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我们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诞生在中国，也许今天中国人不再那样崇拜他了，但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毛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救星。”
前言
在中国早已悄然抛弃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后，在世界特别是南亚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涌动，依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和旗帜,以暴力革命为手段，以推翻现政权建立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为目标。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小撮极端分子痴人说梦，但在不久前尼泊尔的政治动荡中，尼共毛派武装却让人重新认识了这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尽管早已被美国政府定义为恐怖组织和全球反恐打击的对象，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号召力，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引下他们实际控制的地区已经超过了70%的尼泊尔国土，未来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如果尼泊尔这个小国的政权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那么更令人关注的是尼泊尔的毛分子力量不过是近年来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个跨越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毛分子相互支援的红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经愈发清晰,而在这一红色走廊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分子在南亚毛分子中的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尔96年毛分子才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分子在毛的旗帜下已经坚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装斗争，一直是南亚其它地区毛分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亚毛分子党派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CCOMPOSA）发布的的联合声明里，14个发起组织中，6个是来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国内毛分子的力量也愈发显得不容小视，06年4月印度总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关于毛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中称毛分子武装为当前“印度国内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并且可能颠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也谴责某种力量在试图“共产主义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这个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假如在未来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中发生向发生像尼泊尔那样的变化，其对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无疑都将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让印度商人和外国投资者一想到这种可能就要毛骨悚然。这使我对于印度毛分子力量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06年末我赴印度展开了调研，我的研究和采访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他们为什么坚持选择毛的旗帜？二，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如果他们掌了权会做什么？他们是恐怖分子么？他们是“红色魔鬼”么？他们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红色高棉？三，谁会支持他们？谁会保护他们？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何方？四，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政体的国家，激进主义力量对印度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未来他们有可能成功么？
邂逅“毛分子“与“毛分子同情者”
