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全集》第10卷主要收录了胡风解放后的日记，时间起止是1948年12月9日至1955年5月15日。在天地玄黄之际，因所处历史语境的变化，胡风彼时的心境使其无法在日记这种载体中表达“心情”，因此这部分日记变成了大事记和“杂记”①，基本上隐匿了个人情感。要仔细追寻胡风在1949至1955年的心境曲折变迁与往复的印迹，这部分日记并不是最佳“文本”和材源。反倒是2007年出版的《胡风家书》，可以作为理解胡风经历的历史事件及其决策与心境的有效史料②。如果再将家书与其解放后日记对照的话，庶几可以理清一两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研究者当会有一个较为扎实的认识基础。

然而，若要了解胡风在民国时期复杂的历史交往与“真实”的心境变化和应对，目前已公开的史料并不足以支撑上述理解。“两个口号”大论争之后，鲁迅骤然逝世，1937年淞沪之战爆发，全面抗战渐次发端，这一系列状况的变化促使胡风急于想离开上海这个“旋涡”之地。由此开始辗转在“战时中国”的武汉、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开始了飘荡与抗争的战时生活。抗战确实是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也带来了人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变化，尤其是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深入到中国腹地，改变了当时整个文化政治格局。在文化中心不断下移与转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其思想与行动，都与战时中国的政治语境尤其是中国革命所依赖的组织力量(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他们一方面创造了战时文化的新形态，另方面则是被这个战时文化与政治本身所塑造。开新局与受限制，都在这个基本的历史框架里。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与战时动员机制所依仗的文化普及的张力中，各派知识分子由于所处具体环境的差异，创造了形态各异的思想与文学文化实践方式。

因此，胡风与各党派人物和各阶层的交游往来，其心境的苦恼、挣扎与奋击，其观察、决策与应对具体事件时的思想印迹，就显得格外重要。幸运的是，胡风在抗战爆发后决定开始写日记，最早的日记时间是1937年8月13日③。除了1941年在香港的短暂时期因生活条件不便而没有写日记之外，胡风的“战时日记”几乎贯穿了中国抗战的全程。这份日记保存完整，手稿字迹清晰，笔迹顺畅，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史料。在新近公开发表的《胡风日记·武汉一年》(1937年10月1日—1938年9月28日)中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笔者上文所述的重要历史时刻。

本文将胡风全部民国日记(1937-1949)称之为“战时日记”，是为了突显其历史感。因为只有在抗战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在中国革命的各类形态中，在新文学(新文艺)与启蒙、救亡、革命等话语形态中，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美学样式中，在所谓“抒情”传统与“热力”(胡风话语)美学之对比中，才可以看出胡风战时日记的价值所在。不过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已公开发表的《胡风日记·武汉一年》(以下简称《日记》)中若干史实部分(含注释错讹及重要漏注、印刷校勘⑤等方面)进行考订，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盲点和本文据日记所得之新见。

为方便行文与读者阅读，本文按照《日记》原文的时间顺序，采用以下格式展开分析。

1937年10月1日

原文：找萧干，报馆说是他和[报馆]无关云。

考订：“萧干”系校勘和印刷排版错误，实际应是“萧乾”。日记中共有四处相同错误，其他三处分别是：1，“去茅盾处，萧干已在”(1937年11月1日)。2，“萧干来一明信片”(1937年11月17日)。3，“回家后，见由萧干转来的周文的信”(1937年12月13日)。

日记中“报馆”指《大公报》。淞沪抗战后，《大公报》沪版1937年12月12日停刊。在此之前，张季鸾赴武汉创办《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出版。胡风到达武汉的第一天就去《大公报》找萧乾，报馆的回复是萧乾与报纸“无关”。事实上，汉口版《大公报》副刊《战线》，主编是陈纪滢，确实与萧乾“无关”了。因为沪版《大公报》在抗战初大多数人员就陆续被遣散，副刊主编萧乾在战前就被解雇。据萧乾自述：“那时武汉已经出了《大公报》。但是班子早已搭好了，副刊是由同报馆关系比我深的陈纪滢负责。报馆我只去过一趟，在那里，我感到陌生和冷落。自尊心也不容许我再上门了。”⑥

