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邵荃麟和胡风》一文曾发表在《传记文学》，2012年第2期，及《粤海风》，2012年第2期。

胡风的女儿张晓风看过之后，她认为“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全面，将令尊和家父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文艺思想间的分歧分析得很全面。”

2012年4月我给晓风的回信中写道，“作为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我是尽可能地收集了有关他们之间关系的资料，并试图以此关系的发展作为线索，来对从卅年代到五十年代那一段历史的环境背景、人文关系、以及胡风事件发生的前因与后果作些分析和探讨。我认为令尊和家父，以及(冯)雪峰等人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参加革命，各自有着‘独立思考’的理论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真诚正直的有识之士。尽管他们文艺思想有分歧，但也仍是彼此尊敬的挚友；而令尊长期遭受冤屈和苦难，对老友仍然思念而毫无怨言。这是一种何等的人格和高深的精神层次啊！今人浮躁，恐怕是多已难以理解这种关系和境界了。同时，令尊的执著和勇气令人钦佩，他疾恶如仇、毫不世故圆滑，是当时，更是现今，为许多文人所不及；而也正因为此，他不为中国这封建世界所容。这些都是我文中所想表达的信息。”

“我文中所希望强调的是，当时双方都充分表达，直抒己见，而彼此仍然保持友谊，互相尊重，持有那种文人的风范和度量。可恶的倒是毛混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矛盾性质，钦定胡为‘反革命’，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从此开了‘舆论一律’之先河，国内学术风气自此一落千丈，后患无穷。”

后来根据晓风提供的资料，我对文章又稍作了补充，以饷读者。

我的父亲邵荃麟与胡风的私交一直是不错的。

1978年底胡风在四川狱中服刑时所写的最后一篇思想汇报《从实际出发》[1]中曾这样讲到邵荃麟：

1942年在桂林，和邵荃麟从过去的认识关系变成了熟识的朋友。他对当时文艺上的虚浮风气也很反感，同情我对文艺的看法。

胡风在“文革”后写的回忆录[2]中又说到在桂林时：

我常去邵荃麟家，他当时是地下党负责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左联同事时就认识(那时他就和葛琴在一起了)，在武汉他又给我来信并给《七月》投稿。我用了他的稿，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桂林又见到了，大家都感到高兴，我常去看他，有时就留下吃饭，谈公事谈私事态度都极友好。……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 ，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 。[注1]

的确，在四十年代初期，荃麟对于文艺创作的态度是赞同胡风关于“艺术应该是人底心灵底倾诉”的观点[3]，而在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上，例如，对曹禺剧作《北京人》的成就和不足，他们也有着共鸣 [4]。

此外，从1941年起荃麟便一直关注着“文化界的冷落倾向”[5]，努力追究为什么“文艺运动在朝低潮走”[6]？为什么在桂林会显现“文化虚胖病的现象”[7]？除了伴随政治低潮、战时物质困难、“思想言论上的缺乏自由”等外部原因以外，他多次指出这是由于“思想的贫乏”[6]、[7]、[8]、[9]，“文化的战斗精神远不如以前”，以至于“在克服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却产生了纯客观主义的倾向，颇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样子。为了适应客观，结果却忘记了改造客观的任务。”[7]显然，这些问题也正是胡风所关心的。然而，胡风认为克服这种倾向的办法在于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提高作家的“生命力”、“精神突击力”和“人格力量”，也就是说要强调“主观战斗精神”。 1945年初胡风在《希望》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片面和抽象地强调了主观力量、主观意志的作用，从而把他的文艺见解更提到哲学的高度上来表达。此后，荃麟与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上就有了较大的分歧。荃麟认为，抗战中后期文化工作者思想上的空虚正是由于和广大人民战斗生活的脱节状态而造成的[10]，因此，所谓“主观精神”“必然是要在实际的斗争中间去取得，必须是在具有一定的进步政治倾向及立场，和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才能获得。……离开了这一前提，即离开了主观精神的社会基础，去强调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紧密结合，可能使我们走到超阶级超社会的唯心论泥沼中去。”[11]他又说“近年来文艺上常常有人提出要加强我们主观的战斗热情和主观作用。这其实极重要，但是我们所说的主观战斗力量，并不是象尼采的那种超人主义，也仍然是从客观的社会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只有从群众的战斗中间才能汲取才能锻炼出个人的战斗力量。”[10]