在印度毛分子又称纳萨尔运动分子，根据法国解放报的06年4月18日报道毛分子的行动和实际控制地区达到“印度国土的40%及人口的35%；根据印度警察机关的估计，各派别（如the people’s war’PW’,maoist communist centre ‘MCC’,people’s guerrilla army’PGA’ 等互不隶属但是结成联盟并相互支援的组织）的毛分子总共在全国仅核心干部（hardcore cadre）就有9300名，他们的武装拥有约6500支正规武器和大量自制武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到2004年平均每年毛分子发动的武装袭击事件在1500起左右，造成的死亡约500人。
从这些数据看毛分子在印度确实无处不在，但笔者在印度却发现这种信息很容易被误读， “行动和实际控制”的含义很难确定，和尼泊尔不同，在印度毛分子虽然在丛林地区有很多训练营地，但并没有在一个行政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毛分子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也基本上是政府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黑夜，他们的网络遍布全国，只是有些地方实力较为强大，有些地方较为弱小而已。至于印度毛分子具体有多少，我更是怀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连毛分子自己恐怕都给不出准确的数据，因为很难界定什么是核心干部。而且由于各毛分子派别组织形式和成员认定方式有所不同，又互不隶属，甚至没有比较准确的数据来表示印度的毛分子总数究竟有多少。在印度如果说崇拜毛泽东的人，全国有几亿，我决不会吃惊，不过我从毛分子口中听说在全印度毛分子武装的专职战斗人员大约不到一万人。
由于在印度毛分子是被政府打击得目标，被归类为恐怖分子，所以即使核心骨干在公开场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他们作为地下党，如果要搞活动和宣传的话都用一个“党名”，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出现，改头换面为工会干部，农会组织者，学生组织领袖，左翼新闻记者等身份，幕后操纵很多活动，当有一起暗杀发生， 比如03年用炸弹袭击Andhra Pradesh省省长chandrababu naidu之后，还有2000年刺杀前内务部长A. Madhava Reddy后都会有传单标语宣布毛分子对此事负责，但在警察和公众面前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毛分子同情者”。
由于毛分子武装在印度搞了大量爆炸，暗杀一类的“革命行动”，是被政府通缉的目标，早加上他们的精神导师来自中国，所以在印度作为一个中国人采访毛分子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有几种事可能发生，一，一个中国人在印度和毛分子接触会让警察当局感到敏感，也许会被怀疑是军火贩子，而被传讯。二，给被采访对象带来麻烦，如果一个毛分子身份被披露，被众多破不了案的刺杀绑架搞得浇头烂额的警察，就会找上门来审讯此人，希望获得情报。
我此次采访的主要协助者是一位印度的大学教授，我们在一次在美国的纯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由于都对社会公正问题比较感兴趣，聊着聊着他就聊到了革命问题，他极为认同在印度搞武装革命，并且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极为赞赏。这让我非常吃惊，并激发了进一步的兴趣，他跟我讲了很多印度革命者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发生在中国的昨天，但却发生在印度的今天。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教授自己从学生时代就秘密加入了毛分子的外围组织，后来长期扮演印度某省毛分子武装和政府之间的联络人（communicator）的角色。
通过这位教授和他的朋友，我得以接触到了一些“毛分子的同情者”，其中有工人农民这样的底层群众，但骨干人物都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我曾见到一位公开身份是某商业媒体编辑的“毛分子同情者”。他原本是一个大学生，读了毛选以后，就加入了大学里毛分子的组织，大学没毕业就跑到丛林里去参加了游击队，他轻松的告诉我他曾经参加过6次刺杀地主的行动，都成功了。他们杀了地主以后，地主剩下的家人通常会逃到城里避难，于是他们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大多数情况下，地主的家人不敢吭声。他解释这是以红色恐怖来回击白色恐怖。不过他自己在一次行动的筹备过程中不幸被捕，警察把他带到丛林里准备秘密处决他，幸亏他的同志们及时把消息捅给了媒体，在媒体的干预下，警察不得不把他带去接受法庭审讯。那些被害地主的家属大多不敢出庭指认他，而那些分了田地的农民更不会指认他，很多“毛分子同情者”对他声援，结果在法庭上由于证据不足，他在法庭上大义凌然地否定所有指控，最后被宣判无罪。他描述自己现在的工作是走出丛林在另一条战线上和资产阶级战斗。还有一个私立中学校长，告诉我他不会承认自己是毛分子，但他会利用他的课堂传播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甚至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喝醉了告诉我，现在他的职业身份是大学教授，但一旦为了革命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所以后来我放弃了去搞清楚，谁是毛分子，谁是“毛分子同情者”。我的采访是非常谨慎低调的进行的，大多数时间我以了解印度社会的名义，到处逛逛，和各阶层的人显得无意的随便聊聊他们对于毛分子的看法。但反讽的是，一些“毛分子同情者”和我说起“革命行动”来，一个个很是自豪，激动处嗓门就放大了，甚至一次在一个餐馆，几个人敲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店主知趣的避到了一边，我都害怕是不是被别人听见，会造成误会。
