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最近在文章中讲“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意在抹黑宪政，[1] 但本文在述评西班牙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最终走上“正常国家”（胡耀邦语）发展之路的历史时，[2] 仍决定使用“宪政”这一概念。因为，就像美国知名宪法学学者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所谓“宪政”，就是“为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力量的政治制度”，这种观念的形成比资本主义要早甚多，最早是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3] 亦即，宪政即限政，宪政理念的“所有权”并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另外，中共党的主席前些日子称要遵守宪法、要将权力关进笼子，这些提法也与宪政的本来意蕴相榫纳。

《南方都市报》数年前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产生民主政治的沃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要反反民主的大传统，也要反伪民主的小传统。这无疑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国情。它决定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乃是需要最最持续的努力与清醒。”[4] 这里关于中国历史上既有“反民主的大传统”，也有“伪民主的小传统”，一语击中了我国国情的要害。另外，其中指出目前摆在中华民族面前重大历史使命之一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最最持续的努力与清醒”的论述，也当甚是。

然而，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最最持续”的“努力”，如何“努力”？ 需要“最最持续”的“清醒”，又如何“清醒”？必须回答出这两个时代之问，这才是“最最重要”的，用以上社论的语言风格讲来的话。

其实，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并非绝难。只要真正落实一下几乎我们每个人——包括当权者、也包括每个平民百姓，天天都在讲的一个名词——学习，就足够了。这也正是我们这里要考察西班牙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历史的原因所在。

细想起来，西班牙与我们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历史上也是有反民主的大传统，也是有伪民主的小传统。他们历史上也是曾经专制盛行，尽管与中国中古时期的君主独裁专制主义不完全相同。他们在近当代也有过长期一党专政的历史，尽管其专政党的社会主张也有些不同。今天，他们已经走向了民主宪政之路，这就说明了，在专制历史包袱沉重的国家里，照样可以实行比较文明些的政治体制。下面，我们就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大的思维框架之下，对西班牙中古专制主义盛行的历史，近现代一党专政的历史，以及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如何完成向民主宪政体制转轨的，作一扼要考察。

一 西班牙中古时期专制主义的盛行

我国学术界以往在考察中国中古时期专制主义历史时，从秦代以来实行君主个人独裁专制政治的实际出发，多把考察对象与批判矛头单一对准皇权主义。对准中古时期我国行政制度上的皇帝制度，内朝制度。或者再进一步，批判矛头所指还包括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六部制），郡县制（行省制），乡里什伍制（保甲制）等。本人也是该“队伍”中的一员。无疑，这样的考察与批判是正确的，意义也是重大的。

但是从世界史的视域与更长历史时段看去，专制主义不仅只是此一种。如果把后来历史上频频出现的领袖人物个人专制归类于君主个人独裁专制类型的话，它也还有其他的专制形式与内容存在。包括了思想专制，社会专制，阶级专制，等等。其中，思想专制与社会专制包括了宗教种类与宗教信仰专制，阶级专制包括了贵族专制与后来出现的“一党专政”等。反观西班牙中古时期历史时就能发现，当时的西班牙就既有君主专制，也有思想专制与社会专制，以及阶级专制等多种专制主义存在。

自1790年代以来，西班牙有“金塔纳及其他人就私下认为西班牙的中世纪的议会代表了一部宪法，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对主义摧毁了它。西班牙只要复兴其古代的制度——议会——就足够了。”[5] 金塔纳等人这里所讲的西班牙中世纪时原来有过“宪法”，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宪政。此点，我国也有学者曾明白指出过。比如，有书中讲，后来组成西班牙二元王国之一的“卡斯提的议会，最初由僧侣、贵族组成，从十三世纪中期起，有城市代表参加，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议会成员有向国王提出各种要求的权利；国王的赋税法案只有经议会通过后，才能实施。此议会成为决定国王政权政策的重要机构”；“西班牙统一后，各省区仍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卡斯提、阿拉冈、加泰罗尼亚、那瓦尔等都有自己的等级代议机关——议会，有自己的总督。议会是由贵族、僧侣以及城市的代表组成，有权决定地方的事务和表决赋税的征收。”[6]另外，中世纪前期的西班牙政治体制中有宪政元素存在，本人也一直持此观点。[7]

然而，自国王查理一世（1516至1555年在位）即位起，西班牙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逆转，开始了前所提及的金塔纳等人所说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对主义”。

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存在时间是从1516年至1700年。其间在位的重要国王除查理一世之外，还有其子菲力二世（1556至1598年在位）。

查理一世本人出生于今比利时境内的根特。他是因外祖父西班牙老国王斐迪南二世去世而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此后，1519年，祖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去世，其又继承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位。其即皇帝位之后又被称作查理五世（1519至1555年在位）。同时代人中曾有这样的说法，在查理一世的领地里太阳永远不会降落。由此可见其所辖版图的广袤。

查理一世在位期间为实现 “世界天主教帝国”的野心曾不断对外扩张。对外扩张时把西班牙作为了其自己财政和军队的重要来源。他加强官僚集权统治，为培植自己的党羽，把大批乡亲佛兰德尔贵族安插在重要岗位。同时，还“恣意摧残城市和各省区的自由权利，肆无忌惮地向西班牙人搜刮赋税，向城市强征国债。”[8]

查理一世的专制与掠夺政策激起了西班牙贵族与城市市民的强烈反抗。1520年，卡斯提公国内爆发了以托莱多市为首的城市公社起义，以贵族胡安·巴狄利亚为首的起义者提出的口号是保障城市的自由。但起义于1522年10月遭到镇压。

城市公社起义被镇压之后西班牙的王权进一步加强。查理一世有恃无恐地加重城市的赋税负担，阻滞了西班牙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顺利发展。作为等级代议制机关的议会的代表，基本上由专制国王的忠实奴仆充任，而且很少开会。常常三四年不开一次会。议会决议一般不考虑城市和农民的利益与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专制王权的工具。

菲力二世即西班牙王位时，从父亲查理一世手中接过的帝国的版图也是广袤无比。除西班牙本土之外，还有尼德兰、美洲殖民地、菲律宾殖民地以及意大利的领地。在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方面，更是“在国内的统治主要依靠专制政府的官僚和宗教裁判所的血腥镇压。”[9]

他放弃原来都城托莱多的华丽宫殿，于1561年在卡斯提荒漠贫瘠的高原小城马德里营建新都。马德里原来是摩尔人建立的小城寨，菲力二世在这里建造了豪华的宫殿和教堂，耗资甚巨，后来有世界第八奇迹之称。[10] 菲力二世宣布在他所辖属的领地内只有一个国王一个信仰，迫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改奉天主教。对于不肯改宗或对天主教心不诚的，都要利用宗教裁判所进行惩处。

从16世纪60年代起，菲力二世推行了血缘纯洁政策和宗教歧视政策，禁止异教徒与基督徒通婚，并给他们建立隔离区。强迫他们放弃本民族语言、信仰和风俗习惯。摩里斯科人（一译莫里斯哥人，改宗了天主教的原摩尔人）和犹太人处境困难，生命财产全无保障。摩里斯科人1568年曾在安达卢西亚举行起义，但起义最终于1571年被镇压。男人被杀光，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其他幸存者则全部被赶到贫瘠地区，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不要以为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之下，以王权为原点的专制行政权力就鞭长莫及无法达到了。事实不是这样。西班牙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连地处遥远海外的殖民地，也处于王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史载，当时“世袭官员很少，选举产生的官员无足轻重；司法官仍是由王室指定的官僚；教会的庇护权也掌握在国王的手里。行政活动一直管到了马尼拉和米却肯（墨西哥殖民地的一个州）的臣民的最细枝末节的地方，一直到土著劳动者被允许在大街上携带的重物的分量和哪些身份的人允许佩剑在街上行走。除了一部分带有广义的封建特征的等级之外，某些教会的特权在于王室的权利有效的转包给了宗教团体。”[11]