这些文字都是荃麟针对胡风文艺见解的婉转批评。当时这个问题已成为重庆思想界的一个热点，除了报刊和私下的交流之外，还为此专门开过好几次文艺座谈会，甚至连周恩来也介入了讨论[12]。据后来被打为“胡风分子”的诗人彭燕郊回忆[13]：

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舒芜的《论主观》发表，有一次胡风来了，正巧乔冠华也来了，他们三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个下午，吃过晚饭又继续争论，乔冠华和荃麟好像都未能说服胡风，我是后辈，而且也不懂理论，只有在一旁听的份儿，没敢插嘴。后来，荃麟曾对我说胡风走得太远了，《希望》还是办成一个纯文艺刊物好，不过他也知道，胡风是不会接受谁的“劝告”的，他就有这么执著。

作家艾芜也回忆过重庆的这一段思想批评和论争 [14]：

在重庆期间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我没有参加这个集会，因为我住在南温泉乡下的农村，距重庆还有四五十里之遥。但整个的过程，都由邵荃麟详细地向我介绍过。他告诉我批评胡风的情形，还拿一本杂志给我看，上面有篇胡风的短文《警察文学》[注2]。他指着文章说：“胡风受到批评之后并不服气，还讽刺我们搞警察文学。这个人很难处，跟我们走不到一起。”他说的时候，并不疾言厉色，只是现出忧郁的神情。

1979年胡风在《我的小传》里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15]：

由于失察并想引起论争扩大整风影响，我发表了舒芜的带唯心论倾向并寄寓反党情绪的哲学论文《论主观》等。反教条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一向引起的对我的不满，借这个问题发泄了出来，给我构成了一个流传了三十多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罪名。以至弄到《希望》都不能出版。

1948年3月在香港文委的领导下，由父亲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首辑发表了经“本刊同人讨论、由荃麟执笔”写成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这篇文章除了对过去文艺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之外，也批评了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主观论”的文艺思想。此后，乔冠华和胡绳也有文章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观点和作品。这个刊物在大陆文艺界有较大的影响，于是也引出胡风派同人的一些回应文章。1948年秋天，胡风在上海出版《论现实主义的路》，算是对香港批判的答辩，而父亲在年底于香港也发表了长文《论主观问题》，双方都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文艺和哲学问题的观点。不过，因为当时正值时局大变时期，新中国即将成立，这场自重庆开始的思想论战再次被搁置下来。然而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后来在香港和北京，父亲对胡风的批判始终局限於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言辞虽然尖锐，但还是属于批评讨论的方式，是作为思想交锋而不是政治问题。在《论主观问题》一文的最后，父亲还特别说明[16]：

但是我们也应指出，即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

应当提一下，荃麟和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就已逐渐形成了。在谈论荃麟和胡风的这段关系时，有人认为，荃麟“四十年代在重庆时曾赞同胡风的文艺思想，后来到了香港，受到批评，转而撰写长文批评胡风。”(李辉，《文坛悲歌》，1998年)更有人抓住只言片语便推断说：“但一个月后，邵荃麟就转变了态度”，“不久之后他就改弦易辙”，“借助这篇文章(指1948年3月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引者注)，邵荃麟洗刷了自己的异端色彩，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阵营。”(刘卫国，《邵荃麟与胡风》，2010年)这些派定荃麟是个“见风使舵”的角色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想。

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败局已定，中共香港工作委员开始统筹安排，动员留在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前来香港，然后分批秘密转移到解放区。茅盾、郭沫若等早已成行，胡凤则对在香港工委的乔冠华、胡绳等人心存介蒂，疑心这是香港一方诱他投笔的狡计，决心留在上海写完自己答辩的书。后来在香港方面反复催促之下，胡凤终于於12月13日抵达香港。乔冠华、邵荃麟、冯乃超等非常高兴，他们设晚宴招待了胡风。半月余后，经香港工委安排，胡凤即告别友人离港北上，进入了东北解放区。

