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宗室特出之英”之誉的寿富面临甲午变局，应时而动，其因宗室身份，预设发言对象主要为旗人，而关心焦点仍在一朝一国之变法图存，非为“种族”问题。质言之，新旧之争高于满汉之别。他又强调“尊君亲上”、“君臣大义”，变法同时不废纲常，恪守伦理。至庚子事起，黄、白种族之争压过满汉差别，值家国危亡之际，寿富遗嘱“虽讲西学，并未降敌”，毅然选择身殉。晚清君权的至上性以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使得在观念中以国家为至上的变法维新，其实际过程多依傍君权。进入20世纪，在近代国家观念冲击下，“民权”之说渐兴，复因清代君权与“种族”问题相缠绕，唤起满汉之辨。本文考订寿富自杀前后史事，由“种族”与政治的双重视野追问其历史意味，以期对晚清满汉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1900年8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后次日，四品宗室、翰林院庶吉士寿富在位于西城的白庙胡同宅邸，先以仰药，继以自缢，偕一弟二妹同归于尽。临终前自题《绝命词》三首，曰：
衮衮诸王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负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联竟陆沉，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谤不伤心。①
同时代诗话家解读之，谓寿富“通时政，以是为朝贵所嫉”，盖犹自伤积毁，末首曰“二年”，即“戊戌以后也”。②确实，在清末维新家眼中，寿富被许作“满洲中最贤者”、“宗室特出之英”，无疑为他们的同志。③后世史家作政治人物分类时，多将寿富划归“戊戌变法人物”行列。④近有海外“新清史”学者也注意到其人言论，认为他“不是从所有的中国人，而是从旗人自身的利益出发”来分析甲午后中国被瓜分的危险，连同康有为、张元济等改革派提出的“满人问题”，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⑤这样一位被贴上“新党”标签的满洲宗室，当庚子年遭逢大变，于家国危亡之际毅然身殉，遗嘱中“虽讲西学，并未降敌”一语，可谓掷地有声，而“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一句，慷慨有力，闻者震撼，世人叹以“玩其词踌躇满志，真有视死如归之乐”、“以新党被锢者，大节凛然，读之起敬”。⑥那么，返回“种族”与政治相缠绕的晚清语境，究应如何理解寿富其人？从戊戌到庚子，他走过的是怎样一条道路？他的死以及由此激起的悠长回响，又有着何样的历史意味？
一、寿富其人及家世
寿富(1865—1900)，爱新觉罗氏，字伯茀(一作伯福)，号菊客，满洲镶蓝旗⑦第五族宗室。溯其世系，可谓显赫，为和硕郑宪亲王济尔哈朗(1599—1655)九世孙，排爱新觉罗氏子孙之“溥”字辈。按清制，袭爵递减，其四世祖阿札兰已无亲王头衔，于仕进亦无表现，其曾祖兴隆已降为一闲散宗室，充宗人府笔政。至祖父常禄，始在科场崭露头角，道光七年中举人，十二年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子宝廷，字竹坡，号偶斋，同治三年举人，七年二甲六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充浙江乡试副考官、福建乡试正考官，官至礼部右侍郎、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寿富为宝廷次子，⑧光绪十四年举人，二十四年二甲八十八名进士，⑨选庶吉士。三代联中进士、点翰林，文风鼎盛，为满人所罕见，宗室子弟更是绝无仅有。作为郑亲王后裔，宝廷对家族历史及科甲成就颇感自豪，有《咏怀七古》诗云：“大清策勋封诸王，赫赫郑邸威名扬。文功武烈耀史册，祖宗累代流芬芳。”然而，其家族仕途走得并不顺畅。道光二十年常禄因大考革职，光绪九年宝廷以“纳妾”微过自劾去官。⑩寿富继其祖、父，供事于“清要之职”，而仕宦履历同其生命于光绪二十六年戛然而止。
寿富为学，抑或为人，均受乃父深刻影响。宝廷可谓晚清宗室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特出人物，在有清近三百年诗坛顶戴着“满族第一诗人”的桂冠。(11)光绪初年，与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邓承修诸“清流”，以直谏敢言名天下，“当日在朝謇謇励风节，并有文字道义之契，世目为元祐诸贤”。(12)其罢官缘由，众说纷纭，究其实，不惜“微过自污”以求去，与朝廷党争及时局败坏无望不无相当关系。(13)《清史稿·寿富传》谓“幼从父授七经。稍长，师事张佩纶、张之洞。泛滥群籍，熟精《周官》、《史记》，旁逮外国史、算学”。就治学格局言，理经未拘汉宋，而旁及于史。按，宝廷晚岁颇致力于“天文算数”，(14)寿富由此熏陶，进而“通算术”，写出《天元演草》一类著述。寿富事父至孝，于宝廷晚年常侍近旁，习聆庭训。(15)宝廷罢职后筑室西山，以贫病终老，时人谓以“直声著天下，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今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16)翁同龢日记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一日条记：
宝竹坡之长子寿富(号菊客)，余戊子所取士。竹坡殁，寿富寝处苫块，并盐酪不入口，今二年矣。萨(廉)谓为矫情，余敬之爱之。(17)
寿富不仅继承了宝廷性格中“刻苦孤峭”的一面，还有旷达勇决的另一面。孙雄后来说“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达者，无若宝竹坡父子”，并忆及：
丁酉(1897年—引者注)夏，余于友人席间晤伯福，其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记通州张季直(张謇)赠诗中有句云：“坐阅飞腾吾已倦，禁当非笑子能雄。商量旧学成新语，慷慨君恩有父风。(18)可以为伯福写照。
辛丑(1901)六月，即寿富自杀后次年，孙宝瑄、章太炎以《红楼梦》人名戏拟当世人物，径直将寿富比为“尤三姐”，这一小说人物刚烈不折、不同俗流的形象，恰可与胡思敬对寿富“性兀傲不羁，颇富时名”的品评相印证。(19)
如此看来，林纾为撰《行状》总结的数条，即“生平崇尚气节，重新学，文章则持重不苟”，(20)其实都能在宝廷身上找到影子。
二、戊戌前后之事迹
与当时很多士人一样，甲午战败的刺激对寿富来说，直接而且深刻。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多用“尝闵世变岌岌”、“尝愤国势不张”、“尝愤宗邦不振，强邻日逼”一类语句描摹其心态，而赵炳麟所谓“力研新政，广交豪儒杰士”，(21)应该是对他战后作为最精炼的表述。光绪二十一年，北京强学会创设，寿富未列名会籍，然于会务多所与闻，时与宝廷门人、号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过从甚密。(22)又与梁启超结识，谈变法自强事，最为投契，据后者回忆：