早在1524年8月，西班牙王室就为统治其美洲等处殖民地而建立了直接隶属于国王的最高机构西班牙印度等地事务院（Council of Indies in Spain）。该机构设有主席、参事、书记、神甫、大法官、检察官及其他官吏。高级官吏均为国王亲信，权力极大，殖民地的政治、军事、财政和宗教均受其辖制，政府机构不得进行干预。其职能是向国王推荐殖民地的高级官吏；为国王草拟有关殖民地的政策诏令，颁布殖民地的法律，审查殖民地政府所拟定的规章制度；派遣按察使到美洲各地巡视，对离职的殖民地总督等高级官员进行审查；筹建检审庭，审理有关殖民地的民事刑事案件；颁发到美洲探险的特许状；负责殖民地的防务，维持殖民地贸易的畅通；检查殖民地政府的账目，对“西班牙印度等地贸易署”进行监督；向国王保举高级僧侣，审查教皇对殖民地所发的训令，筹划建立新的教区等。

为巩固西班牙王室对殖民地的统治，该机构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至1635年已达40万条以上。1681年，西班牙政府将这些法令简化为6377条，编成《印度等地法律汇编》。该汇编曾对以后英、法、荷兰等国殖民地法律的制定产生过影响。[12]

由于本文后面有关于西班牙教会专制的专门论述，有关菲力二世及其父亲查理一世以天主教会作为工具加强专制统治，利用宗教裁判所进行镇压，以及西班牙王权与教会合二为一的一些更详细情况，这里不再详细展开。

从1700年开始，西班牙开始了波旁王朝。波旁王朝的前五位君主分别是菲力五世（1700至1746年在位）、斐迪南六世（1747至1759年在位）、查理三世（1760至1788年在位）、查理四世（1789至1808年在位）和斐迪南七世（1809至1833年在位）。

菲力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长孙。当时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国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61年亲政之后加强专制统治，宣称朕即国家，强化中央集权。菲力五世效法祖父，其即西班牙王位之后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与专制统治。

1707年，菲力五世废除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的原有特权，把这些王国降到卡斯提法律管理之下，还按照卡斯提政府的用途、实践和形式来管理这些地方。就连这两个地方的特别法庭，也与卡斯提没有了任何不同。从此之后，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的最高级官员不再是总督，而是驻军司令。

通过1716年的法令，菲力五世也对加泰罗尼亚实行了类似的“政改”。该法令被称为“新方案”。[13] 其中的附属条款规定，加泰罗尼亚必须在各级司法机关使用卡斯提语言。

上述各领地的议会也被取消了。其中，阿拉贡议会历史久远，1494年就开始存在。菲力五世登基之初还曾经召开过这类议会会议。但在1709年，他把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的议会解散，议员并入到卡斯提议会。1724年，他又把加泰罗尼亚议会并入。当时，卡斯提议会“成了事实上的西班牙议会”，主要职能只是“最高法院和咨询机构”而已。[14]

菲力五世之后，卡斯提的议会也已经名存实亡。其的大会只召开了两次，分别是在1760年和1789年，是为“承认阿斯图里亚亲王为未来的国王”而召开的。[15]

斐迪南六世时期，西班牙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他在各省设立了监督官，监督官在政策和金融事务上代表国王。这个官职是从法国学来的，菲力五世时期就曾尝试实行过。当时在财政大臣拉恩塞纳达侯爵的领导下，监督官就卡斯提所有城镇的个人财产和收入进行了细致调查。就像有西班牙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个了不起的努力表现了有人领导的西班牙王室工作人员的能力。”[16]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做法，西班牙波旁王朝前期的统治者还发展过国有企业。“他们思考法国的做法，创办了许多皇家工厂，提供外国奢侈品——诸如陶瓷、眼镜和精美的衣物——的替代品。”[17] 最大的皇家工厂在瓜达拉哈拉，有大约800架织布机，生产精美的羊毛织物，希望有格调的本国人不再需要穿着英国人用西班牙羊毛织成的衣物。但是，皇家工厂大都经营不好，亏损。在寻找亏损原因时，认为是由于西班牙中部地区的运输成本造成的。于是，拉恩塞纳达侯爵就把改善道路状况作为皇室的一项主要目标。由于考虑到中央集权化，1761年的一个道路全面修建计划的目的，是把马德里与安达卢西亚、巴伦西亚、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港口联系起来。[18] 到1790年的危机打断该计划时，这个交通网络的部分路段已经竣工。其中最好的是查理四世统治时期竣工的连接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之间的一条。从照片上看去，它与今天的高速公路无疑，路面十分宽阔，有弯道，路两旁还有系车柱。

相对于王权，西班牙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与社会专制出现要早些。西班牙实施思想与社会专制的主体是天主教会。笔者由此想到，有学者在讲述欧洲中世纪历史时简单肯定他们教会的传统，还是有片面性的。像下面一段话中全盘正面论述欧洲中世纪教会的作用，就有明显问题：“欧洲传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等级君主制为特点的分权化与多元化社会。这些分权化的特征包括……教会传统。即在世俗政治权威之外，基督教会自成一体，既垄断了信仰的问题，又负责教育和学术的传承，同时与王权相互依靠和斗争，通过领地、十一税等制度安排内嵌到现实政治权力中，成为另一种政治权威”。[19] 因为，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内教会的“垄断了信仰”，比如在西班牙，其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曾带来严重社会灾难。另外，在西班牙，教会与王权二者一直都是互为表里合二为一，在专制主义的发展上一直是互相激荡的，不曾有过二者之间的斗争。

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从渊源上看去，无疑是属于社会组织。它建立于13世纪上半叶。教皇英诺森三世时，为镇压法国南部阿比尔派异端，建立教会的侦查与审判机构，是为教宗裁判所的发端。霍诺里乌斯三世继任教皇后，于1220年通令西欧各国教会建立宗教裁判所。后来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又重申前令，强调设置该机构的重要性，并任命由其控制的托钵僧为裁判官，要求各教会主教予以协助。于是，宗教裁判所在西欧各天主教国家里普遍成立。

西班牙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成立于1480年。15世纪末期以来，正是西欧其他国家的宗教裁判所趋于衰落之时，它在西班牙却不断得到强化。各大城市纷纷建立了宗教法庭。成立之后，它就疯狂迫害异端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办案，有点像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组织斗争人，往往靠别有用心的密报，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检举材料。所举报的罪行不外是星期六穿了白衬衫，念大卫的诗篇时没有说“荣耀归主颂”，叫别人为自己子女占星算命，用热水为死者洗身子，去掉了肉类上的肥腻等等。[20]天主教会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都是反信仰或反基督的行为。如果被告表示悔改，他们可以免除革出教门之类的惩罚，如果坚持原来的做法或思想，便被宣布为“不悔改的人”。如果悔改之后又犯了新的异端罪，就是“再次堕落的人”了。再次堕落的人实际上就是被判处了死刑的人。他们交与世俗当局处理。必须光着头，穿着地狱服，公开宣布放弃异端行为，然后接受火刑。据统计，从1483年起，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15年间判处异端分子和异教徒8000多人死刑。[21]

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前期是欧洲宗教改革兴起的时代，但当时执政的查理一世与菲力二世，却均全力支持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惩处。

查理一世曾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反对异端上“我决心以我的各个王国，我的全部财产，我的朋友们，我的身体，我的鲜血，我的生命和我的良心作担保。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只要稍稍有一点异端的痕迹渗入人们的心灵，这对你们和我们将是一种耻辱。”[22] 菲力二世则曾给罗马教皇写信说：“我宁愿失去100条生命，也不愿使宗教受到一点损害，只要我抓着异端分子，我不想统治他们。”[23]

