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执政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不久即提出“中国梦”蓝图。接着在宪法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一落实宪法的呼吁，实乃抓住了宪政要义，于是2013新年伊始，舆论渐有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之势。孰料此后风向左右摇摆不定，“改革开放前后历史不能互相否定对立”之说令人无所适从，“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的声音又让人有所期待，然而整体走向基本是左右撕裂，举步维艰，反腐无法突破，共识难以凝聚，前途不可预期。至5月下旬，《红旗文稿》刊发文章旗帜鲜明反对宪政，随后各大党报党刊跟进造势。不过此举却导致非意图后果，激发了网络公共领域有关宪政的大讨论，“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核心宪政观念反而越发深入人心。邓小平主张的“不争论”遂成过去，如今已然到了应该争论、必须争论，并且也无法阻止争论的时候。
童之伟教授将论战各方划分为三大阵营：反宪政派、泛宪政派和社会主义宪政派。这一划分目前似已成为通说，并且参与论战的各个派别也出现了代表性人物。无论胡搅蛮缠也好，自说自话也好，在目前宪政之辩中，这三派也的确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但这一划分还是有些大而化之，遮蔽了其他一些值得关注或需要认真对待的宪政流派。只有对各宪政思潮有更为全面的梳理，我们才能更清楚地把握这场争论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对当下中国的立宪问题的复杂性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才能对中国未来宪政建设的可能方向，提供更为稳健的观察、判断和推动。
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各个宪政思潮共同关注的宪政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即宪政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前者试图论证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想）型态，后者则关心以多大的代价，通过怎样的可操作路径，实现某种宪政。所有这些宪政思潮，都指向立宪选择或决断的问题，它们都在致力于为自身心目中适当的基本规则提供合理的论证。但在辩论中，各方难免将规则的理由与规则之下人们行为的理由混为一谈，徒然制造了很多观念的混乱，不利于厘清一些根本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立宪规则选择的层面，围绕宪政的目标和进路，举其大端，对当前中国的各个宪政思潮做一个简略归纳，并在最后提出我的公民立宪观，姑且将之也作为当前宪政思潮之一脉。按照我将要总结的顺序，这些宪政思潮主要有：社会主义宪政派、自由启蒙宪政派、儒家宪政派、民国宪政派、国家主义宪政派、反宪政派、公民宪政派。现分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宪政派
我曾说过，社会主义宪政派其实是被反宪政派活活逼出来的一个派别。何出此言？因为在这场宪政争论出现之前，可以断言，学院派的宪法学者，无论老中青，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泛社宪派”，即都以现行1982年宪法为基本教义和研究对象，以各种大同小异的宪法学教科书为依托，展开教学研究。在法学诸学科中，宪法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最严重的一门学科，学术的独立性和学理性皆有很大不足。直到2001年发生了所谓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齐玉苓案后，宪法学才呈现出学术繁盛的景况，但即便这样，至今很多一流的宪法学研究成果，也还是由宪法学之外的别的学科专业人士做出的。不可否认，宪法学界近年来也出现了学院内的学派分野，其中最瞩目的是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之争，亦涉及到了宪政的目标和路径的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进入公共论域。并且，在国家主义宪政派看来，这两者的争论仍然是围绕成文宪法的争论，有很大的教条性。
总之，主流的宪法学界本就秉持社会主义宪政的立场，其所有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基本上取一种法教义学式的思考，这可以说是法律人保守性思维的体现，无可厚非。但是，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困境在于，宪法和别的部门法不同，别的部门法可以纯技术化思考并立马适用于法律实践，而中国的宪法研究，机械于教义和解释，并不能真正将宪法的条款落到实处。传统的宪法学研究既无法激活规则之下的行动，又因意识形态缚住手脚，而无法在规则选择的层面型构为一个自觉的宪政思潮。因此，这次反宪政派的刺激，反倒使一批宪法学的中坚力量站出来明确表态社宪派的立场，在宪政发展的目标和路径上有了焕然一新的自我展示。我的意思是说，反宪政派最终是反了自己的老窝，让一批忠心耿耿为党的社会主义宪政事业殚精竭虑的体制内学者们灰头土脸、情何以堪，由此招致社宪派人士的强烈反应。
