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听说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有部分日记留存大陆，这是他当年的侍从室秘书李蓼源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这部分日记，从1931年2月17日，至1944年12月27日止，据传是正本，初藏山西省公安厅，后存山西省档案馆，副本被带往台湾。对此，颇有点不解，为何带走的仅是副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般说来，若以阎氏当时的地位与能力，完全可以将所有重要文件转移并带走。赴台前，他是李代总统时期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到台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这一时期，他的日记，虽然断断续续，但也写到了1950年12月31日才中断。

若说此间国共相争，天下板荡，无法顾及身边琐事，虽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与阎氏一以贯之的“慎行”风格有所不符。事实上，阎氏早有安排。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他的北大老学长、做过“立法委员”的乔鹏书，在1949年太原撤守前，就是负责押运阎锡山所有重要档案文件到台湾的那个人，“这些文件都是他经手编整过的，他记得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机密电报计有七十二件之多……”（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1），此部分日记正本之未被带走，或有其他原因。

阎锡山赴台后，似不再日记。从最近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基本上可认定这一点。九州这个版本是以1997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的《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为底稿辑录而成，来源还是可靠的。尽管九州版对此有所辑录，但也只是对“公文、书信、谈话稿、电报等作了取舍”，在年代上并未拦断或截取，惟1950年8月12日之后的数月日记未收在内。不过，来自台湾的这个版本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录阎氏1942年至1944年的日记，而留存在大陆的“正本”则是有的（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7月）。尽管这三年日记计39则，但作为文献史料出版时，付之阙如，在台湾方面，肯定有其原因。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阎氏病故后所有文件被某机构取去，之后，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很多地方已被剪去数行或半页（同上），是否包括阎氏日记，不得而知。

（二）

阎锡山作为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政人物，当权在职最久，执掌山西将及四十年，或为民国以来督军第一位。他虽武官出身（东京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却又是清末朝考的举人，据阎氏本人言：“当时武官的出身，举人以上，再没有了。”若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国民党方面来讲，称其“一生文治武功”，甚至“勋业彪炳”，自是一种党派意识，可不必多说；但从阎锡山日记来看，此人在立言、立德方面，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并非人们一般认知上的“军阀”，抑或“草泽英雄”，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6）

有人记述当年太原阎氏公馆，进大门，就可看到走廊上挂有一匾，上书“适中求对”四个大字。这是阎氏大半生治事待物的一个原则，即所谓“中的哲学”。在他看来，“中是治事之极则，得中乃存，失中即毁”，人类社会之安和，“适中”才能“求对”，情理兼顾，既是“中”，也是“对”，大凡与人性相悖的任何主义，“都是没有得‘中’”，“中”是天道，亦是“人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不久，“阎先生听取了被俄国驱逐回到山西的商人的报告，于民国九年（1920年）开了个进山会议，集山西各界的硕彦，研讨‘人群社会组织怎样对’的问题，认定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是合乎中道的”（刘杰：《阎百川先生的素养、待人、理事与思想》，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12）。研讨会每星期二次，每次两小时，从最初的二十四人增至百余人，持续两年又四个月。研讨会中，有人认为阎氏对“俄式革命”过于敏感，“中国不可能遭遇共产的祸害”，阎锡山提醒说：你们今天不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将来必有严重后果（参见《阎锡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史座谈会纪实》，1982年1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32期，页110）。

从阎氏日记及早期的一些史料看，此人好学深思，不少见解深入独到，且不流于空泛，“对儒佛之学，虽然未至一旦豁然贯通的境域，但有若干尽情合理的名言，确超过一般平凡的思虑”（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2）。阎氏主政山西，制订过《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第一条即是：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第五条：欲自由，先从不碍人自由起。而《手谕人民十四条中》，每一条皆具针对性，语言朴实无华，易记易懂，毫无“军阀”的暴戾之气，如第四条：最可恨的二件事，男子吃鸦片，女子缠足，……均应快快地改了；第八条：……不入教的人，不可仇视入教的人；入教的人，不可借教无理横行。如要犯了法，不问在教不在教，一样的问罪；第十四条：君主是皇上作主，皇上不好，人民就苦了。共和是人民举的议员作主，议员不好，人民也就苦了。举的时候，不可卖票子，谁好举谁。……要常打听他的主张行为，如有不好处，就要干涉他，质问他，万不可举下以后，再不管了（《有关阎锡山先生早期史料选辑》，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5）。

阎氏晚年在台湾给一位来访友人（蔡孟坚）写过一条幅，“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作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阎氏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曾说过“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这样的话，足见作为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台湾学者对阎氏的总结和评语，作者注），治晋数十年，在政治、经济上提出的各种主张，皆恪守“中”的人道观，即如日记中所说，“绝不以政罔民”，实为民心既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省政府的楼上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阎氏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

