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很高兴能来到北师大，很多年前我到北师大来看望过何兹全先生，我记得何先生住在北师大著名的红楼，楼上应当是钟敬文先生的家，这两位先生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读过他们的许多书。我今天做的题目是出版社所给的，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雷震与台湾社会转型”》，一看就知道是两个部分，我主要来介绍“你所不知道的雷震”，关于“台湾社会转型”这一部分，一会请马勇教授来给大家介绍。
为什么说你所不知道的雷震呢？先说一件事，2003年我打算写《雷震传》这本书时遇到这样一件事：中山大学袁伟时老师到南京来讲学，我和朋友去拜访他。袁先生对我说，如果你想研究雷震的话，必须去看《雷震全集》。我当时感到非常奇怪，我想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当年国民党权力中枢的要角，他怎么会有全集呢？《雷震全集》不是一册、两册，而是43册，体量相当大的。后来我就去母校南京大学借阅《自由中国》半月刊和《雷震全集》，书目上是有《雷震全集》的，但我拿到手时却只有5册。《雷震全集》是1989年3月台湾方面为纪念雷震先生去世十周年而编注的，由傅正主编，傅正就是当年追随雷震筹组新党的《自由中国》社编辑，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遭到当局逮捕，傅正是其中一人。就是这五册书，当时没有一个人借阅，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居然缺了那么多册，他们立即与台湾方面进行联系，南大图书馆与台湾的图书馆有交换项目，一个月之后，这套书就全部寄到了。我说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在大陆，知道雷震的人确实不多，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威权时代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个重镇，了解的人可能就更少了。
但我们看对岸，雷震在台湾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因为当年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之罪嫌将雷震等人逮捕入狱，从而引起海内外包括美国政府的强烈震惊，而是雷震这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其思想遗产对日后台湾社会的转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把话题回到1949年的大陆。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政府是在1949年退守台湾的。这一年春天，胡适从上海乘船到美国去，这是他第六次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当时蒋介石委托雷震给胡适送了一笔钱，胡适这次赴美没有任何身份，是到美国去做寓公。雷震曾任政协秘书长，这时是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他和当时的民社党、青年党、共产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是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本人与民主党派人士沟通时最可靠的管道是通过雷震去办，可见蒋对他的信任。
雷震和胡适在上海逗留的那些日子，他们商议要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以图挽救大局。胡适等人认为局势力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尚有半壁江山存在，若以长江为界，或有可为之处，于是，他们决定在上海办个刊物，宣传民主与自由，对抗极权政治，说到底，就是拥蒋反共。胡适当时住在银行家陈光甫家中，多次谈到要办一个报纸和杂志来挽救当时政治上的不利局面，胡适首先想到刊物的名字就叫《自由中国》，受《自由法国》这本杂志的启发，然后胡适就离开了大陆。这个时候，雷震正在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上海失守之后，退到厦门，又协助汤恩伯防守厦门。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住在奉化，其间，雷震和王世杰前往蒋的老家去看望他，席间雷震告诉了蒋介石准备办一本杂志，宣传民主自由的真谛，以图挽救人心。这时蒋介石才知道胡适、王世杰、雷震他们有这个想法，当然表示支持。王世杰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法学家，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后来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赴台后是“总统府”秘书长，他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
1949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当时出现几种选择，一是对国、共均不支持，如张君劢、左舜生等人；二是不支持国民党，但并不反对共产党，如罗隆基、储安平、陈寅恪这些人；三是支持中共，如“救国会”那帮人；四是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共，如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这种思想上的分野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对于某个时代的认知往往是需要时间，甚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就这样，胡适走了，雷震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和厦门均告失败，他本人带着非常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台北，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知道。