胡风为刊物出版之事找萧乾，应是想通过萧乾向报馆借纸。《日记》同日载：“刊物，一、无纸(在广东定的纸无法运来)。”而这个“刊物”并不是《七月》，而是胡风计划到武汉出版的一种“旬刊”，这是以往胡风研究中未见的史实。同年9月3日胡风致梅志：“我因在上海又无事可做，回湖北反而能替故乡尽一点文化工作的任务。现在，《申报》、《大公报》都在汉口筹备设立分馆(出版报纸)了，还有书店也想搬到汉口去。回湖北后，和子民协力，也许能够办一个刊物出来。”9月15日致梅志：“在武汉预备出一旬刊，现在登记手续已由子民办好，广告亦已登出，我二十五六到武汉，可赶到十月一号出版第一期。”10月11日日记载：“回来后小睡，市政府送来了《战火文艺》被省政府批驳登记的公文。”由此可知，胡风在武汉最初打算创办的刊物名字是《战火文艺》(旬刊)，因登记被驳所以刊物夭折。当天李书渠等人给他的应对策略是“一面出版一面办理登记手续”，因此胡风当月中旬就出版了《七月》第1期。10月16日日记载，“绀弩留条子，说‘生活’两个钟头销去《七月》四百份，还有许多在等着要”。10月18日致梅志信，“《七月》前天出版，销数好到出人意料，每天一千多，还只是在生活书店一家门市卖的，没有发到别的书店，外埠更不用说了”。⑦时任汉口版《大公报》副刊主编的陈纪滢回忆：“《七月》的出版，的确给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增添了一股不小的冲击力量。”⑧

1937年10月3日

原文：关于刊物事，他要我找杨某，这真是出乎意外了。

考订：“他”指董必武，《日记》中称“董胡子”或“董老”。“杨某”，日记整理者没有注释。实际上，“杨某”应是阳翰笙。日记整理稿中“杨翰笙”、“杨翰生”皆系“阳翰笙”之误，共计四处：1，“下午一时余赴青年会开纪念会，遇洪深、杨翰笙、邹荻帆”(1937年10月19日)。2，“十二时赴《大公报》张炽昌之宴，同席者有杨翰笙”(1937年10月23日)。3，“复田间，给曹禺、杨翰笙、李立、苏金伞”(1937年10月23日)。4，“七时到‘蜀珍’赴杨翰生之宴”(1938年1月15日)。这几处应是《胡风日记》手稿本原有笔误。

“杨某”必与董必武熟稔，而胡风却不愿找他，想必是以前与之有过龃龉。彼时虽是抗战初期，但胡风肯定不会忘记鲁迅笔下的“四条汉子”，以及上海时期的各种往事。因此，当胡风为刊物(指《战火文艺》)出版之事找董必武帮忙时，董让他去找阳翰笙，胡风当然会发出“这真是出乎意外了”的感慨。阳翰笙是1937年9月从南京到汉口的，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领导下，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即是他实际推动促成的。与《日记》有关的是，1943年阳翰笙在《“文协”诞生之前》一文说：“请客的日子我已经记不起了，我只记得我请的客是两桌，到的朋友也有二十多位，在席间我把我的建议重新说明，又把过去若干时日来奔走的结果，简要的报告了一下，当时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对于在抗战旗帜下，把各方面的作家，亲密地团结起来的必要性，也都发表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未了也就非正式的推出华林、平陵、蓬子、胡风、乃超、适夷……和我来进行筹备文协的工作。”⑨而据胡风晚年回忆：“大约在2月下旬，开始酝酿组织文艺界的抗日团体。记得最初是由阳翰笙请客时提出的。”