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1895年—引者注)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其后君复有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成以为狂，莫或应也。(23)
彼时寿富之思想宗旨，“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八旗子弟励学”，“大旨警顽傲，励以自强”。(24)光绪二十三年春，在《时务报》发表《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略谓：
仆家贫力微，学识浅陋，窃观天下纷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励，不惟负疚君父，将必启侮四方，消息甚微，所关极大。每愿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谋富强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尽其才，厚培本根，力开盘错。
又历数道光以降“无役不败，无败不失地”的危势，强调“八旗乃为贵族”，一切言行关乎王朝兴亡，故劝“思国家之相关，先谋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人人怀自强之心，毋自利以自害”、“毋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气运以自废”、“思君臣之义，毋卸责于君而自矜局外之智”，由此提出变法步骤——“愿我兄弟之为学者，先求其大而归诸有用”、“愿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25)在甲午后光绪帝图变法而“八旗子弟恐新法损其利禄，多诽之”背景下，寿富陈说时局，劝导八旗，言辞不避犀利，且出自天潢宗室之口，尤见力量，“识者比之贾长沙、陈同甫”。(26)
同年秋在京成立的知耻学会亦由寿富发起。按，十月中旬康有为自沪入京，其自编年谱称：“与文中允焕、夏编修虎臣及旗人数辈创经济学会，已为定章程，呈庆邸，请庆邸主之，且为庆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删‘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27)据此，知耻会由康所支持发起。实则该会筹设较早，九月初一日(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已刊有梁启超《知耻学会序》与寿富《知耻学会后序》二文。(28)也就是说，康抵京前，知耻会已经成立，康说实有“张扬之意”。(29)关于知耻学会内情，因史料阙如，难知其详。(30)然揆诸梁启超的记载，以为该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则参会者实寥寥，在当时似无太大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变法之年，寿富中进士，廷试二甲，旋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榜三百余人，匪不参候争欲一面风采”，(31)可见风头之劲。变法高潮阶段，寿富并没有令人侧目的政治表现，当时他更多以“学博识拔”受到瞩目，被视作兴学人材。就政治派系而言，他更接近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系。据《张文襄公家藏手札》，本年正月张之洞收一京中来信：
寿伯符孝廉、同乡王筱航仪部、蒋艺圃侍御、李子丹(名桂林)编修暨李玉坡、李慕皋诸君，拟立一八旗直隶西学堂。请汉教习二人、洋文教习二人，招学生三、四班。……惟款项无出，拟写公信，各处募捐，已有公函致小帆，托伊转恳叔父酌捐款项，并恳代募宦鄂诸同乡……此系同乡公举，又系实心办事，为开八旗风……(32)
此信作者为张之洞侄张彬，言新建八旗直隶西学堂劝捐事，并透露寿富为学堂发起者之一。张之洞复电“奉直开学堂甚好，我当筹助。必须约寿伯茀经理，若不邀寿君，我即不管”。稍后，听闻学堂请广东人为教习，再次要求寿富主持，并以个人助款、会馆公款、鄂省捐款三项相要挟，可见对寿富的信任。(33)
张之洞插手八旗学堂事务，最关切的，是害怕它成为康有为学说的讲习所。背后原因在于张、康两派政治上的对立。类似的紧张关系，也同样表现在京师大学堂筹办过程中。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上折，奏明拟保总办、提调、教习名单，寿富赫然在教习之列。光绪帝下旨“依议”。(34)时杨锐致张之洞密信谓：“孙燮臣冢宰管大学堂，康所拟管学诸人，全未用。奏派许竹筼为大教习，张菊生元济总办，黄仲弢等提调，寿伯福等分教习，均极惬当。”(35)
变法时期，光绪帝屡诏征求使才，浙江巡抚廖寿丰以寿富“才学堪大用”出奏保举。(36)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录保荐经济特科表，共17案235员，仓场侍郎李端棻荐16员单中亦有“满洲庶吉士寿富”。(37)六月初二日，光绪帝于廖寿丰保荐使才案内召见寿富。林纾记其事：“时大臣争列疏荐公，景皇帝召见养心殿，公奏对诚切，皇帝为公动容，寻充大学堂分教习，派赴日本考校章程。”(38)同年秋，经孙家鼐奏派，短期赴日考察学务，于“查取学校功课”多所用心。(39)其间并曾私访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王照，据王氏事后回忆：“戊戌十月，余居日本东京高桥氏之花园，伯茀以考察学务，寓中国使馆，曾往花园唁余。而日本保护国事犯之警士，坚拒不纳，且不受名片。去后，而以曾有使馆侦探来门告余。乃余归京见实甫，始知其为伯茀也。”(40)
政变后，寿富杜门京师，以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41)时人谓其归国后，游有所得，“益发著书，期见诸行事”。(42)但究其因，则无非“党禁事起”。如上述，寿富与康梁势力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作为趋新的宗室人物中之“特出”者，难免受到牵累。赵炳麟记旧党之反攻倒算及寿富之激奋云：“后新政蹶，刚毅欲排汉用满，太史慨然曰：‘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顽固党毁之弥力，佥曰：‘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43)孙雄对其遭遇也抱有同情：“戊戌政变后，徐荫轩指为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诛戮，而令其妻父联元严加约束。”(44)
三、殉难始末
寿富为内阁学士联元之婿，戊戌后，一度寄居岳家。《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以下简称《始末》)记翁婿交谊：
太史之外舅联仙蘅学士，素治宋学，官楚时，闻太史讲新法，严函往复，翁婿谊绝矣。迨学士内用，始知太史恳恳忠爱，原本义理之学，不同世之号新法者。都下事急，召对诸臣，学士痛哭力争，极陈万国律法利害，公使必不可戕。某王出班叱曰：“联元可杀！”赖太后默然，乃免。太史私告密友，以为吾外舅决不能终免。盖学士所陈，皆据其言入告也。及七月十七，学士卒赴东市。太史忧国之外，又加以私痛矣。(45)
