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者以至普通人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应该采取何种追求自由的立场，是一个歧见叠出的难题。首先涉及到政治制度问题，绝对律令者认为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而在非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灰色地带则完全不存在“己域自由”；其次涉及到社会境遇问题，在政治恐怖境遇和开明专制境遇下，究竟应该采取何种适宜的自由方式？第三涉及到个人品格操守勇气的问题，不能奋起反抗专制而追求积极自由的话，便会被斥为“犬儒主义者”，连坚守个人消极自由也遭遇无情批判；第四涉及到真正的个人独立和消极自由在泛专制社会里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五便涉及到“己域自由”在艰难复杂的政治境遇中的可行性及弹性问题。等等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交集的纠结。既然问题如此复杂交错，那么在实践评判层面一定是缠夹难解的困境；假如态度非常坚决立场决绝而且用简单斩截的规定而不容许平常心普通人的慎独姿态存在的话，那难免是上纲上线的精神绑架了，在思维上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我是在常识和底线的基础上讲自由的，并不在宏大叙事和高尚态度上讲自由。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自由首先是权利、独立和宽容，而非高尚品格。后者讲自由有民粹主义之嫌，是整体主义和革命逻辑的自由。让所有人都奋身成为斗士，推翻专制社会，然后才允许大家去讲自由的权利，这种理论认为自由是一种很苛刻的资源，也对所有人都加以否定：你若不晋身为革命者的话，你就是专制的帮凶！这种激烈的革命理想主义是从法国移民来的，早见识惯了。可惜挥舞着自由大旗的斗士，最终都会变成另一个专制者。“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往往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钱锺书语）自由主义者在激烈极端绝对追求的过程中，非常简单化地异化为他自己的对立面。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通过革命然后成功地实现了宪政民主自由体制的，对革命暴力的崇拜本身就是反自由主义的。主张推翻专制社会然后获得自己的自由，首先自己就异化成了专制者的同类项。我更同意钱锺书的悲观主义观点：“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围城》）在未来中国是否会出现一个革命成功后的自由宪政制度，我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然则，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由己域么？我们就放弃自己在任何社会坚守自我独立的纯粹品格么？No！
革命者在反对专制政治的时候，眼光其实很狭隘，心心念念都是想着政治上的自由权力，却没有想过，自由是在人类所有生活中最大的权利问题，即包括在家庭、社会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权利。所以，我更尊重的是“己域自由”性质的独立个性精神。在一个泛专制社会（或曰开明专制社会，当前中国政府就想成为这样性质的政府）里，每一个人所面临的自由问题都是不同的，这是整个社会言人人殊的复杂自由难题。有些自由困境来自于家庭，有些则来自于家乡环境或者生活圈子，其他的或者来自于企业团体，或者是行业，甚至是文化习俗和公共舆论社区等等，甚至来自于自身的条件限制。因此，你公开号召一种简单的制度革命来争取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无异于堂诘呵德大战风车，连敌人都尚且没有弄清楚，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头脑未免简单了些。即使在西方民主制范围内，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等所面临的自由问题也是言人人殊的，有了共同的政治自由民主制度之后，自由问题始终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对于个人来说，明确自己的“己域自由”是要靠自己的自觉素质来实现的，只要你不依赖他人，包括家庭、人事关系、团体、社会和政府，你保持自我独立自我负责精神，在此基础上争取自己最大的自由权利，这是发展出更大的自由世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世界上丧失自由权利的人，除了强势集团剥夺他们的权利之外，他们自己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己域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约翰·罗尔斯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价值是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规定的框架内促进他们目标的能力成比例的。”（《正义论》P1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自由的价值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样，用革命方式来为人类争取自由，并不绝对正确。除了制度重建，人性和能力的重建，同样重要。我们需要警惕对制度重建的绝对信仰心理。