1937年10月4日

原文：张鸿飞来，谈话的结果是，杂志由他们代售，纸张由他们垫出云。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张鸿飞”，疑为上海杂志公司的职员。实际上，张鸿飞不是普通职员，而是张静庐的侄子，此时应是经理。因上海杂志公司在全国开了几家分店，张静庐本人成了总经理。上海杂志公司因上海沦陷，总部迁到了汉口。所以胡风会和张鸿飞接洽《七月》出版事宜。《七月》前六期由张静庐的上海联合书店出版，从第七期(1937年10月16日)开始，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到重庆时期则由华中图书公司出版。

1937年10月7日

原文：楼彭年来，知道他是四月前才出来的，为《木屑》，他用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考订：楼彭年是何许人，《日记》没有注释。这其实涉及到胡风编辑《木屑文丛》的史实问题。日记说“用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楼彭年获致近两年牢狱之灾。楼彭年(1915-1941)又名楼明山，浙江余姚人⑩。1932年10月，韩振业、楼适夷、楼炜春等创办了天马书店，楼适夷负责编辑工作(11)。由于楼适夷的联系，书店得到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作家支持。1933年9月楼适夷突然被捕，书店出版节奏被打乱。楼彭年是书店创办人楼炜春的族人，因此到书店来任校对工作(12)。他在工作期间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被租界当局逮捕，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3年，后于1937年4月左右出狱(13)。抗战后经楼适夷介绍，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加入共产党，1941年牺牲。

《木屑文丛》1935年4月20日出版，仅出一期。这应该算是胡风独立主编的一本文艺刊物。同年9月12日，鲁迅致胡风信：“《木屑》已算账，得钱十六元余，当于那时面交，残本只有三本了，望带二三十本来，我可以再交去发售。”1980年，胡风在《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中注解说，“《木屑》即《木屑文丛》。不记得是哪位盟员弄到一点钱，我就编了这个文丛”(14)。《木屑文丛》内有一出版说明：“有热心的朋友搜集了一些在公开刊物上通不过的或原来就不预备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又有热心的朋友从生活费里节省出了印刷费，这就是本刊的由来。”

这位盟员不知何人。不过，在日记中，胡风认为楼彭年的被捕是与《木屑文丛》有关，所以很有可能楼彭年是曾经帮助胡风出版该刊之人。

1937年10月9日

原文：《大公报》编辑徐盈、陈企云(?)来。罗烽和陈都是要写文章的

考订：《日记》注释陈企云疑为陈企霞。实际上，陈企云是指陈纪滢。上文已经提及，陈纪滢此时在汉口版《大公报》主编副刊《战线》，他来找胡风是约稿来的，所谓“都是要写文章的”。胡风此时可能并不熟悉陈纪滢的名号，所以才会在日记中陈的名字后面加一个问号。据陈纪滢回忆：“我第一次遇见胡风，是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大批作家自上海撤退到汉口。那时，我是《大公报》的副刊主编，与所有作家都有往来，胡风是其中之一。”(15)

1937年10月11日

原文：过江先到潘怡如处，李书渠已在等着。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李书渠”有误。“李书渠”确有其人，李伯刚(1901-1976)是其本名。他1920年11月和董必武等人创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武汉政权“七一五”分共之后，李书渠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改组委员会青年部秘书等职。1932年后任湖北省建设厅工业股长、民政厅救济股长等职。李书渠1925年曾与钱亦石一起编过《武汉评论》，该刊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办，后停刊。胡风1927年8月应邓初民邀请，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宣传干事，也编过两期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想必是胡风在大革命时期与李书渠就已经相识。1937年，李在武汉主持创办湖北省战时儿童保育院，兼任院长(16)，与董必武也熟悉。根据李书渠的遗稿《自述》，潘怡如到武汉后就住在他家附近(17)，所以胡风日记后文还提到过几次李书渠的名字，且都是在潘怡如处见到李书渠。