胡风在1983年修订加注而最后定稿的诗篇《怀春室感怀》中，以《记胜事》一首回顾解放前夕自己“秘密脱出旧中国，转道广州、香港由海路进东北解放区转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借以表示对当时在香港的邵荃麟同志、龚澎同志、乔冠华同志的悼念，对周而复同志、葛琴同志、引我进解放区的桂苍凌同志的谢意。”在对其中诗句“且掷离情留背后，谨抒远虑注毫端；……；何期夜话披肝胆，屡浴晨曦舞莫干。”的解释时说，“‘谨抒远虑’，指友人们的批评和我的回答。……第四联上句指，一到香港我就把在旧中国无能抛掉的一切顾虑抛掉了，我自己的谈话是没有顾虑的，友人们的谈话也是无顾虑的，下句不过是表示我的一点心情而已，实际上，我只是陶醉在胜利的欢乐里面，……”而他对《记往事(十四)》一首中“怀人远寄天非远，尽我沉思夜不寒；彼此情殊当互究，亲朋愿合定相干。”的诗句作注时，更明确地指出：“后两联也是指香港友人们对我的批评和我那时写的回答。在大目标(愿合)之下，对具体问题是常常会‘彼此情殊’的，除了采取‘百家争鸣’(互究)的方针外，是无法解决也无法消除的。”

尽管他们在文艺理论问题上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父亲与胡风彼此仍然保持友谊，正常来往。胡风也记得，1950年国庆节后，父亲母亲请他、冯雪峰、胡乔木和乔冠华等人来家里一起吃螃蟹。[17]那时我已有七岁多，只记得席间大人们笑谈到“白蛇传”的故事，说是那作恶多端的法海和尚被天兵追得无处可逃，只好躲藏到螃蟹的肚子里面去。为了“证明”给我看，母亲剥开了蟹腹中金字塔状的砂囊，翻转过来，果然有两个黑球一小一大地摞在一起，很像是个圆头大肚的胖和尚在那里打坐。这让我甚感希奇，印象深刻。

香港打完笔仗，并非从此就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友人重聚北京，仍能同桌酌饮、切磋；这就是当年这批文人的风范和度量。

解放后我在家里还见过胡风几次，他喜欢吃母亲做的“狮子头”，他的大脸盘、大嗓门和大声笑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1953年父亲任《人民文学》主编，胡风任编委，他们还在一道工作，关系也不错。涂光群回忆道[18]：

每次开会，荃麟总要关照编辑部的人去请胡风，并让他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不要使他感觉到对他有什么不同对待(那时报纸上已有文章批评他的文艺思想了)。胡风写了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肉体残废了，心没有残废》，又写了歌颂祖国的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荃麟均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还有胡风派的有才华的作家路翎，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接连写出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初雪》、《记李家福同志》、《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等。荃麟把这些作品安排在《人民文学》较显著的地位上，有时是头条。从1953年至1954年上半年几乎是连续发表的，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这当儿，编辑部经受了不小的压力。有人指责编辑部“倾向上”有问题，“重视国统区来的作家，不重视解放区的作家”云云。荃麟坚定地执行党的鼓励创作、广泛团结作家的政策，不为这些舆论、压力所左右。大家都知道他是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最早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评论家之一，但他在编辑部反复地对大家说：胡风和其它一些人的文艺思想，错误归错误，但他们写了好的作品还是应当受到鼓励，还是应该发表，这应该区别开来。不应该排斥他们，相反地，应当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像路翎一样，深入抗美援朝前线，为人民写出好的作品来。时间过去了三十年，荃麟同志这些鼓励创作、爱护作家，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的话，仍然清晰地萦绕在我耳边。

这一点也得到巴金的佐证。巴金在《怀念胡风》[19]一文中写道：

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映不错，我也还喜欢。

父亲是一个没有宗派或门户之见的文学评论家。1944年他曾这样热情地推荐年仅22岁的青年作家路翎的成名小说《饥饿的郭素娥》：

当我初读了几章之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

作者所使用的言语，有时似乎太冗琐一点，有些地方因为着色太浓，反而看不清楚。然而我们却也在这里看出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沉重，不是那种以飘然的态度写出来的东西。总之，这是一本不允许我们随意翻翻当作消遣的书。我祈求读者们郑重地来读这一本书──一本好书。[20]

对于当时已有“胡风派”之称的路翎，父亲能够这样坚持原则，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书”，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这里他实践了他自己关于文艺批评的原则：

向来一般批评家往往是先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然后根据他的结论去分析作品，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先分析作品的内容，然后指出他的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发掘它的根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21]