下面是一位当代史学家还原的菲力二世即王位后不久，托莱多城一次对异端教徒实施火刑的场景：天刚破晓，索科多维尔广场上即已人山人海。绞刑架已经树起。从“血拱”城门一直到主教堂，看热闹的人你推我搡，因过度焦虑而发狂。规定的时间到了，阴森恐怖的仪式队伍开始行动。前面是手执乌木棍和银棒的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以及高顶盔戴到颈背的神圣城市同盟的士兵。紧接着是仁爱会的修士，佩戴着信仰旗帜束着腰带的西班牙显贵，多明我会士，和自己用双手举着黑纱十字架的多明我会修院院长。中间是囚犯的队伍。每人都身穿黄色祭披。祭披胸侧开叉，长及膝盖。头戴纸糊的高帽。高帽无帽檐，上面布着火焰饰和画着魔鬼形象。他们中分成几类：一些人已经被重新祝圣，要遭到终身监禁；另一些人在放到火刑柴堆上被焚烧之前，有可能被绞死。不悔罪的人走在后面。他们双手被捆绑，塞口物已经塞进了喉咙管里，即将被活着烧死。大裁判官骑马行进在整个队伍的最后。其法衣、腰带、教士披肩、无袖披风都是发亮的紫红色。坐骑是黑色，但坐骑的鞍具等也是发亮的紫红色。他前面的宗教裁判所的旗帜上写着如下话语：“主啊，清洗吧，审判你的案件！”

仪式队伍停下来之后，人们在距绞刑架不远的祭坛上做弥撒。弥撒之后是进行布道。然后是囚犯一个接一个走上绞刑台，聆听宗教裁判所人员对他们的判决。教士先是向世俗当局控诉每个人的罪行，接着是伪善地请求普通法官对他们予以宽大，然后退场。教会的任务宣告完成。

夜幕降临之后，刽子手们的工作开始了。重罪囚犯被拽到公驴的背上，带至塔霍河畔的一处空地上。此刻，“重归异端者”和“死不改悔者”的周围只剩下了宗教裁判所官员、警官和持戟的士兵。吊杆已经树起，铁颈圈的铁在黄昏的寒风中叮当作响，在旁边，执行火刑的柴堆已经点燃。不一会儿，可怕的黑烟升起，使托莱多本来玫瑰色的天空变成了一片黑暗。投进火中的受刑者，他们鬼哭狼嚎，皮肉被烧得吱吱作响。[24]

对于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此类行径，国王菲力二世坚决支持，并且亲自参与。1559年，西班牙在当时的首都托莱多曾连续实行了5次火刑，其中有3次是他主持的。有书中这样写道：国王时而躲在宗教裁判所宫殿的一间大厅里吃喝玩乐，时而看看窗外正在焚烧着几个美丽的女异端分子的柴堆。他还不时地歇斯底里发作，一边撕碎自己的黑手套，一边对刽子手大喊快把硫磺捻子塞进她们的手指中间。[25] 当时，特别可怜的是此类女异端分子，她们本是些愚昧无知的农村妇女，不经意间，就因犯了天主教的有关规定而当做女巫被烧死了。有人统计，在西班牙，前后被烧死的异端教徒与异教徒多达35000人，遭受酷刑的有19000人，被判服苦役的有290000人，被剥夺一切权利的有200000人，被流放的有500000人。[26] 但有人认为，实际被宗教裁判所迫害过的人比这还多，这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有西班牙历史学者指出，西班牙天主教会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是“皇室最有力的盟友”，“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发挥着主要的角色”。[27]此论正确。除了以上所述宗教裁判所杀人迫害人时的教俗当局默契配合之事以外，还有更明显与更直接的事实可以给与说明。比如，前已提及的西班牙1520至1522年城市公社起义，是红衣主教阿连德帮助查理一世镇压下去的。1520年年初，查理一世因补助金议案的问题与卡斯提议会之间产生了龃龉。不久，他就离开西班牙去了德国。行前，他任命红衣主教阿连德为西班牙总督。查理一世离开后不久，西班牙就爆发了起义。是担任西班牙总督的红衣主教阿连德，具体领导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1522年10月查理一世由几千名雇佣军护送返回西班牙时，战事已经结束。再比如，波旁王朝前半期，国王把大片土地提供给主教和修道院管辖。与此同时，教会也给皇室提供了最可靠的经济收入，包括三分之二的十一税和每个教区全部最富有农民的十一税。[28]

西班牙中世纪时期的阶级专制，主要表现在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对专制的西班牙来说，“贵族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当时的有钱人联合起来排除干涉、镇压反抗”；它的君主们发现，本国贵族是“君主制政府天然盟友”，二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而且该（贵族）阶级传统的身份正具有为王室服务的功能”；[29]以及西班牙的贵族拥有超大面积土地、超大额度财富和超度特权，过度地控制与抑制社会自由进步与经济繁荣发展上。

关于最后一点，清华大学秦晖数年前说过的如下有关话语，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南北美洲本来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对象，而且十七世纪时南美洲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远优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积累也远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更厉害。但是新大陆后来的发展却形成了北兴南衰的鲜明对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守勤俭创业、机会均等等新教伦理的清教徒，而南美移民的主体则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权贵痞子，他们是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30]

西班牙贵族的拥有大面积土地，在西欧名列前茅。16世纪中期，当时整个埃斯特雷马杜拉只归两个大封建主所有。安达卢西亚则成为4个大封建主的领地。类似的土地集中，16世纪后期仍在继续进行。[31] 在这些大封建主的领地上，过去已有的水利灌溉系统年久失修，逐渐荒废，实行的是粗放的、掠夺式的土地经营方式。

另据记载，西班牙16世纪时“十二个最有权势的家族控制的收入比任何一个主教的还要多，除了基督教国家第二富有的托莱多主教辖区之外。”[32] 他们建造的宫殿坚固而富有棱角，牢不可破，饰以美轮美奂的图案或奢侈的栏杆，显示了自己的财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瓜达拉哈拉的门多萨宫殿群。

麦斯塔是西班牙从事牧羊业的贵族特权集团。成员多为大封建主和僧侣骑士团。1273年建于卡斯提王国，并从国王处获得了设置专门机构和法庭等特权。这个团体养着大量的羊，并由武装人员在全国巡回牧放。十六世纪，其达到全胜时期。1517年有羊286万头，到1556年增至了700万头。羊群流动放牧。每年，这些武装的养羊人赶着羊群跨越数百里，夏季由南向北，冬季由北向南。一批批的羊群在穿过整个卡斯提大地时，常常大量毁坏栅栏与耕地，践踏地里的玉米及其它庄稼。尽管土地所有者强烈反对，但政府还是对他们的上述做法给予保护。“这就造成了真正的羊吃人的现象，西班牙的农业也由此一蹶不振。”[33]

对于西班牙贵族的拥有超度特权和控制社会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历史影响，我国有学者也曾明确指出过：“西班牙的贵族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后，又开始了殖民地的掠夺。他们在军队里，在国家机关和大多数城市市政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完全靠劫掠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为生。在其内部并没有形成像英国的‘新贵族’或是法国的‘穿袍贵族’那样的集团，他们是极端反动的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基本上适应了这个阶级的利益。这是西班牙专制制度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34]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世纪西班牙贵族的消极历史影响还不止于此。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一位17世纪的外国观察家说，西班牙人认为与其劳动不如忍受饥饿和其他痛苦；西班牙人把工人和奴隶等同看待。[35] 1690年至1691年间驻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曾讲道，“今天，在基督教诸国中，西班牙人财富最多，收入最高。但是对奢华的热衷和文明的舒适征服了他们。你很少发现西班牙人像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热那亚人那样为从事商业奔走海外。类似的，这个国家蔑视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从事的手工艺行会，它自视比其他基督教国家高出一等。在西班牙从事手工业的多是逃到西班牙找工作的法国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了大财。”[36] 贵族为世之楷模，西班牙如此社会风气的形成肯定与其贵族的贪图怡乐、竞逐奢华，以及极度鄙视劳动人民，有甚大关系。由此事，笔者所联想到的是有当今思想界黑马之誉的杜君立文章《白领陨落，黑领崛起——谁是中国社会死局的祸首？》中，所讲的我国目前的有关情况。