目前社宪派内部也有一些微妙的分野，其中主流的一脉是学院派的宪法中坚力量，以童之伟、秦前红等为代表。他们在和反宪政派尤其是泛宪政派的论辩中，最为用心用力，把所有的学术家当都亮了出来；社宪派另一支非常重要的脉络则是体制内的老同志，以郭道晖、李步云等为代表，他们经历过文革反宪政无法无天的灾难，参与过82宪法和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为今日党的路线混乱痛心，对反宪政派发出痛斥；社宪派的第三个脉络是宪政社会主义，其缘起于近年来的一个论丛，代表人物是华炳啸。
整体而言，社宪派与其论战对手自由启蒙宪政派对于宪政的观念有大体一致的界定。二者都认为宪政包含一些基本的要素，即民主（来自人民授权）、人权（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和法治（必须对公权力的运作进行规范和制衡）。他们都承认为了确保宪法落实，需要树立宪法至上权威，需要建立某种违宪审查机制。当然，具体如何实现权力制衡和保障权利自由，社宪派明确认为现行宪法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和合理的制度配置，只要真正落实宪法即可。
因此，社宪派和泛宪派的最大分歧，就在于实现宪政的路径上。对此社宪派充满自信，认为惟有社宪派可以为宪政转型提供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因此他们带着某种殉道者精神宣称要为推动现行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竭尽全力。但是正如赵楚所批判的，社宪派其实也在构筑某种理想神话。因为宪法从制定至今，无论以三十年起算（82年宪法）还是以六十年起算（54年宪法），都缺乏真正落实宪法、实现宪政的经验依据。尽管社宪派不断引证宪法中有关党在法下的条款（比如宪法第5条），尽管社宪派不断强调中共已以最正式的形式承诺不谋求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尽管社宪派不断重申宪法中存在各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但问题在于，整套促使宪政实现的行宪机制，要么宪法规定阙如，要么就根本没被启动过。反倒是那些呼吁宪法权利、践行宪法自由的公民行动屡遭打压。两厢对比，社宪派左一个右一个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要求落实宪法”，实在显得底气不足。
其实，社宪派也从风险和可能性的角度阐明，宪政的实现，需要“朝野一起努力”，需要各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和反对作为制约力量，而这恰好是自由启蒙宪政派推行的观点。社宪派声称要尊重历史和现实，认为任何变革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而不是凌空虚蹈，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从宪政的角度看，尤其是在反宪政派已经明确表态我们不需要宪政的情况下，“这里”的前提是否存在？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还是承认党权独大？二者的矛盾该如何化解？社宪派很难找到答案。我的看法是，从路径可能性角度，社宪派对自由启蒙宪政派的批评也许是对的，但社宪派同样无法提供比自由宪政派更可靠、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的进路。社宪派和泛宪政派相比，一个是一厢情愿，一个是另起炉灶（这一概括不大准确），到底谁更（不）现实？真说不清楚。
二、自由启蒙宪政派
自由启蒙宪政派基本属于童之伟教授所称的泛宪政派。我用这一指称更能体现该宪政思潮的价值倾向，其代表人物无疑是贺卫方，此外还有张千帆、张雪忠、赵楚、方绍伟等。在宪政的观念和目标方面，自由启蒙宪政派更坚守宪政的一些基本构造和普世价值，甚至更明确地认同权力分立、司法独立、人权自由、公民社会、军队国家化等宪政观念。之所以我把这一宪政思潮特意加上“启蒙”二字，乃是因为自由宪政派的确带有观念启蒙、正本清源的性质，近年来左右不讨好。自由启蒙宪政派反对挂羊头卖狗肉，言说比较坦诚，因此其观点很容易被社宪派和反宪政派归结为资本主义宪政。左派动辄给其贴上意识形态化的敌对政治标签，极右派（包括民宪派等）则认为其对自由宪政的理解肤浅、文艺小清新，甚至有五毛嫌疑。
但是，我认为左右两派对自由启蒙宪政派的攻击皆存在有意无意的误会。首先，反宪政派认为自由启蒙宪政派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宪政，其实是混淆了所谓的宪政观念和宪政设计之间的区别。从宪政具体设计看，的确，你可以反对说不能搞三权分立，我们要议行合一，但你不能否认自由宪政派主张的宪政核心观念在于不能存在“政治垄断”，不能权力毫无制约、一家独大。反宪政派可以反对西方价值，但如果反宪政派的主张实质就是既得利益和权势集团可以无法无天，这种反对当然是背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自由启蒙宪政派在宪政目标观念层面的主张，并没有什么违背宪政宗旨的地方。至于宪政设计方面，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复杂情形，需要尊重国情和传统等，这一点自由启蒙宪政派并不否认。
