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见胡风先生
上个世纪七九年初冬的一天，我受郑伯伯(沙梅教授)之托，去给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的胡风夫妇送《红梅赠君家》（沙梅编剧、作曲）川剧内部彩排戏票，胡风当时住总府街对外叫东风饭店，其实内部仍是省革委第二招待所。我永远忘不了我初见胡风夫妇的那个晚上——当我敲开他们的房间门，说明来意，把郑伯伯写的字条给过来开门，我猜就是梅志阿姨时，她没有说话，很谨慎接过字条又返回身去，和胡风一同在仅开的台灯下仔细看过字条，胡风才扯着大嗓门（真的可以这么说，也许用中气很足更恰当）对夫人说：“沙梅兄的朋友笑非的大公子，快请。”
房间灯这时才开了。
两位遭受过巨大人生磨难的老人都向我走过来，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热情地把我领进他们的房间。
胡风精神很好，脑袋挺大，头顶是全谢的，上身穿一件藏青色的旧呢中山装，显然很有些年头了，穿在早就发福的老年胡风身上，显得很紧。梅志穿一件很合身的中式深灰色对襟夹袄，身体虽瘦，但腰板挺直，很有精神。
胡风一直握住我的手，让我坐进一张旧皮沙发里，我的屁股能感到顶屁骨的沙发里的弹簧圈。胡风顺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旁边，不断吩咐夫人：“倒水，快倒水。”梅志忙着沏茶，胡风慈祥地盯住我说：“跃武，跃武……是‘文革’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为×××的女儿取的名字嘛。看来，全国跃武不少，你也是其中一个。”
我答：“是的，在‘文革’中改的。以前不叫。”我惊异眼前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现在仍不自由的老人那么清楚地说出我名字的来源。显然他对现实异常清楚和了解。我本想送完戏票就走，不多打搅老人宝贵的时间，但胡风夫妇的热情不仅扫去了我的拘束，更加剧了我受郑伯伯之托时就产生的对这对老年夫妇的巨大神秘感和好奇心，我决定留下来。
梅志端来沏好的茶放下，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非常慈祥地看着我一言未发。
胡风马上端起茶杯递给我：“喝口热茶，暖暖手也好，骑车来的？看小手冻成这个样子。”他一边说一边把一直握住的我的手送到我另一只接过茶杯的手上，让我用双手捧住热腾腾的茶杯暖手。我的心都感到了老人的温暖。
胡风马上又开腔了：“你爸爸的名字才好。笑非笑非，‘今是而昨非’嘛。”他继续道：“沙梅（他抖着手里郑伯伯写的字条）很欣赏你父亲。.笑非笑非，笑世间之非，一切是是非非，功功过过，全都一笑了之。你父亲高明，了不起，比我聪明。我较真，不识时务，所以，我倒霉呀！”
然后他看着自己的夫人梅志说：“我们有什么罪呀？”他再把头转向我：“我们现在可以向你父亲，向另外一些朋友问好了。以前，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和机会的呀。” 我赶紧放下茶杯，不断安慰他老人家：“张伯伯，不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你和梅志阿姨不是都出来了吗？总会更好的，要相信。”我的眼睛潮湿了，我尽量止住不让眼泪滚出来（我多年来都忘不掉胡风这句话）。我看见梅志已在揩眼泪，我真是无言以对。屋子里静了好一会儿。仍是胡风打破了沉默，问了我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知不知道我呢？”
这真把我问住了。
我只好老老实实答复胡风：“张伯伯，你这问……不只是问我知不知道你，是问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知不知道你吧？”
胡风显然是觉得我听懂了他的意思，有些口吃自然留露出湖北腔（沙梅给我讲过胡风是湖北人）地答道：“对……对！”