和所有这些人的接触获得的信息与公开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使我可以对印度毛分子革命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判断。
他们为什么选择毛的旗帜
我曾多次询问哪些坚定的毛分子有没有听说过，2005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的公开表态：“我们不清楚这些武装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他们要这样称呼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中国与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境内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团体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的反应普遍非常不屑：“那有什么奇怪，现在中国是走资派当权。”
他们举起毛的旗帜要从中国输出革命的年代说起，共产主义运动在印度的萌芽几乎和中国同时在上世纪初就开始了，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共产党也是一只活跃的政治力量，但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夺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印度走上了议会政治的道路，但议会民主并不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贫富差距，种姓歧视，官员腐败等依然困扰着印度社会，很多社会底层民众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乃至绝望感。
而这时候中国成为了对印度充满感召力的磁石，一个被投射了理想主义光芒的乌托邦。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告诉我，他那时还参加过一些以戏班子，演出队名义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常会在田间地头举行文艺表演，当把农民召集到一起以后，他们就会用类似说书的形式讲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故事，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原本和印度一样甚至更加贫穷落后，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来三座大山，建立了自由平等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农民今天生活非常幸福，这个神话对于不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印度农民来说会有很大的感染力。
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更是给印度革命者打了一针强心剂，是中共60年代初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在印度见到一些毛分子能大段的背诵该文的内容，令人瞠目。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名义，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这套革命理论给印度的革命者极大的鼓舞启发，他们惊喜地发现，印度和中国都有“半殖民地反封建”的传统，都以农业人口占大多数，革命在中国能取得成功，在印度为什么不能？
1966年,印共(马)西孟加拉邦委员会内,以查鲁.马宗达为首的一派由于对党中央的路线不满,秘密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中心”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1967年，以马祖达为代表的革命家领导下，他们在西孟加拉邦以盛产大吉岭茶著名的的纳萨尔巴里村起义，这被看成印度人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并不是第一次造反，确是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公开支持的造反，《人民日报》紧接着就发表社论，欢呼那是“印度的春雷”，让他们至今都兴奋不已。这场起义虽然不久即被扑灭，但它的“星星之火”却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同年11月各地的革命者汇聚加尔各答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全印革命协调委员会（AICCR）。他们相信只有依靠暴力革命才能建立起一个“新印度”，不过和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比较忽略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在革命还没胜利他们就急不可待地亮出了“兴无灭资”的底牌。“纳萨尔运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马祖达宣布：“任何反对这场消灭乡村敌人的战役的人都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为革命暴力辩护的理论是“阶级仇恨”。马祖达说，“当用阶级敌人的血来书写口号，把阶级敌人的头挂在他的屋顶上的时候，这就是人民的阶级仇恨的表达。游击队员对敌人是如此仇深似海，以至于不但把他们的头砍下来，而且从他们的屋顶上踢下去。”马祖达甚至比中国的革命者更加激烈的宣称：“一个双手没有沾满阶级敌人鲜血的人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有趣的是很多像马祖达这样的革命家都是出生最高的种姓婆罗门，甚至是非常富裕的资产阶级或者地主家庭。