二 长枪党在西班牙的长期专政

本文前面已经提及，宪政即限政。西班牙民族中早就有实行宪政的愿望。另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先生在《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及其他相关的论述中指出，德国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着一个关于本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普遍问题阈——“德国问题”。[37] 亦即，在此后200余年的时间里，德国数代思想家虽然思想的路径及观点各种各样，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但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他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孜孜探求“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用高先生的话讲来，“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38] 西班牙亦然。近代以来，西班牙民族中也存在一个关于本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西班牙问题”。亦即，他们也希望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

但是，一英国公使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指出，当时的西班牙“由最大多数的穷人、纨绔子弟和法国剧院的二流演员的冷淡的学生们占统治地位，这样一个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39] 英国公使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西班牙以后的历史曲折反复，在实现社会真正进步的进程中难度确实甚大。其真正的社会进步大约又经过了150年的时间。

对一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外部势力侵入是坏事。但是，对于专制根深蒂固的国度而言，其也有积极的一面。拿破仑1908年的入侵西班牙一事即是。

同年3月23日，法国军队攻占马德里。5月，西班牙老国王查理四世被迫宣布逊位，将王位赠与拿破仑。拿破仑未即，而是把西班牙王位让与了其兄、当时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约瑟夫。

约瑟夫被扶上西班牙王位之后遭到了西班牙人的坚决反对。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奥维耶多和塞维利亚等地纷纷起义。在起义成功的地方，皇室官员、高级教士和其他迥然不同的人们组织省级议会，以民族主权和人民意志的名义，控制了各自的省会。出版机构由于从官方监督中解放了，出版物像潮水般地涌向了原来教士们布道的乡村。7月4日，作为对西班牙求助的回应，英国停止了与西班牙的战争。后来，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葡萄牙军队又在英国著名统帅威灵顿伯爵的带领之下转向反攻，终于于1813年6月把约瑟夫的势力彻底赶出了西班牙。[40]

也是在1808年7月，西班牙的军队与法国军队在通往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叫拜伦的地方发生遭遇战，法国军队被打败。法国俘虏被送到加的斯湾的废船上，约瑟夫则从马德里逃往了维多利亚。在此有利形势之下，各级议会接触，他们的代表于9月份在阿兰埃斯开会，组成最高中央洪达（委员会），选举德高望重的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为议会主席。组成临时政府性质的政务会，其主要任务是筹集资金、招募军队。后来，在拿破仑的重新进攻之下中央洪达的残存势力先是到了塞维利亚，以后又到了加的斯。

在加的斯，在法国人控制以外地方进行了议会代表普遍选举的基础上，于1810年9月24日召开了西班牙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大多数成员，包括许多詹森主义的天主教神甫，都主张最大限度变革西班牙的君主制度。在奥古斯丁·奥古埃尔和迭戈·穆尼奥斯·托雷洛的领导之下，他们宣布了议会是整个民族的代表，主权在议会；在政治问题上也实行出版自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班牙不仅加的斯，而且其他自由城市，也出现了党团和 “尖酸的政治出版物”。[41]

1812年3月，加的斯议会又颁布宪法，这便是西班牙历史上有名的1812年宪法。宪法宣布，西班牙的主权在民族之中，这个民族是指“两个半球所有西班牙人的联合”。虽然规定了西班牙继续实行君主制和西班牙仍然是天主教徒的国家，国王世袭、不可侵犯，拥有受限制的否决权，但规定了其部长要对议会负责。议会一院制，由非常广泛的男性公民普选产生的议员组成。议员选举时，佣人、没有合法收入的男性和僧侣不得参与投票。地区差异、领主司法制度和贵族特权被废除。为避免世袭统治，自治市的议会也必须由选举产生。

在后来的历史遭际上，西班牙1812年宪法有点像我国孙中山先生1912年3月在南京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我们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评价相似，西班牙人对1812年宪法也一直评价甚高。比如，在1812年宪法颁布100年之际，西班牙人曾举行纪念活动，加的斯的西班牙广场上至今有1912年修建的1812年宪法纪念碑矗立；2012年3月22日，西班牙驻我国上海的总领馆特别邀请了著名西班牙政治学家Femando Vallespin作纪念1812年宪法200周年的纪念讲座，分析当年起草宪法的背景，以及对今天西班牙宪法文本所产生的影响。在落实施行上，西班牙人也在很长时间里与我们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态度一样。阳奉阴违，反其道而行之。西班牙的上层人物，他们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如此。

与我国20世纪一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专制军阀破坏宪法，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样，西班牙的上层人物当年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像有西班牙史学工作者所具体指出的，“西班牙在19世纪的时候……民主进步派和温和派都是为了权力和庇护权争斗的贵族们，他们通过各种腐败的手段操纵无知、冷漠的选举人。由于缺乏任何独立的权力基础，政治家恳求将军们通过发动政变把政治家送上台，这些官员的叛乱标志着政府内部的进步派和温和派的权力交替。主要政治家是已经成为民族英雄的将军们，他们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以卡洛斯战争中的自由主义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是埃斯帕特罗、后来的‘进步派之剑’胡安·普里姆、温和派的拉蒙·马里亚·纳瓦埃斯和1860年代的自由主义联盟的莱奥波索多·奥·当奈尔”；“这些政变宣言并不是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也极少导致血腥的战役，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场就向处于优势的反叛将领们投降，这已成为正常的程序。”[42]

进入20世纪，西班牙的政治体制也还是长期不能向民主宪政的正确方向转轨。也还是长时间徘徊在专制体制的泥潭之中而不得自拔。其间先是有短暂的人民阵线“一党专政”，接着是西班牙长枪党从1939年到1975年长达36年法西斯政党的一党专政。

1931年4月12日波旁王朝最后被推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正式建立。[43] 但这时它却受到了苏俄斯大林主义疾病的严重侵染。1936年1月，1920年4月成立、7月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西班牙共产党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等结成“人民阵线”。1936年2月16日，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虽然参加人民阵线与联合政府的除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之外还有共和党等，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西班牙共产党。该党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起义”；1936年至1939年的内战时期建立了7万人的武装；10多万名党员是内战时期军事斗争的中流砥柱，他们建立了一个个以“卡尔·马克思”、“马克西姆·高尔基”等命名的营队。[44]此点，也与我国近代史上的事件有相似之处。比如，孙中山1923年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以后革命政府又开展北伐战争时，共产党人也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对于西班牙共产党当时的能量，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中有涉及。其中的一处写道，现在在位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当政时，世界和西班牙的政局都在激烈动荡，阿方索十三世竭力使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维持了中立，却无法应对十月革命对国内局势的冲击，“在那时候，西班牙只有‘军队和无产阶级的对决’。这也是此后西班牙内战对决的基本阵营。”[45]该书的另一处写道，“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曾经吸引了一半的西班牙人，表现了极大的能量，极端左翼也呈现了很大的破坏能力。”[46]

不可否认，像曾经亲身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一书中所揭露的，西班牙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的行径有其荒唐的地方。[47] 但是，推翻了西班牙共产党主导的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之后，西班牙所建立的仍是一党专政的落后专制统治。

通过报纸、广播与课本，本人从上小学时起就被告知了西班牙1939年之后建立的是“佛朗哥政权”，佛朗哥是位个人大独裁者。但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党的领袖。不知道他所领导的党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所领导的党的名字前后有变化。本人知道这些是在读了大学、并且是读了大学历史专业之后的事。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媒体与学校教育片面性之大之一般。