我真诚地回答胡风：“张伯伯，因为我生在的家庭，我父亲的同事、朋友……以及我们小院的邻居中有音乐家、名导演、名演员、名作家、名画家，其中就有右派和胡风分子。油画家董定中伯伯打成了右派。打过日本鬼子，解放战争随贺龙南下，十八兵团“七月剧社”的李青伯伯，被大家叫着‘解放区来的编导’，打成了右派，下放去当了翻砂工。国统区（解放前）作家化石伯伯划成了胡风分子，流放到了西昌冕宁，受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二十来年后才回到成都，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所以说，我知道一点点你，而且感觉很神秘。但我的同学、朋友、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都是不知道你的。我今天就是带着一种神秘感和好奇心赶来的。能认识张伯伯和梅志阿姨真是高兴。你们给我好温暖好慈祥的感觉。”
胡风把我的手握得更紧地说：“你是我们出狱后，除了我们的孩子晓山外，见到的第一个也是现在惟一的一个青年朋友，谢谢你来看望我们。”他马上又进入了自己的思绪逻辑：“我是不齿于人民的狗屎堆。现在的青年当然不知道。不知道才合理呀。”过了一会儿，他对梅志说：“化石，知道的，叫黄化石，解放前重庆就认识，那时很年轻，一表人材，江安剧专沙梅兄……曹禺他们的学生，学演员，写诗，进步青年呀。想不到也为我吃了苦头？解放后就没见过呀。他后来写小说？”
“对。黄伯伯是四川很有名的作家。和我家两隔壁住。但他不常在家，一两年才从西昌冕宁回来一次。”我对胡风讲道。
胡风静静听着，末了，沉沉说了一句：“我真该死，联累了那么多人。”转而大声地问道：“可是，我们犯了什么罪哟？！”(真的，这么多年回忆起来，我都仍有一种他当时不是在问他的夫人，而是在问苍天的感觉).
我说不出话来，看到梅志已取过毛巾在给胡风揩眼泪、揩脸……另一只手在不停地抚摸正好在她怀里的胡风的秃头，像在诓哄孩子一般抚慰一颗孤独得冰凉的灵魂……是的，我眼前这对老年夫妇太孤独了。我一下明白了，我的偶然到来，让这对老年夫妇，特别是让胡风感觉到了那孤独的灵魂像重新返回人间一样。因为，他们被隔离人间太久太久了，孤独、寂寞、冷清得太久太久了，好久都没看见过外面的人了，一下子见到了老友介绍来的“贤侄”（沙梅字条上是这样称呼我的）的我，他们没了长辈的严肃，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和提防，自始至终都亲切温暖握住我的手讲了那么多心里想要告诉亲人的话。我好几次眼睛都潮湿了，尽量止住不让眼泪流出来。我的感觉和心情极其复杂。
我大概在胡风那里耽了两个多小时，在我陪伴这对老年夫妇的两个多小时里，几乎都是胡风在不停说话，间或我回答一些话外，梅志说话也少。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谈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太清了。能记起的就是他当时还问了我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平时看些什么书，哪本书对我影响最大等等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只是在回答“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我答的是一本他意想不到的书名《俄国政局真象》时，令他相当吃惊。他马上说出了这本书的作者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全名。立即又问了我一连串问题：“你怎么有这本书？是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国外时写的一本影响很大的小册了。看得懂吗？它怎么会对你影响最大？托洛茨基不仅是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他还有很高的文学理论造诣。他的另一本书《文学与革命》对鲁迅也很有影响。”我听胡风说完，平静回答道：“是在我父亲一个好友胡兰畦（我一说胡风亦认识，并说曾还是好友。著名作家，著有《在德国女案中》等，是高尔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前）苏联作家的挚友。