（三）

阎锡山少年时代，并不爱读书，而喜做经营之事。十六岁那年，即弃学进入父亲自营的商号学徒，十九岁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率先秘密加入。其间，奉孙文指示，为布置华北革命，拟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曾与盟友赵戴文由东京携带炸弹潜回山西。阎锡山在当时即知此为犯上谋反，但在孙文的影响下，仍信奉武力为推翻满清的惟一之道，而在所不辞。他后来这样回忆：“清政府派我们出国时，各官员皆苦口的吩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出去，培植你们，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你们千万不可加入革命党，辜负政府的好意’。”（蒋君章：《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8）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此时已回国两年的阎锡山，任山西新军第二标标统（相当于一个混成团的团长）。山西巡抚陆钟琦以防内乱，拟调开新军而以巡防营接守太原，阎氏闻风率部起义，当日即占领太原。山西巡抚陆钟琦宁死不屈，“君等必欲起事，可先照我打”，与其子即死于乱枪中，而力谋阻止起事的协统领官谭振德也被杀。阎锡山慨然：“清政府虽失领导，而封疆大臣，仍多能保持节义，如陆氏父死其君，子死其父，以其职位言，可谓效忠，立场虽不同，人格无二致”（参见《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10月1日初版，页72），遂下令厚葬陆、谭等人，铁血之下，可见其精明狡黠、老成谋事的一面。晋省宣布光复独立，阎氏在省咨议局被军民公推为山西督都（后改督军，再兼任山西省长），时二十九岁。其后十三年间，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氏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尽管“备受风云险恶之苦”，皆能因势得保，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以一青年而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实属不易。

阎氏自入同盟会，与孙文一直过从甚密。1912年9月，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数月后，“曾以促进国家建设，亲赴山西督勉”（蔡孟坚语），在太原先后三次演讲，对年轻的阎氏评价极高，“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文临行前，嘱咐其要尽力保存山西这一革命基地，阎氏心领神会，即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编著《人民须知》广布全省，家喻户晓，首创“村本政治”，山西政治由此而肇其基；推行六政（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种棉、造林、畜牧），各村设经济建设委员会、监政会、息讼会、戒烟会、保卫团，尤其注重教育，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苦学救国”、“做好人、有饭吃”等目标。1921年10月9日，阎氏对来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说，“教育固宜养成人的高尚人格，若不注意实际生活问题，也是徒托空言，我们的目的在双方兼顾……”（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5）。

1924年底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受阻，派员赴太原，与阎氏商议在山西试行“建国大纲”，“伯川先生亦即派山西大学教授王宪赴津报命，并拟亲迎驾，且已草成‘山西实施三民主义五权政治大纲’，但筹备不久，国父不幸病逝北平，以致未得在晋正式试行‘建国大纲’”（郑彦棻：《我对阎伯川先生的认识》，1983年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33期，页123），但二十年来，阎氏与孙文在政治上始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此可见一斑。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则错综复杂，北伐时两人结为盟兄弟，“遥为策应，信使往还”，武汉政府为拉拢阎氏，曾委任为北方军事统帅，遭至拒绝。民国十九年（1930年），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召开国军编遗会议，实行全国大裁兵，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开始激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形成反蒋大联盟，并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阎氏出任主席，同为“海陆空军总司令”，从而引发历史上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40万人，各自损失惨重，直至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拥护南京中央，率大军入关，阎、冯联军败局既定，晋军才放弃冀、察两省，退回山西，阎氏本人宣布下野，从太原先往天津，再至大连暂避。

此次武人和党人联合反蒋，固有争“党统”的政治因素在内，但武人“则出于军队、地盘和既得利益的保持，他们所揭举的旗帜，是指责军队编遗不公和三全大会不民主，矛头集矢于蒋介石”（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页117）。是年4月，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氏本兼各职，并予拿办。一年后，复以“国难当前”为由，免于通缉，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决议恢复阎锡山等人的党籍，不久即连任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在政治上起死回生，重掌山西军政实权。1934年11月，蒋介石抵晋视察，“并会晤阎氏商讨国是”，阎氏日记中对此则全无记录。实际上，这也是《阎锡山日记》“不重在记事而在记事之理”之最大特点，更多是“感以事物、发以情理”的格言，若究其心理，或为阎氏本人所言：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