全国解放之后，从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到1953年初的《文艺报》，陆续有过座谈会和报刊文章对胡风文艺理论点名或不点名的公开批评，然而期间胡风有关的两篇文章却为中宣部压住不被发表，理由是“其中对自己的文艺思想毫无批判”。胡风自然不服，在1954年7月他就文艺问题写了卅万言的意见书呈交中共中央，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宗派主义的领导体制和庸俗社会学、机械论的文艺观点，提出办同人刊物，广开言路等建议。这完全是学术上正常的争鸣或正当的反批评，而且是出于对文艺问题的关心和对共产党的信任才写就的。然而，他的这些批评意见显然是与当局的文艺方针相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颇具有挑战性。

但是，胡风的这份意见书本身并未即刻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此时毛正在关注《文艺报》和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在《红楼梦》研究上“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投降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1954年10月在毛作了关于两个“小人物”的批示之后，《文艺报》受到报刊和会议批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人也作了检讨。但是胡风等人却误认为这是中央听信并同意了他的意见书的结果，随即在文艺方针和人事关系上发表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讲话。这样一来，不但干扰了运动原定的目标和方向，而且激化了过去累积的矛盾。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对《文艺报》问题作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时，把胡风也当作了斗争对象来批判。1955年1月中央索性把《卅万言书》交《文艺报》发表，供“公开讨论”，引得新帐老帐一起算，一场全国性的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就全面展开了。而到了1955年4月，当舒芜交出了胡风与他的私人通信后，毛泽东却据此将问题升级，把胡风等人干脆定为反革命集团，并在全国思想文艺界大抓“胡风分子”。这种随意混淆矛盾性质的做法，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连周恩来都感到意外。

不过，当时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里，断章取义、罗织捏造的“罪证”似乎“言之凿凿”，确实令人“惊心动魄”。父亲告诉我，其中一些信件里提到他的地方是用“草全”代名。于是，我也跑去看那些材料，但发现涉及“草全”的地方都很一般，并没有什么恶言相向，那时我不免还有点失望。然而，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三年早知道”便“沾沾自喜”、面有得色，相反，在家里一度变得“沉默寡言”、“若有所失”。荃麟在沉思些什么呢？当年敏感的胡风把友人善意的思想批评误认为是“警察文学”，但他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警察”真的找上门来了；荃麟恐怕也没有料到，再一个十年之后，他的“中间人物”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邓拓的杂文“燕山夜话”和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等众多文艺作品与学术观点，无一例外地遭到了“警察”的批捕，他们为此入狱，甚至丧失了性命！

自1955年初全国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公开批判以来，许多作家、理论家和文艺工作者都纷纷表态、参加批判。父亲在三月份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文章具体针对《论现实主义的路》的论点，但主要还是从认识论和世界观的角度来进行说理和分析批判。此后父亲就没有再发表别的有关胡风的文章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派”在艺术上追求清新、真挚，反对庸俗、虚伪，力图冲破文艺领域上沉闷病态的空气。在指点文坛的同时，他们又不免自命不凡、锋芒毕露、四面树敌、结怨甚多。如果只是文艺观点不同，对于作品的批评和反批评，虽然言辞激烈却也是正常的，然而，其间却夹杂一些无原则的诬蔑和谩骂，甚至诉诸了学术论争以外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些鸡肠小肚、容不得人的作法，又给人以宗派主义的印象。就连与胡风“关系一直很好”的荃麟也不免受到无端的猜忌，以下是胡风的一段回忆[22]：

一个小插话。也是在重庆初期，邵荃麟从东南寄来了一则短文。文章平凡，可有可无，但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老朋友，寄文章来表示合作，又很短，就发表了。但是，当时吴祖光写了一个剧本《凤凰城》，大概有好评，他也写了一个剧本，取名《麒麟寨》。两个剧本我都没有看，以为他一定是模仿吴祖光的，心里不大舒服。不愿意他的名字在我的刊物上出现，就改用了他从前用过的名字“川麟”。他不再寄文章来了，以后见面也没有谈起过。现在想来，他也许以为我是不愿意他现在的名字出风头呢！

附带想起一个插话。是那以前在武汉，臧克家从战地寄了诗来，附有友好的信。他在抗战前就是被茅盾捧出了大名的诗人，但我不能卒读，感情不是庸俗就是虚伪。现在当然是抗战诗，居然屈尊寄给了我，但可惜诗的感情还是换汤不换药，虚伪的。不成，《七月》上不能出现这种庸俗的抗战诗和这个庸俗诗人的名字。信都无法回，装作没有这件事，对谁都不提。