也是右派分子）婆婆破烂不堪的家里捡到，出于好奇看了，想不到对斯大林的恐怖、残暴感到非常震惊。(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去过（前）苏联，我们家挂有父亲在莫斯科红场以及和（前）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合影的照片，（前）苏联从来就是我在同学中感到骄傲和特别神圣的一个地方。想不到，它的真象是那么可怕。再联想到我父亲也曾在夜间不明不白地被抓走，好久都没音讯，把我父亲和乌兰诺娃合影的照片，和演过《红与黑》《佐洛》的法国人民演员钱拉·菲力普合影的大照片打上大红×，不仅在剧院，还在春熙路、红旗剧场公开示众展览，（构陷）定为我父亲和＂苏修外国特务＂理通外国的特务铁证。我父亲是有口难辩。再加有一位权威导演被屈打成招，揭发我父亲是他的上级，与特务联系的发报机就藏在我们家屋顶天花板上，造反派三番五次抄了家也找不着，就把我父亲打得鼻青脸肿，还拿猪屎往我父亲嘴里灌。我母亲为寻找我父亲去向造反派要人，提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要求，不仅四处碰壁，还挨了打，满身被造反派强行刷满浆糊，要把大字报贴在母亲身上。就是在这我们家最难熬、父亲又被停发了工资，一家祖孙三代（我奶奶带着我们三姊妹）成天都在惊恐不安、提心吊胆中度日，不知什么时候灾难就会从天而降的孤苦日子里，我看了这本书，受到了极大的震惊。我还把全书手抄了一册。至于说它为什么对我影响最大？那就是它教会了我——怀疑！对，是怀疑。”
当我回答完上面那些话时，胡风好久说不出话来，他变得非常替我担心、着急的样子，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又隔了好久才轻轻对我说：“天啊，孩子……跃武，你再不要看这类书了，好好就在现在的工厂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吧。你幸好没考上大学（先前我在回答胡风问寻时，向先生讲过了自己那时没考上大学的原因），如果考上了，学戏剧、学文科……有你这种思想，将来会很危险，会很不幸的。”胡风变得越来越替我担心、着急，甚至是害怕的样子，话都说得结结巴巴的了。这是我至今不能忘怀的谈话。也是永远忘不了的一次谈话。这就是我初见胡风先生的情形。怎么结束谈话的已记不清了。离开时的依依不舍，他们夫妇把我送下楼至楼洞门口却是永远忘不掉的，而且是我走出了好远回看，还看见两位老人仍在楼洞门口目送我远去也没返回的意思……是我拐弯了，看不见他们了，想必两位老人才又回了他们那孤寂、冷清的房间。
二、再见胡风先生
第二天下午六点半，天已擦黑，我如约到东风饭店接胡风夫妇。胡风戴了呢帽，穿了呢长大衣，都是一色的旧藏青色。胡风一只手拄杖，一只手牵着我搀扶他的手，我们只用了几分钟便到了红旗剧场(现王府井商场)。沙梅和我父亲已在门口等候。沙梅向胡风夫妇介绍了我父亲，我父亲与胡风夫妇握手互致问候。
因剧场门口人多，沙梅伯伯吩咐我：“你就陪张伯伯进去看戏。照顾好张伯伯。”听了沙梅伯伯的吩咐，我就陪胡风夫妇进剧场去了。
演出虽是一场内部彩排，因了排此戏前及过程中在业界就产生了的广泛谤议（有名家说此戏是“横起扯”，不仅仅指加了小提琴等大乐队。又是‘文革’后剧院决策者们小心翼翼排的第一个在戏剧界极为敏感的鬼戏等等）和影响，意识形态官员们怕出问题，省和市该来的文艺主管领导（当时叫各级“长字号”）都来了，红旗剧场前的坝坝里停满了小轿车，地方不够，连街边都停满了，用“冠盖云集”又“心照不宣”来形容当时的气氛一点也不为过。四川文艺界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官方媒体都来了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此剧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中央级多家媒体在内的几十家媒体上争论了三年多。可见这场演出的重要性和影响的巨大。
因是我一直搀着胡风进剧场步入座位的，所以我自然就坐在了胡风和梅志中间的座位。当“长字号”官员坐定，观众静下来，剧场灯暗了，戏马上要开演时，胡风侧过身，对夫人轻轻问了声：“没看见长官老任？”