1937年10月20日

原文：得黎烈文明信片，说是我离沪的那一天，杨幸之到了他那里……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杨幸之，时为《申报》编辑”。此注释有误，杨幸之彼时早已不是《申报》编辑。实际上，1933年他就在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部任秘书，1937年淞沪抗战后升任秘书处长，后入武昌南湖高级政训团受训。日记后文也多处提到与杨见面谈话。胡风从日本被驱逐回国后，杨幸之曾介绍胡风去中山文化教育馆任《时事类编》日文编译。

1937年10月27日

原文：过生活书店，意外地得到了净子底信，里面说了忏悔过去和需要指导之类的话。

考订：《日记》整理者没有对“净子”注释。净子即覃晓晴，原名覃必愉，笔名有罗嘉、净子、静子、维加等。她是左联成员，也曾是彭柏山的恋人。关于日记中事，彭柏山1937年11月20日致胡风信：“净子意外地给你信，是否看了《七月》第一期以后，有所感而发呢？如果你以为有回信的必要，就回他(按：她)一信，我还能说什么呢？”(18)胡风后来于11月4日复净子信。

1938年3月15日

原文：到“冠生园”赴曾虚白等之宴请，是招待英国NEWSCHRONICLE派来的两个记者Auden和Ishwood的。

考订：“NEWSCHRONICLE”应是《新闻纪事报》。“Ishwood”应是“Isherwood”(19)。同年4月21日日记载：“四时到德明饭店，赴杭立武、陈西滢招待英国二青年作家Auden和Isherwood的茶会，到者有冯玉祥、邵力子等二十多人。”

这一日记揭示了一段有趣的知识分子交往史，无论是胡风研究，还是“奥登在中国”等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都没有提及，可以说是一个盲点。事实上，《新闻纪事报》是英国自由党的一家报纸，二战期间曾派驻记者到中国采访，作为世界上较有影响力的报社，也多次报道过中国抗战进程和评论“战时中国”的各个方面。“Auden”即英国诗人奥登。“Isherwood”即奥登的好友，英国小说家衣修伍德。

上海沦陷后，1937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党政军机构，将国际宣传处改隶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此之前，国际宣传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是董显光，曾虚白则兼任国际宣传处处长。因此，胡风日记中才会出现如下记载，“七时到‘冠生园’赴董显光欢迎鹿地之晚餐。同席者有张季鸾、陈铭枢等”(1938年3月30)。“还来了中央社底一位官，曾虚白”(1938年2月28日)。国际宣传处改组之后，董显光与曾虚白后来就受命前往武汉展开工作。据曾虚白年谱，1938年国际宣传处从南京撤到武汉后，武汉就成了其总部。“在上海及香港各设据点作为来华国际友人之联络站，随后又增设纽约伦敦两据点……(中略——引者)在总处每日引发新闻通讯，报道抗战时期之政府及国军抗战英勇故事，分送外籍人士。同时与汉口广播电台合作，举办国际广播，每日以英、法、德、日五国文字播发”(20)。国际宣传处在武汉时期大约有十余月，胡风因崔万秋的介绍，彼时也在国际宣传处第三科对敌宣传科任职，每月薪水用以生活与办杂志之事，对胡风而言是一个职业。

曾虚白之所以会与胡风相识，并且主动邀请胡风去赴宴，一是因为同在国际宣传处工作，日记中胡风多次提及与崔万秋、曾虚白、邵毓麟等人交谈相关事宜。二是因奥登和衣修伍德来武汉收集、采访中国抗战材料，作为中国抗战国际宣传的任务，国民政府当然重视这两位大报“记者”，曾虚白邀请胡风等人一起接待奥登和衣修伍德，当是此意。而招待国际友人尤其是新闻记者，也是其分内之事。因此，到4月21日后才会有一个正式茶会，且到会者有当时国民政府文宣和教育系统的负责人如邵力子、杭立武等。