其次，社会主义宪政派驳斥自由宪政派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们一方面反对并否定现行宪法的宪政意义，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利用现行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监督制约的条款来推动宪法落实。童之伟自以为抓住了贺卫方的这一漏洞，甚是得意，但我认为这是抓错地方了，因为这一攻击混淆了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之下行为的选择的区别。自由启蒙宪政派认为现行宪法存在无法化解的内在矛盾，因此在这一维度上同意反宪政派有关社会主义与宪政无法兼容的判断。这是一种规则选择和正当性层面的判断，并不意味着作为现行体制下生存的个人，在面对具体的违宪侵权事件时，不能援引现行宪法中的相关规定来推动落实公民自由权利，来督促行宪机制的启动。这是规则之下行为选择层面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他虽然在整体上认同某部法律，但在实际行动中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可能做出违法举动一样。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另外，童之伟所举的呼吸空气的例子也缺乏反驳力，难道一个人被迫吃地沟油，就证明他支持吃地沟油？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初衷来看，也可以佐证自由宪政派有关“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的判断。我曾经专门考证过五四年宪法为什么是短命的宪法。那部宪法的序言就明确指明其过渡时期的性质。就以当时毛泽东对过渡时期15年的估计，五四宪法的最长寿命最多也就是15年，但事实上，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宣布已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严格说来，54宪法只实施了两年就寿终正寝。后来的文革等，根本谈不上违宪的问题，自始至终，执政党从来就没有认真对待过、真正想要过一部名副其实、长治久安的宪法。1965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这是很有反讽意味的一件事情，体现了我们的宪法工具主义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实现宪政的前提，一向是不存在的。自由启蒙宪政派对现状的体察，显然更少幻想。
这方面，还是北京的哥的一句“它没宪法”（出自冯象），说得简洁犀利。可以说，北京的哥作为底层人民的清醒看法，更能体现自由启蒙宪政派的眼光。
三、儒家宪政派
在这次反宪政争论爆发之前，有关儒家宪政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很多时候甚至很激烈。我自己对儒家宪政一向持乐观其成的态度。毕竟他们所看到的、所努力的，都是带有正能量的东西，至于其时代的可行性，那只能继续观望了。
当代儒家宪政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庆，一个是秋风。蒋庆已经淡出公共论辩领域，但其提出的一套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儒家宪政思想，具有相当的原创性。他对中西制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诊断，其中的文明关怀，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蒋庆的政治儒学可以说为寻找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了重要努力。他指出，“中国当代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而要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就必须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蒋庆为此构建起一套王道政治的理念，即“以学议政”的“学治主义”传统，所谓的“太学监国制”，其具体制度安排是引起广泛争议的“议会三院制”和“虚君共和制”。蒋庆认为宪政需要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其在治道上的落实就是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由推举与委派贤儒产生，具有核心地位；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由普选及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世系与指定产生，纳入各宗教派别的社会贤达。
儒家宪政派当前最活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秋风。他对于英美自由主义传统有深厚的理解，对宪政制度的源流有深刻的体察。近年来，秋风对儒家宪政主义已经形成了圆融一贯的理论思考，并且不遗余力地在公共领域与各家展开论辩，试图厘清许多对儒家传统的误会（比如儒家与专制的关系等），极大地促进了儒家宪政观念和话语的传播，尽管一路饱受各种攻击和非议。秋风系统阐明了自己的“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思想，认为离开“外王之学”，“内圣之学”的儒家必然式微。在当下，具有担当意识的儒家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参与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把儒家发展为“立法者的科学”，此系为“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儒家宪政的眼光具有历史的纵深，能够“通三统”，即把当下人民共和国之统（此谓新王）、中华民国之统和古代之统（所谓“二王”）打通，促成道法合一。秋风宣示说，中国是儒家的中国，中国应当是儒家的中国。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也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没有灵魂。
