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冬月，江州郡督邮例行公事，到辖区各县巡察。督邮是一郡最高长官太守的属吏，官位虽然不高，却很有权势。督邮下基层，通常代表太守视察县乡，宣达政令，督导政务，兼理司法。年关将近，督邮此次巡行，还兼有年度考核使命。
不消说，各地都非常重视督邮大人的巡察。所到之处，无不隆重接待，礼遇有加。县令率属僚亲自去城郊恭迎，参与接待全过程，洗尘宴、接待宴、饯行宴，餐餐山珍海味，美酒佳酿；末了，县令又亲送客人到城外。督邮大人挥手一别，不带走一片云彩，只有那驾行李车带走当地土特产和一笔钱财。一般来说，督邮巡行要出动“三驾马车”，一驾为督邮专座，一驾为随从副座，一驾为行李车。行李车，美其名曰携带行李，其实是负载各地的馈赠。
然而，出乎督邮大人意外的是，在他进入彭泽县城之前，并没有看到县令在城郊恭候。等了好一会，迟迟不见县令出来迎接，他不禁询问随从是否提前通知彭泽县。随从很肯定地说，通知三天前就送达了。督邮大人顿时一愣，想必该县令是有意不给面子；不恭候也罢，咱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尽管心里不悦，他还是摆出淡定的样子，吩咐左右直奔县衙而去。从道理上讲，督邮大人也不能人家计较，因为今年皇帝重新复位，朝廷整饬吏治，倡导轻车简从；督邮的官位并不高于县令，县令到城郊恭迎督邮，原本不合礼数。可是，别人那样，你却这样，就显得另类。督邮大人一路寻思：彭泽县令，小小县令，久闻其名而不见其人，今天我倒是见识你是怎样的人？！
彭泽县令何许人也？他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诗人陶渊明。不过，当时他还不太著名，只是后来梁太子极力推崇，他才名声大振。那时候他尽管年过四十，做县令不足三月，官场资历还很嫩。因此，在接到督邮将来本县巡察的时候，一个资深属吏就提醒陶县令，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并且叮嘱他：“应束带见之，还得……”属吏尚未交代完毕，陶县令就打断说：“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而已，一切听我安排。”
督邮一行来到县衙，只见陶县令及属僚站在门口迎接，不见学童们夹道欢迎，也不见写着“热烈欢迎督邮大人前来督察！祝督邮大人身体健康！”的欢迎牌，太没有欢迎气氛了。督邮有些窝火，让他莫名其妙的是，陶县令与他照面时，抱拳一揖，微笑道：“好都邮督！”督邮不明就里，心里嘀咕：好你娘的头，无厘头！其实，陶渊明是在向他问好，那句话反过来就是：“督邮都好？”可惜，他不懂陶渊明的幽默。有的专家可以考证，陶渊明可能懂英语，那句话应为“How do you do”的音译，包含着“您好”、“幸会”的意思。
寒暄之后，督邮被迎进会客厅，随即切入正题。督邮大人首先作重要讲话，传达上面指示精神，说明这次督察意头；陶县令接着作述职报告，汇报其施政履职情况；最后搞了一个测评，就是让属僚对县令进行评价，以九个等次之一给予评判。
走完程序，已过晌午。陶县令提议，大家一起共进午餐，督邮大人点头允诺。通往县衙食堂的路上，督邮大人琢磨，假若午宴办得丰盛，欢迎礼数不周就可以原谅。进入食堂，督邮大人不禁大失所望，呈现在眼前的居然是几桌“梅花餐”，也就是“五菜一汤”。尽管鸡鸭鱼肉皆有，相对外县的盛宴而言，如同打发叫花子。督邮大人有些恼火，却不便当面发作，只好虚情假意地应付，因为朝廷有规定，公务接待不能铺张浪费，“梅花餐”是合乎标准的。陶县令倒不觉得寒碜，向客人一一敬酒，推杯换盏，落拓大方。
进餐完毕，督邮大人告知陶县令，由于时间紧张，不便在彭泽久留，下午即往别处巡行。可以想见，督邮大人颇不满意，不过心里仍存一线希望，假若临别时收到一份厚礼，薄宴待客也可忽略不计。但是，当他离开县衙将要告辞的时候，却不见陶县令有奉送钱物的意思。好一个陶渊明，你竟然恃才傲物，不在本官放在眼里，太狂妄了！督邮大人心里打鼓，怒火已然按捺不住，脸面呈现出猪肝色。出于官场礼仪，督邮大人没有开口呵斥，只是招呼陶县令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耳语几句，刻意吐露一些信息：考评情况很不好，多半属僚给陶县令划了下下等；另外，在来彭泽途中，督邮大人遇到一伙强人拦截，幸亏有随从护卫，才免遭抢劫。