当时报刊也有关于这次茶会的采访，除了常被研究者引用的《大公报》的报道之外，很少有学者引用《抗战文艺》上马耳(叶君健)的介绍文章《抗战中来华的英国新兴作家》。此文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界对作为作家而不仅是新闻记者的奥登和衣修伍德来华的期待。比如叶君健说：“最近又有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和小说家伊粟伍特(C.Isherwood)到汉口来了。他们是要为中国写史诗的。”在介绍了两位作家的生平创作之后，叶君健总结道：“现在世界是一天天地缩小了，文艺的工作，不仅是限于一个国家，同时也变得国际性起来。中华全民族抗战发生，他就忽忽地从西班牙转到中国来。他们来时，英国许多青年作家，抱着极大的期望，送他们首途。他们要看中国英勇的抗战。中国民众为世界和平而战的伟大斗争。他们将要写一部厚书给英国人看，那是记载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的。他们回国后，要出一个杂志，叫做《新作品》，转载世界各国民主作家的作品。有一期是中国专号。中国的作家们，不是应该帮忙他们的么？他们期待有好的作品登载呢。”(21)

胡风3月15日日记称奥登和衣修伍德是“记者”，4月21日日记则改称为“青年作家”(22)。可见胡风并不熟悉这两位英国作家的创作经历，虽然他们在英国及世界文坛已有了名气。奥登和衣修伍德回国后合著了《战地行纪》(Journey to a War)，1940年代“中国新诗派”穆旦等人都受到过奥登诗歌的影响，当时邵洵美、卞之琳、杨周翰、吴兴华、朱维基等都翻译奥登的诗歌。如果联想到1940年代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的诗学论争，则1938年抗战初期，胡风与奥登、衣修伍德的这次会面，确实是历史的奇特之处。不过，胡风并没有在后来的文字中有任何关于奥登(诗歌)的记录。所谓奥登诗歌的现代主义并没有使胡风等人有所倾心，尽管七月派诗人中绿原等人的创作有着现代主义的特质。而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战地行纪》中的“旅行日记”也没有记录这一次会面。在1938年3月15日这一天，他们的“旅行日记”中只有“今晚，我们正步行回家吃晚饭的时候，空袭警报声开始尖叫起来”(23)，余下篇幅都是在写这次警报所带来的观感。

不过，同年4月21日的“旅行日记”则较为详细地记录茶会。这次茶会是教育部的杭立武安排的，目的是让奥登和衣修伍德结识“目前在汉口的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日记中提到了冯玉祥、田汉、穆木天等人，并没有提及胡风。有趣的是，奥登和衣修伍德觉得“这类社交集会非常累人”，虽然他们在日记中表示“没关系。都是为了一个良好目的”，但也直言：“我们真的在彼此交流吗？”与之相比，中国知识界则将奥登和衣修伍德来华看成是支持中国抗战的“拜伦式英雄”(24)，寄托了某种文化政治的想象。

1938年4月22日

原文：出席招待三个外国摄影师和一个新西兰女作家的茶会，到有一百多人。

考订：《日记》对此没有注释。新西兰女作家实际上是威尔金笙(1906-1939，Iris Guiver Wilkinson)。《大公报》1938年4月22日报道《武汉十四文化团体欢迎伊万驷等》：“欢迎……来华考察我国英勇战绩之纽兰名作家威尔金笙女士(笔名：‘Robin Hyde’，著述诗书极多)茶会，昨日下午4时在普海春大厅举行。到各团体代表及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二百余人由田汉处长主席，说明欢迎意义后，由威尔金笙女士致词，略谓就彼在视察结果(略——引者按)。”