也许是因为他们这种革命理论的极端性，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地区彻底站稳脚跟，在我和毛分子交流的过程中，我多次听到他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自己的‘叶南’”，我已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们说的是延安。但几十年来即使在一些毛分子势力强大的地方，也基本是“警察统治白天，毛分子统治夜晚”。同时这些革命者自身也在不断分裂之中，其中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中国革命一感冒，印度革命者就要打喷嚏，1971年林彪坠机给了印度毛分子当头一棒，很多人茫然了，因为他们把林彪当作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继承发扬者；1972年，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又导致了毛分子的大分裂；1977年中国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更是让很多人心灰意冷，心目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落入修正主义者之手，如同耶路撒冷沦陷一样让人五内俱焚。
很多人因此出于失望或者反省，走出了丛林，放弃了了革命道路，其中一些人投身议会政治，而那些坚持下来的革命者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下斗争，并且更加执着。除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最近几年毛分子们的斗争重点从土地改革和工会运动，扩大到了反对全球化，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及反对种姓制度，这样有助于扩大他们的支持面。当一个失业的工人，一个破产的农民或一个无法养家糊口的手工业者，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也许一个身边的熟人就会和他谈心：“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富裕，而你这么贫穷，不是因为你不努力，不是因为你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把它砸个稀巴烂。”
可以确信的是只要一个社会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存在，毛理论就能够找到根植的土壤，而毛的旗帜就会继续飘扬，就像我曾经问一个毛分子：你们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当作神一样敬拜么？他回答：因为那些资产阶级有他们的上帝，他们信仰他们的上帝，同时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上帝，而毛就是我们印度革命者的上帝，毛选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就如同释迦牟尼诞生在印度，他的思想却在中国发扬光大。毛泽东诞生在中国，也许今天中国人不再那样崇拜他了，但对我们印度的劳苦大众来说，唯有毛的光辉思想使我们看到了光明，我们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救星。
他们为什么唾弃选举
通常的观点，毛分子的政治主张诸如社会平等，土地改革，更好的穷人福利，为包括共产党（CPI和CPM）在内的大多数党派所赞同，至少不反对，不同的是其他政党的共识是需要用渐进的议会政治的道路来实现社会改良，而毛派公开宣称议会政治是肮脏的，用暴力革命来打碎现有政治体制是唯一的出路。
难道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就无法在通过选举参与政治么？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即使共产党中的左派（CPM）都有过非常好的选举成绩。比如在在拥有8000万人口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共产党（CPM）从77年开始通过选举成为执政党，06年11月刚结束的地方议会选举中，CPM更是赢得了约37%的相对多数选票，以超过其他政党的优势大获全胜获得了175个席位。印共在喀拉拉(Kerala)邦早在1957年就获得了选举获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红色政权。左翼组织在国会中也有62席，是国大党及其联盟和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分别拥有223席和187席之后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虽然没有参加内阁，但确是国大党和人民党都不得不争取的关键力量。
而各地毛分子虽然一贯抨击议会政治，也有过试图参与议会政治的努力，政府也非常欢迎他们参加议会选举，而不要搞武装斗争。比如在1985年有几个毛分子派别参加了省议会选举，在八个省，共推出130个候选人，但最后非常遗憾的只得到了2个席位。之后也有过很多次这样的尝试，甚至在1990年，毛分子的一个派别印度人民前线（IPF）获得了印度国会的一个席位，当然同时它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武装斗争，转而“在议会进行阶级斗争”。
但总的来说也许是出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毛分子的主流派系越来越表示出对选举政治的鄙视，如果问他们为什么曾经参加选举而又落选，他们会解释之所以参加只是为了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虚伪性。