按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联元以“召见时任意妄奏，语涉离间”，奉旨即行正法。(46)联元之诤谏有受乃婿影响的潜因，而寿富由联元之死亦深有触动，故林纾谓“公闻耗大悲，自咎以言论陷联公于厄，自是死志已决”。(47)联元死后，家属逃匿于寿富家，载漪等人“以寿富重新学亦指为袒外”，有人劝其避锋芒，寿富告之：“吾宗亲也，宁有去理耶？”(48)
从其好友华学澜的日记看，寿富对京师义和团的观感明显不佳，(49)至于团、军围攻使馆教堂之举，更加不以为然。据《清史稿·寿富传》，“及拳乱起，乃上书荣禄，言董福祥军宜托故令离畿甸，然后解散拳民，谓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其议虽未见纳，但寿富出此言论，应属可信。
庚子坐困围城之际，寿富作有一韵《和君遂》，曰：“故人天末问平安，拈笔临风意万端。浩劫华夷同苦毒，危时仕隐两艰难。白云芳草应无恙，玉宇琼楼日愈寒。别后情怀验双袖，至今热血不曾干。”唱和者吴保初为其挚友，自然直曝胸臆，时人从中拈出“浩劫华夷同苦毒，危时仕隐两艰难”一句，谓为“粹然儒者之言，能见其大，亦可见临难授命，固持之有素矣”。(50)
事变至亟，寿富见事不可为，已显死志。《始末》记：
自拳匪祸作，太史极以内廷为忧，四向穷探消息，一日忽翻然曰：“毋庸问矣！无论如何结束，总非好局面。吾思之极矣！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及今尚有自主之权耳。”有叩以急策者，取案上笔书曰：“先救皇上出险，然后再议办法。”间有劝太史出避，怆然不对。(51)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录寿富生前与华学涑一番对话：
学涑字实甫，外兵入城时尚在京，与寿伯茀太史比邻。伯茀之殉难，曾先告实甫。实甫阻之曰：“洋兵入城，与国祚无关，何必以身殉？”伯茀曰：“我亦确信洋人不灭我国，但我知太后拉皇上去，则将来议和之后，皇上终不能脱出太后之手。大清不久仍必灭亡，吾何必多活数年。”实甫无以难之，伯茀遂将身后事能实甫焉。(52)
按《始末》一文源出当时报道，“由各京友来函及京员南下口述者，汇以付报”。华学涑父金寿为王照之母舅，学涑与寿富关系亲近，故此条材料可信性较高。综上看，寿富临终最关切者，实为光绪帝安危及将来地位，因对联军入京、两宫西逃的前景已有不祥预期，故死志甚坚。
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京师。《清史稿》本传谓“城陷，寿富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官”、按“同官”即华学澜。寿富付送遗嘱事，时在二十二日：
伯茀送来信一纸，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覩，其志甚坚。谈许久归。(54)
绝命词已见篇首，信文录下：
大事已去，仆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原文如此——引者按)行在，敢祈力为表明，仆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此四字系补入)，并未降敌。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外有先人奏疏、年谱及平生著作，并以奉渎，亦祈量力保全之，敢百拜以请。匆匆不及走别，是为至感。石甫、鸣西二弟均此不另。
外附一纸云：
小诗呈政，并祈便中呈示南皮师、寿州师、张季直、郑苏龛、卓芝南(孝复，刑部主事，福建人)、高啸桐(凤岐)、方雨亭(家澍)、林琴南(纾)、康步崖(詠，以上并福建人)、张小帆(曾敭，福建布政使)。以上诸人，惟卓君在京，见时祈示之为祷。(54)
按遗嘱所示，可见寿富生前主要交际圈子。“南皮师”即张之洞，“寿州师”即孙家鼐，均为寿富的师长辈。张曾敭，张之洞侄孙。张謇，字季直，光绪二十年状元，翰林院修撰。余如郑孝胥、高凤岐、方家澍、卓孝复、林纾、陈衍等，均系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宝廷典试福建时所取士。乙未(1895)林纾为《偶斋诗草》序曰：“壬午公典闽试，纾幸出门下。因尽读公昔作古近体诗。癸巳(1883)纾来京时，公已罢官就第。纾与同门高啸桐(凤岐)、卓芝南(孝复)、方雨亭(家澍)并来觐，公常服出见。”《今传是楼诗话》亦谓：“竹坡典闽试时，得人称盛，海藏、石遗、畏庐诸老，均隶门籍。”(55)宝廷晚年“闭门谢客，门生故人外，罕得见者”，(56)交往对象多出自福建学政任上形成的人际网络，而寿富长期随侍其近旁，他的朋友圈也相应带有鲜明闽籍色彩，与前述诸人交游最密，并多文学唱和。(57)
寿富于临终前夕，将先世奏疏、年谱及生平著述托付华学澜，详陈赴死之由，请量力照拂“家人有不欲死者”，又录绝命词请转呈京内外诸师友。身后事处理得如此平静从容，可见其选择自杀已经深思熟虑。
关于寿富及家人死状，无论时间、人数或自杀方式，皆不乏异说。(58)今据三种记载较详实的文献加以勘对确认。《始末》记：
二十三日，洋兵入西城，喧传若竖白旗者免死。太史与仲茀急仰药。其未字堂妹，年三十二岁，夺所遗药令八岁妹咽后，亦引药自咽。其婢名隆儿者，感主人义，亦服药誓死。未几洋兵已至隔院，太史惧不即死，为所辱，曳诸人入两厢投缳于梁，体重绳绝，砰然坠地。仲茀急为扶上，即履仲弟肩，复上缳。仲茀又为妹婢从容理缳毕，出门趋南屋，仅觅得细绳，回至西厢，阖其门投缳当门死焉。此七月二十三日巳刻事也。太史年三十有六，仲茀三十有二耳。(59)
林纾《行状》记载大致相同，同时自杀者五人，即寿富，弟寿蕃，妹(一作堂妹)隽如、淑如，侍婢隆儿，均系自经死，死时皆作“七月二十三日巳刻”，即午前9—10时。复按，庚子十二月初十日，大学士崑冈据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等呈报，上《遵旨续查第五次恳恩赐恤折》：
(寿富)七月间闻有洋兵踪迹，遂与出继胞弟右翼宗学副管·四品宗室寿蕃及堂妹·原任刑部侍郎宝森之长女、次女同时仰药，犹恐未及复，相率投缳自尽。其妹之婢隆儿亦同时殉主。(60)
由此可确认，自杀者除寿富外，尚有弟寿藩等四人，先以仰药，因恐时迫不及，复集体投缳致死。寿富因体重绳绝坠地，由其弟寿蕃抱持协助，方殉成。寿蕃，号仲茀，右翼宗室副管，书载其人“生平以节概自命，所见乃与公(寿富——引者按)同”、“平日有燕赵侠士之气”、“肮脏负奇气，有古烈士之风”。(61)殉难之日，他为兄妹一一“理缳”毕，最后从容赴死。
又联元二女，即寿富、寿蕃之妻，“其妯娌为联氏眷力持，得以不死”。(62)寿富有二子，长伯壤，早夭，次橘涂(一作菊徒)，时九岁；寿蕃亦有二子，序恺、序恪，时俱年幼。然而，光绪乙巳橘涂“以喉疾殇”，庚戌序恺、序恪复因疫“两月间先后并夭”。(63)宝廷一门，除两个儿媳，几乎可谓阖门死绝，无有继嗣。
四、谁问身后事
七月二十三日，寿富自杀当日，华学澜有日记：
早，天极阴，大风，闻前街有洋人到人家，各家皆挂白旗。伯茀处来送信，言伯茀偕其弟了生，妹二人均自尽，并由丫环一人从死。家中人心惶惶，余未敢离，急令鸣西往视，回言无他事，只托为购棺木。……晡时，鸣西又去一次，归云，材已托人购得四具共百金，其价傅梦岩已送，即埋在院中，待事定后再葬。(64)
据此可知寿富一门自尽后，先是邻居、户部主事傅兰泰出资购棺，槀葬于家宅后院中，继由各友好邮金赙奠，遂得以迁葬，并安顿孤孀。至于绝笔信道及姓名者，多竭诚施以援手，实未辜负生前交谊及身后托付。正在武昌栖身张之洞幕的郑孝胥有日记：