佛朗哥所在的党，名字先是叫西班牙长枪党，后来又改称民族运动（亦译做国民运动）。其原来的领袖并不是佛朗哥，而是何塞·普里莫·德里维拉。1936年7月以长枪党为核心的军人势力发动反对人民阵线政府的兵变时，佛朗哥也不是最积极的人物。因而，史载，在“阴谋家内部，他持续的犹豫给他赢得了‘加那利群岛小姐’的昵称。”[48]

西班牙长枪党的创立者何塞·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父亲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曾是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间西班牙的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位民族主义者，主张以国家、宗教、君主制的口号统一国家。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当政期间佛朗哥受到重用，于1926年晋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萨拉戈萨军事学院院长。

何塞·普里莫·德里维拉受其父亲思想影响，于1933年10月29日创立了西班牙长枪党。次年2月，该党与另一政党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合并，党员总数达3000人。1934年11月，何塞·普里莫·德里维拉为西班牙长枪党制定26条纲领，以意大利墨索里尼主张的政治极权主义和国家机器至上的思想为理论基础，号召通过“民族革命”去“反对现行制度”，建立法西斯专政。1936年7月兵变发生之后，何塞·普里莫·德里维拉被人民阵线政府处决。1937年，佛朗哥成为该党的领袖。

同年4月，佛朗哥与自称为传统主义者的卡洛斯派和保王派联合起来，将该党更名为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和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长枪党从此成为联合西班牙各保守势力的庞大政治集团。从1939年1月25日起，长枪党人身着统一的制服，党徒见面时必须按照古代罗马人的方式，向前伸手，互致敬礼。长枪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民兵和青年组织。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长枪党成为西班牙国内唯一的合法政党。1939年7月底，根据佛朗哥签署的法令，制定了新的长枪党章程。提倡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要求该组织的成员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命令，希望通过实行极权制度使国家摆脱阶级社会的一切弊病，建立维持西班牙传统的合作大帝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7年7月31日，西班牙长枪党改称为民族运动。

与东方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严重政党化了一样，长期以来，该党不但控制着西班牙的国家机器，而且控制着产业工会、大学生联合会等所谓的社会与群众组织，使得西班牙国家的政治生活严重长枪党化了。

对于长枪党政权在西班牙的一党专制统治，国际社会予以反对。联合国曾于1945年12月通过了针对西班牙的决议，对其进行联合外交抵制。在国内，也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与抵制。

1950年代以来，该制度受到了来自大学生与知识分子的严重挑战。随着大学的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大学生们发动了“暴力抗议”，反对官方大学生联合会缺乏民主及大学生生活条件的糟糕。这些积累在一起，导致了1969年整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由于学生们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或者是知识阶层的家庭，政府发动对抗议学生的镇压，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他们的不满。“艺术家、作家和电影导演里面几乎没有人为独裁体制辩护。创造性的艺术家寻求以非直接的、玄学的手段表达他们对西班牙政治、社会生活的不满，为的是逃避出版审查。维克多·埃里塞导演的电影《蜂巢精灵》（Spirit of Beehive）描绘的是沮丧的、无精打采的村庄，在平淡无奇的表面之下，就像在蜂巢的盖子之下，一个生机勃勃、永不停息的社会正在成长。”[49]

教会从原来专制制度最热忱的保卫者也变成了内部的直率的批评者。1971年，西班牙教会投票要求宽恕西班牙人民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1973年，主教要求教会与国家分离。

本来，巴斯克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一直是令西班牙当局头痛的事情。1974年，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主教却发表讲话，支持巴斯克地区的民族文化自治。[50]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以上之事“对佛朗哥来说，犹如‘芒刺在背’。”[51]

一般情况之下，专制的体制是一种强人体制。强人在则专制体制在，强人去则专制体制及其所提供支撑的政党必亡。西班牙的当年即如此。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于马德里。佛朗哥去世之后西班牙迅速从独裁与一党专政体制向议会民主制度过渡。在国内广泛开展的反法西斯运动中，该党于1977年4月1日被西班牙内阁取缔。

三 政治体制转轨与民主宪政体制在西班牙的最后确立

国家政治体制能否实现良性转轨，也就是居于权力中枢的一二政治人物一翻手一转念的事。亦即，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实行不实行民主变革，是由当时在位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所决定的。对于极度集权的国家而言，情况更是这样。世界当代史上的众多实例都具体表明了此点。比如，当年波兰的政治体制实现转轨，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起了决定性作用；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发生转变，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起了重要作用；南非的政治体制发生转变，德克勒克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体制发生转变,则与蒋经国先生有甚大关系。同样，西班牙当年的政治体制发生转变，也与一二位政治人物发挥了关键作用密不可分。他们一个是刚即位的年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另一位是年轻首相苏亚雷兹。波兰知名社会改革家米奇尼克曾称赞在波兰政治体制实现转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波党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是位有想象力的政治家和爱国者。[52] 西班牙年轻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与年轻首相苏亚雷兹亦是。胡安·卡洛斯与苏亚雷兹也是值得肯定与人们效法的有想象力的政治家和爱国者。

前已提及，西班牙长枪党领袖人物佛朗哥1975年11月20日病死于马德里。两天后，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一世根据1947年通过的《王位继承法》登上西班牙王位。他是1969年7月22日被正式宣布为未来西班牙国王的。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加冕典礼与佛朗哥的葬礼形成了鲜明对照。佛朗哥葬礼上除了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国际要人，而出席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典礼的有英国女王的丈夫爱丁堡大公、美国副总统、联邦德国的总统等。很显然，当时的国际社会寄希望于新国王能够推进西班牙的政治体制改革。后来胡安·卡洛斯的作为表明了，他没有使出于好意的国际社会失望。

当时，西班牙的局势复杂。一般人民都渴求“民主突变”。还处在地下的反对党曾组织了越来越广泛的示威和罢工。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是3156起，而1976年竟高达17731起。但是，“尽管几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渐进改革，但是又有高达80%的人相信，旧执政者的傲慢和固执，使得任何改革都变得不可能。”[53] 原因是，就像今天我们关于“道路自信”的表述一样，佛朗哥原来挑选的首相那瓦罗声称，“我将把佛朗哥的事业继续下去。只要我还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业的执行者。”[54]

但是，同是佛朗哥所选定的权力继承人，年轻国王胡安·卡洛斯却没有像当时在位首相那瓦罗那样声称要捍卫原来道路；同时，作为西班牙的元首和国家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也没有像其他后来处于相似地位的东方统治者那样，专以“维稳”为能事，浪费国家巨大人力物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而是瞅准机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挑选了能实行改革的新首相，进而推动国家政治体制的转轨。

对于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政治体制转轨中的关键性作用，笔者在此想到的是托克维尔论述有关问题时的一段话语：“有人说路易十五最能干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先生曾模糊地预感到（改革和赋予人民权利）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议；但是这类事业是不能根据他人建议来决定的：只有当一个君主自己能构想出这类事业时，他才能去完成它们。”[55]

托克维尔的此论甚是。出于实现国家政治体制正常化的考量，胡安·卡洛斯早在未登上西班牙王位之前一个月，就曾冒着风险秘密派出私人信使，通过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与西班牙长枪党的死敌、同时也是自己家族死敌的西班牙共产党高层建立了联系，并承诺日后共产党在西班牙将获得合法化。即王位之后，他曾进一步与自己朋友、法国驻西班牙大使简-弗朗索瓦·德尼奥讨论在国家政治体制转轨中，如何具体处理共产党在西班牙实现合法化的问题。[56]正是在此观念基础之上，于1976年6月，当那瓦罗主动提出辞去首相职位时，他才从国会酝酿出的一长串新首相候选人名单中，选定了处于最后一名、本是“陪衬人”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年轻人阿道夫·苏亚雷兹。