不过毛分子坚持那些在选举中赢得席位的政党，都是靠贿选这样的肮脏手段，即使共产党也不例外，而毛分子们的落选恰恰显示出他们的崇高。我相信他们讲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比较深厚的腐败文化，贿选更是非常普遍，很多农民都向我证明在选举期间会有不少政党的助选人员来向酒，食品，收音机等物品来和他们换选票，他们也很乐于接受这些。再加上根据2001年的印度全国普查，有34.5 %的印度人是完全不会读写的文盲，更使得的选举容易被当地有经济势力者操纵。
很难说清他们是因为坚持暴力革命而无法在选举中成功，或是因为他们无法在选举中获得成功，而变得更加倾向暴力革命。我和一位那位公开身份是报社编辑的毛分子的对话，他在毛分子中被称作为“理论家”，也许能比较全面的解释他们的逻辑。
问：你们为什么不考虑通过选举来参与政治？也一样可以为穷人争取权益。
答：那没用，参加选举就意味着腐败，意味着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就像现在的印度共产党，它已经背叛了革命理想，我们相信毛主席的教导，‘枪杆子里出政权’，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为人民大众赢得权力，真正的权力。
问：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答：就是人民大众可以说了算的权力。
问：不通过选举，代议制，怎么来代表人民大众的真实意愿呢？
答：我们当然有民主，不过不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那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民主，干净的民主。
问：为什么建立了革命政权就不会有腐败么？有一句格言叫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你大概也听说过。
答：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们的革命政权不会，就像毛主席建立的人民政府一样。
问：为什么？
答：这很简单，有个别资产阶级分子混进革命队伍会搞腐败，而毛主席自己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受压迫的人民，他虽然有绝对的权力但他自己决没有一点腐败。
当时他眼中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光芒。
毛分子要干什么
有一个问题让我非常感兴趣，就是假如这些毛分子真的掌握了政权，敢叫日月换新天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尽管有很多历史经验表明，即使革命政党当权后，也可能背弃原来的原教旨主义态度，采取较为实用主义的政策。不过在一个有约四十万人口的煤炭工业城市Godavari Khani，我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他们大致的社会治理理念。这里由于大量的矿工家庭，工会势力非常强大，曾经是纳萨尔运动的重镇，该地现在还有一些诸如人民广场，列宁大街一样的地名显示出革命特征，今天的矿工中依然有纳萨尔运动的外围组织和骨干人员。
最初从毛分子领导工人为了更好的劳动权益进行罢工斗争，在1980年举行了一次持续56天的大罢工，并迫使厂方让步，这是当地工人的首次胜利，为毛分子赢得了威信。
在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之后，毛分子们意图在该地区的向腐朽的生活方式开刀，也许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当地很多矿工都有酗酒的坏毛病，一下工就爱到酒馆花天酒地，糟蹋钱不说，酩酊大醉回家还打老婆。毛分子的措施非常简单，禁止矿工喝酒，有违反规定者，将召开批斗会，并用鞭挞等方式使他们记住教训。同时毛分子还宣布，在该地区卖酒为“非法”，责令当地的酒馆在限定时期内改行关门，卖酒比喝酒罪行严重的多，被视为“毒害工人阶级”，如果超过限定时期仍然胆敢在矿区卖酒者，将被枪毙。谁都知道，毛分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也没人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几天之内矿区一个卖酒的地方都没有了，也再没有人喝酒了。从效果上来看，矿工们无处消磨时间，一下工早早就回家了，还能够带更多的工钱回家，家庭也更和睦了。看到自己的丈夫被管教了，矿工的妻子们也开始拥护毛分子。不过当后来警察重新获得了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荷枪实弹保护酒馆重新开张，并保护酒鬼们进去喝酒，如今该地区又恢复了常态，不过毛分子需要向政府示威时，酒馆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袭击目标。
毛分子还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大手笔，由于该地区大多数都是矿工家庭，产业单一，农副产品都需要从其他地方运过来。一些小贩就把价格抬得比较高，虽然不是高很多，但是给本不富裕的矿工家庭增加了负担，群众意见比较集中，于是毛分子调查了周边地区的物价后，张贴告示，给从柴米油盐到禽蛋鱼蔬都规定了“标准价格”，宣布从今往后，如果有商贩超过标准价格贩卖货物，将被宣判为奸商，加以惩处。这一套做法在整个80年代都非常奏效，我询问一个毛分子，为什么不办个平价商店之类的，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物价，他不屑的说，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