（四）

阎氏日记始于1931年2月，即“中原大战”兵败之后第二年，此时阎锡山在大连，正处于军政生涯中的最低谷。此役对他而言，无论如何，是一次惨痛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此役不仅为无数次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沈亦云语），也是“斲丧国脉”导致未来大陆失守的远因之一。1932年2月27日，阎氏被委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在当天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以前对不起自身者丝毫不介意，从此以后对不起国家者丝毫不放松。”《阎公锡山传略》中也说，“时因数有纷争，兵戎迭起，……致起十九年中原之战，公心中忧伤，愈发不寐……”（《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之附录，页96—97）。若以“适中求对”而论，阎氏此举难求正解，或许在形势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然以另立政府，兵戎相见，致使东北军进关助战，边防空虚，九一八即起，真正的渔翁得利者，何止日本人而已？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阎氏既认定中日两国迟早会有一战，提出“守土抗战”口号，率领晋省军民积极备战，措施多端，苦心孤诣。至抗战前一年，阎氏在山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总部太原，各县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在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皆以“抗日御侮”为目的，储备抗日军政基层干部，“不料‘牺牲救国同盟会’为共党重要分子薄一波、郭挺一、张文昂、刘岱峰、宋时昌等所渗透；‘民族革命大学’亦为左倾的‘救国会派’李公朴等所把持”（沈云龙：《“中原大战”与“牺牲救国同盟会”》，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27），乃至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武装组织，采行中共军队政委制度，编有四个青年抗敌决死队（属新军序列），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分任政委，另成立工人武装自卫旅，旅长郭挺一。“牺牲救国同盟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最后发展到不下五六万人，超过山西旧军，“阎先生鉴于事态严重，乃于二十八年（1939年）三月，决定将决死队、自卫队、游击队等约四十团之众，改编成教导军或保安队，于是薄一波等遂开始叛变投共，与共党八路军会合，使阎先生理想落空，实力大受损失”（同上）。

这当然是台湾史学家的说法。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薄一波等遂开始叛变投共”，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共秘密干部，尽管其中一些人曾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但自刘少奇主持北方局之后，提出一个大胆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这些人可经“反省”履行出狱手续，再由组织安排至各地工作，这一批人大约有四五十名，薄一波就是其中的一位。薄一波晚年回忆：1936年8月下旬，阎锡山派代表来，邀请我回山西，共同做点事情，叫“共策保晋大业”，我当时婉言谢绝了，事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想不到第二天，徐冰来传达刘少奇的指示：“机会难得，要去”，“我们的任务，不只要做基层的群众工作，还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就是军阀，包括阎锡山在内，在抗战这个问题上，哪怕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动摇时，都是可以做他的工作的。（参见1982年7月8日薄一波在太原召开的华北五省市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录于《薄一波论新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太原被日军占领之后，“薄一波曾提出要将自己的新军直接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严厉地拒绝了，警告薄一波不能在阎锡山失利时抛弃他”（顾则徐著：《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台湾秀威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初版，页566）。

一向以精明自持的阎锡山，为何要罗致并重用“中共干部”，有一种说法：为了“守土抗日”，阎氏曾向全省105县县长“说明未来中日之战我方应取之战略，县长须于主持训练组织武装民众后，率领人员与敌在敌前敌后从事游击战争，征求志愿是否继续留任游击县长？经答复，……仅有五人”，阎氏感叹不已，提出一个“新能存在，旧必灭亡”的口号，“所谓新者，有革命企图、抗战决心、牺牲精神者，在这样条件下配备游击县长，牺盟会的分子，则多响应号召，参加了地方游击工作。……各纵队设政治委员由行政区主任兼任，像薄一波即以行政区主任兼第一纵队政治委员”（邓励豪：《我对中原大战与牺盟会的看法与补充》，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28—29）。

在阎锡山看来：经反省院开释的人，因其中共有严格纪律，“党员被逮自首，回归组织必受严厉制裁，故凡自首者必改变立场”（同上），但中共秘密改变了政策，“自首”是为保存革命力量，此为阎氏始料不及。尽管后来有所警觉与防范，于1939年12月，下令晋军消灭新军，此即中共党史中的“十二月事变”。但此一幕，“与当年‘容共’政策的获致恶果，先后如出一辙，不知是否阎先生想利用共党，结果仍是共党利用了阎先生，难道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吗？这也很难以论断的”（沈云龙：《“中原大战”与“牺牲救国同盟会”》，页27）。

抗战结束前夕，有人在重庆听言“山西方面因为阎先生主张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者之一来运用，结果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将近十个团的部队，弄得几乎瓦解，阎先生因此才伤透了心，……从此坚定反共的立场，这算是血泪换得来的经验”（ 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页33）。所谓“执两用中”，即孔子所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与阎氏所推崇的“适中求对”有异曲同工之处。可问题在于，在当时生死冲突之下，如何将矛盾的两极调至“中”而求“对”，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远不像写在纸上那样简单，或许也正为“偏执”的一方所乐见，如此不输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