1938年5月16日

原文：下午，弄那个《袖珍……手册》。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袖珍……手册》，据《胡风回忆录》，应为一日文对敌宣传手册。”梅志在《胡风传》说是“让他编的那本《袖珍战俘访问手册》(？)”。实际上，应该是《袖珍对敌宣传手册》。据档案记载，1938年国际宣传处至少散发了《袖珍对敌宣传手册》9800份(25)。胡风此时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即从事该手册的编译，日记中也多处提到这一工作。如5月17日日记：“把《……手册》编辑完毕了”。

1937年11月19日

原文：夜七时，参加党部召集的文化界茶话会。会场完全由他们操纵，要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我说了几句话，毫不能挽救，反被加上了筹备委员的名目。

考订：这里指的是汪精卫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沪、宁、汉三市文化界人士开座谈会(26)。此日记非常重要，为1937年12月19日成立的“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提供了具体历史语境，为以往的研究所忽视。比如胡风12月19日日记载：“七时半赴武汉日报馆出席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会，不终会即退出。这些都不过浪费时间而已”。

许多研究者常将“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与后来同时期也是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混淆了。《胡风日记》中多处提到的“文抗会”，实际是指“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日记中所谓“筹备委员”是指文艺工作委员会的筹备人，当时选出了三个人：钟期森、胡风、冯乃超。1938年1月2日，该协会召开了首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了6个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胡风被选为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之一，且排名在首位，并且还是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研究部正主任，研究部副主任则是管雪斋(27)。

1938年5月24日

原文：艾秀峰同李新农来，一道去访鹿地。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李新农，疑是‘李克农’之误”。实际上，李新农另有其人。在《全国抗敌救亡总会发起人名单》中，签名者就同时有艾秀峰和李新农(28)。《日记》说“艾秀峰同李新农来”，说明他们两人是熟识的。李后来任职第一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参议，艾秀峰曾任冀南抗战文化协会的负责人。

1938年7月29日

原文：晚，赴文协欢迎F.Otley的茶会。

考订：“F.Otley”应该是“F.Ultey”。根据晓风先生提供的日记手稿图片，此处系日记笔误，手稿写的是“O”。日记记录的是文协欢迎英国记者和作家阿特丽(Freda Utley)来华之事。据《抗战文艺》的会议记录《阿特丽女士欢迎会小纪》，文协在中法比瑞同学会地址举行了欢迎会，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风、白薇、绿川英子等30人参加(29)。

1938年8月2日

原文：得冬青、庄涌、羽田信。

考订：日记整理者注释“羽田”有误。“羽田”实则是《七月》的作者(投稿者)，曾在刊物上发表过2篇前线通讯《血战宣店子》和《春在嘉山》。

1939年9月2日

原文：张西曼请客，有徐靖远、李福和部反正之主谋者，及其他十七八人。

考订：据日记手稿，“有徐靖远、李福和部反正之主谋者”一句中间的顿号应是逗号，即“有徐靖远，李福和部反正之主谋者”。这样才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李福和与徐靖远曾是东北讲武堂同学，李福和彼时表面抗日，但暗地与日军及齐燮元勾结投敌，后被徐靖远等人“反正”，将李福和等击毙。此事在抗战初期影响很大。《大公报》范长江当时写过专题报导，题名为《东方佛朗哥之死》。因此，《胡风日记》会特别交待徐靖远的身份，而其他人都没有被提及。

限于篇幅，本文只就胡风“武汉一年”日记中较为重要的史实进行了考辨，仅此就可以管窥这份日记独特的文学史价值。胡风的战时日记所记载的“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交往史与胡风个人的文学实践与追求，都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在日记中，既有上海时期的追念与“债务”的遗留，它们都在新的历史政治语境下潜伏下来以待爆发，又有抗战所促生的新的文化文学实践样式，它们更带来了知识分子自身生命形态的“扩充”与精神内核的“扩大”。