高子益来，示啸桐书，云得弼余书，寿伯茀以七月廿三日巳刻仰药自尽，其弟仲茀及堂妹二人、小婢一人皆自杀，瘗于后园。伯茀之妻及其子菊徒，方九岁，犹在城中云云。前日得方雨亭桐乡来书，托余设法寄百金于伯茀，余遂托子益往询税务司汇京之法。有顷，子益来言：“汇丰可寄，每百两费五金。”拟自寄百金，合二百盒，交卓芝南、张弼余使致其妻。(65)
郑孝胥《伤伯茀仲茀》诗自注：“伯茀自戊戌后，深自韬匿，京师陷，兄弟皆仰药。啸桐、琴南、弼俞、芝南与余书，皆以赐恤不及为恨。”(66)
林纾熟知宝廷家族故事，用“冷红生”之名撰《剑腥录》(后改《京华碧血录》)以演其事，书中“修伯苻”，即指寿富。(67)其《挽诗》“万事还君无见好，此来及我未衰前”与《祭文》“排门悲风，落叶纷纭；兄弟丛哭，忧心如醺；弟殉妹从，天地愁昏；一门五忠，就圃成坟”等语，皆为沉痛。(68)由林纾为寿富撰《行状》，可谓得人。他在成文后，自记始末：
公殉节时，纾方客杭州，闻耗为位哭之孤山林社中，方大令家澍、高太守凤岐驰金赙其家。乱定，纾来京师，则行哭造公之门……寻崑相国以宗老请旌宗室之死事者，朝廷赠公光禄寺卿。今年宗人府以文书谕橘涂，命具公兄弟死事年月，宣付史馆。纾为侍郎门下士，与公挚交，谨就闻见所及为状，伏乞编入忠义之传，以光采壤，以慰忠魂，无任衔佩之至。(69)
按崑相国，即大学士崑冈，留京办事大臣，遵旨查办殉难官绅褒恤事宜。十二月二十日，据崑冈等查明具奏，清廷下旨著寿富照翰林院侍读学士例从优赐恤，寿蕃著照四品官例赐恤，伊妹二名及其妹之婢一名均准其旌表。(70)
宝廷门人除为料理家族后事特别出力外，还关心寿富遗稿的下落。时在京外者，闻耗“即累书抵都下，问死状并取侍郎奏稿”，(71)时过未久，寿富《绝笔稿》即刊行，亦得力于此。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可知：寿富临终送付华学澜之绝命诗、信原稿，于次年又还归其遗族，卓孝复借出，付之石印，卓孝复、方家澍、高凤岐、林纾四人皆有跋。高凤岐另据《中外日报》等报道，刊印《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同时大力搜罗寿富佚稿，其附识曰：
太史趋死时仅抱其先集属邻友，自所纂述无复存者。凤歧私检其年来手书，多半散失，昨始搜得九椷，严栗湛亮，字字从肺腑出，人人读之起敬。呜呼！其仅有此耳。海内同志如有得其别稿，或生前与书，务乞寄示。此固无裨于死者，姑以存吾友之声音面目云。(72)
寿富遗稿，据林纾言有《读经札记》、《菊客文集》、《廷试策》、《东游笔记》、《畿辅农务表》、《知耻学会章程》、《天元演草》等，实际或不止于此。据罗继祖谓：“其诗广雅辑入思旧集，已刻行。其遗稿存达挚甫所。二十余年前，先祖从恩咏春华求得之，谋为整理付刊，计有《读书札记》、《读三国志札记》、《春秋释义》、《伯茀识小》、《因话录》、《患斋待质录》、《易学启蒙浅释》、《天元方程算草》及诗文若干首，率属草未竟，抄胥移录，亦多误字，遂搁置之。先祖谢世，咏翁独索其诗去，而以整理遗稿事委予。欲旅食东瀛，携在行箧，稍加整比，亦未竟事。”(73)按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谓寿富“所为诗多散佚”，而张之洞辑《思旧集》实未收寿富诗，罗说似不确。至于遗稿部分，几经辗转后为罗继祖“先祖”罗振玉所得，并经由本人整理，则流传有序，应属可信，惜至今未见刊行。宝廷奏稿则由门人夏震武编辑，于宣统二年以《长白先生奏议》刊行，寿富撰《先考侍郎公年谱》附录其中。
又值得一提的是，寿富身后，师友中能文者多有悼挽之作。陈宝琛、张之洞昔在翰林院与宝廷朝夕过从，几无虚日，寿富从而问学。陈宝琛闻其耗，即时成一律：
朝衣就市痛冰清(原注：伯茀兄弟皆仙蘅婿)，赴死还看好弟兄。有子多应思我友，此才难得出宗英。倚楹一泪几成罪，临穴同歼岂为名？长忆城南相送日，尔时厝火故承平。(74)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入阁拜相，往吊寿富墓，有诗：
赋断《怀沙》不可听，宗贤忠愤薄苍冥。荆高燕市沈沈醉，莫使重泉叹独醒。(75)
二诗格调有异，一哀婉，伤情于故人多难；一沉郁，意以刺亲贵之用事。
吴保初作《哭伯福学士》诗：
四溟烽火逼神京，谁遣潢池盗弄兵。北地岂惭朝烈祖，西京顿觉失长城。成仁未竟平生志，背义终伤后死情。我欲招魂歌楚些，天涯霜雪泪缘缨。
其自注：“甲午之役，约城破同死，今君竟践言矣。余以丁酉罢归，殊绝负君于地下矣。”(76)孙宝瑄以《红楼梦》中人物“尤三姐”比寿富，“柳湘莲”比吴保初，(77)可见二人交谊固非同寻常。
陈衍《石遗室诗话》存录若干寿富遗诗，并吊之：
国破犹能乾净死，巢倾宁有颅瞻情？屈原夷叔空相况，三百年前黄蕴生。(78)
“黄蕴生”，黄淳耀(1604—1645)，江苏嘉定人，明末进士，举义抗清，嘉定城破后偕弟自缢殉节。陈衍慨叹“明亡陶庵兄弟皆自经死，何其相似也”！又拟寿富兄弟为屈原、伯夷叔齐，评价相当之高。
郑孝胥于庚子十一月初二日作《哀伯茀、仲茀》诗：
三年伏处绝艰辛，赴死终伤志未伸。四海朋友俱失望，一门兄弟自成仁。高林奋笔倾酸泪，张卓函书带战尘，莫怪褒忠殊不及，朝衣东市是何人。(79)
此处“三年伏处”、“朝衣东市”皆感戊戌事。至辛亥七月，郑孝胥入都访白庙胡同宝廷故宅，(80)寿富夫人出见，有诗纪之：“竹坡菊客惨相随，谁信诸孙骨亦灰。登榻招魂如见款，入门掩涕更增哀。不祥名节嗟为祟，一往清狂渺此才。还向髽孀想遗直，可堪凭吊到狐鲐。”(81)其时宝廷孙辈亦皆夭亡，后继无人，“不祥”句慨乎其言矣。
寿富素负誉“少承家学，且有逸才”，陈衍谓其“生平吟咏甚富，庚子殉国难后，遗稿不可得”，(82)惜诗作、著述多散佚，而身后得若干知音酬唱，存留一二“声音面目”，也算一种告慰吧。
五、“种族”与政治双重视野下的寿富之死
甲午战后，内政外交上的种种衰颓与失败，使清朝士大夫渐渐认识自身旧文化的不足，思想灵敏者已觉悟到，只有考求西学、变法维新才能救亡图存，后人将此期总结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思想大转变时期”。(83)寿富为出身传统教育的士子，同时亦受新学熏染，沾溉时风，应变而动。又因宗室的特殊身份，他预设发言对象主要还是旗人，其维新言论，固易引起变法同情者共鸣，然置于当时语境，已明显超前，时人有谓“文传诵，八旗人哗然，目以为怪”、“议者颇有异同”、“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指为妖妄者十人而九也”。(84)对于保守力量的反弹，寿富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与友人诗中“以此忤时贤，罪恶重邱岑，毁谤日纷腾，惟公鉴其忱”句，(85)凸显处境之困窘。然而，出于壮士断腕的心态，为实现某一远景，周遭讥弹也“慨然无所恤”了，故云：
终日呶呶，逢人强聒，取笑于自守之士，见病于持重之儒，不敢灰心，惟自隐痛。念我八旗之大，人才至多，世受国恩，天良未泯，苟知时局，必不忍坐而旁观，用敢不避讥弹，略陈大势。愿我兄弟思祖宗立功之勤，闵君父当局之苦，哀身家之莫保，念子孙之流离，雪涕奋兴，起谋王室，气运不难强挽，安危可望转圜。若惊为病狂，笑其说梦，一旦祸至，死无以对祖父，生无以保妻孥。蒙耻捐生，相胥及溺，然后始叹填海之苦衷，谅忧天下之先见，岂不晚哉！岂不痛哉！(86)
寿富向“八旗兄弟”提供的方案确带有激进性质，而付诸宣讲的姿态又过于急促与强硬，当时人遂有“奔走叫号，所至强聒，而一般士大夫率掩耳而走”的印象。(87)甚至连作为汉人的宋恕，也委婉提醒寿富不可尽摒旗人于知耻学会之外：“吾恐伯福君或亦稍存八旗人物不如汉族之见，其将轻量八旗而忽于搜访。夫八旗进身虽易，亦岂乏遗贤？”(88)