本文想从知识者对自由的态度和方式切入问题。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仅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谈“自由精神”的问题，而不谈“自由主义者”。特别想在“纯粹”这个品格和精神的向度触摸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因为他们对自由这个人类最尊贵的东西最敏感最珍惜最执着；而在复杂的社会境遇里，他们一直在用种种曲折和特殊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自由。如果他们得不到自由，则与他们的独立性和纯粹程度之多与寡、强与弱息息相关。人们谈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已经很多了，却一直忽略甚至贬低一类在非宪政社会里坚守知识者的民间立场、抗拒专制体制的不合作态度之独立知识分子的消极自由主义者。从更具普世价值的观点来看，他们才是坚持了真正的以人为独立价值主体的自由主义原则，他们未必言必称“自由主义”，却是以自身的特立独行品格和纯粹品质，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己域自由” 本质，实践了自由尊严的“价值中立”精神。
先从中国历史上的知识者对待自由和政治的态度谈起，这样有助于我们深度认识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之可贵之处。凡从事知识生产者，大略可分为文人、学人和知识分子三大类。纯粹作为文人，便跌入古人所断言：“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瓠中；知识分子的纯粹是正品，文人的极致便是变态。“文人无行”，所以无行，是骨头软弱，依附权势，喜欢政治；花言巧语，感情用事，喜欢走极端；文人相轻，争风吃醋，窝里斗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文人为什么在知识者中地位最低呢？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品格。文人毛病，最低程度也是天真，常犯幼稚病。学人和知识分子，与文人相比，首要在于理性至上。学人的理性偏重于学识与专业，知识分子的理性重在社会公共价值观和思想智慧。中国文人紧贴政治是顽固的文化基因，故卖乖讨好，投靠官府，善于表演，旦夕作文化明星，何况社会需要广场激情，一篇名世，挠着了时代的神经，惊天地泣鬼神，风流天下动。知识分子一旦成为思想家，也会成为社会的导师，至少作为锐利的批评家，指点天下挥斥方遒。学人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仅仅表示他的屁股坐得稳，经年累月，在一方领域成为学识专家，有时会被人讥为两脚书橱。
庄子、屈原和李白大致上可以代表中国的三种知识者：李白属于有理想功名心糊里糊涂头脑一时发热的文人，他被唐玄宗应召时的两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便可作证；但他的本质是自由派，散漫任性，自尊心至上，上不得政治的台盘，受不得权力小人委屈，理想一接触到现实，他就无能为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顏”两句诗什么都说尽了，何况他满脑子是神仙思想。屈原也是文人，是激进的理想主义极左派，骄傲自负，眼里容不得沙子，过度洁癖的敏感，总是嫌天下的水浑浊，这是最能愤世嫉俗、习惯道德绑架的高调师爷，忧伤怨艾执着毫不妥协绝不宽容神神叨叨偏偏要厕身政治。庄子呢，是最纯粹的消极自由主义者，近于现代的独立知识分子，终生不仕；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追求的是顺有自然的自由和精神的绝对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公知和私知，“私知”的概念是我的杜撰。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少不了打抱不平的猖狂，争夺公道，批判社会，监督政府，教训群众，是叱咤风云的时评思想家，舞台上的社会良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像曾经的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储安平等等。至于“私知”，便是秉承着自由慎独精神却不参与社会政治的特立独行之士。基本标准就是独善其身，虽不能兼济天下，但却以思想、智慧和文化批评从深度批判社会、历史、文化与人类。私知虽然没有风头大劲的轰动效应，然而以深沉的大著警醒人类，传播文明智慧，是幕后的人间智者，有深长久远的文化批判意义。公知和私知都是社会的良心和文化反思的独立理性主义者，不依附政治，前者显性，后者隐形，纯粹是知识分子的本质。
知识分子的两种姿态，不得被分别否定。守望纯粹，是他们的本分；如果不能挺身而出担当社会良心的代表，也不应该遭遇狙击。强烈责备他们不能担当牺牲者，是为道德绑架。我认为“独立”无论在何种社会，都是最应该被肯定的社会姿态，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的良心独立承担自我的责任。苟多数人如此，则社会的底线、道德就不会崩溃，则公民素质就可以合格。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
在中国，论自由主义是一种奢侈，最多只好讲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即“做......的自由”。包括伯林、哈耶克等人在内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通常都非常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同时极为警惕积极自由的扩张。能够始终抱持消极自由精神的，便有一种纯粹境界，因为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不被强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纯粹是作为一种气质、品质、性格和修养内涵。在专制社会或开明专制社会，能够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独立的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集体（包括国家、团体、人民、家乡、家庭）；对政治和政府不信任；有不肯妥协的怀疑精神；不与政治和政府合作；不依附政治和政府；不以道德过度和道德绑架的态度行事名世；不会因为自己在地位和利益功名的得失而陷入紧张心态，更不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而感情用事，但必须为了个人的合法权利而积极抗争，在危机时刻最终有保持沉默的尊严。
