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创作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向为历史学者所重。一九六二年，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大波》第三部挖掘成都假独立之根源，使掩饰五十余年的真面目之“周秃子”，暴其丑恶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个“周秃子”，即周善培，四川保路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川省官僚之一。
周善培初刊于一九三八年、旨在“既答李君，亦告川人”的《辛亥四川事变之我》，批评李劼人“损害我名誉”，敦促其“修改”小说内容。至五十年代，又出版《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一书，持续自我剖白，“志在纠正李劼人所作小说《大波》中有关周氏诸事”。那么，周善培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经历了怎样的辛亥年？辛亥革命到底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周善培，号孝怀，原籍浙江诸暨，一八七五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一八九七年入湘，初识谭嗣同、陈三立、梁启超。一八九九年东渡，与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交往最密，从此订交。梁视周为“四川一豪杰”，作书介绍于孙中山，冯自由将周列入“兴中会前半期之革命同志”名录，谓其“思想新颖，议论豪爽，日以提倡新学为务”。回国后，捐纳升至道员，分发四川。一九0一年，率川省官费学生赴日留学，倡言变政，“大要首在学校”，延聘日籍教师至成都，创办四川第一所新式学校。不久，受业师赵熙创建川南经纬学堂，应邀出任学监。一九0二年，岑春煊督川，废保甲，办警察，周善培出任警察传习所总办，提出“采外、酌中、师古、保安、正俗、卫生”之治警方针，是为川省警政之始。历任巡警道、劝业道、署提法司，倡办省内新政，囊括警政、市政、教育、工商业、航运多个方面，堪谓清末风云人物。美国学者司昆仑（K r i s t i n S t a p l e t o n）称他为“成都的儒家治国论者”。
周善培掌巡警道时，不过而立，血气方刚，行事大刀阔斧。时人评价他“素性恃才，处事锋利”“性酷而刻，然施政不无善者”。在当时川人眼中，他被视作不折不扣的“新派”。
四川保路运动事起，继而“革命”爆发，周善培卷入风波，度过他在成都最后一段，也可能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归隐”沪上，开始长达三十余年的寓公生涯。入民国后，自谓“独立以后，足迹不履成都军政府，且终身不仕民国，则以示天下后世”，俨然以遗老自居。然在旁人看来，他仍属于“长袖善舞”“与时俱进”的人物，如张颐就说：“他这个遗老，却常是尼姑思凡。”
一九四九年，周善培应新政权邀请入京，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议程之一为商讨国名，有人主张仍为中华民国，周坚决反对：“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新中国国名一直沿用至今。“把更换国号的理由点拨得如此到位，可不是一般的老辣。”
解放后，周善培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一九五八年病逝。虽隶浙籍，但以生于斯长于斯，他对四川始终有强烈认同感。晚年在沪，唐振常面谒之际，听到的还是“满口四川话”，据说“思蜀”不已，尚有“回川居住”之念（《周孝怀先生》）。对半个世纪前在川风云往事，周善培念念不忘，對外部功过评定抱有复杂心理，尝谓：“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作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起。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事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时期被人咒骂，后半时期被人歌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作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称得上政治家。”（《谈梁任公》）此语以李冰、子产、王安石为“政治家”之例，也可转视作对自己的一个总结，但这一形象认知，却很难说符合川人眼中的那个“周善培”。