胡风为人毫不世故圆滑，也不隐讳自己的当年的心思，这是他坦诚可爱之处，旁人决不应揪住不放，大作文章。以上所说的当然只是一桩荃麟并不在意的小事[注3]，但也反映了他主办的文艺刊物《七月》在选稿时的各种禁忌，往往使许多作家“望而生畏”。

在文艺理论方面，胡风写得文字晦涩、意义含糊，常叫人难以捉摸；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又动辄被他指摘为“客观主义”、“公式主义”、“投机主义”、“市侩主义”，看了叫人不服，往往引起作家们在报刊上的辩解和反击，以致於国民党宣传当局乐得作“壁上观”。当时那场文艺混战的原因恰如荃麟后来所指出的：“胡风所谓‘客观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把当时国统区一部分进步作家创作上所存在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甚至把这些缺点看做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样的一种敌对力量。他在论文集《逆流的日子》序文中说：‘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按：即指客观主义等倾向），这袭击正是和那大的逆流（指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政治逆流）紧紧地互相呼应。’” [23]

荃麟并不否认胡风所看到的进步文艺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但不赞成他那种对文坛敌友不分、戴帽打棍式的“整肃”和讨伐。胡风一派对自己的文艺观念执著得近乎理想主义，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势。试想，假如胡风一派执掌文艺大权，这文坛气氛又会如何？鲁迅先生在1936年曾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24]，这倒是看得很准， “一语破的”，但不幸竟也一语成籤。

平心而论，正由于此，在这场思想斗争主流的背后，难免会交织和夹杂着历史上的人事纠纷、个人恩怨和文人间的龃龉等渊源；特别是到后来“胡风派”被钦定为“反革命集团”，这种政治地位的转化，更造成一种“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当然，这里边除了义愤、私怨、自保、应景、跟风或被迫等心理因素作用，也不免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辈。作为“胡风骨干分子”的绿原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在1989年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这样写道：“更可怕的是，解放以前双方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过的学术争辩，解放以后由于彼此地位发生转化，可能随之一变而成政治立场的分歧。过去可以平等对垒的论敌，一变而成代表党的领导的文艺界负责人，或者直接主宰你的政治命运的上级，”然而写到这里，他又特别感慨地强调：“除了邵荃麟之于胡风，似乎很少人不受成见的干扰。”[25]

1984年胡风夫人梅志(1914─2004)也有感於此而写过一篇题为《四树斋》[26]的散文(点击：http://www.azcolabs.com/jnhy_meizhi.html)。

梅志回忆道，1953年胡风在地安门内太平街买了一个小院，8月初举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后，又在院内种了四棵树。该年胡风在院内写完第一篇文章后，便署上某月完于“四树斋”这三个字。

当他亲自拿去送给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老友荃麟看时，荃麟很热心，先看了题目，还浏览了几页，然后就翻后面。一看到这最后一行的时候，他惊呼了起来：“什么四树斋？你(还)要四面树敌吗？”这一问使得胡风也吓了一跳：“没有呀！这四树就是四棵树嘛！”胡风详细地向荃麟说明了四树的来由。荃麟笑呵呵地接受了他的解释，但“鲠直”的胡风却一时还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会联想到他“四面树敌”上面去呢？

(照片为胡风和梅志，1933年12月)

自解放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胡风在文艺界的地位一直处于劣势和下风。1953年初报刊对胡风已开始有了不容答辩的批判，父亲感到他的处境不妙，点醒他以往“四面树敌”、“易于招怨”的毛病，这对“当局者迷”的胡风而言是一种善意而机智的保护，而胡风为避嫌疑也从此就放弃了这个斋名。梅志感谢老朋友邵荃麟的指点，“四面树敌”这个罪名没有留下。作为对比，胡风四十年代住重庆抗敌文协时，为不闻文坛闲话而用过“若不闻斋”的斋名，到了1955年反胡风时，也被诗人何其芳质问：是不是若不闻毛主席的“文艺的工农兵新方向”？！以至胡风诅丧地说，“这使我回答都无法回答他。” [27]