此处欲申论的是，尽管针对八旗子弟发声，寿富关心的焦点，仍在一朝一国的变法图存，而非“种族”问题。质言之，新旧之争高于满汉之别。海外“新清史”学者拈出寿富言论，认为“他指出如果现在的朝廷更改革维新，八旗将延续自己的贵族统治。当然，其中暗示的是，如果中国被瓜分，清朝灭亡，旗人就将失去自身的特权地位”。(89)其实，如果不是倒放电影一样地看待历史，戊戌以前满汉之间的“种族”之见和“种族”之界，并没有后来排满革命家宣传的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很难认定寿富一类有关“满人问题”的言论，就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光绪二十二年，友人毓俊离京赴山东，寿富有赠诗：
大风卷沧海，蛟螭撼神州。我非百岁人，独怀千古忧。妖氛山岳高，世道江河流。人类闪风烛，王室实缀旒。昂首望青天，掩涕思前修。缔造仗轩昊，经营劳孔周。此道亘古今，万物所共由。一旦自我绝，岂非壮士羞？君今适东鲁，驱车迈山丘。路若经孔林，为我少淹留。哭问墓中人，可知今世不？苍穹若有知，此患何时瘳？苍穹若无知，斯民何罪尤？愿徼在天福，速生圣贤俦。起佐我圣皇，布政宣鸿猷。但恐鬼无灵，酣眠不肯休。哀哉人道天，吾侪其壑沟。(90)
诗中感叹世道江河日下，王朝国家岌岌可危，寄望友人过孔子故里时代为哭问，并愿早生圣贤，辅佐皇朝。同为宗室杰出者之盛昱，晚岁作诗说时事，亦云“起我黄帝胄，驱彼白种贱”。(91)寿富的“掩涕思前修”，与盛昱向黄帝认祖归宗，都少有区分满汉的“种族”意识，而是在中西竞争大背景下希望满汉协同。前述寿富遗嘱中“虽讲西学，并未降敌”一语，正充满了敌我判然而新旧夹缠的紧张感。有学者在回应“新清史”研究的文章中指出：“讨论满人在晚清国族建构中的态度和立场，最可靠的途径，是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但在辛亥革命前，可以看到的相关史料很少。”(92)尽管这些声音非常微弱、稀少，后人的释读也未必尽能一致，但欲逼近历史的真实，这一途径恐怕确是有效且无法绕过的。
衡以新旧标准，寿富其人，“固力主变法者也”。(93)然其变法思想，实与康梁有异，落实于行动，亦明显与后者保持距离。陈寅恪有一段关于戊戌变法思想源流的著名论断，强调“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94)指出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张之洞等人，与从“今文”、“公羊”中推出“孔子改制”的康有为，思想渊源不同。前文已就寿富与张之洞一派的政治联系有所交代，此处再引其致高凤岐一通信札：
强邻狎侮，几不齿中国于人类。练兵未成军，而习气已坏；筹饷未济事，而民生已困。讲西学者，未通一艺，先思叛教；讲中学者，墨守八比，即以为卫道。纷纷呶呶，将成党祸。推其故，只是好逸畏难，嫉才护短，自私自利之心多，尊君亲上之心少。圣教之兴，人种之存灭，岌岌殆哉！
窃以为今日大势，非天下人心翻然改图，通力合作，万难济事。欲其改图，莫要于先使知惧。欲其知惧，莫要于周知外事。看似迂缓，实为要着。不然，门户相持，议论徒费，终日讲富强以为非者，必百般挠乱；而以为是者，亦不能坐言起行。未定一尊，而外患已至。其为大患，不亦哀乎！史阁部以为舍练兵筹饷无人材，寿富亦以为舍开风气无政事。何今之士大夫，不思御侮之义，先去理会门户之异同！总由名誉富贵之说，深中乎人心，君臣大义，不伸于天下。一旦覆舟，吴越同溺，归之天命，天岂受过！(95)
此札写作时间当在戊戌政变前，而已预料“党祸”将成，所谓“门户相持”、“先去理会门户之异同”云云，盖指附会《公羊》“三世”、“三统”说以为变法张本的康有为而言。主张“知惧”、“周知外事”，不出引援西学西法以“改图”的范围。而他有志调停中西之学，怀抱“兴圣教”、“存人种”的愿望，亦非由狭隘的满洲本位使然。
寿富屡言“尊君亲上”、“君臣大义”，在变法图存同时不废纲常，恪守伦理。世人知其“恳恳忠爱，原本义理之学，不同世之号新法者”。张謇赠诗有句云“商量旧学成新语，感慨君恩有父风”，(96)说的就是寿富与乃父宝廷糅合新旧、忠君爱国的特质。在甲午战时，他即与吴保初约“城破同死”。选择死，对他来说，并非一件难事。高凤岐记：“太史自马关议成后，日夜涕泣，倡新学，冀以雪国耻，乃今仅以一死自洁其身，此岂其生平之志者！然上足以报太祖之灵，下足以塞守旧之口矣。”(97)至庚子事起，寿富对戊戌年之蒙召对仍旧念念未忘，绝命词尚有“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愧此生”句。其个人的出处选择仍以光绪帝安危为转移，不忘“大清臣子，只有一死字”，既不满于守旧仇外，又严守于中外界限，求两全，而两难全，只能以一死明志。陈垣尝指出，“臣节者，人臣事君之大节”，故古代“忠于君即忠于国”。(98)在寿富这里，是将君/臣关系与个人/国家等同视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民族主义研究，受晚清以来趋新派，特别是革命党人观念的影响(虽然主要是无意识的)，多喜指责昔人只知忠君而不知爱国，实际先存将君与国分开的“共和”成见。任何国家都有其主权象征(the sovereign symbol)，在君主国或君主时代，君王就是国家最主要的主权象征，就清朝而言，无论对满或汉，皆然。
君权的至上性及由此派生的君权与制度的一体性，使得在观念中以国家为至上的变法维新，其实际过程多依傍君权以为捷径，然而同样尊君权，相似外表下却可能是不同内核。戊戌后有“保皇会”名目，光绪所象征者已不在君权而在维新。庚子年康有为撰文驳“后党”，以为“即孙文议论，亦不过攻满洲，而未尝攻皇上”，言下已分“满洲”与“皇上”为二事。(99)尤其反讽的是，当北京城被联军攻破，寿富为报“君恩”选择毅然殉国，差不多同时在沪上召开以“勤王”为宗旨的中国议会，已有更趋激进的汉族士人提出“请严拒满、蒙人入会”的号召，并沉痛申论：“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嬉亦甚矣。”(100)诚如杨国强所揭出，进入20世纪后，在近代国家观念冲击下，君权与国家的同一性渐渐失去，君权既已不能承载国家，“民权”之说遂起，又因清代君权是满人的君权，观念中的国家与君权分离，进而从君权里牵出“种族”，唤起了已静蛰的满汉之辨。(101)由庚子年的“奇变”，到辛亥年的“革命”，实有内在脉络可循。经历过清末民初世变的孙雄，后来忆及寿富作于丁酉(1897)的《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即将之与庚子、辛亥事相勾连，他的观察为寿富那番“晚哉”、“痛哉”的感喟，做了最好的旁注：
余丁酉居京时，见其《告八旗子弟书》中有句云“民权起，而大族之祸烈；戎祸兴，而大族之祸更烈。”所谓“大族”者，即指八旗。亦若逆知庚子之变与去年革命之事者。(102)
清末十年“排满革命”别成一帜，“种族”之争超越新旧之争，当改良/革命两派对峙激辩之际，原侧身于变法维新行列的满族改革派，已经退出言说的舞台，被完全推到了“被革命”的那一端，失掉了面对公众的话语权，当天地翻覆、泥沙俱下之日，唯有接受被审判的命运。(103)而寿富已于庚子年以身殉国，无缘看到身后的一切。幸欤，不幸欤？
注释：
①《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151页。按，绝命词系据原件影印本过录，此诗有多个版本，文字微有异同，另见华学澜：《庚子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5页；吴庆坻：《蕉廊脞录·寿富殉节前之书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2—103页。