儒家宪政派着力于探索华夏治理之道，认为宪政必须根源于传统文化，必须在民族文明形态中得到安置，这些看法都是值得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国家主义宪政派、民宪派有着类似的关怀，也吻合了民族复兴的大国梦想。但是，儒宪派的主张很多时候难免有时代错位的困境，卖者的吆喝和买者的选择毕竟不是一回事。但在儒宪派看来，吆喝是必须的。从论证方法上，儒家宪政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他们一方面倡言儒家治理的特色性，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自由宪政的基本要素作为参照标杆，来证明儒家传统资源中这些要素一无所缺。这种“你有我也有”的思路，反而凸显了其内在的无根焦虑。第二个问题是，儒家宪政派虽然重视本土自生自发秩序，但他们常常以反传统的方式开掘传统，其路径具有明显的建构理性主义的色彩。
有意思的是，此番宪政争论，秋风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派并没有过多卷入，这一点倒体现了哈耶克的路数，也与我主张的公民宪政进路相符。写过《立宪的技艺》一书的秋风，乐于看到当下各种宪政思想的分化和丰富，重要的不是哪种方案是全优全胜的，而在于要积极推出和言说各种方案，从而激活立宪的科学，呈现宪政的脉络。这才是宪政的转型之道，没有谁说了算，但谁说的都可以算。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儒家宪政派的观点和心态。
四、民国宪政派
民国宪政派简称民宪派，代表人物有书海飘香、湛蓝空气、马天仁等，这一思潮缘起于这批人对抗战史和民国史真相的发掘，以及对台湾成功行宪经验的观察。民宪派认为，从辛亥革命后颁布临时约法建立共和政体，到1947年宪法的制定实施，是一个整体性的宪政确立的过程，也是将法统与道统、中华文明与普世价值完美结合的宪政典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宪政制度文明上达到的不亚于西方国家的高度。民宪派以三民主义为精神归依，并从名称的兼容性考虑，将民宪派的内涵扩展为民主宪政之意。艺术家高氏兄弟认为，“民宪派是目前大陆最名正言顺、理清路正、最有潜力之思想流派。”
民宪派在观念目标上，明确提出了“民国当归”的口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立宪决断才是正脉传承。他们因而致力于真相还原，对极权主义政体进行非常决绝的批判，同时也断定并尤为不满自由启蒙宪政派的立场暧昧、观念幼稚。此外，民宪派也反对民族自卑情结和历史虚无主义，期待民族崛起、重视传统文明、开掘道德资源，致力于恢复大中华荣耀。这方面显然和儒家宪政以及国家主义宪政的追求有着一致性。在路径方面，民宪派认为他们致力的归正植根于民国100年来积累的制度文明成果，为极权谢幕后的宪政转型提供一个低成本、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宪政的观念技艺都需要积累，而1947年宪法及其在台湾丰厚的行宪实践，为今后的宪政转型提供了完善的体系。
也有民宪派论证1947年宪法在制定的民意基础方面的广泛性和正当性。从历史上看（以下并不完全是民宪派的总结），该宪法本身是多党联合制定的，参与起草的有中共人员有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最主要的起草人是当时亲共的反对党领袖张君劢，以及骂国民党出名的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中共后来虽然退出，但正式颁布的宪法中98%的文本以及关键条款和宪法草案一致，中共提出的意见大部分得到采纳。另外，起草修改者的其他身份也显明这部宪法的包容性，比如既有儒家的张君劢，也有天主教的吴经熊，以及其他各种政治信仰和立场者。
民宪派的洞察力、判断力和方向感皆有其深刻独到之处，极大拓宽了宪政争论中立宪选择的视野。当然，其中有些代表人物的言说方式、行事风格，再加上近现代史本身在真相和评价方面的复杂性，都会无形中制约甚至损害着这一流派的影响力。立宪的基本精神，乃是原则与妥协的精神，我们如何做到以自由的方式争取自由，以正当的手段实现正当的目的，这一点是民宪派诸君和每个关注宪政者都必须认真省察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
五、国家主义宪政派
我对这一宪政思潮有三个诧异：第一个诧异是，在众声喧哗的宪政之争中，国家主义宪政派这一掌握很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流派居然处于被公共领域极为忽视的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处于隐形支配的地位，没有人认真总结该思潮的观点立场；第二个诧异是，按理说被反宪政派的耳光打得最响亮的恰好就是国家主义宪政派，因为国家主义宪政派最明确主张中国有自己的宪政，但国家主义宪政派对此却丝毫不予回应；第三个诧异是，既然国家主义宪政派如此爱党爱国，并且整体具有相当的学术声望和论理水准（不论是歪理还是正理），那么让他们充当反宪政派的旗手是最合适的，但为什么却让一些学术素养极差的人来挑起反宪政之争，空落下许多荒唐笑柄？