这时《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筹办之中，却遇到许多困难，最主要的是没有资金。1949年的台湾是非常艰苦的，我曾经与当年去台湾的一些人聊过，他们都回忆过当时的艰苦情形，街上的路灯大都十分昏暗，要想找到一间像样的房子相当困难。左舜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农林部长，最初到台湾也是没有房子，还是王世杰写信给雷震让他设法解决，但左氏在台北只住了四个多月就到香港去了，一住就是几十年，可见他不愿意在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北大胡适的学生筹办这本杂志，协商了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成，钱是主要的，办刊理念也存在一些分歧。
这件事情看来只有等到雷震回到台湾之后才可以办成，事实上，正是这样，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任性，总是要选择某些人去承担所给予的责任，那么雷震应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雷震回到台北，胡适此时正在海上往美国，在船上写下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这两篇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胡适谈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转变，说陈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所以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从他痛苦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对党派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想推行民主政治的话，没有反对党是不可能的。《自由中国》宗旨是胡适到了美国之后直接寄给雷震的，这个宗旨共有四条，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雷震及编委会没有做任何修改，《自由中国》的宗旨四条，每一期都登在杂志的首页，一直到1960年9月《自由中国》半月刊被迫停刊，这个宗旨始终是印在这本杂志上的。
《自由中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威权时代争取言论自由的思想重镇
今天都认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一个政论杂志，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杂志社编委中有一个人，一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聂华苓，她当时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学编辑，在50年代台湾兴起的一群作家，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刊发在《自由中国》上的，只是因为这本杂志对日后台湾社会转型起到了巨大作用，人们似乎已忘记了这本杂志还有一部分文学的功能，如果不是聂华苓自己写回忆录，我们可能不会再想起《自由中国》半月刊还发表过包括郭衣洞等人在内的文学作品，郭衣洞就是柏杨。
《自由中国》半月刊有四位发起人，一是胡适，二是王世杰，三是杭立武，四是雷震。可以说，这四个人都不是一般的人，胡适大家都知道，北大校长，抗战时出任过驻美大使；王世杰刚才说了，他是著名的从政学人，杭立武1949年是教育部长，雷震赴台后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这四个人的声望和社会地位都很高。《自由中国》创办初期，杭立武作为教育部长每月资助三百美金，吴国桢做台湾省主席时也给予一定资助。《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是胡适先生，雷震是社长，毛子水是第一任总编，当时的编委有十六人之多，包括胡适、雷震、杭立武、殷海光、夏道平、崔书琴、许冠三、黄中这些人。我本人拥有全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合订本，可以说来之不易。“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胡适写的，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见这本杂志的办刊理念和方向，及至后来与执政当局发生言论冲突，或是一种必然。
雷震作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官，国民参政会时期副秘书长，政协秘书长，“制宪国大”副秘书长，参与了中华民国整个制宪过程，为什么到了台湾之后，在政治理念上有所转变，甚至不惜与这个体制决裂，从密切的互动到最后的对抗？这就要从雷震本人的经历说起了。
雷震比胡适小9岁，19岁时留学日本，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院”，相当于我们的研究生院。雷震年轻时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求学期间接受了日本立宪主义思潮影响，但他的身体不太好，长期刻苦学习导致失眠症，非常痛苦，到了1927年前后回国疗养，但没想到不久即被浙江省教育厅任命为浙江湖州第三中学校长，就是他的母校，雷震为什么会被任命呢？这就要牵涉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关系了，雷震19岁留学日本，第二年就在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就是国民党。雷震在日本是见过孙中山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呢？