不言而喻，督邮大人是向陶渊明宣示，你这个县令得不到同僚认可，境内治安状况不好，说明你治理无方，不称职。果真如此吗？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同僚当中的确有人给陶县令划为下下等，但不占多数；说多半人为之，其实是督邮大人夸大其词，添油加醋，意在打压陶渊明的傲气。实际上，那些人之所以划陶县令为下下等，也是出于个人恩怨；因为陶渊明上任之后，就致力于反腐倡廉，革除官场陋习，推行“养廉田”。所谓“养廉田”，就是将公家闲置田地交给官吏耕种，一部分上缴公家，一部分补贴家用。按说这是一项很好的举措，让官吏既体验劳作之不易，又能增加收入，还减轻官库和农民负担。可是，这项举措却让一些官吏不高兴，他们早已习惯不劳而获，偏好借盘剥、克扣或索贿谋取私利，“灰色收入”来得多快好省；而今封闭“灰色通道”，让他们也像农夫那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不免迁怒于陶渊明。不过，那些有良知的官吏认为，自己及家眷耕种“养廉田”，收获辛勤劳动成果，心里感觉到清白踏实。至于说，境内有强人活动，纯属督邮大人凭空捏造。当时彭泽民风质朴，加上近年风调雨顺，并没有强人出没。督邮大人如此信口开河，无非是抹黑陶县令，对他进行恐吓和讹诈，因为社会治安事关重大，可以一票否决“乌纱帽”。
在上车离开之前，督邮大人对陶县令狡黠地笑道：我等先到驿馆歇息一会，陶大人好自为之，好自为之。这是暗示陶渊明，本官给你留有余地，如果你识相的话，赶紧备上钱物送到驿馆，咱们不伤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你玩清高，不按潜规则行事，那就对不起，本官在太守面前说道一番，即便不炒你鱿鱼，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督邮的潜台词，陶渊明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屈从其威逼利诱，依然神情自若地话别：督邮大人一路走好，恕不远送！
督邮走后，有属僚向陶渊明建言，尽快给人家补送礼物，陶渊明断然拒绝。属僚解释说：历年督邮巡行，历任县令都会孝敬，这已是约定俗成的例规，陶大人可不要破例。陶渊明说：这是官场恶规陋习，陶某人不想遵从。属僚劝导说：该花销的就得花销，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来年向老百姓多征收一点就行了。陶渊明反问道：为了讨好一个督邮，就不惜盘剥全县百姓？！属僚坦言道：大人的官印不是百姓给的，他们决定不了大人的去留；督邮就不同，他在太守大人面前嘀咕几句，就可以摘您的乌纱帽，或让您穿小鞋子。陶大人，看在仕途要紧的分上，您委曲求全一回吧。陶渊明叹道：对不起，我不会为了五斗米，向这个乡里小儿折腰！
陶渊明说完，随即挥毫写下辞呈，然后带上官印，骑马奔向驿馆。看见陶渊明赶到，督邮大人眉开眼笑，以为他前来补送礼物。没想到，陶渊明将辞呈和官印递交给督邮，一言不发，就策马离去。督邮大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了陶渊明的辞呈，不禁勃然大怒，朝着他的背影呼喊：陶渊明，好一个陶渊明，你这是咎由自取！
随着陶渊明的背影消失，督邮大人的火气也烟消云散。仔细想来，他觉得陶渊明还算知趣，用不着他打小报告，就主动辞职了。说实话，彭泽县一毛不拔并无大碍，别的县馈赠礼物已将行李车装得满满的，足以让督邮和太守两家欢欢喜喜过大年。当然，督邮大人并非欠缺一个县令孝敬，问题在于像陶渊明这样不按惯例出牌，势必破坏或触犯官场潜规则，如果别的县令也如此效尤，岂不断了上司的财路？！毫无疑义，官场是不容许这样另类存在的。所以，即使陶渊明不主动离开，上司也要清理门户，将他淘汰出局。
现在看来，陶渊明之所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主动炒自己的鱿鱼，既是当时情势所迫，也是自身品格使然。南朝梁太子萧统非常仰慕陶渊明，曾经坦言：“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称赞他“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也表明自己 “不慕荣利”，“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性格决定命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无疑与他的高尚品性密不可分。但是，陶渊明毕竟也生活尘世，他的主动辞职，其实也包含诸多深层原因，并非一时冲动，率性而为。个人认为，除了品性原因，至少还有以下因素：