“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美国格言）是很符合人性的，是说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造就社会人格，也是哈耶克所谓知识分工所决定的自由程度；反过来，“什么人做什么事”也是合宜得体的。首先需要让每个人从自己的领域维护自己的尊严，谨慎独立，不依附不依赖任何人，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文明领域做出自己有价值的贡献，而绝不越过人类文明的底线，这就是纯粹的最低标准。在自己的领域做出的成就越大，证明越专注投入，锲而不舍，忘我的同时也就是忘众，对社会隔膜，甚至成了“科学白痴”、“书呆子”或“偏见的专家”，也是合乎常识的惯例，我们倒不大希望这些专门家充当社会的代言人。
中国的士（读书人、文人）常常走着这样的轨迹：先是幼稚冲动的政治理想主义（以李白杜甫为代表）— 成为维护自认为正义的政权的走狗（以周扬郭沫若等为代表）— 继之在残酷和丑陋的政治黑幕中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成为完全秉承功利现实主义的信徒（以苏秦为代表）。中国专制政治的特色，必然导致士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丧失价值中立的自由权利，然后遭遇政治的玩弄而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为了免于这些强迫性的精神灾难（获得消极自由），需要知识分子从开始便要和政治拒绝合作（见上），成为一个纯粹的独立知识分子。
我们姑且以一些人和事来进行分析：1957年春天，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大翻译家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 在给在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 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 城出版社，1999）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而大历史学家顾颉刚呢，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 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傅雷和顾颉刚都是在本专业成为大师级的知识分子，顾颉刚甚至是日本汉学界最崇拜的历史学巨擘，但是在政治上极端幼稚，甚至连独立人格自由精神都没有具备。结果一个在文革被迫和老婆双双上吊自杀，另一个被戴高帽游街，下放劳动。因为他们的不够纯粹独立，自己放弃了消极自由的权利。
钱锺书和傅雷同时参加57年的洗脑教育，他的反应就和傅雷完全不同。他的冷静、保留和超然是绝对坚定的。4月，中共中央正式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文学所内立即组织号召鸣放。但钱锺书并不“买账”，依旧“咬紧牙关”。“我们认为号召的事，就是政治运动。我们对政治运动一贯地不理解。”（《我们仨》第135页）“风和日暖，鸟语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上面一再号召鸣放，四面八方不断动员催促，请客吃饭座谈，鼓动鸣放。其中有我们的老相识，也有人是我们心目中的政客。几位老相识还亲自登门来敦劝我们鸣放；当初号召知识分子改造是他们，这会儿号召鸣放骂党也是他们。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话都正确。钱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随声附和。’”（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大公报》2010年11月7日）5月，他的叔叔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钱锺书夫妇却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钱锺书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许大雄《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文汇报》10年9月11日）就在“反右”开始之前，有出版社编辑来京向他组稿。他说，这几年自己专注于翻译，没有创作，拿不出东西来支持出版社。即使被要求再版《围城》，他也婉言拒绝。编辑对他说了一些“百花齐放”一类的话，“他呢，好像早拿定了注意，只是微笑，总不点头”。（刘金《已到春暖花开时》，《记钱锺书先生》第206 页，大连出版社1995年）钱锺书从武汉回京后，“只愁爹爹乱发议论”。（《我们仨》第136页）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引蛇出洞”。这一年，年届古稀、身已患疾、担任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中共“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6月，“反右”开始。钱锺书的众多师友和亲属纷纷落网。家人中钱孙卿、许景渊、钱锺汉、钱锺毅都被划为“右派”，父亲钱基博受到批判。（以上段落摘自钱之俊：《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共识网2013-2-20）