当时有传闻说“任白戈反对沙梅这个戏”，我猜想可能是沙梅在与胡风见面聊天时，是否提到过此说？此其一；其二，任、胡、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左联”时代就是同事，并任和胡都担任过重要职务。49年后，当胡作了多年阶下囚后，任却一直是高官。在这种特定场合，是否也想见到老友，故胡风有此问？可是，“没看见长官老任”这句话，在当时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戏演了好久我都在想这句话。我感觉，话里边多多少少有一种对于缘时际会者流的打心眼里的瞧不起的味道。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我把两种可能我的猜想和我的感觉，后来都与沙梅教授讲过，得到他肯定的回应，并还顺话题所兴给我讲了些三十年代上海“左联”时期胡、周（周扬）、冯（冯雪峰）、任之间的恩恩怨怨历史。印证了我的感觉是有一定根据的。
梅志没有回答胡风，仍静静坐着等待演出开始。
我把头挨近胡风的耳边问：“张伯伯是不是说任白戈没有来？”
胡风有点吃惊，小声回答我：“是。怎么？他，你也知道？”
我答：“他病了，还不轻。前几天兰畦婆婆上我家约爸爸去川医看他。我爸有事去不成，就让我代表陪兰畦婆婆去了。我还帮护士为他翻了身，他太胖，护士搬不动。”
胡风听了我的解释，再没说话。我们就这样看完了整个演出。
演出完毕，大家长时间鼓完掌后，我和胡风夫妇在随着人流退场。这时，隔着好几排座位的沙梅向我喊道吩咐：“跃武，扶张伯伯到首长休息室坐坐。”
我听得出，沙梅不仅是想让老友胡风夫妇去听四川专家和官员们对此戏的意见，还有想让老友胡风夫妻在四川文艺界众多头面人物面前亮亮像的意思和想法，我这一理解，在以后我和沙梅伯伯聊天中得以证实。
显然胡风夫妇都听见了沙梅的话，但他们没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意思，只仍顺着人流退场。这时，在我身后人流中，文化局副局长林捷伯伯（也是我们家春熙路新街后巷子七号过去的邻居，看着我长大的长辈）用浓重的山西腔喊着我的小名问：“长生，你爸爸呢？叫他赶快到首长休息室开会。”那还是“两个凡是”的时代，还是一个对什么都审查的年代，何况是政权仍相当重视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戏剧审查，对一出戏审看完了，马上就会开会定夺命运是否公演或枪毙。
我答林伯伯：“刚才还看见他。现在不晓得在哪儿。可能他随便找了个地方看戏吧。”
这时，林伯伯身旁一位老太太用一种很不平常的语气，有明显的居高临下严肃官腔问林捷：“沙梅是谁呀？”
林捷向这位老太太小心解释道：“沙梅是上海……我们国家三、四十年代就有名的音乐家。三、四十年代在重庆就搞过川剧音乐改革。”
我没想到，胡风马上把头侧近我耳边小声问我：“这位是谁呀？”
我立刻明白，他是问我那位老太太是谁，我小声答他：“是×××（省委一位主要领导人）的爱人。她是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在文艺界，有小道消息传说……说是一位＂马列主义太太＂。
胡风敏锐地提高了些声音问我：“你是说的《班主任》(那时，刘心武的《班主任》已发表，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文艺界的余绪犹存)中那位马列主义太太吗？”
我没想到，我的一句如实平常回答，引起了胡风那么敏感的反应。我一边回答胡风：“是”，一边心中暗暗吃惊这位与世隔绝如此久的老人对当代文学如此关注了解的程度，令我相当惊讶。当我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胡风又说了声：“不去休息室了。连沙梅都不知道，怎么领导文艺？连沙梅都不知道，怎么看得懂沙梅的戏？走，回去！”我才反应过来，其实，刚才沙梅对我吩咐“扶张伯伯去首长休息室坐坐”，胡风不只是听见了的，而且当时也是愿意去听大家对老友这个戏有些什么意见的。只是偶然听到了是“连沙梅都不知道”的人在领导四川的文艺，就在心里改了主意，不去听意见了。因为散场人多，再没看见沙梅伯伯，连招呼都没有打，我只好陪胡风夫妇回他们的住处了。