戴季陶和张继，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元老，正因为这种关系，雷震1927年下半年离开湖州到南京首都，正是在戴季陶手下做事。当时南京政府刚刚成立，需要关于公务员考核的这么一份公文，戴季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雷震。不久，雷震认识了王世杰，王当时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首任局长，他是留学英、法的，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与雷震一见如故，从此公私之谊，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应当承认，雷震在政治上的升迁与王世杰和两位国民党元老有很大的关系，王世杰奉调教育部做部长，雷震也到了教育部任总务司长，王世杰到国民参政会，雷震随之而去，他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也不尽然，为什么呢？雷震的政治才干也是得以重用的一个前提，雷震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各党各派”，即不和党内任何派别有交集，他只认王世杰，只认蒋介石，但凡由蒋介石挂名“主任”的机构、副主任大都是雷震，这一点很重要。雷震虽然代表国民党与各民主党派打交道，他之所以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就是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雷震本人是认同民主政治的，所以在国民参政会期间，他结交了很多朋友，比如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梁漱溟、黄培炎、周恩来、董必武、罗隆基等这些人。在重庆时，周恩来每次见到雷震，都要戏称“雷长官”，可见彼此的关系。雷震认识胡适是在教育部时期，后来雷震出任国民政府政务委员，每次行政院开会遇到北大经费问题，雷震都是绝对支持的，支持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陈布雷都表示不理解，说你又不是北大出身，你是从日本回来的，为何北大一要钱你就那么支持？雷震笑着不答，实际上，他对胡适有着非常的敬意，他和胡适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所以1949年大陆易帜前，胡适和王世杰、杭立武、雷震共同商议创办一份杂志，以挽救人心，他们之间如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以及彼此信任，大概是不可能的。再说罗隆基，就是被雷震救下来的，当时上海警卫司令部已决定把罗隆基这样的左翼人士装到麻袋扔进黄浦江，硬是被雷震拦了下来，汤恩伯还有点不高兴。雷震确实有办法，一个人有政治理念是一回事，有行动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办杂志当然要钱，雷震和夫人就跑到汤恩伯那边去筹款，汤恩伯怎么说——你们以为我是军阀，哪里有这么的多钱？雷震说那可不行，当初我们都讲好了，说到就要做到。汤恩伯没有办法，当场批下条子拨了一辆吉普车给《自由中国》社。李敖后来在文章里面说过这件事，雷震带着汽车到台湾去的，就是这辆车子。
《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时期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支持，军中也有大量订阅，为什么办到后来就发生变化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上不称朝鲜战争，称“韩战”——韩战改变了台湾当时十分危险的境地，台湾并不在美国人划定的远东防卫线内，这就意味着中共随时打过去，美国不会介入台湾事务。结果是“韩战”的爆发让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随着中共的参战，美国与中共相互对立，中国则成为被围堵的一员，台湾的战略地位由此而提高，这个政权在岛上得以喘息，没几年又签订《美中安全条约》，当时台湾的安全已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视野从国际转向了台湾社会内部，这就发现国民党政府在“改造运动”之后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什么是“改造动动”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曾经一度想改党名，雷震这些人不太同意，但是希望改造运动之后能使台湾社会朝着“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向去走，结果是打掉了陈家两兄弟对国民党组织系统的长期控制，过去说“蒋天下，陈家党”，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改造运动加强了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又随着执政当局对台湾岛的全面控制，将这个社会带入了通常所认为的“白色恐怖”时期，就是指50年代到60年代这一段时间。直至197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即“党外运动”悄然兴起。所以，像雷震这些具有民主宪政意识的体制内自由派，对改造运动的结果大失所望，这些不满和失望在《自由中国》这本杂志里都有所反映，于是与执政当局发生了言论冲突。从开始的密切互动到关系紧张，再从紧张到关系破裂，雷震本人被注销党籍，以及被撤销其他所有行政职务，直接导致了雷震与这个体制渐行渐远，最后双方走到彼此对抗这一步。
