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的“非法集资案”，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吴英之所以让很多人同情，背后的社会情绪是对现有的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不满。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非常吊诡，一方面持续的高储蓄率，老百姓的钱没有去处，放在银行里，存款利率低，据好事者统计每一万元一年就要贬值几百元;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确非常艰难，银行的业务员通常不愿意花花那么大的成本和风险去给中小企业小额房贷，所以一般民营企业为了获得周转资金，付出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资金成本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高额的融资成本，极大的压抑了中国的民间实体经济和创业。

眼下像温总理这样的高层领导很重视，做了很多呼吁。一些大银行也在试图开发中小企业贷款的巨大市场，但这其间关键的鸿沟就是信用的成本，那些总部在银行北京，上海和省会城市的金融机构，去考察县一级，乡一级，乃至村一级，几百万乃至几十万的贷款需求，成本实在过于高昂。这相当于存款和贷款之间的“毛细血管”不能疏通，结果进一步造成资金只得流向大企业，大项目，也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

要破解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困局，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要从中国的社会事实中去找答案，到儒家传统中找答案。费孝通先生的经典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像扔一块石头进入水塘而形成的波纹，个体自我是中心点，它是其社会世界的中心，而其他人则如同大小不等的波纹围绕着中心。从差序的角度有利于我们理解人和人的信任是如何构成的，我这里把中国人的信任关系称为“差序信任”，也就是应该约亲近的人越信任，而越信任意味着金融风险越小。

当一个人面对一个商业机会需要借钱，如果是美国人，也许会更多的想到银行，而一个中国人，更多的想到自己的亲戚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五伦”中寻找最靠谱的天使投资人，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爹妈有钱，先向爹妈借，兄弟姐妹有钱，先向兄弟姐妹借，以此类推再找邻居，同学，同乡等各种熟悉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没钱，最后再找外面的银行想办法。

很多人眼里这种依托人际关系的融资渠道是落后的，不现代的，其实它是更加有效的，而且符合提高金融效率最核心的秘诀，那就是降低信用的成本。中国自古有“救急不救穷”的借贷传统，也就是说借给急缺钱用，又有偿还能力的人，而对于一个人信用能力的评估，自然是越熟悉的人越有发言权。

银行要聘用很专业的人才，发给他们很高的薪水，才能评估一个客户的信用额度是多少。而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哪怕一个字都不识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就能判断。如果一个老百姓如果手里有100万闲钱，自己的儿子做生意来借，可以全部借给他，儿子一般来说总不止于卷钱跑了;如果是唐表亲戚，大概可以借个50万;如果是关系好的老同学大概可以借个20万，但如果是一个10多年没来往的老同学，突然冒出来，开口就是借钱，那就需要掂量掂量了。总之不要担心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他们不需要金融专家的指点，他们根据传统智慧的远近亲属，就能够判断给不同的对象信用额度该是多少?

那么会不会有人背信弃义，借钱不还呢?当然有可能，极端的情况，儿子是混帐，借了老子的钱，挥霍一尽不还了，该怎么样?按照儒家的伦理，首先他应该受伦理的惩罚，整个宗族乃至乡里中，这个人的名声会败坏掉，以后这个人在社会就破罐子破摔难于立足了。当然他也可以诉诸法律，但未必有效，法律一般也不会为了儿子借老子的钱不还而把儿子枪毙掉。

金融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延伸，金融合作不是依靠坐在电脑前的模型设计来完成的，基于一个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和信任结构来构建的金融体系必然是效率最高的。按照中国人“差序信任”的原理，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保护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理想的中国人的借贷利率，应该是越是亲戚朋友，越是本乡本土的熟人，利率越低，因为信用程度远比北京上海那些不熟悉的机构要高，相应借贷风险就低。

比如像吴英这样的人，就是个民间金融人才，别小看她只有初中学历，让她到华尔街去打拼估计比较困难，但据说她热心爱交朋友而且脑筋活络，假如允许她基于东阳地方合法地办个投资银行，我估计她至少在东阳这个地方比大摩和雷曼兄弟都要强。中国不缺吴英这样的乡土人才，让他们活跃起来，还怕中国民间金融搞不好么?

目前我们面临的大银行的钱花不出去和地方中小企业的贷款难困局，背后的实质，是中国民间自生的以“差序信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国家金融结构不匹配所造成的。

事实上早期江浙民营企业的兴起，就是依靠民间基于“差序信任”的资本合作。在我看来，今天从尊重中国悠久的社会传统作为出发点，尊重基于这种传统的自下而上的自生的金融合作体系，给予其合法身份，支持升级，鼓励竞争。比坐在北京上海的摩天大楼里思考如何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