父亲自己显然无法左右这场运动的发展，但他还是对作协搞胡风专案的人员讲过“可划可不划的，尽量别划；可抓可不抓的，尽量别抓。”的话。这些做法表明父亲对反胡风的政治斗争是有保留的，在思想和人事问题的处理上头脑也是清醒的。

纵观我国早期的左翼文坛，内部思想斗争一向是剧烈的，各派都直抒己见，没有顾忌。这其实是件大好事，正是这样自由表达的环境造就了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尽管他们后来的方向大不相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感慨文坛中宗派主义和集权主义对“统一战线”的危害。在卅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曾被人指为“内奸”，而四十年代胡风等人对文坛发起“整肃”时也有暗示别人为“特务”；采取了学术论争以外的手段来排斥对方，结果只能是内部混战一团，彼此积怨甚多。1936年父亲参与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时，曾感叹由于“ 统一战线”的内斗：“结果在历史上遗留下许多悲剧，甚至还阻碍了历史的进展。”他看出“中国文人向来有这种脾气，看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文章，便认为没有价值，阻止它有发表机会，而不肯去虚心检查究竟错误属于哪方。甚至固执成见，不肯接受批评。”“在中国文学界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因为宗派主义的观念是中国文人脑子中一种很深的传统观念。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与个人主义的意识必然会使统一战线内产生许多麻烦的纠纷。”[28]父亲在这篇文章中极力抨击了宗派主义和过分的集权主义的作风，而他自己一生又是何等地珍惜并努力实践着革命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的战略啊！

(照片为荃麟和葛琴，1950年代末)

1955年5月中在毛泽东加了按语的“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逮捕和处理与胡风案有牵连的人员。在浙江金华、桂林和重庆与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彭燕郊也被定为“胡风分子”。按照“按语”的精神，这些人好像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官、托派，彭燕郊自然也受到了严格的专案审查，不过多年后他写道[29]：

从专案组人员口里零星透露出来的信息，我得知在许多属于我的关键性问题，都是由于得到荃麟的证明而排除的。既然上头认为“可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官、托派，下边当然也就“可以抓”，上头的“可以说”是“大胆假设”，下边的“可以抓”是大胆抓起来再“小心求证”。没有事实依据，就只好发挥想象力，我于是被想象成为极无耻、恶毒、狡猾的特务，而是否在荃麟和他周围作恶成为他们认为的重点：为什么我到金华后不久金衢特委机关就遭破坏？改进出版社的卢茅居被捕并遭枪杀，永安“工合”办事处的张汝砺被捕是否都是由于我的告密？文化供应社改组荃麟被迫离职和我有无关系？如此等等，简直把我想象成老奸巨猾的职业特务。荃麟当然不会参加这种以别人的身家性命为儿戏的恶作剧。也不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或怜悯，只是作为一个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表现出尊重客观事实的做人原则而已。

彭燕郊后来没有被关起来，但仍“被戴上‘胡风分子’帽子，入了‘另册’，在街道工厂劳动，和文艺界断绝了所有关系”。

一场本来是学术思想的争论却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刑事案告终，而且胡风等人是在“御批”关押了10年之后，才被人想起来要形式地走走法律程序而判刑的。这类事件后来不断重演，许多人都因“可恶罪”或“莫须有”而成了封建专制文化的牺牲品。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因“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反‘题材决定’”论等思想获罪，被下狱迫害至死。这其中的教训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其一，人都有思想，不同思想可以而且应当要交锋和斗争。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这对社会进步只有好处。但是，在思想斗争中，决不能简单地依据某个先验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通过强权来评判是非，也不能以权势、金钱或个人好恶等功利主义作为衡量的准则，更不能任意地以“人民的敌人”为名，实行“强制劳动”、“入狱羁押”和“肉体消灭”的办法来“改造”或消除思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要给予相当的时间和空间来最终判断孰是孰非。民主社会的前提与特征是尊重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和批评自由。其二，在具体作法上，要严格地区分思想与政治，区分言论与行动，区分文学作品与文艺观点，不能混为一谈，而且要重证据、重事实。若在这一类问题上想走“捷径”，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甚至不惜造假诬陷，没有不付出代价，也难免日后不“东窗事发”而为人唾弃、受到惩罚的。我们小心地记取这一类规则，如同遵守交通规则一样，才能使社会保持和谐而又富于进取的生命力。