《自由中国》半月刊最早与当局发生冲突是因为一篇社论，社论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是编委夏道平写的，是针对情治部门人员涉嫌贪污以及金融管制措施不当进行了批评，当时是严禁套汇和买卖金钞的，违者将受到制裁，严重者可被军法审判。侦办这一类案件，举报人和侦办单位可分获一定的奖金，于是使得一些公务人员经常假冒买卖人向公众私下出售金银外汇，就是“钓鱼”，你是执法机关，竟有计划、有预谋地“诱民入罪”，性质相当恶劣，当然是违法的，所以《自由中国》的这篇社论就叫做《政府不能诱民入罪》，与情治部门发生了严重冲突。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在当年二二八事件中下令开过枪，台湾人对他的印象很差，彭这个人觉得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这篇社论引起了民众对情治部门的不满，于是扬言要抓《自由中国》社的编辑，已经把宪兵派到杂志社的门口，雷震不干了，打电话给吴国桢，吴当时是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当拟逮捕的文件送达他手中时，他打了一个大叉，没有批，并且对雷震说：三哥，人可以不抓，他们送来的急件我退回去了，但是这个事情你们要好好处理，不要再有冲突。雷震因为头发少，友人戏称三毛，结果，三毛又变成了三哥，所以，吴国桢叫雷震“三哥”。此事惊动了国民党高层，这是《自由中国》第一次和政府公开较量，怎么办呢？分管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当年在你们北师大当过兼职教授的陶希圣先生，他是第四组组长，建议《自由中国》重写一篇社论，王世杰也是这个意思，王当时是“总统府”秘书长，。由于雷震和王世杰的关系，王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是重用他的人，他不能不听。谁知，性格一向温和的毛子水不干了，毛是首任总编，又是编委之一，认为我们没有错，为什么要重写？雷震考虑到与当局之间的关系，还是决定重写，并请陶希圣亲自修改并在下一期刊出。
未料，又发生另外一件事，《自由中国》每几期都寄到美国给胡适先生，胡适读到后发现不对，就写信给雷震和编委会，说第一篇社论写得很好，第二篇调子变了，这显然是你们受了外界压迫之后被逼写出来的赔罪道歉文字，胡适觉得《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胡适甚至说：此信可以刊登在《自由中国》上吗？若《自由中国》不能发表“发行人胡适”的抗议，还称得上《自由中国》吗？即便从今天看，胡适的这番话也没有说错，本来就是你政府做的不对，为何不能被批评？胡适是杂志社的发行人，雷震是社长。实际上，胡适信中所说与他想的是一样，雷震对于重写社论内心也是不愿意的，现在胡适这样说了，于是决定刊发胡适的这封“抗议信”。这一下不得了了，引来国民党内部一片谴责之声，认为这样做是把胡适与政府搞得对立了，此事惊动了“行政院长”陈诚，陈亲自给胡适写信作出解释，王世杰对雷震也有看法，认为不应当刊发胡适的信。雷震因此受到党内警告，这是他本人与体制渐远的开始，连团拜都不愿意参加了。
于是乎，就从这个事件开始一直到蒋介石过70大寿，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到了1953、1954年的时候，这个杂志已经是完全变成了一本民营杂志，已经不是政府所支持的杂志了，也失去的军方的订阅；从那时起，完全依赖雷震本人广泛的人脉关系，维持这本杂志的生存和运转，虽然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包括印刷问题、官方媒体围剿等，这些雷震均一人扛了过来，杂志越办越有影响，最后也盈利了，《自由中国》半月刊后成为上世纪50年代威权时代争取言论自由的思想重镇，一如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先生所说，台湾战后历史上第一批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中国》那批人，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民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都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胡适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雷震是他们的火车头。
台湾“党外运动”的发展以两种方式推动，一个是选举，一个是办刊
那么当局为什么会抓雷震呢？他不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官、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吗？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候是不能回避的，也不应当回避，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就是因为组党，这在当时逾越了执政当局的底线，尽管你雷震严厉批评当局这么多年，但你试图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结合筹组新党，最高当局就无法再容忍了，于是在1960年9月4日这一天，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同时，还有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就是傅正，后来主编《雷震全集》的那个人，最早他是在蒋经国手下做事，后来他选择了雷震和《自由中国》。
雷震的组党思想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确定下来的，其中也有过许多顾虑。大家都知道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叫蒋廷黻，他做过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1949年突然在美国宣布要组建一个中国自由党，让人感到非常突然。王世杰的儿子叫王纪五，当时在美国读书，他经常跑到胡适伯伯那里去，知道其中一些内幕，甚至把蒋廷黻组党纲要都寄回了台湾。《自由中国》是分两期把这一纲要刊登出来，但是这个事情在美国嚷了一阵，最终没有下文，按照蒋廷黻本人的说法，是胡适决定不这样做。蒋廷黻后来给雷震写过一封信，披露了当时自己的真实心态，意思是说你们现在搞自由中国运动，暂不组党，这也是个法子。组党的意思，我在1946年的冬天提过，如果当时成立，那局势就好对付多了。现在你们既然只能运动，弟何敢独异？不过将来仍要感觉又失良机，良心上难过。我们总是避难就易……蒋廷黻从政之前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对现实政治有自己的心得。