②龙顾山人(郭则沄)著，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两祭酒及宝竹坡二子》，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6页。
③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之四十五(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页；华学澜：《庚子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第115页。
④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7—350页。
⑤［美］路康乐著，王琴、刘润堂译，李恭忠审校：《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65页。
⑥张一麔：《古红梅阁笔记·赵舒翘、寿富绝命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孙雄：《诗史阁诗话》，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83页。
⑦《清史稿·寿富传》作“隶正蓝旗”(《清史稿》卷46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79页)，而据《爱新觉罗宗谱》，其父宝廷以舒尔哈齐子孙编入镶蓝旗［《爱新觉罗宗谱·丁四》(16)，学苑出版社，第8189—8190］，今依此。
⑧据《爱新觉罗宗谱》，宝廷有四子，长子文富(1863—1864)、四子康寿(1882—1887)，皆早夭，次子寿富、三子寿蕃(原名富寿)，由正室诺络氏所出，分娶崔佳氏，即内阁学士联元之二女［《爱新觉罗宗谱·丁四》(16)，第8189—8190页］。寿富撰《先考侍郎公年谱》载宝廷四子分别为：寿富、富寿、寿康、康寿。(《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记寿蕃作“寿薰”(《林琴南文集》，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年《畏庐文集》，第36页)。
⑨《清史稿·寿富传》谓“光绪十四年，成进士”，误。
⑩寿富记其事云：“(光绪八年)十二月上，途中买妾，自行检举。……(九年)正月公罢职，纳妾汪氏。”《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390页。
(11)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谓“晚清八旗诗人，当推(偶斋)第一”。参见宝廷著、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12)王揖唐著、张金耀点校：《今传是楼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张之洞《拜宝竹坡墓》诗有“翰院犹传四谏风”句。参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55页。
(13)最早对宝廷寄予同情、表示理解的是“清流党”人之一的陈宝琛，其《哭竹坡》诗有云：“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指其“酒醉误倚江边花”，实际上是对鱼烂政局的“大梦先醒”，“镜机”而退，是一种求隐避祸的“阳狂”之举。据宝廷诗文对其自劾罢官的解释，可参考《偶斋诗草》(上)“前言”，第24—25页。
(14)宝廷致张之洞函云：“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耽耽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著一语者。”(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360页)寿富撰《先考侍郎公年谱》“光绪十四年”条可与复按：“是岁得某氏天文说，盏尽主西法者，其叙有曰：‘推步之术，圣人多疏，而西人反密，有所不知也。’公惕然曰：‘不出百年，将有谓孔氏非圣人矣。’遂取西人之说，日夜研究之，往往自夜达旦，有所得，虽眠必起纪之。”(《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393—394页)按“李某”、“某氏”，应为李善兰。宝廷对“天学”大感兴趣，有与西人学问争胜的企图，而其方法有较强的理学气味。
(15)参见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68，第12779页。
(16)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第514—515页。
(17)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00页。
(18)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十九)，第13719页。
(19)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胡思敬：《驴背集》，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凡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者，不一一注明编者和出版项，只在每辑名称前标明“丛刊”)，第513页。
(20)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
(21)赵炳麟：《寿太史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8页。按寿富身后追赠侍讲学士，故称“太史”。
(22)吴保初，字彦复，号君遂，安徽庐江人，淮军名将吴长庆之子，以荫生授主事，分兵部学习。有谓“彦复出竹坡门下，有《送沈子封太史入都》诗，其末句云‘西风落叶长安道，倘遇唐衢为奇声’，盖谓伯茀也。”王揖唐著、张金耀点校：《今传是楼诗话》，第54页。
(2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5册，第13页。寿富有《送任父之申江》诗(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第13979页)，据《饮冰室诗话》“余丙申出都，君有赠诗，不能全记忆，今从北山楼集得其原本，亟录志感”云云，可知此诗作于光绪二十二年。
(24)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清史稿》第42册，第12779页。
(25)寿富：《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原刊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时务报》第二十七册，又载于《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181—183页。
(26)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赵炳麟：《寿太史传》，《广清碑传集》，第1288页。