而毛分子最有威慑力的行动是放在打击资产阶级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该地区曾有两个大矿的经理先后被刺杀，一个现在公开身份是工人的“前毛分子” 认为，当时他们是很讲道理，那两个经理都以对待工人苛刻著称，比如讲工人觉得不舒服要请假，他们就不允许，或者要挟要扣工资。于是毛分子首先客气的和他讲道理，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他仍然不改正；毛分子将警告他在限定时期内必须改正；到时候如果工人群众对他的态度仍不满意；这样毛分子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他们将宣布此人为“阶级敌人”，宣判其死刑，并派出特别行动小组来执行。政府方面经常谴责毛分子“滥杀无辜”，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在一些底层群众中间，毛分子被当作除暴扬善的英雄。为了证明自己的队伍是大公无私的英雄，而不是出于私仇的暴徒，我听到海德拉巴的几个毛分子告诉我曾有一个该省的革命同志，自己杀了他的亲哥哥，因为他哥哥是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并把他哥哥的土地分给了穷人，不管这个故事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他们对这种大义灭亲行为的态度都颇让我吃惊。
我曾采访了Godavari Khani一个主要矿业公司的总经理veera reddy，当我询问他对毛分子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比较谨慎：毛分子有一些做法我不赞成，但他们推广了平等的思想是很好的，过去印度矿工见到经理要叫“老爷”，现在大家都认同人是平等的。我问他，你现在还不害怕毛分子？他说，自己不怎么怕，因为他和工人关系不错，不过他补充，在有毛分子活动的地方，经理们都比较小心，会觉得有只眼睛在盯着自己。他同时抱怨，我们现在这些工人每天能真正工作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随便迟到早退，你也不敢批评他们，更不可能开除他们，是典型的大锅饭。目前该地矿工的工资水平在每月250美元的水平，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
由于印度的农民是不用缴税，而且享受政府补贴的，所以毛分子也要小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他们通过一些被官方视为违法的手段筹措革命经费，除了在农村地区打土豪分浮财以外，还会绑架一些大地主和其他他们认为为富不仁的人来要求赎金，他们甚至承认他们“偶尔”也通过贩运大麻一类毒品来筹措资金，不过那是为了崇高的事业。而他们最主要的筹款对象是承包商，大概是建筑承包商和当地政府之间往往有不可见人的交易，所以承包商通常是容易的筹款目标，在接到毛分子的通牒后大多会破财消灾，息事宁人。我在印度遇到中国某工程队的管理人员，据说他们也曾遭到打着毛分子旗号的劫匪，他们事先通知工程队雇佣的当地保安，某日某时要来工地拉钢材，不得阻拦和报警，那些保安都很乖。不过这些让官方十分头疼的事情，特别在底层群众中并没有什么反感，我遇到不少工人，农民都觉得毛分子这样做很好，有人这样对我评价“如果毛分子问谁要钱，他一定是活该。”
对于官方和西方国际社会把毛分子当作恐怖组织看待，很多人是不赞同的，因为印度毛派虽然制造了很多刺杀和炸弹爆炸事件，但都是以政府官员，警察当局，大地主等“阶级敌人”作为袭击目标，从来没有针对民用建筑和公共场所。而且有毛分子还向我解释，他们和红色高棉不同，参加和退出都是自愿的，只要不向警察泄露组织机密，即使退党并且公开表示不同意毛分子的主张，也不会被当作叛徒。
毛分子向何处去
我在印度的了解使我感觉政府依靠武力打击是不可能消灭毛分子的，除了前面提到毛分子拥有的群众基础以外，印度法律体系的严谨和低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对于证据的强调，要证明一个人犯罪非常困难，印度没有思想罪或者言论煽动罪，要证明一个毛分子杀过人更加困难，除非当场抓获，或者在其据点连人带枪抓获，否则警察很难做什么，一个毛分子只要不带武器和红宝书，走出丛林，宣布自己是一个“毛分子同情者”，警察就拿他没办法，一旦政府的打击减弱，他又可以重新拿起枪开展武装斗争。警察对于毛分子非常绝望，所以很多警察假如有可能的话就不会把毛分子带上法庭受审，很通常的做法是在抓捕现场就将毛分子击毙，汇报说毛分子负隅顽抗，或者把毛分子带到郊外枪毙，伪造现场说毛分子要逃跑。有一个在德里毛分子告诉我，全国一年中被警察秘密处决的毛分子有上千人，一个海德拉巴的毛分子告诉我，仅在该省去年毛分子就有超过220个被杀，这个数字大概包括在战斗中被误杀的平民，而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告在过去的16个月中有211个毛分子被捕后被秘密处死。也许统计渠道不同，我无从核实这个数据的可靠性，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杀戮和镇压反倒刺激了一些毛分子“唯有牺牲多壮志”的激情，很多毛分子怀着为革命同志讨还血债的仇恨，把警察作为报复的目标，而这又更加刺激了警察对毛分子的围剿，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在海得拉巴（Hyderabad）省，04年10月在国大党当选后在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撮合下，政府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和毛分子谈判，毛分子们之所以接受谈判的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受重庆谈判的故事的影响，也想利用这次谈判，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和谈期间，双方都宣布停火，政府要求毛分子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甚至可以考虑邀请其参加联合政府；02年Andhra Pradesh省和毛分子也举行过类似的谈判，但最后都以谈判破裂，双方重新开战为结局。因为毛分子提出的条件最主要两条，一是，审判曾经秘密处决毛分子的警察,为革命同志报仇；二是，实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两个条件显然政府无法满足。