胡适在50年代初回到台湾时，跟蒋介石讲过这样干不行，最好把国民党一分为二，蒋介石不敢放手，蒋本人的意思是最好让民社党和青年党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党，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党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在香港，就是在美国，他们的经费都是国民党给的，在政治是就是一个花瓶，根本起不到反对党的作用，在当时更谈不上与国民党进行竞争了。所以，雷震一直强调在台湾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雷震筹组新党的最初动机，并非要取代国民党，而只是为了地方选举，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以及增额代表选举中花样百出，问题很多。所以雷震最后谋划和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共组一个新党，最初起的名字叫中国自由党，胡适知道后，说别提那个倒霉的名字了，后来就叫做“中国民主党”，党名就这么定了下来，但是胡适有一条——我本人不参加！这是胡适一贯的立场和态度，从另一角度来看，胡适可能也没有组织和领导新党的这个能力，蒋介石曾经说让胡适出来组建一个新党，他都不愿意干，更何况到了五十年代末，他的身体和精力都不允许他这样了。胡适不干，雷震则决定要干，当局肯定知道雷震是有这样能力的人，因为雷震本来就是他们的人嘛，太了解不过了！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局逮捕了雷震，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是《自由中国》停刊，二是新党胎死腹中，再清楚不过了，当时只要把雷震控制起来，其余人就没有能力把事情继续做下去，果真是这样！
那么，当今天我们再来谈论这个问题，是否也会觉得雷震在当时筹组新党是否超前？答案好像是肯定的，雷震组党在当时触动了当局的底线，你办刊，怎么批评我都可以，你要和台湾本土人结合起来办党，对于执政当局来说，显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巨大挑战。就是说，五十年代不行，六十年代也不行，当局有自己的逻辑，到了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台湾人的“归宿感”出现严重问题，连美国人都与中共建交了，所以蒋经国在接班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之一就是本土化政治，而在那个时候，民主化和本土化是界定不清的，或者说是并行发展的。在六十年代初，台湾当局还不可能允许反对党的真正出现，所以说在那个时候雷震组党是触动了当局的底线，雷震被判了10年，是军事法庭审判的，那一年他63岁。为什么刑期是十年？这是蒋介石召集情治部门、国防部门等所有负责人会议所定的，而雷震的好朋友，“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包括“副总统”陈诚，他们开出的刑期是11年，比蒋介石还多出1年，为什么？怕惹麻烦，这也是威权时代的特征之一。随着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国》被迫停刊，新党胎死腹中，台湾社会从60年代初到70年整整十年，进入了一个“冰封期”，没有任何一本杂志、或者是个人敢于向威权体制发起勇敢的挑战。
进入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起飞，中产阶级开始觉醒，各方面的诉求不断扩大，“党外运动”悄然兴起，“党外运动”以两种方式在推动，一个是选举，一个是办刊，党外运动，也称反对运动。台湾社会从4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地方选举，县市长都是由投票选出来的，后来又有民意代表的增额选举。“党外运动”恰恰是利用选举这个方式个入现实政治，并透过选举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合法的。办政论刊物，是“党外人士”发表共同政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那时台湾有关当局规定不能办新报纸，但却可以办刊物，这就给“党外运动”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点，他们就是通过“选举”和“办刊”一点点往前推进的，一直到1986年民进党强行出世，其间，虽然因难殊多，付出了许多代价，但还是终于走到了历史的一个拐点。蒋经国在他的领袖生涯出现了惊人变化，他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著名的讲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真的是反映出时代在变，观念也在变。民进党强行出世，事前列好三波被捕名单，一波十人，准备前赴后继，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傅正，他是台湾唯一两次发动组党的人，当时他透过中介人带话给国民党高层，说“人可以抓，党不能毁”，当局没有抓人，到了这一年底，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台湾正式进入两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搞政治已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台湾社会从戒严到实现民主化，从1949年实施戒严至1987年宣布解严，整整三十八年时间，1991年废除“临时条款”，终结戒严体制，回归宪政，四年时间，再至2000年政党轮替，九年时间，前后共五十一年。
回顾这一漫长的历程，可谓“备极艰辛”，彼此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必须看到的是，台湾社会转型是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当局）共同完成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在这中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功莫大焉，下面我们请马老师来谈一谈台湾社会转型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