我简略列举一下国家主义宪政派的代表人物。法学界的老中青分别是朱苏力、强世功、田雷，非法专业的代表人物则是刘小枫和甘阳。
先说刘小枫和甘阳。就在这次宪政之争之前，刘小枫刚因为发表“国父论”而引发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刘小枫指出，我们当前最大的宪政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关怀在于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统一问题，而对毛泽东或毁或誉的两种极端对立的评价，已使中国陷入某种“精神上的内战”。如何确立民族统一性和主体性的尊严，是刘小枫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宪政问题，中国因此需要一个民族信仰的根据或支柱，除了毛泽东还能找谁？刘小枫有着历史深处的忧虑，但也许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论断在无意中为这种分裂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关键不在于你自己认定谁是国父，而在于为什么一个国父导致如此严重的精神分裂。民族信仰的依托也许不在于某个具体的化身。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卓有研读，我很想提醒小枫老师，上帝全能至大，但他的眼光从没忽略每一个卑微如尘埃的具体的人。至于甘阳先生，这种帝国情结更为明显。前几天甘阳在上海做了一个讲座，主体是变法与守法。他说中国人变法成性，只喜欢新，不喜欢旧，“殊不知这种心态姿态恰离法治与宪政最远：天天变法必然导致任何法治的不可能，天天想变法的民族不可能有宪政。”守法没错，但到底守哪家之法，是以六十年、一百年还是千年归宗，其与民宪派、儒宪派当有很大的分歧。虽然甘阳也讲过通三统，但他真正看重的统，显然与前两者完全不同。
法学界的国家主义宪政派人士一向反对社宪派和自由宪政派对于宪政的定义，他们认为那一定义浅薄而狭隘，所谓的宪政，就是一种民族精神、国家结构或最高的政治。苏力直言中国一直有宪政，秦朝时的书同文和官话制度就是大一统帝国高度早熟的宪政文明。强世功和田雷的逻辑则是，八二宪法之下的三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和大国崛起，这证明我们肯定做对了什么，才有这一成绩。而决定这一切的，就是中国活生生的宪政运作。强世功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各种不成文宪法、真正的宪法，它们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体之善，代表了独特的党治成就，体现了我们的历史传统、治理绩效和政治使命。田雷则指出作为最高政治的宪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加以把握。时间维度表明宪法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空间维度则表明宪法是“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真实的宪政问题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国家主义宪政派逻辑强悍，但也可能强悍到了几近赤裸裸认可“政治就是丛林法则”的地步。是的，政治也许的确是谁说了算，但作为宪政的政治，也需要考虑和顾及不同的声音和利益，需要为共同体中每个人提供参与和说理的平等机会。宪政是集体的，更是个体的，是对外的，更是对内的，是向上的，更是向下的。国家主义宪政派在指责学院派和启蒙派对宪政、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的界定偏狭肤浅的同时，又往往只取一端，以偏概全，认为自己认定的定义才是正确的，并以此展开推演，殊不知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盲点和危险。国家主义宪政派在批评他人的研究不关注现实的宪政和政治的同时，又往往过于关注宏大叙事，而忽视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忽视了真正推动宪政发展的力量。虽然国家主义宪政派诸君很有为帝国梦强国梦忧虑的心态，但却处于高不成低不就、两头靠不住的尴尬境地。我一直在关注德意志民族，尤其是他们的知识精英是如何反思希特勒及纳粹悲剧的。一种现实，一种虚幻。一场游戏，一场梦境——这样的感叹，是在描述谁的命运？
六、反宪政派
还是要说说反宪政派。但对于反宪政派，又能说什么呢？前期的反宪政文章虽然扔出了砖头，激起了意料之外的波浪，但就文章本身，尽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帽子，的确没什么好辩驳的。后来的文章似乎是想提高批判的说理性和技术含量，但仍然前茅后盾，不得人心。我真的不希望反宪政派反到最后就是理屈词穷，一句“操你妈”完事，以个别人个别利益集团的私利绑架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丝毫不负政治责任。我相信，任何真正想长治久安的执政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自我败坏。