(27)《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8页。丁叔雅(1869—1909)，名惠康，号惺安，广东顺德人，丁日昌之子，时任户部主事。
(28)两文均见《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453—458页。
(29)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1页。
(30)对该学会基本情况的介绍，参看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与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70—373页。
(31)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32)《张文襄公家藏手札》第十六、二十三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寿富时为举人，故称“孝廉”。
(33)以上两信均见《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中国社科院近代研究史所藏，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
(34)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5页。
(35)转引自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0页。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档号03－0296－2－1224－175。廖寿丰原折未见，据《清史稿·寿富传》，廖折有“才学堪大用”等语。
(37)《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95页。
(38)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39)参见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恤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83—84页。
(40)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其五《附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41)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42)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清史稿·寿富传》谓“著《日本风土志》四卷献上，召见，痛陈中国积弊及所宜兴宜革者，漏三下始退，上器之。政变作，遂杜门”，而据王照记载，十月间寿富尚在东京，据此回国势必已在戊戌政变发生后，“召见”说存疑。
(43)赵炳麟：《寿太史传》，《广清碑传集》，第1288页。
(44)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45)《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系“录庚子十二月初四日《中外日报》专件”，原注“北京来稿”，收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49—150页。同文另题《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记》，收入佚名编著：《庚子回銮始末记》，《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23—225页。
(46)参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8页。
(47)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孙雄《诗史阁诗话》也提供类似说法：“伯福既常居岳家，以诗酒自晦，间为联元说时局大势，联甚韪之。拳乱起，联元力陈拳不可恃，遭骈戮。伯福痛其外舅之为己而死也，则大恸。”(《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48)《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49)参见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05、106—107、109、113页。
(50)狄葆贤：《平等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80页。
(51)《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52)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其五《附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册，第9页。
(53)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14—115页。
(54)《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1页。
(55)王揖唐：《伤寿富兄弟》，王揖唐著、张金耀点校：《今传是楼诗话》，第47页。
(56)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391页。
(57)参见寿富：《广化寺红叶歌》、《陶然亭送方雨亭、康步崖》，马协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48—149页。
(58)《清史稿·寿富传》：“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与弟妹共三人闭门自经。”(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册，第10页)胡思敬《驴背集》：“已闻城陷，合室相聚投缳，寿富体胖悬绝，富寿掖上之，复为二妹一婢从容理缳，后乃自缢。”(《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
(59)《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60)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恤录》，第83—84页。
(61)《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13页；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7页。
(62)《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0页。