二十世纪初的省城成都，是个古老而宁静的内陆城市，按旧有节奏，日复一日迎接每一轮晨昏。在西风东渐的近代化历程中，位居长江上游的四川省表现出的总体特点是封闭性强、受外界影响相对较小、近代化起步晚。真正搅动这一塘死水的“微澜”，发源于清末自上而下的新政运动。老成都通惠门城楼上，题款“既丽且崇，名曰成都，文明建设，今有古无”，正出自周善培手笔。唐振常评论说：“远在清末，孝怀先生就能提出文明建设一词，并誉为古无今有，其眼光可谓远大。”时人言：“在清光、宣年间，海内知名之新政能员，有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郑孝胥、温宗尧之流，善培亦其中之一。”今人道及周氏场合，也多缘成都城市现代化“与有大力焉”，感谢他能倡风气之先，甚而前述十六字被理解成“一个清代官吏搞城市建设时的施政大纲”。
不过，随着研究视野转移，如何评估“近代化变革”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成为学界重新思考的问题。在四川现代化研究领域早着先鞭的学者王笛反思道：“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街头文化》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街头文化》以“社会改良者”命名与下层相对应的精英阶层，特指受现代化和西化影响，有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和重塑城市形象的那部分人。周善培正为“手握政治权力的改良者”的一类典型，他所领导的改革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也留下为后人乐道的“近代化”遗产，但无可讳言的另一面是—“民众所能享有的公共经济和文化资源缩小了，新的城市权威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使民众的生计日益艰难。民众不得不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反抗。”当然，“下层民众”应如何定义，仍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是否只有那些曝露“街头”的乞丐、拾荒者、江湖游民、流氓赌棍，才算真正的“下层”？在不同人群构成的“民众”视野中，改良者形象也不是单调统一的—新政启动后的“地方”已较传统社会发生更为剧烈复杂的阶层和利益分化，在此寻求某种“共识”的企图总是伴随了风险。但无论如何，“下层”角度出发的观察，确为我们理解周善培在清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因提供了线索。
在成都度过中学时光的郭沫若对周善培大名如雷贯耳。多年后他回忆道：“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所有旧时代的势力与新时代的影响都集中在这儿。当时做巡警道的是周孝怀，他是清朝末年的一位干员，他在那不生不死的新旧官场中委实是巍然地露出了一头角。他的德政，四川人给他五个字的刻薄的口碑，那便是：娼场厂唱察。”（《反正前后》）喜好“涮坛子”的成都人用五字俏皮话，总结周善培任上做的几件波及全城且惊世骇俗的事情：“娼”是官娼，成都娼妓划定区域，公开营业，政府抽捐;“场”是劝业场，提倡新式工商业;“厂”是制革厂，以犯人代工，制造西式革制品;“唱”是新式戏院，以为“改良川戏”手段;“察”即警察。
郭沫若由周善培谈到改良、革命两派之殊途同归，倒与日后风行的近代化史观颇多暗合：“平心而论，这位周先生在当时倒不愧为一位不言而行的革命家。他所举办的事业可以说全都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破坏，对封建社会的革命。他比他当时的职业的革命家，所谓‘乱党’，在使中国产业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阶段上，倒是做了一番实际工作的。”在李劼人笔下，革命前夜的成都城依然享用着周氏主持警政时留下的若干善果：“只有劝业场才有电灯，全城街道，仍旧是一些点菜油壶的街灯，尚是周善培开办警察时，费了大劲才兴办起来，后来多少年了，大家还叫这为警察灯哩。……”同一作者还借革命党人之口，问了一句听似很难反驳的话—“一方面破除迷信，一方面提倡新政，你们能说周孝怀的不对？”
不过，回到当时，周善培治下的成都人在“破除迷信”和“提倡新政”上面看到的却是无数个“不对”。有亲身经验的郭沫若解释说：“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因而周孝怀也就成为众矢之的，四川人差不多个个都把他恨入了骨髓，一说起周秃子（四川人给他的诨名），差不多是人人都想食其肉而寝其皮。”（《反正前后》）考“周秃子”来由，民间说法不一：一谓其身为清廷命官，率先剪掉辫子;二讥他胆大妄为，“癞子打伞”，无法无天。总之，不管出处如何，重点在此“歪号”表达的一种集体情绪，自属贬词无疑。周善培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性市政措施改造了地方社会面貌，也给市民日常生活造成不便，从而引起公愤。至辛亥前夕，真可谓到了“众恶所归”的地步。