国王胡安·卡洛斯挑选苏亚雷兹的具体原因，是苏亚雷兹在其的“内部圈子里”是“具有相似想法的顾问”。[57] 苏亚雷兹当年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党民族运动的副秘书长后不久受命起草一个报告，分析未来军队的态度，他的结论是，军队能够接受温和的渐进改革。这给未来的新国王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虽然是“体制内的人，但具备新的意识、新的思维，而不是旧官僚。”[58] 另外“苏亚雷兹过去的记录是曾帮助使顽固分子不能接近他们的卫兵”。[59]

苏亚雷兹1932年出生，年长国王6岁。年轻时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是个有成就的法学家。1968年，36岁时就担任了塞哥维压省省长。1969年，又由佛朗哥所选定接班人之一的亲信布兰科将军推荐，担任了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台长。1975年又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党民族运动的副秘书长，是掌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最关键职位。从此之后两位年轻人，国王与他，一位38岁，一位44岁，互相配合，就这样领导欧洲古老的传统专制大国西班牙，开始了政治体制上的根本转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苏亚雷兹在当上首相之后，如果旧的体制继续延续的话，用中国人的话讲来会“无风无火、旱涝保收”。但苏亚雷兹没有那样，而是在当上西班牙首相后选择了一条对自己来说充满了挑战的道路。他决心对西班牙的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造。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从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苏亚雷兹以一种令人叹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政治。”[60]

把政治反对派带进现行体制的框架之内，允许工人自主组织工会，以及促使国会表决通过了《政治改革法》，是苏亚雷兹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史载，“新首相不得不在死硬的佛朗哥主义分子的党羽（被反对派称为在希特勒最后抵抗之后的死硬分子）与大众对改革的动员之间掌舵…… 非官方的谈判包括承诺和甜言蜜语，由苏亚雷兹及其团队很有技巧地与反对派和佛朗哥主义分子展开，他的团队拥有控制国家媒体的关键有利之处。”[61]

苏亚雷兹出任首相后不久就开始了广泛接触体制外的政治力量。他首先与之建立政治共识与政治互信的是西班牙社会党（亦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社会党是西班牙左派阵营中历史最悠久的政党。1879年5月在马德里正式建党。长枪党一党专政后被宣布为非法，被迫转入地下，主要领导人流亡国外。1974年10月在法国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冈萨雷斯·马克斯为首的更新派战胜历史派，取得党的领导权。冈萨雷斯当时以年仅32岁的青年，出任党的总书记。1976年4月，社会党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他和冈萨雷斯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了很好印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重要共识。冈萨雷斯在会谈中认为，在现有政权框架下，只要能真正实行国会的自由选举，就是一种民主的突破了。他为首相的谦恭与虚怀若谷的风度所折服。

1976年9月8日，苏亚雷兹拜见西班牙军内最有势力的保守派将领，通报他的政治改革计划，主要是让政党合法化。他告诉将军们，计划是国王同意的。请求将军们支持他实施。当问及合法化是否也包括共产党时，回答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可能。将军们承诺支持。两天后，苏亚雷兹主持内阁讨论政治改革法案，军人阁员们没有反对。

几天后，内阁起草《工会组织法》，先放开工人组织工会。一位将军阁员表示反对，理由是当年就是众多工会组织先乱，继而失控而导致内战的。可苏亚雷兹认为，工会是让工人参与政治的必要途径，这是必须走的一步。将军坚决反对。苏亚雷兹出乎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迫使这一反对的将军从内阁辞职。

1976年10月8日，西班牙旧国会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进行表决，以425票赞成的高票率通过。反对的15票，弃权的13票，二者相加才不过28票。同年12月16日又对《政治改革法》进行了全民公投。全民公投的结果显示，苏亚雷兹所组织实施的政治改革同样深得民心。在百分之七十八的参加选民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点二的人投了赞同票。

按照《政治改革法》的计划，半年以后西班牙将举行大选，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将由公开的竞争性选举来产生。体制内外的政治家们都开始了组党，投入到大选前的准备之中。这时的西班牙共产党还没有获得合法地位。与国王观点一致，苏亚雷兹也认为在西班牙的未来政治事务决策中不能没有西班牙共产党的一席之地。1977年2月27日，苏亚雷兹与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约会谈，取得共识并达成了协议。苏亚雷兹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公开宣布承认西班牙的君主制，放弃暴力革命，遵守法律，遵从民主政治的程序。在此前提之下，苏亚雷兹承诺尽快宣布其合法化，允许其参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同年4月，按照达成的协议，西班牙政府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它流亡国外38年的领袖们最终回国，参加即将于6月份举行的体制转轨后第一次大选。

由于开放了党禁，人们的组党与结社自由了，西班牙曾一时间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多时达到了300多个。与目前印度大选中的情况很相似，西班牙当时很多党只有几个人，被称为出租汽车党，意思是一辆出租车就可以全部拉走。随着大选临近，甚小的党眼看竞选无望自然消亡。真正为选民们所注意的，也就是有“四雄”之称的4个政党。[62] 左翼的卡里约领导的共产党，中间偏左的冈萨雷斯领导的社会党，中间偏右的首相苏亚雷兹加盟的民主联合会，和右翼的佛拉加领导的人民联盟（或译人民同盟）。

1977年6月15日是西班牙民族值得倍感骄傲的日子。他们成功地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真正的民主大选。首相苏亚雷兹带领的民主联合会得票最多，他获得了民众授权，负责组织新的政府。社会党其次，在众议院中获得124席。共产党在众议院中获得20席。

要建成真正宪政国家，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非常重要。它必须包括思想与政治力量多元、政府分权、权力制衡、强有力的执行机关、地方自治、保证社会成员的最大精神与人身自由等原则。苏亚雷兹的新政府组成之后即进行有关的协调。西班牙各大党的7个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称之为“求同联盟”。1978年1月，起草委员会完成初稿。从5月起，国会的36个委员会开始公开讨论宪法初稿。在经过了148个小时的议会辩论，总计1342次的演讲之后，议会宪政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签字，完成了宪法的文本。10月31日，议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宪法。12月6日，西班牙再次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在百分之六十八的参加选民中，只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投了反对票。12月27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签署新宪法。至此，在佛朗哥去世两年之后，西班牙的君主立宪民主宪政体制正式建立起来。

对于西班牙1978年宪法，西班牙的史学工作者评价甚高。比如，雷德蒙·卡尔就在《西班牙史》一书中写到：“事实上，主要党派之间弥漫的温和的气氛使新宪法经过了冗长、高强度的谈判后达成妥协，于1978年被批准。其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允许曾经数十年只能有一个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国家可以有多元主义。有异议的话题……但宪法关于新民主的主要线索是清晰的：两院制的议会、强有力的执行机关、一个无忏悔室的国家和对地方民族主义权利的承认。在1978年的全民公决中，宪法得到了88%的投票人的同意。”[63]

这里顺便提及，以上所说右翼的人民联盟领导人佛拉加是原体制内一位很有名的改革派人物。在他担任西班牙新闻与旅游部长期间，曾于1966年主持通过了新闻法。这个立法结束了出版物的预先审查制度。尽管此后西班牙的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但是这个立法使得很多报纸在上世纪70年代能够发表对长枪党政权的批评文章。他所领导的人民联盟于1989年1月20日更名为人民党（或译大众党）。后来在1996年和2011年的两次在大选中，它均战胜西班牙社会党赢得执政权。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大众党的胜利标志着佛朗哥主义从后门走进来。……与传统的西班牙保守派不同，他们是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者。他们的计划包括私有化、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和福利国家的改革。虽然该内阁（指1996年任首相的何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内阁）成员来自组织严密的群体，它们通过扎根于佛朗哥主义的家庭、财产和事业联系在一起，它包含了尊重民主体制的基本规则的、革新的西班牙保守主义。”[64]