其一是家世的渊源。尽管陶渊明家境贫寒，却是世家子弟，曾祖父陶侃是一代名将，官拜大司马，为稳定东晋政局立过大功；外祖父孟嘉也非等闲之辈，做过大将军桓温的长史。陶侃虽以武功闻名，实质上却是一个文人，时人称赞他神机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而孟嘉也是清操自守、博雅平旷的高士。陶渊明虽然没有从这些先辈那里继承到官位和财产，却秉承了他们的清操和气节，养成了高雅的风度。尽管身为小邑县令，陶渊明却心高气傲，所以当督邮借巡察索贿之时，他会觉得这一举动很卑劣，故称之为乡里小儿，深感不齿。那一刻，督邮在他眼里如此渺小，就是打死他也不会低头弯腰。
其二是家人的理解。陶渊明不迷恋官位，不追求富贵，自然也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妻子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陶渊明在彭泽推行“养廉田”，她积极响应，主动申请耕种，“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陶渊明几次辞去公职，她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从不责怪和抱怨；她无怨无悔地守护陶渊明，与他一起自食其力，过着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日子。试想，假若家人贪图物质享受，陶渊明能多次辞去公职，轻易放弃县令官位么？！
其三是衣食的保障。这一点，主要取决于田地支撑。正因为家乡有田地可以耕种，陶渊明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才能远离混浊的官场，进退自如地生活。家乡的田地，不仅为他解决衣食问题，而且给他以精神安慰。“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既是生活，也是诗篇，一种充满诗意的生活。假如没有田地，陶渊明何以安身立命，何以保持人格独立？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吧。
不过，在那个年代，私家田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官府要修理一个人倒是轻而易举，如同践踏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所以，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之后，并没有发帖子揭露官场腐败黑暗，以免触怒官府而失去耕种的权利和自由。在《归去来兮》一文中，他也没有说明辞官的真相，只是以妹妹去世为借口而敷衍。史书也没有详细记载，寥寥数语，让人觉得唐突，不合常理。其实，当初太守推举陶渊明为官，意在让他脱贫致富，也是出于一片好心。既然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能把人家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为此他选择了沉默。但是，在《感士不遇赋》里，追忆前代高洁之士遭遇坎坷，他禁不住感叹悲泣，“泪琳浪以洒袂”。
可以断言，陶渊明当时同意做官，也含有改善自身处境的因素，但他更倾向于有所作为。遗憾的是，凭借一己之力，他无法改变混浊的官场。假若他能主动适应或委曲求全，照样可以升官发财，活得很滋润。然而，陶渊明，毕竟是陶渊明，“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为了心灵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他情愿自炒鱿鱼。此举，使官场缺少了一个陶姓县令，却成就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我们既感到庆幸，也感到悲哀，因为以后的官场仍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并不因为陶渊明的辞职而有所反省有所改进，依然按照陈规陋习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