包括毛分子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斗争何时能取得胜利，或者说应该向何处发展，有时来自尼泊尔或者委内瑞拉的消息会让他们感到振奋，不过更多的时候他们处在被边缘化的悲愤和焦虑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把革命坚持到底”。但同时他们仍然有一种希望在支撑着他们，一是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核心人物都非常爱读乔姆斯基的著作，那些信息使他们相信，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已近是强弩之末，多行不义必自毙；二是寄希望一个天才领袖的出现，带领他们经过“长征”通向最后胜利，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革命也曾经经历过漫长的低谷，曾有一个毛分子告诉我答：我们的革命现在非常艰难，目前胜利的希望很渺茫，但我们还是会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一个天才的革命家领导我们走向最后的胜利。我问：什么样的天才革命家？他认真地说：那个人应该就是毛在印度的转世灵童（incanation）。我开玩笑说：“不巧呀，毛的转世灵童现在在北朝鲜。”他瞪了我一眼：“我们还会等待他的下一个转世。”
宽容激进也是维护民主
通常人们提到印度，会联想起箪食瓢饮的甘地，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有人高举暴力革命的旗帜四十年之久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实际这是一种美丽的误会，早在甘地的年代，他的非暴力倡导就并非政治舞台上唯一一种声音。在今天的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 Bhagar singh）是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不顾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殖民主义者根本不会屑于和甘地这样干枯的老头子做到一张谈判桌前。
很多历史资料也证明了在很多方面甘地其实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印度教带给印度社会的一个重要副作用就是种姓制度，甘地更多的时候，不愿意激怒印度教的保守势力，宣扬一种相互妥协的观点，比如不同种姓“不一样但是平等”，“人的五个手指头都不一样长短，功能也不同，但没有高下之分。”这种观念是意图调和种姓之间的矛盾，但却不能使低种姓的知识分子满意。而安贝德卡博士（Ambedkar）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击者，这位来自达利兹（dalits,所有种姓中最底下的贱民）的杰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时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获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博士学位，而他对于甘地在种姓方面的保守态度怒不可遏。乃至于甚至表示过，假如不能让低种姓享有平等权益，他情愿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统治这个国家。他带领低种姓的群众冲进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进入的神庙，到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饮用的水源去取水，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骚乱。还有更激进的力量干脆组织了诸如达利兹黑豹党一类的团体。但这些人的坚持却使得印度的上层社会不得不倾听来自弱势族群的声音，最后促成了给与低种姓阶层在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一系列优惠保障政策。而安贝德卡博士的努力也最后赢得了印度主流社会的尊重，他在印度独立后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今天被称作印度的宪法之父，几乎在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
在印度这种对激进主义的同情乃至支持，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底层的情感。在主流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毛分子的支持者，比如我采访了德里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的主任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教授，他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放弃为毛分子辩护的机会，把他们称作“推进社会进步的一支积极力量”。而在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为公立大学有五十多万学生），一次和二十几个社会学专业的教授及博士生的小规模座谈中，我作完演讲，提问阶段，我听见不止一个人表示印度现在就缺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很吃惊，就问他们有多少人持这种观点，没料到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文化大革命，他们回答文革才能带来平等。我向他们解释，和马丁路德金追求的平等不一样，其实文革中人和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在政治上扶植起工农阶层来镇压原来的上层社会人士，顺带打倒所有政敌和潜在异见者，实际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并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且工人农民通过文革在生活上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国家经济经过文革处在崩溃的边缘，除了“毛主席”一个寿终正寝的大赢家，人民受到的伤害至今都没有完全恢复。