辛亥成都血案发生后，认为周善培是幕后谋主的舆论甚嚣尘上，民间相信“拘捕蒲罗”“放手杀人”等等都是“周大人给季帅大人打的条”，于是给另取了一个“周条师”歪号。四川独立后，吴虞日记写道：“周孝怀正在逮捕中，此人上半年欲杀余，不意今日竟不能免，此积恶之报也。”吴虞显然也是周的仇家之一，不期而至的革命恰给了他泄愤、报仇的机会。不只吴虞，从学堂考试被淘汰的下岗秀才、妓院的院妈娘、被治理的腐败寺院方丈诸“群小”，乃至被裁抑的“同僚”、遭冒犯的“上司”、有名无名的深恨周善培的人群，均为辛亥年的“大波”所动员、裹挟，他们及其敌人的命运在这中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辛亥年保路运动事起，至川省宣告独立，继至成都十月十八日兵变，周善培身当前台，亲历全程。他致力于“官绅联合”，弥缝其间，不仅未得“好处”，反而身陷群议。李劼人在《大波》中借了趋新绅士的口吻痛責“他自从升署提法使以后，就变了一个人，油滑取巧，各方讨好”，多处表露社会舆论如何大不利于周。革命期间所谓“乱民”告示，文曰“但拿周、赵，不问他人”，点名罪魁，署提法使周善培竟还排在有“赵屠户”恶名的总督赵尔丰之前。民间观感明显不佳，在清政府方面，周善培也饱受倾轧，奉命入川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以“轻躁喜事，变诈无常”为罪名参他一本，遂遭“即行革职”处分。
面对端方弹章，周善培一面上书赵尔丰要求澄清“外间谣诼”，一面致电端方，指责“捕风捉影”，“反唇相讥，口齿犀利”。四川独立后，尹昌衡即生兵变，周善培“天留一壑”逃离四川，同时致友人公开信，为己辩白：“七月十五日之变，不知其中底蕴者，多疑为周氏所耸动。周氏在川，至今人多思之。其所以招怨者，实在警局时办流棍过严，与在司法任内斥退法官养成所学员所激而成也。” （《与陈子立书》）《辛亥四川事变之我》的“自叙”开宗明义：“李君所纪他人他事且勿论，但论其纪事之涉余者，则舍可征且见存之公牍报章，乃至宣布全国百四十二州县之文字，独引街巷无根修怨之谣言，虽时加以公平之辩解，然其要归，固贱事实而尊谣言以为可征也。先取家藏文字之既公布者八篇，每篇复附数语以补所未尽，而以正《大波》之若干条附于后，统名之曰《辛亥四川事变之我》更公布之，既答李君，亦告川人。”此书“公布”的一九三八年，距离事变已过去二十七年，周善培针对李劼人之“贱事实而尊谣言”，不惜诉诸著述，公开辩论，可见争议之巨。
解放后，他公开出版《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据其自述，此书发端于一九五三年与民主党派领袖、四川保路运动当事人张澜的一次谈话，写作目的全在为“以后编辛亥四川争路史”提供一份“确实的资料”。对所谈内容的可靠性，他极具自信：“事虽过去了四十六年，而所记的件件事、句句话，当时既深深地印记在我的眼睛里耳朵里，几十年来又时时使我回忆起，并且曾经无数次对人谈论过。谈论中我从来也没有错记过一字、一事。我主要的戒条是：对事必求件件确实，对人必求‘死者有知，生者无愧’。”
周善培政治身份已变，著书动机及行文风格也相应调整。当时出版方对其人评价似趋缓和，认为在保路同志会抗争时，“即在清廷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的迹象，部分官方人物在广大人民正义呼声的感召下，逐渐站到人民方面来，和人民一道反对了当权的死硬顽固派”。同为川人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却有别种感受，不客气地指出，“周善培在这次运动中，担任了一个颇不光彩的角色”，所言无非“无耻妄说”，“硬着头皮把他反对争路的亲历写作争路的亲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陈旭麓的人物研究还相当注重从阶级立场出发的褒贬评价，他对“当年破坏革命的官僚”“妄想篡改历史”的行为深不以为然，而推许吴玉章上述指摘“很重要”，“纠正了周善培对革命历史的混淆，也警告了那些不以老实态度对待历史的人”。
或许当局者迷，倒是当时同僚、成都将军玉崑用一种带有连续性的眼光，看到了他看不到的一些东西：“此番川民激变，可谓官逼民反。比年以来，将川民膏血搜掠殆尽，民贫财尽，所以与行政诸公结成敌忾之仇，商农士庶无不痛恨。俗云官清民自安，近来新政繁兴，建立局所，各项摊派无不应付，无不由民出资，因此愈结愈深，故然造意谋反之心生矣。周善培，四川人，系劝业道，为人阴险最苛，平日刻薄，自亦技能迎合上司，不顾梓桑之邦情谊，人人怨恨。此番肇祸，实由此人两面煽惑酿成巨祸。”（《蓉城家书》）
