本《中国反日の源流》[7]、笹川裕史《銃后の中国社会》[8]，是给关心现代中国的人启发的历史书。(249页)
关于“研究案内”，执笔者均有自己的切身经验与感受——
村田：研究指南或者详实的解说书一类是必要的，并非没有意义，但真正的研究，必然是超越研究指南的。……制作文献目录、案内，研究指南一类，我是不干的。我感觉，这种事情应该让学生自己去做。……京大的情况不知道，东大有一种“放养”的说法。
石川：大学时过于“放养”……连教你“读这个”、“读那个”的人也没有，更不要说有人告诉你有这样的入门书。
村田：学会和研究会的作用大，今天稍微有些变弱。……我觉得能够读书的地方不是研究会，而是读书会。
冈本：自己是地方大学出身，周边谁都没有。……在“放养”这点上是一样的，一是通过研究会露脸，二是找手边的书看，田中正俊先生的话，简直当做金科玉律。(237-238页)
又谈到“项目中心主义”的流弊——
斋藤：写研究提案什么的，对文学研究来说还是挺难的……
村田：“预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难写。
斋藤：不知道写什么啊。
冈本：因为不知道，所以有研究的必要。
村田：只能写“丰富人的心灵”。(众笑)
村田：这不仅是日本的问题，韩国、中国也能看到“项目中心主义”。五年、三年，年轻人都被牵涉其中。以前日本的研究会、读书会招来外国学者，在恳亲会上常常说：“自己也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回去后，即便想做似乎也不顺利，现在项目化趋势早已超越日本。(241-243页)
在言语交流向来温和的日本学界，如此直率陈说、自由讨论，并不多见。刺耳批评与不断反躬自问，都有原汁原味的记录，很可以一读。这中间可窥见执笔者的心声与苦恼，也能读出对后辈的期待，由周遭环境、压力出发的平易可行的建议，而不尽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谈到读书法——
斋藤：不是光了解那些指南化的研究，而是完整地了解某个学问体系，然后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吉泽：不是从某个学者的论文中选择一两篇来读，而是好好地读全部，在研究生阶段作为训练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全集是个好东西。(240页)
作为日本式读书会的典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最有成绩，与会者均追念不已。不过，事随时迁，读书会的形式和作用也在变化——
石川：和以前相比，京大人文研的共同研究班对年轻学者的养成作用更强了。研究会平时白天进行，由于最近大学事务繁忙，一般大学教员不能来参加，研究生占的比率增大。在这里发表、讨论，对应读史料提出建议，重点转移到这里了。”(243页)
归根结底，日本学者无法躲避变动的时代，同时又在保守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由新一版《近代中国研究入門》反映的因应策略，与其说是更新，毋宁说以回溯的视点展望，与其说开拓，毋宁说以致敬的姿态创造。如村田所言，“文本、原典的精读，大概是日本百年以来，或者说近世以来的传统。和老师面对面，慢慢地精读原典，此谓‘读书’(本読み)。”(246页)在他看来，这在由老师单向教授的中国和“工场生产”、“大量生产”模式的美国，都是没有的，而这一点正是日本的优势所在，故而也有这样的自信：“说日本的中国研究‘空洞化’，悲观的人有很多，我对这方面相对乐观，在方向上应该考虑如何守住日本的优点会比较好。”换用另一作者冈本的话说，即“守护最后的堡垒(最後の砦を守る)”。(247页)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日本人在给自己打气。不过，可以反问和思考的是，在鼓励“创新”、打造“工程”、争取“与世界接轨”的今天，我们自己有什么是值得和能够守护的呢?
注释：
①近见桑兵先生新著《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或为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首部以“为初学者提示读书治学的门径”为题旨的专书，而其主张“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同书“绪论”，3页)，则书中所论“门径”取向，有较为特别的意味。
【参考文献】
[1]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M]//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78.
[2]抱冰堂弟子记[M]//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613.
[3]吕思勉.经子解题•自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6.
[5]罗志田.经典淡出以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变与延续•自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6]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沈吉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ⅳ.
[7]冈本隆司.中国“反日”の源流[M].东京：讲谈社，2011.
[8]笹川裕史，奥村哲.铳后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动员と农村[M].东京：岩波书店，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