四 西班牙政治体制改革时期社会条件与走上民主宪政之路诸原因的分析

在该部分中，本人主要是想告诉读者如下四点：一、当年西班牙政治体制实行转轨之时社会条件并不好；二、具体负责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实施的首相苏亚雷兹为此所作出的贡献巨大；三、西班牙的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与其人民的坚决抗争密不可分；四、佛朗哥的生前不给继任者留下必须遵循的政治遗嘱，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西班牙的政体转轨有利，佛朗哥的此做法也值得肯定。

可以讲，西班牙当年的进行政治体制转轨是在社会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之下启动的。比如，仅我们前已提及的佛朗哥去世后不久全国游行与罢工事件骤然增加一事，就足以成为当时当权者全力“维稳”，拖延改革，甚至走回头路，开改革历史倒车的理由。

事情还不仅如此。也正是在那时，他们还曾面临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以及巴斯克民族主义分离势力的最严重暴力恐怖袭击。

西班牙当时的经济比较困难，这是自1962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后所遗留的后遗症。从1973年到1975年，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都在15%以上，居高不下，失业人口增加了两倍半。在失业的人群中，只有一半得到了福利救济。民生困难导致了罢工的增加。在当时，西班牙成了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

后面我们将要详细讲到，西班牙巴斯克民族主义分离势力中的恐怖组织“埃塔”，在此之前它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反佛朗哥独裁专制、反暴政相连。但西班牙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之后，它却又把攻击矛头转向了民主政府。上世纪70年代，埃塔就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据统计，当时埃塔的袭击平均每年造成近百人左右的死亡。但在1980年，它的袭击频率曾一度又有提高。1980年前10个月，它就杀害114人，平均每3天就杀害1人。同年10月31日，就因为一位法学教授是苏亚雷兹领导的民主联合会的候选人，被其暗杀。[65] 当然，后来于2011年10月21日，埃塔终于在民主政治的感召下通过加拉日报网发布视频和文章，宣布了永久停火，但在当时，他们的上述袭击会足以成为当政者进行维稳与停止政治改革借口的。

但是，苏亚雷兹不是这样。与波兰当年体制转轨时期波党领导人米·弗·拉科夫斯基的政治伙伴思想相近似，苏亚雷兹认为，巴斯克民族主义分离势力的最终解决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巴斯克地区政府的对话，离不开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的对话，甚至也离不开和埃塔的对话。为对话开路，又很难避免有条件地大赦被捕的埃塔成员。苏亚雷兹的这种思路，使得原来体制内的保守派非常愤怒，特别是军队。早在1978年，西班牙军队内部就有人计划政变，幸好政变被挫败。[66]1981年2月23日下午，西班牙又有特赫罗上校发动的短暂反民主政变发生。

在此之前的1981年1月23日，据传有17位老资格的将军聚集在一起，讨论是不是要根据西班牙军人的“传统责任”，来以军事行动干政。29日，苏亚雷兹为保全民主政体而主动宣布辞去首相职位。他在辞职的讲话中说，“我不愿意让民主政权再一次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的昙花一现。”[67]

当时有人认为，苏亚雷兹的辞职是出于对军人威胁的惧怕。但他在2月23日短暂反民主政变中的英勇表现表明了此说有误。当发动政变士兵的冲锋枪枪口对准议员的胸膛，命令所有人趴在地板上不许动时，只有前首相苏亚雷兹与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二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未动。当议员中的梅拉多将军喝令这些人退出去、被推倒在地时，又是文质彬彬的苏亚雷兹勇敢地冲上前去，奋不顾身地护卫将军。

以上在短暂反民主政变中的英勇行为，充分表明了苏亚雷兹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实际上，他在具体实施西班牙政治体制转轨中的行动，才更是无私无畏。同时，其间也蕴含了他超凡逸群的政治智慧与才华。

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指出，“政治家行为的动机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政治家有时候会有超越于一个集团、特定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的可能。”[68]甚是。苏亚雷兹的作为就是明证。苏亚雷兹，还有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他们决意进行原有体制变革的最根本动机当是，二人作为陈旧专制体制内的有远见、有良知的政治家，都早就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体制改革才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再老是停留在原来的老路上，再总是充当欧美先进社会的异类，再怎么高叫发展、高叫创新，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有学者指出，“苏亚雷兹和旧体制根本的分界点是，他当上首相推动改革的这一刻，就清楚知道，民主转型会葬送掉他赖以成长起来的旧体制，他个人会失去今天的权力。但是，他还是要做”。[69] 甚是。

另外，该研究者对苏亚雷兹如下的评价也甚是中的：在改革初期，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往往“很多人认为根本没有可能。苏亚雷兹的又一过人之处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现实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对谁都是如此。他也和经常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者不一样，始终认为理想是可能实现的，成败不能预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操作。他是一个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他认为，在变局深不可测之际，有时一个重大变革成功与否，可能取决于事后看来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比如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话该怎么说、在什么场合说。特别是在不透明的专制政体下，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全凭个人判断。而苏亚雷兹一辈子就活在体制内，作这种判断不仅是他的特长，也几乎成为他的本能。”[70]

正是出于对苏亚雷兹在西班牙政治体制转轨中突出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西班牙民族事后对其进行了褒奖。他被认为是西班牙历史上最杰出的首相。1981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了他苏亚雷兹公爵爵位。2007年5月22日，西班牙Antena在评选西班牙历史上最重要人物时，他被名列第六。

人民的反抗，在人类历史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永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了事后看来比较合理的反抗，也包括了事后看来不那么理性的反抗。西班牙人民当年的斗争与反抗即如此。他们的反抗与斗争，同样包括了以上两个方面。

对于长枪党人专制统治的理性反抗，除了我们前已提及的1950年代以来大学生的反对官办大学生联合会缺乏民主与大学生生活的糟糕条件之外，比较著名的事件还有1970年，西班牙的131个温和反对派，大多是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趁着西德外交部长的来访，发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开信，指出西班牙和欧共体之间的差距，呼吁当政者给人民以人权和基本政治权力。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暴君只听得进炸弹与大炮的声音。甚是。许多时候，专制统治者，他们就是不拿人民当回事，必欲随心所欲地惩治而后快。在此情况之下，一些极端的反抗措施，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具体讲来，西班牙未实现政治体制转轨之前，巴斯克人民的斗争就是如此。

1970年的前9个月，西班牙政府审判的政治犯高达1101人，很多人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当时不仅与共产党关系密切，而且也得到了当地天主教会的支持。当佛朗哥既禁他们的旗帜，又禁他们的语言时，便导致了我们前述埃塔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埃塔是巴斯克语“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的缩写，成立于1959年。在它的纲领中，除了争取独立之外，还包括了推翻佛朗哥的独裁专制统治。其在佛朗哥统治时期所制造的最有影响事件有两次，一次在1961年，另一次在1973年。两次事件曾均使统治当局为之夺气。

埃塔1961年组织的一次重大行动是制造了一起未遂的火车出轨事件，有史称该事件对整个佛朗哥政权震动很大。

它1973年组织的行动则是成功暗杀了佛朗哥的得力臂膀、总理卡雷罗·布兰科将军。先是，他们在布兰科每周去教堂必经之路的临街租了一幢公寓，以雕塑家的身份为掩护，每天在里面挖凿通向大街中心的地下隧道。挖好之后在里面放置了大量炸药，以至于一个周日的早上当布兰科的车队经过时，把布兰科的汽车也炸得飞上了临近大楼的屋顶。当天，政府原定审判十个工人委员会成员的“非法结社罪”，爆炸正好发生在法庭审判开始之前10分钟。[71]事后，爆炸制造者安然逃脱，逃到了葡萄牙。