近来有一个常为人思考的“世纪之问”，就是“为什么建国以来我国少有或没有真正的大师出现？”我想，这正是毛泽东反胡风时设定“舆论一律”的苦果，从此国内学术风气一落千丈，后患无穷。

1941年父亲曾这样谈到对于文化建设和学术自由的意见[30]：

(三)对于学术思想的研究，我们以为必须尊重自由的原则，……因为学术思想主张的互异，乃是社会生活未一致以前的必然反映，学术的论辩是根据于社会客观条件的必然要求，而真理的探求，亦唯有循自由观察与研究之途，始能愈辩愈明，所以孔子说：“道并行而不悖”；而且学术的自由研究正是趋向于统一思想的途径，即是说探求最高真理之途径，所以学术思想之自由与民族的统一团结，不仅不相悖反，而且是相成相因。如上所述，所以我们以为第一，学术之争必须与政治之争分开，而保持其独立的尊严。第二，我们同意李长之先生的意思，即“思想之争要以思想为工具，即将自己之思想，公开陈诉于社会，而不能施用思想以外的工具”。第三，我们以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应以抗战建国的利益为前提，凡违反抗战建国的学术思想，自应不在自由之列。第四，政府当局应提倡讲学的风气，并保障讲学的自由。

……

(五)在学术的论争上，对己必须具有严谨坚决的立场，对人则采取宽大诚恳的态度。是非之争，不要丝毫混淆，但无意识的谩骂或无谓的人身攻击，则必须戒避；而采取学术论争以外的手段来排斥对方，尤所不许。对于对方的理论观点，必须明白了解，勿故意曲解，对自己的错误，必须勇敢接受，勿逞强辩，然后始能发扬学术论辩之真正精神。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读来，对我们也还是有启示的。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毛泽东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的同时，他自己却成为了一个极端的“主观论者”。舒芜、胡风等人所为不过是“书生空议论”，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是毛却将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办得随心所欲、头脑发热。实践证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而且，恰恰是在毛泽东的引领推动之下，这种罔顾客观条件、违反事物发展规律、一味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修正主义哲学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持续风行几十年之久，遗害无数。(点击参见：小鹰：《大尺度的思考》，http://www.azcolabs.com/bd_largescale.html)

“胡风冤案”从1955年开始，到1988年才最后彻底平反，并推翻了所有强加于他们的不实之词，时间长达33年。据1980年中央的《复查报告》称：胡风一案共触及了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31] ，而实际受到牵连的有关人员可能更多。

胡风一案是建国后第一个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的斗争运动。两年之后，更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便开始了。

原发网址：http://www.azcolabs.com/bd_ql&hf.html

[注释]

[注1]：除了胡风本人自述之外，胡风长女张晓风女士关于其父母与荃麟夫妇这一时期的关系也有概述和补充。现摘要如下：

父亲虽自左联时期才认识荃麟、葛琴，但他早在日本写文艺评论时就关注他们的文字。抗战期间，父亲在《七月》上发表过荃麟的一篇译文。1942年至1943年间，父母亲和我哥哥自香港撤退后曾在桂林住了一年光景。此时，桂林党的文化工作由邵荃麟和李亚群领导，胡风与他们来往甚密，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查胡风这时期的日记，关于邵荃麟夫妇的记载共有34处。现举几段以见一斑：

“1942.5.5──荃麟来，谈闲天甚久。”

“1942.5.30──夜，与M、晓谷到荃麟家晚饭，饭后到文供社为海燕剧社与文供社同人讲《北京人》。”

“1942.5.31──荃麟来，闲谈文艺问题与他底家庭，下午四时左右始去。”

“1942.10.25──晓谷满八岁生日，宾基、王女士、绀弩、荃麟、盛家伦来吃晚饭。”

“1942.11.4──下午进城，荃麟夫妇请吃饭。饭后看影片《仲夏之夜》，即果戈理底《五月之夜》。”

“1942.12.14──下午进城，在荃麟处谈天，适有自渝来之客人，谈重庆情形。”……

   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父亲和荃麟是很谈得来的，两家相处和睦，正如父亲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我和他在文艺问题上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那时，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上还发表了我母亲的成名作童话长诗《小面人求仙记》。