我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在印度如果来一次中国式的文革的话，婆罗门都得沦为贱民，大学教授和你们这些博士得去扫马路，他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一个人大概觉得我是胡说八道甚至脸涨得通红，拂袖而去。我又接着问：你们还有多少人认为印度应该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其中有一位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还有一位博士生后来我知道他自己就是婆罗门。也许社会学专业的学者比较左倾（我说的左倾是国际语境下的，不是中国特色的那些所谓左派）一些，但仍然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起那句格言,把它改一下“一个人的毒药，对另一个人是美食。”（one man’s poison is another man’s meat.）后来我知道毛分子在这所学校号召力挺大，还有类似共青团的学生组织。
不仅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中间，在印度政府高层也同样有一种对激进主义者的同情情绪。在印度我感到非常有趣的发现，尽管在毛分子眼里国大党之流，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分子，甚至有人向我控诉，共产党当权的地方镇压毛分子比国大党还要积极，彻底走上了反动道路，比如他们的领袖查鲁马宗达就是72年在共产党执政加尔各答被捕并死在狱中的。但政治家们通常对毛分子用比较包容的心态，比如当重要毛分子被捕的时候，很多地方政治家会呼吁公正审判，确保其人身安全等；甚至把毛分子视为同盟军，比如印共（马派）海得拉巴省的省委书记B. V. Raghavulu先生，他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在我采访他时，他表示虽然共产党对毛分子的激进做法并不赞成，但是他们的存在对于推进土地改革和社会公正也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不管是否心口如一，提倡用更多用宽容的态度瓦解感化毛分子，而不是用光用铁腕打击，也是印度政坛的主流意见。比如06年初会议上总理曼莫汗·辛格在提醒毛分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对策。除了采用有效的警察行动；还要使他们减少被剥夺和被抛弃的心情。例如进行一种宽松的招安和复兴工作，并且在受毛分子控制的地区实施各种农村建设和改革计划。如实行农村就业保证计划，缓解农村高利贷盘剥，制止基层官员警察对农民的侵扰等等。甚至一位前任警察总监prakash singh，他和毛分子斗了一辈子，退休后却写了很多文章，呼吁社会理解毛分子，呼吁政府把着眼点放在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军事打击上。
恰恰是这些宽容明智的政策制定者，使我不相信民主和宪政已经根深蒂固的印度社会会爆发一场中国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武装革命，但那些喧嚣的革命呼声，却在给社会敲响警钟，让养尊处优的既得利益者，不要过于被惰性麻痹，尽力去满足社会变革的愿望，缓和社会矛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假如情绪被长久积压，无法释放，最后爆发出来会更糟。在去印度之前，我一直把激进主义思潮当作一种社会发展中的非建设性力量，对于革命宣传我是反感的，而在印度的观察，让我固有的观念有了一些变化，也许在一个有足够包容力的宪政框架下，适当的激进主义同样有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就好像为了达成一个社会进步的目的，既需要有人唱白脸，也需要人唱红脸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正是那些革命力量的长期存在，和明智的领导者的不断妥协改革，才使得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不会彻底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后记
此文是我2006年的作品，那是在我遭受打击的低谷，创痛却不可与人言，访旧半为鬼，多病故人疏。更重要的是我看不清楚这个社会的未来，也不能说服自己，我以往坚守和付出的是否有价值，甚至是否有方向性的错误，我是不是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个人群中最大的一个傻逼。
在印度的调研，和我的多次独行一样，也是我解答内心困惑的一次长征。尽管我在媒体的人脉大概比很多人都广，但此文在中国依然无处发表，我给了北京一家非常有历史关怀的杂志，准备发了，最后审稿的编委会某个大约在文革中创巨痛深的老爷子拍案大怒：居然宣扬毛泽东这个邪神世界上还有市场，绝不能让这个谬种流传！；又投给南方一家周报，总编说：对毛泽东路线有反思，又涉及国际关系，我们不敢发；再投给香港一家杂志，总编说：我们读者对这种宏大问题没这么多兴趣，能不能摘三千字发？
他们都没读懂我的文章，因为他们没有我所怀的困惑，不过从哲学上讲被误读恰是人生的常态。我自己随随便便写的稿子，供不应求，稿酬颇高，还欠了一屁股文债，最呕心沥血的作品多是帖血本贡献给互联网了，只要中国的大环境没改善到一定程度，我自己当总编辑大概也是一样。
来源: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