对于埃塔成功暗杀了佛朗哥得力臂膀、总理布兰科的影响，有西班牙学者曾不无诙谐地写道：“埃塔在马德里市中心卡雷罗的轿车经过的道路上埋设的炸弹威力如此之大，以致他乘坐的豪华轿车被炸到了摩天大楼街区的屋顶上，这促使反对派给他起了个昵称‘西班牙第一个宇航员’。由于内部分裂，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自由化，该政权转而求助于战争法和国家的野蛮行为，如1975年处决了5名反佛朗哥主义的恐怖分子。排山倒海的抗议加重了由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在佛朗哥统治的最后两年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72]

统治者生前或离任前的不给继任者留政治遗嘱，不给后来者加上政治紧箍咒，此事非常重要。因为，在威权体制之下，在权力班底都已经为后来者定好了的情况之下，不给继任者定上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许走邪路的基调，他们就已经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而一旦再有必须遵循的政治遗嘱在，也就等于是给后来者把所有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路全都堵死了。

相比较而言，同样是控制统治大权到去世的专制统治者，佛朗哥与后来东方他的同侪们相比，就明白与理智得多。

据胡安·卡洛斯一世后来回忆，佛朗哥自己没有儿子，他能感觉得到，佛朗哥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他当做了自己儿子。但是，佛朗哥又只给胡安·卡洛斯一世提供一流的受教育机会，很少和他谈起政治，也几乎不给他处理政治问题的指点和劝告。当他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询问时，佛朗哥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可是，在任何情况下，殿下，你都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西班牙的人民也将和现在不同。当胡安·卡洛斯一世要求旁听政治上层的会议时，佛朗哥还是说：这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总之，在此问题上，我完全赞同有学者的如下分析：“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可是，现代社会的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有本质差别：就是有明白的独裁者和不明白的独裁者……明白的独裁者知道民主社会是一种历史潮流，自己只是一个冲突社会无可奈何的结果，是历史过渡人物。而不明白的独裁者，会梦想独裁制度是社会的必然，会如古代帝制一样，千秋万代传下去。从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佛朗哥非常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渡人物。”[73]

五 西班牙走上民主宪政之路意义的分析

古人云：以史为鉴。我们在此更明白指出的是，历史是过去的故事，更是当今的政治。我们研究它的目的，就是想从中受到某种启迪，为了眼下我们社会的更加合理。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西班牙在社会公正与道义的维度上，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实现。记得撒切尔夫人说过，选择是一种权利，没有选择就没有权利，就没有道义可言。甚是。具体到西班牙，今天那里的人民已经有了通过投票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应该讲，西班牙今天的社会就是有道义的社会了。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班牙在政治体制转轨期间与走上民主宪政之路之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也并未受到影响。其的人均GDP，1955年是390美元，1980年增加到5100美元，2011年更达到30625美元。目前的西班牙是世界第10大工业强国。1981年，西班牙的水泥出口居世界第一位，超过了日本、韩国和前苏联。西班牙的机床生产目前居世界第10位，有一半产品出口到美国和德国。[74]1992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五届国际奥运会。同年，世界博览会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成功举办。

同时，西班牙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旅游大国。如今，每年去西班牙旅游的人数超过5000万，这个数字比其国内人口总数的4719万（2011年）还要多。

另外，西班牙实行政治体制转轨、走上民主宪政之路的世界意义也不可小觑。它率先垂范，为全世界还未实行民主政治国家的人民，树立了可供学习的光辉榜样。对之，美国知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也有涉及。比如，该书中写道：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将军死亡，“在此后的18个月中，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其首相阿多尔夫·苏亚雷兹的帮助之下，确保议会和民众同意政治改革法，并根据这项法案选举出一个新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草拟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78年的全民公决中被批准。根据这部新宪法，1979年3月举行了议会选举。到七十年代末，民主的浪潮涌入拉丁美洲。”[75] 另外，亨廷顿该书中还认为，包括后来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也与其的影响有关系。[76] 亨氏此说甚是。

但是，亨廷顿的过分渲染 “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亚洲是不自由民主的老家”、“限制国家的人权观念在亚洲极其薄弱” 这些东西，却有甚大不妥。[77]再有，我们中有学者在充分肯定西班牙政治体制转轨伟大事业的同时，但又讲“西班牙始终没有离开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有其自相紧张之嫌。[78]

在此，我们必须极其清醒的是：一、文化传统可以移植，可以再造，就像吴冠中先生生前所指出的，传统是传统、反传统、反反传统的继续；二、印度、还有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建成了民主宪政体制的实例说明了，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上，文化传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绝对障碍。

总之，本人认为，在前民主宪政的思想文化条件与社会发展阶段上，今天的中国大陆与当年的西班牙极其相近，我们实现政治体制的转轨与否，主要不是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当政的主要政治精英们，他们为还是不为的问题！

[1] 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另有，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汪亭友副教授，2010年11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宪政主义提法不成立》的文章，提醒当权者，前苏联领导人讲宪政，结果丢了政权。

[2] 胡耀邦此语，见杜明明整理：《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本刊座谈会摘要》，《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第4页。

[3]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英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封四。

[4] 《重申和重温中共的民主追求》，《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0日社论。

[5]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92页。

[6]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105页，第552页。

[7] 万昌华：《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8]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105页，第553页。

[9]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105页，第556页。

[10] 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587页。

[11]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19页。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0页

[13]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0页。

[14]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0页，第171页。

[15]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0页。

[16]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2页。

[17]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80页。

[18]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82页。

[19] 宣晓伟：《都是中央集权制的错？》，《读书》2013年第5期。

[20]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21] 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581页。

[22]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23]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24]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273页。

[25]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26] 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581页；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27]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2页。

[28]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72页。

[29]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19-120页。

[30] 卞悟：《拒绝“原始积累” 》，《读书》1998年第1期。

[31]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105页，第559页。

[32]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19页。

[33]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34]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第105页，第560页。

[35]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36]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

[37] 参见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章。

[38] 高全喜：《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关于中国现代法治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视角》，《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注释1。

[39]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01页。

[40]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94页。

[41]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93页。

[42]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03页。

[43] 相对于1873至1874年间的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此前，西班牙曾于1873年2月11日发生革命，王宫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国。1874年12月，以阿方索十二世为国王的波旁王朝复辟，西班牙第一共和国结束。

[44] 王春良主编：《现代世界风云纪实（1900-1990）》，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45]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50页。

[46]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8页。

[47] 《动物庄园》是乔治·奥威尔的一政治讽刺小说。故事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一个农庄(Manor Farm)的动物不堪人类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Mr.Jones)，牲畜们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之后，两只处于领导地位部政治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清洗。农庄的理想被修正成“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了从前的悲惨状况。据称，该小说中所描述的一些现象，与他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的所见所闻有直接关系。

[48]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49页。

[49]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69页。

[50]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上），《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

[51]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67页。

[52] 米·拉科夫斯基：《波兰剧变是怎样发生的》，郭增麟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53]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中），《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

[54]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中），《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

[5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吉尔伯特英译本，纽约双日出版社1955年版第165页，转引自《社会学家茶座》211年第4辑第128页。

[56]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66-268页。

[57]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0页。

[58]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中），《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

[59]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0-271页。

[60]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5页。

[61]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1页。

[62]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中），《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

[63]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1-272页。

[64]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6页。

[65]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下），《文史参考》2010年第10期。

[66]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4页。

[67]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下），《文史参考》2010年第10期。

[68] 周兆呈：《对话贺卫方谈中国宪政争议》，《联合早报》2013年6月4日。

[69]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中），《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

[70]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5页。

[71] 林达：《启蒙、契约与妥协——西班牙由专制走向民主启示录》（上），《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

[72] 雷蒙德·卡尔：《西班牙史》，潘诚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70页。

[73]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5页。

[74]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

[7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22页。

[76]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77]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第11页。

[78] 林达：《一路走来一路读》，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