摘自张晓风，《被扭曲的战友情谊》，2014年12月26日，北京青年报

[注2]：近经胡风长女张晓风女士查证，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写于不安的城》，1945年12月28日夜作于重庆若不闻斋，原载1946年1月出版的《希望》第1集第4期，后收入《胡风全集》第三卷，277─282页。

[注3]：据卅年代末与荃麟同在东南局文委工作的骆耕漠先生回忆[32]，“荃麟同志创作的四幕话剧《麒麟寨》，是1940年8月发表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艺丛刊》第一辑之4上。”(现已收入《邵荃麟全集》第八卷)“《麒麟寨》是一部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戏，写的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山寨主和另一个很豪气的女主角如何在日本鬼子打到头上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站到抗日的民众一边。”

在该剧本发表之前，1940年2月份就已经为一个抗日的流动剧团在皖南的屯溪上演过，演出那天父亲还应邀从金华赶到屯溪去观看。骆耕漠忆道：“尽管当时屯溪还没有沦陷，但东北的流亡学生已经陆续来到浙江，老百姓抗日、爱国的热情十分高涨，因此对这次演出反响很大，当戏演到高潮时，台下百姓连声叫好，这场戏演了一个多钟头，剧场里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骆耕漠又说，“抗战期间，《麒麟寨》成为在东南地区流传比较广的抗日剧目，在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文化中心金华，福建省的石狮、泉州的溜江等许多县乡都上演过。最值得一提的是毛维青同志回忆文章中谈到的事。毛维青是新四军机要员，皖南事变后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编在剧团，剧团按照地下党支部的秘密指示，不演‘反动剧’，而争取演出了进步和抗日的剧目，名剧《麒麟寨》就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1]胡风，《从实际出发》，1978年11月14日，载《枝蔓丛丛的回忆》，主编：季羡林，执行主编：牛汉、邓九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106页。

[2]胡风，《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11月第1版，284页。

[3]邵荃麟，《<荒唐的人>题记》，原载1943年6月《野草》第5卷第5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486页。

[4]邵荃麟，《<北京人>与<布雷曹夫>》，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2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444页。

[5]邵荃麟，《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原载1941年8月《文化杂志》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13页。

[6]邵荃麟，《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原载1942年1月《文艺生活》第1卷第5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44页。

[7]邵荃麟，《对于当前文化界的若干感想》，原载1942年6月《文艺杂志》第2卷第5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52页。

[8]邵荃麟，《向深处挖掘》，原载1942年1月《文化杂志》第1卷第6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50页。

[9]邵荃麟，《重振抗战的文艺战线》，原载1943年《艺丛》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71页。

[10]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原载1946年5月7、8日汉口《大刚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90页。

[11]邵荃麟，《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原载1945年12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87页。

[12]胡风，同[2]，336页。

[13]彭燕郊，《荃麟共产主义圣徒》，原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辑；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44页。

[14]艾芜，《悼邵荃麟同志》，原载《文艺报》1979年第4期，22页；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161页。

[15]胡风，《我的小传》，同[2]，423页。

[16]邵荃麟，《论主观问题》，原载1948年12月《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238页。

[17]胡风，《关于乔冠华》，1977年7月18日，载《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88页。

[18]涂光群，《回忆邵荃麟》，原载《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262 页。

[19]巴金，《怀念胡风》，载《随想录》，作家出版社，北京，2005年10月第1版，651页。

[20]邵荃麟，《饥饿的郭素娥》，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496页。

[21]邵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196页。

[22]胡风，《简述收获》，1977年12月，载《枝蔓丛丛的回忆》，主编：季羡林，执行主编：牛汉、邓九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7页。

[23]邵荃麟，《作协党组给中宣部并转呈中央的报告》，1955年1月2日。

[24]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5]绿原，《胡风和我》，载《枝蔓丛丛的回忆》，主编：季羡林，执行主编：牛汉、邓九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206页。选自《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梅志，《四树斋》，载《梅志文集》第四卷(散文)第三辑，张晓风编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170页。

[27]胡风，同[1]，131页。

[28]邵荃麟，《对于运用文学上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1936年8月7日，原载1936年10月《人民文学》创刊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34页。

[29]彭燕郊，同[13]，148页。

[30]邵荃麟，同[5]，23页及26页。

[31]林希，《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03年 1月第2版，404页。

[32]骆耕漠，《我对荃麟同志在浙江的片段回忆》，后收入《邵荃麟百年纪念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06年10月第1版，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