再看另一位学者汤一介的故事：文革期间，汤一介确实奉命参加臭名昭彰的梁效（四人帮控制下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而且是副组长。当年只有一个雇主，除非你不想吃饭了，老板的指令难于抗拒。问题在于你在其中干了什么；任何单位都有好人和坏人。朋友圈中都知道的一个重要情节，老汤接到任命后，马上与一位重要角色商量：该怎么办？此人是时在中央党校工作，后来被某军头踢了出去的孙长江。孙兄足智多谋而又大义凛然。他是冲破冰河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修改人和定稿者。他指点老汤：进去后争取管行政和后勤，并把每一天干了什么记录下来。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的大限到了。消息灵通的孙长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蹬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北大，敲开汤一介的家门，报告这个喜讯，预见“梁效”终结和全体成员无法避免的审查。汤兄果然坦然通过了严格的审查，良心是清白的。汤一介和孙长江的这些故事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付专制统治者的睿智、义气和捍卫良知的记录。（袁伟时：《汤一介教授的梁效故事和我的私信风波》， 新浪-袁伟时的BLOG，2013-6-4）再看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表现，冯歌颂过专制统治者毛，为专制制度著述，做大批判的打手，钱锺书在美国访问时直接指出冯文革时出卖过北大的同事某教授。袁伟时指出：晚年，他回归自我，在《三松堂自序》中承认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纠正先前的错误，重写中国哲学史，在89风波中表现很好。愚意以为，冯先生的错误就思想根源而言，主要有三：1.国家主义，跳不出民族洞穴。2.迷信领袖。3.名利思想。这些应该引以为训。（袁伟时，同上）其实何止冯友兰一人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整个民国时代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阵营，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幼稚、谄媚以致受尽凌辱完全被党国绑架在奴隶柱上的！皆因政治热情炽热，不自觉放弃了独立的自由权利所致。
人们责备钱锺书明哲保身，没有斗争精神。秦晖在他的《实践自由》（2004）一文中含蓄委婉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指在已实现的自由秩序中）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是‘ 消极自由主义’ 者。如今在自由主义者中声誉极高的陈寅恪、钱锺书等先生符合这一标准，如果处在今日西方那样的环境中，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典范的确不为过。”“但在还存在着‘ 被迫当奴隶’ 的非自由状态下，情况便大有不同。因为对被迫为奴者而言使他自由是求之不得的，这里只有解放而没有强制。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都只是‘ 各人自扫门前雪’ 地关心自己的自由，自由（哪怕是最低调的消极自由）能争取到吗？ ”——我的常识看法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是自由主义者，却是自由权利的执着者，所以为全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不适宜要求非斗士的人来做。“自由”是依据政治、社会的情势而作出的权利选择。要严格区分两种情势：1，在例如像毛的时代，是一个统治者不断用高压暴政强奸思想和侵犯人权的方式逼迫知识分子屈服和改造精神性格的残酷时代，保证身心安全远避灾难便是最大的自由，所以保持消极自由是难能可贵的；钱锺书对此有一句名言：“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ence.” （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在最低限度上我们有沉默的自由）2，现时代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和自由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仍然坚持专制体制的统治者，极力打造一个开明专制的社会，除了以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的名义维持专制统治和掠夺财富之外，统治者已自觉缺乏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不敢公开反对宪政，所以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全民议政、问政、骂政的时代，同时需要消极和积极的自由主义精神。钱锺书和陈寅恪所处不是这样的时代，要求他们做林昭和张志新，无异飞蛾扑火。秦晖今天可以运用学术研究的方式直接批评政府和国家，但是时光倒流50年，秦晖绝对没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去做一个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