这里我想专门说说喻中那篇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一文。我认为喻中在这个时候发表的这样的文章，其实际效果就是一篇为反宪政论调背书和张目的软文。作为年轻的法学研究者，实在不应该。从文章本身来看，观点四平八稳，表面温和在理，乍一看都没有什么错误观点，但这篇文章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甚至可以说这恰好是该文的糟糕之处。文章开头说，宪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模式。这话很正确，问题是：前面列举的各个宪政思潮中，包括自由启蒙宪政派及社宪派，有哪个学者否定过宪政是过程且没有固定模式的结论？文章第二部分强调中国梦和别的国家的梦不同，这话也很正确，问题在于，谁又否认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特殊的有梦想？但习总书记刚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北京奥运会也唱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作为力求文章公允全面的学者，总该也顺便对这些梦的相同部分有哪些稍加论述吧？文章第三、四部分举了很多中国梦高于宪政梦的例子，比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之类，这也很正确，但本是一篇严肃论证的文章，读到这里却感觉更像一篇抒情散文，更何况即便那些主张中国梦是宪政梦的人，哪一个会否认中国梦还包含其他的梦想呢？
但梦总有重点吧？既然梦有不同，作为法律人，你心目中最重要的梦是什么，总该是很清楚的吧？说了这么多，我只想指出，一篇文章不一定观点貌似公允、面面俱到，就是好文，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看到作者的判断和关注的重心，这也是所谓的发现治学的真问题。有的梦，你提不提，它都在那里，但有的梦，你如果不去主张，那或许就会导致人和梦一道消亡。总之，我看不出这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写的文章，我对此感到遗憾。
七、公民宪政派
整体上，这场争论是好事，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贺卫方先生所言，这次论战最大的价值是将问题挑明，从而让全国上下能看清问题的症结，看清发展的方向。在总结以上各宪政思潮的基础上，我也拟提出自己的公民宪政观。囿于篇幅，下面仅仅简单罗列公民宪政观的基本立场：
1、反宪政没有出路，最终会反了自己。宪政是自由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绝不容许被一些不管洪水滔天的人绑架。每一个爱国公民，都应该勇敢地对背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宪政论调说不。
2、宪政不仅是谁说了算的问题，更是谁该受到约束的问题。惟有宪政能凝聚民心，实现国家民族的梦想。宪政因此是所有公民共同缔结的神圣契约，唯有通过它，每个人才可能创造和谋求最大化及多样化的自由尊严与幸福。
3、宪政的重心和重点，永远在公民；立宪选择的智慧，也在于公民。在宪政的舞台上，没有英雄，每个人都是英雄；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恩赐，因为人人平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公民不仅是宪政的背景，而且就是宪政的主角。
4、历史无法预期，但能呈现基本的脉络；宪政的路径无法规划，但能通过时间和历史做出选择。然而，历史中人参与的声音和行动，无比重要，必须展示。无论谁来立宪，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积累起来的民情土壤，那才是真正的决定力量。
5、一种宪政思潮表明一种方案，无论目标还是路径，没有哪个方案是完全正确可行的，但提供不同的方案总是有意义的；为这些方案展开论辩和说理，则更有意义，因为它本身就是立宪准备的过程，是民主训练的过程，也是公民教育的过程。
6、中国宪政的实现，需要原则与妥协的精神。我们要用共识取代分裂，用原则凝聚共识，而宪政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什么是公民宪政的原则？那就是承认和尊重不同的利益，但相信在利益之上，还应存在永恒的法则。我们需要判断，也需要责任；需要良知，也需要底线；需要面对复杂残酷的现实，也需要保持单纯美好的心灵。
7、“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是美国立宪先贤汉密尔顿之问，这一叩问在今日之中国尤其振聋发聩。任何自信，都应该建立在开明、理性、达观和健全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之上，而不是让我们的命运继续被偶然和暴力所支配。
8、未来我们会生活在怎样的宪政之下？我没有答案，但我们每个人就是答案。转型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公民在崛起。前路茫茫，但当下的辩论和努力是有价值的，我们为美好的事物活过，奋斗过，这一点已经足够，我们因此不虚此生。历史是过去，是未来，但更是现在的每一个瞬间。历史不是他者的叙事，而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
9、祝福我的同胞，每一个公民；祝福我的祖国，多灾多难的民族；祝福宪政之花，在这片土地上开放。
谌洪果，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