晚上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向父亲讲了。第二天，我父亲又向沙梅教授讲了。
三、三见胡风先生
隔了两个多月的深冬时节，天很冷，一天下午，下着小雨，兰畦婆婆佝偻着腰从横东城根街到了不远的小北街我家。她不知从何处听说胡风病重住入了省医院。她是来约我父亲去省医院看望胡风先生的(那场演出后，由沙梅夫妇坐东，我父母和胡兰畦作陪，在市美轩二楼请胡风夫妇吃过一次饭，这次聚会是我代沙梅伯伯跑腿联络大家和饭馆，我也就参加了那次聚会)。可是，不巧，我父母都不在家，她就把我拉上，让我代表我父亲同她一块儿去探望胡风先生。在路上，兰畦婆婆又急又担心告诉我：“文代会（指‘文革’后将要召开的‘四届文代会’，胡兰畦已得通知是正式代表。当时文艺界，私底下都在议论谁谁有资格和可能是正式代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谁是代表就意味着他是解放的对象和政治上看好的对象）没得胡风，胡风病得厉害。他太可怜了。他是受不住了，脑子出了幻觉，他去跳楼，幸好被梅志紧紧抱住了，他还拿拐杖打了梅志。所以，我马上来约你父亲。”
我听了兰畦婆婆的介绍，吓坏了，我没有开腔，我能说什么呢？只顾跟着兰畦婆婆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我随兰畦婆婆径直到了省医院住院大楼三楼过道尽头的一间大病房。这间房子很大，只住胡风一人，他的带有四个轮子的病床停在大房子中间，周围放了一些治疗仪器，一看就知道是临时辟的一间房子给胡风一人改成治疗室的。房子大，又没暖气，房间很冷。所以，院方就特许梅志临时找了一个只在裸露的石棉盘里圈了大瓦数的电丝的简易电炉放在两块红砖头上，搁在胡风病床近处取暖，还可顺便烧点水煮点什么，就算对胡风最大的照顾了。
我和兰畦婆婆随梅志走近胡风病床。梅志弯下腰把头挨近胡风耳边向胡风轻声报告：“大姐和跃武来看你了。”胡风没有回答。他泛黄又慢慢变红的眼里滚出了两串混浊的泪珠。两个多月前我见到的是一个从脸到身看上去都发了福，很有精神，说话嗓门很大的胡风，现在躺在病床上的胡风却是颧骨高耸，本来是赭色的脸惨白、皮松皱、勾裂纵横、布满老年黑斑，花白的胡茬爬满两腮，眼圈黑深陷，真的可以说是皮包骨头淹淹一息了。我久久盯住不敢相认的胡风这张脸，好久好久反映不过来，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梅志阿姨和兰畦婆婆在一旁说了些什么话，我一句也没听到。不知过了多久，胡风把他的一只手从被子里挪出握住我的手，断断续续说了句：“向你……爸爸……问好。”以后，胡风就再没说一句话了。我只感到他这只手和两个多月前大不一样了，是一只枯瘦无力能摸到里面的骨头的冰凉的手。我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就是我在成都最后一次见到的胡风先生。几天后，胡风得到通知，中央决定胡风进京治病。
四、在北京胡风新居见胡风先生
上个世纪85年初，也是深冬，我得北京某理论刊物通知，让我去北京改稿。兰畦婆婆知我要出差北京，便嘱我代她去看望不仅有我已认识的胡风先生，还有早已向我讲起过，我心已向往结识的叶华先生（著名摄影家，我国著名诗人《国际歌》词译者萧三先生的德籍夫人），李莎先生（外语学院教授，中共早期领袖、我们这代年轻人早在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里就知道的“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李立三的俄籍夫人），以及还有程思远先生（全国政协副主席），并都一一给我写了介绍信。谁知我坐的慢悠悠火车第三天到北京，兰畦婆婆的航空信已先在我的驻地等我了，信里说，我走后她得北京朋友消息，说胡风正病得厉害，叫我先别去看胡风了，以免打搅。另外三位叶华、李莎、程思远可照原计划抽空去看望。可是第二天晚上，兰畦婆婆又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在电话中她说，她还是不放心，让我还是照原计划去替她看望胡风，并说她已与梅志通了电话，告诉了她让我去看望胡风的事，还把胡风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让我先与梅志通话联系后再去。我一切照兰畦婆婆的指示办，先与梅志取得了电话联系，照我们的约定，我按时去了木樨地24号楼——这座在京城文化界有名的“部长级”文化名人楼。