仔细读过钱锺书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谈艺录》和《管锥编》的人，会看到他从来对专制制度文化有大量深刻的文明批判。连鲁迅尚且有站在阶级论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学者残酷打击的作为，和左翼作家同声同气，也不能保持完全价值中立的自由主义纯粹性。那么钱锺书始终严格守望独立自由尊严，和陈寅恪一样，最为纯粹。他们没有媚态，沉默冷静，不合作，也不依附，不求政治闻达，更不会为了国家宏大事业表示过激动兴奋。在我看来，钱锺书是对人类政治和灵魂有彻底的悲观主义洞察而已，因而对政治采取绝对不信任的态度。我们不妨看看钱锺书在随笔《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怎样说的：魔鬼对钱锺书说：“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基督耶稣，才知道我是谁。”魔鬼又说：“我少年时代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 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的序里这样表白：“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要知道，钱锺书那时候才28岁！既然看到魔鬼化身为我们任何一种美好的物事甚至理想来诱惑我们，我们就应当始终保持距离；既然我们没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我们何须急吼吼表现你的正义感义愤和欢呼激情呢？做好你自己的本色，忠于你的独立自主，严守价值中立的立场，已经足够。刘再复说：“我接触交往的人很多，但没有见到一个像钱先生这样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对身处的环境、身处的社会并不信任，显然觉得人世太险恶（这可能是钱先生最真实的内心）。因为把社会看得太险恶，所以就太多防范。他对我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这是钱先生才能说得出来的天才之语，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时，身心真受了一次强烈的震撼。”（《钱锺书先生纪事》）独立自主，价值中立，是真正的自由精神的底蕴。
沉默不表示他没有原则和屈服，更不能说他丧失了文明底线和社会良心。在1979年出访美国时，有人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着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 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化昆仑》第208页）他对知 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倾轧深恶痛绝。胡志德分析说：“钱氏认为，就文人打破社会等级和背叛自己阶级地位所达到的程度而言，他们知识分子间的互相斥责，甚于国家在他们的不利处境中起的作用。依钱氏看来，最大的罪过就是trahison des clercs（法语），即知识分子互相出卖。”（《钱锺书》第14页）
在一个万马齐喑、众恶喧腾的黑幕时代，做一个正直独立的人，要比做一个英雄，可能更有普泛意义，除非无数英雄构成了足够推翻暴政的能量。中国是一个专制制度和文化最为深重的国度，让个别的知识分子充当英雄，是过度的要求。但是我们却发现，在中国，却是绝大多数人，不是愚昧地甘为奴隶，就是积极充当打手走狗，特别是无数的知识者。像陈寅恪和钱锺书那样清醒、保持距离和沉默的，其实极少。以我的浅见，无论是在专制暴政社会，还是在开明专制社会，首先最需要的还是多数人坚持自我的独立性和捍卫消极自由的权利，更需要知识分子的独立纯粹性。当多数人都珍惜和极力维护自己的消极自由权利，坚持自我独立而不阿从权贵的品格，则公民素质就成了，法治社会就成了，尊严的时代就成了，专制者没有了合作者和依附者，则专制体制便垮台了。
讲自由涉及到争取全社会的宪法自由和个人争取自己合法的自由两方面（群域民主；己域自由），即秦晖说的“划清群己权界，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或者我们也可以 讲，‘ 己域要自由’ 就是针对民粹主义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权利，而‘ 群域要民主’ 就是针对寡头主义的，因为寡头主义就是想少数人垄断公共领域。”（秦晖《左右派争论中的问题与主义》，共识网2013-5-30）。我们要警惕为了整体的自由而否决个人自由的高尚性，以自私、软弱来谴责知识分子的独立权利，这是民粹主义的极端毛病。尤其是在专制时代或者开明专制过渡期，很多知识分子不是斗士，但是他特别在乎自己的慎独、超然和自由，这样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精神不高尚，也没有为整个社会谋福利，但是他们的意义在于坚持灵魂的清洁，坚持自由的价值，不与黑暗合作，不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用沉默来进行反抗，而用自己的清白和执着来向所有人示范：我们在用慎独来保持自己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的纯粹，只要多数人都保持这种精神，那么政府的专制就会失去市场。当更多人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权利，不做阿谀奉承的犬儒，那么一个宪政的时代机会就会逐渐来到。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知识者成了权力的帮凶以寻求个人私利，成了宏大叙事国家主义激情的附庸；而多数人都想依赖一个强大的政府，冀望强人政治，那么你想争取一个宪政社会的自由，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老百姓和左派知识分子就不想要这样的民主自由，也不想要宪政和法治。他们要的是薄熙来式的民粹主义福利，要的是国家强盛的民族主义。在长期专制体制下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自由主义的概念，他们只有民族振兴、国家强大的概念，只有在圣君照拂下人民幸福的整体主义观念。所以，如何在普通人尤其是在知识者中间建立一个独立不阿、己域自由、合法公民的观念，再进而争取群域民主、宪政社会，这才是合适的出路。
有些高举自由主义政治旗帜的人士，其实是自我矛盾反自由精神的极端主义者，把自由状态划分得泾渭分明，绝对性取消了丰富性。如果连独立清醒的消极自由主义者也在被他们剿杀之列，那么中国将永远也别想谈什么自由了。你们就等着下一个朱元璋或者毛泽东再世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