(63)参见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第402页；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二十首》其五《附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册，第10页。
(64)华学澜：《庚子日记》，《庚子记事》，第115页。
(6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71页。按，高子益(而谦)，高凤岐弟，举人，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历官外务部右丞、四川布政使。张弼余(嘉猷)，福建闽县人，光绪八年举人，时以兵部郎中充军机章京。
(6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75页；王揖唐著、张金耀点校：《今传是楼诗话》，第47页。
(67)参见林纾：《剑腥录》，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6—578页。
(68)参见林纾：《祭宗室寿伯茀太史文》，《偶斋诗草》，第942—944页。
(69)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37页。
(70)参见《内阁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八国联军侵华卷四》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6页。
(71)《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52页。
(72)落款作“长乐高凤岐附志。寓嘉兴天官牌楼”。《纪宗室伯第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149页。
(73)《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页。
(74)陈宝琛：《闻伯茀寿富仲茀富寿兄弟死耗》，《沧趣楼诗文集》上册，第38页。
(75)张之洞：《拜寿伯符翰林(富)墓》，《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556页。
(76)吴保初：《哭伯福学士》，《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4594页。
(77)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第372页。
(78)陈衍：《石遗室诗话》(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79)郑孝胥：《伤寿伯茀仲茀》，《清涛纪事·光绪宣统朝卷》(十八)，第12950页。
(80)按北京内城八旗驻居分界，镶蓝旗驻地“自瞻云坊(西单牌楼)至宣武门，自金水桥西至城根”(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2页)，位京城西南隅，白庙胡同(今复兴门大街北)即在其界址北首。
(81)王揖唐：《伤寿富兄弟》，王揖唐著、张金耀点校：《今传是楼诗话》，第47页。
(82)陈衍：《石遗室诗话》(一)，第95页。
(83)华学澜：《辛丑日记》，陶孟和序，第3—4页。
(84)赵炳麟：《寿太史传》，《广清碑传集》，第1288页；林纾《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6页。
(85)寿富：《送赞臣之山东(之三)》，马协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6)，第146页。
(86)寿富：《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183页。
(87)参见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88)宋恕：《书宗室伯福君(寿富)〈知耻学会叙〉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78—279页。
(89)［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第60页。
(90)寿富；《送赞臣之山东(之三)》，马协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诗词撷英》(6)，第147—148页。
(91)盛昱：《题廉惠卿(泉)补万柳堂图》，《郁华阁遗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567)，第5—6页。沈松侨以为作者企图从“黄帝”身上寻得祖源记忆，其目的在“融合满汉，以铸造一个超越满汉族群界限的更大的认同对象——中国国族认同”。(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卷，1997年12月)
(92)定宜庄：《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309。
(93)郭则沄：《十朝诗乘·两祭酒及宝竹坡二子》，第966页。
(94)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149页。
(95)吴曾祺编：《历代名人手札》(三)，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
(96)张謇：《赠宗室伯茀庶常寿富》，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97)《纪宗室伯茀太史寿富殉节始末》，《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8册，第49页。
(98)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22页。
(99)参见《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1900年10月)，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285页。
(100)章太炎：《来书》，《中国旬报》第十九期(庚子七月十五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05页。
(101)参见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3、307页。
(102)孙雄：《诗史阁诗话》，《清诗纪事·光绪宣统朝卷》(二十)，第13982页。
(103)兹举一例，前引宋恕《书宗室伯福君(寿富)〈知耻学会叙〉后》指名的“八旗遗贤”之一贵林，满洲正红旗人，与浙士人游，有贤名，“其谈百氏，论时务，则达儒墨之要，洞欧亚之故，至目为‘今孔子”。辛亥鼎革之际，贵林为杭州驻防旗营协领，遭拘拿枪决。关于贵林之死与“种族”身份的关系，参见沈洁：《从贵林之死看辛壬之际的种族与政治》，《史林》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