和几年前一样，还是梅志来开的门，梅志把我领进客厅，胡风已早早坐在一张简易木靠手沙发上了。他两眼发直地盯住我，已全然是一付痴呆状了。梅志侧身在他耳边讲：“大姐让笑非同志的儿子跃武看你来了。跃武，在成都你就认识的。”
胡风没有说话，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开始悄悄地流眼泪，梅志不停地用手替他拭泪水，它们还是不断地流出来……
过了好久——真的，当时我感觉是过了很久，胡风吃力抬起手臂指着不远处桌上的暖水瓶……梅志立即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叫我去给你沏茶。”说着，梅志就去给我沏茶去了。
一直在流泪的胡风这时颤巍巍缦慢从灰色厚毛衣里面的内衣口袋里，非常吃力地掏出了一个用手巾包裹好的东西，要递给我，我赶紧过去接住，手巾自然打开了，里面是一本户口薄、粮本(胡风79年回京，那时购粮还需粮本)和印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金字的红本工作证。
梅志放下给我沏好的茶，又走到胡风身旁替他拭眼泪，并向我解释：“他老是给来人看，是告诉你，他有单位了，有劳动的资格了，是一个正式的公民了。这些，他平时都用手巾包好，装在贴身的口袋里。”
听了梅志的介绍，看着眼前胡风的状况，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非常难过，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只好静静坐着，看着眼前像一尊石佛似的胡风、仍在默默流泪的胡风先生。梅志一边小声向我介绍了一些胡风的身体状况(已患癌症)和落实政策还有相当尾巴的情况，一边不停地给胡风揩着眼泪。一直到我与梅志要告别了，梅志不停向胡风讲：“跃武要走了，跃武要走了。”胡风仍只是流泪，都没有说一句话。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的胡风先生。
我向梅志告了别，又用双手捧住胡风的一只冰凉的手告了别，胡风仍无语，只是流泪，直觉告诉我这便是永别，我便悄悄离开了胡风的家。梅志一直把我送至电梯间门口。
电梯缓缓下降，我想到了我父亲的另一位挚友、我的忘年交长辈，对我的成长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我国著名杂文家、剧作家、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聆听过鲁迅教诲的左冀青年文艺战士、1945年任《南京人报》总编辑、解放后作过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拾风伯伯(郑拾风，四川资中人)在解放前民国时期最黑暗的一天——南京“下关惨案”次日（1946年6月24日），在《南京人报》发表被公认是中国杂文史上最短-但，是最有力的一篇六字杂文短评以示抗议：“今日无话可说！”这也是1976年“文革”结束后，郑伯伯第一次回川住在我家，写给我父亲的一幅立轴，我父亲好长时间都把它挂在我们家客厅中堂上。
我想，最后的胡风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面对这个世界吧？！
1985年6月8日下午四时，83岁的胡风去世。离我去探望他只有短短的数月-我想：胡风逝世前肯定是平静的！沉默的！无话可说的！
当我从报上看到新华社那只有二、三十来个字报道胡风去世的消息时，我立即想到了庄子的一句著名的话：“辩不若默”（《庄子·外篇·知北游》）。这可是胡风用一生坐牢的命才换来的明白。胡风的晚年和我最后见到的胡风，正是对庄子这句名言的让人惊汗的当代注脚。胡风晚年的“默”，无语的沉默，无语的流泪，正是对他过去的“辩”（万言书）的升华、反省、扬弃、送葬、悲悼……正是胡风式的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