在这短短一年的武汉时期，胡风在战时日记中真切地记录自己的苦恼、进击、妥协和不满。由于是私人记录载体，臧否褒贬毫无顾忌，友爱亲人直抒胸臆，因此更为真实。借用胡风自己对文学作品要“有血有肉”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战时日记”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编辑和文学组织者在“战时中国”的真实记录。这部“战时日记”的完整公开将有助于研究者更准确地把握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和一些重大文学史事件和政治事件的脉络，并且极大提升胡风研究及七月派研究的历史品格，因此不难想见这部贯穿中国整个抗战历程的“战时日记”的价值和意义之大。

①胡风：《胡风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胡风：《胡风家书》，晓风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胡风未刊日记自1937年8月13日至1948年12月。梅志的《胡风传》以及《胡风回忆录》也曾参阅过这部分未刊的“战时日记”。感谢晓风先生提供部分日记手稿图片供笔者校核。据悉，“胡风日记全编”也将出版，以嘉惠学林。关于日记详情可参见张晓风：《关于胡风问题研究近况的介绍》，《史料与阐释》(总第3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④胡风：《胡风日记·武汉一年》，晓风整理辑注，《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4期、2017年第1期。后文所引胡风日记皆出自上文，不再单独标注。

⑤比如将1938年6月8日这一天印了三次，实际上6月8、9、10日三天皆有日记。此处应是手民误植。

⑥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89页。

⑦胡风：《胡风家书》，第31、35页。

⑧陈纪滢：《记胡风》，《三十年代作家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⑨阳翰笙：《“文协”诞生之前》，原载1943年3月27日《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另据阳翰笙日记：“文协五周年纪念日将到，因以群催写文至急，故晨起，即提笔写了一篇短文，题名为《文协诞生之前》，内容系照以群函中所规定，写的是我首先发起组织‘文协’的经过。”参见《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2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页。

⑩楼常山、诸焕灿：《舍身保存抗日武装——在定海汤岙战斗中牺牲的楼明山烈士》，宁波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共赴国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11)姚一鸣：《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

(12)楼炜春：《记天马书店》，俞子林主编，《百年书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版，第109页。另参见楼炜春：《上海天马书店始末》，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第6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3)有的材料说是6月出狱，但据胡风日记可知，他是从楼本人口中得知，应是“四月前”出狱。

(14)胡风：《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15)陈纪滢此文记述的见面情况《胡风日记》没有记载，录以备考。如“一天，我去华中书局找一本参考书时，正遇着书局老板上海人唐性天先生跟几个人在柜台前讲话，其中有一位是萧军，另一位是罗烽，这两位是我早认识的，另一位比他俩个子既高又胖。他们见了我，忙说：‘我们正要去看你。’随后，萧军就给我介绍那位高胖的先生，说道：‘这是胡风先生。’‘这是陈××。’”“‘我们正要去看你。’三个人齐声说。”参见陈纪滢：《记胡风》，《三十年代作家记》，台湾成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80—83页。

(16)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12页。

(17)李书渠：《自述》(遗稿)，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8)彭柏山：《彭柏山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19)感谢晓风先生提供日记手稿图片，此处确是手稿笔误。“NEWSCHRONICLE”原稿是有空格的，此处应是印刷错误。

(20)陈新萌：《曾虚白先生年谱》，台湾《新闻学研究》1984年第33集。

(21)马耳：《抗战中来华的英国新兴作家》，《抗战文艺》1938年第1卷第4期。

(22)此时奥登31岁，衣修伍德34岁。

(23)奥登：《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24)赵文书：《W.H.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战时〉组诗发表六十周年》，《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04期。

(25)崔万秋：《函军令部第二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718(4)—4714，第10页。转引自易振龙：《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敌宣传斗争述论》，《民国研究》2011年秋季号。

(26)李文开：《武汉会战时的书报检查机构》，《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第69页。

(27)邵煜：《有关“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

(28)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1页。

(29)《阿特丽女士欢迎会小纪》，《抗战文艺》1938年第2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