当下政治史研究领域，无形中受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影响，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一方（或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一方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 羅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如果说，“周善培是一个站在新与旧之间，很不好用‘新’或‘旧’来简单界定的人物，或许正是为此落了个‘滑头’名声”，那么，这样一位光宣年间“海内知名之新政能员”，何以在革命到来之际遽落至进退失据、左右均难逢源的窘境？时人对周氏观感，无论较带贬义的“变诈无常”，或相对中性的“善观时变”，都反映其人因应世变的特色，纯用阶级分析方法，既难在历史过程中替他准确定位，也不易看清他与各类“谣言”的关系，以及之于四川事变的真正影响。厘清周善培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或也就可以追索并理解当时各式川人眼中，辛亥革命到底是怎样一场“革命”？
《辛亥四川事变之我》写作在前，处处突出主观之“我”，并设定了明确的辩论对象，具有强烈对话性;《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出版在后，尽管框架内容与前书高度一致，但著述体裁、语言风格已经大变，一些史实细节也存在出入，尤其在当时政治语境下，全书基调已由主观色彩浓厚的“自我辩护”，转向以客观姿态标榜的“保存史料”。那么，先后两种著作，是否因作者写作姿态变化，而导致史料价值的差异？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辩论对手方的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修订了《大波》三部曲，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是“重写”。一九一一年时，李劼人尚是“一个旧制中学未毕业的学生，曾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亲历事变，有直接的见闻，又尽力搜集档案、公牍、报章杂志、府州县志、笔记小说、墓志碑刻和私人诗文，访问多人，相互核实，小说中所有人物均整理“人物纪要”。正缘于此，三部曲厚重逼真的历史感，特为读者珍视。李劼人的自我评价相对保守，尤其对《大波》不满意。他在五十年代表示说：“这个运动（指四川争路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本人，也往往蔽于他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他的本质，……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这里不仅有文学追求永无满足的精神，也（或更多）反映了“时代变革”“思想进步”下自我检查的痕迹。所以，“在思想上也背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他自以为“由于解放后参加了政治学习，回头看辛亥革命运动比廿年前更清楚、更透彻了”，重写旧作“想深入运动的本质”。一九五四年的新版《大波》在评论家眼中“基本真实地”描写了历史，至八十年代，川籍学者隗瀛涛还相信：“《大波》虽然是小说体裁，但众所周知，《大波》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并非杜撰，相反，是有根有据，极其准确的。”
今人再读此书，则更应留心作者的“在场”，创作及重写《大波》过程中贯彻的主观意图，可于历史场景的铺陈描绘寻求印证。李劼人读过《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大波”第三部书后》写道：“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中，写周善培这个人与其活动，便感到有些缺欠，虽然也还了他一副本来面目。因为对于辛亥年成都的假独立，周善培辄自以为有大功可居，我的确为他表了功，比他自己在一九五六年写的‘辛亥四川我所亲历之重要事实’，似乎还真实些罢？ ”言下还带有辩论的气息。他对友人张颐表示：“秃子公议处甚多，特在《大波》中只能挖掘这一点耳。”细读再版《大波》，可发现对“周秃子”的描写已不如解放前版本那样“淋漓尽致”，但角色定位未变，同时又吸收了不少对方“正误”的素材和观点。我们原以为具有性质差异的历史和文学作品，都经历了重要“改写”，且两者之间构成持续对话关系，在此意义上，它们都已成为“史料”，唯利用时需小心揭示层叠交错的部分，从而逼近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