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陶之前有曹，之后有杜，对曹、杜觉得没什么难懂，而陶则不然。
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
陶诗平凡而伟大，浅显而深刻。
曹孟德在诗上是天才，在事业上是英雄，乃了不得人物。唐宋称曹孟德为曹公，称陶渊明为陶公，非如此不能表现吾人之敬慕。陶渊明过田园生活，极平凡，其平凡之伟大与曹公不平凡之伟大同。
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极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
陶诗比之杜诗总显得平淡，如泉水与浓酒。浓酒刺激虽大，而一会儿就完，反不如水之味永。若比之曹诗是平凡多了，但平凡中有其神秘。
平淡而有韵味，平凡而又神秘，此盖为文学最高境界。陶诗盖做到此地步了。
诗必使空想与实际合二为一，否则不会亲切有味。故幻想必要使之与经验合二为一。经验若能成为智慧则益佳。陶诗耐看耐读，即能将经验变为智慧。
陶诗如铁炼钢，真是智慧，似不使力而颠扑不破。陶集中不好者少。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饮酒二十首》其一）
陶诗尚朴，更自然，毫无作态。“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理，是散文，而写成诗了。深刻、严肃，而表现得自在。
或谓陶渊明乃隐逸诗人，此不足以尽括渊明。渊明是积极的、进取的。
或曰陶渊明诗冲澹、恬澹（冲：和；恬：安静），恬澹偏于消极，而陶是积极的。如其《荣木》末章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其《荣木·自序》又云：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故陶诗之冲澹，其白如日光七色，合而为白，简单而神秘。
或谓陶乃田园诗人、躬耕诗人。
中国第一个写田园的诗人当推陶渊明。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复古（“三百篇”中有写田园之诗）。以田园诗人之称归之陶，尚不因此，另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身经。自己下手，不是旁观，与唐之储光羲、王维、韦应物等人不同，彼等虽亦写田园，而不承认其为田园诗人。许多文人只是旁观者，而旁观亦有多种：一种旁观是冷酷的裁判，一种是热烈的欣赏。前者是要发现人类的罪恶，后者是要证明人类的美德；前者对黑暗，后者对光明。又一种是如实的记录。这三种文学家都是好的。陶渊明不属于前三种，而是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故非旁观者。王、韦等人写田园，则是不切实，油滑。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首。
陶渊明躬耕，别的田园诗人都是写田园之美，陶渊明写田园是说农桑之事。
田园诗实亦不可包括陶渊明诗，田园诗人、田园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或曰陶诗和平，犹不足信。
陶渊明心中有许多不平事，所差者，自己不愿把自己气死。人不生气除是橡皮人、木头人，而诗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感觉最锐敏的人，与一般俗人往来何能不生气？而又不甘于为俗人气死，所以喝酒、赋诗。其和平之作不是和平，而是悲哀；至于慷慨之作，则根本非和平，如其《咏荆轲》。
朱子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陶有的诗其“崛”不下于老杜，如其《饮酒二十首》之第九首：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然此仍为平凡之伟大，念来有劲。常人多仅了解“悠然见南山”，非真了解。
诗人多好饮酒。何也？其意多不在酒。
陶诗篇篇说酒，然其意岂在酒？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世上无可恋念，皆不合心，不能上眼，故逃之于酒。陶诗《饮酒二十首》之第一首：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这就是有寂寞心的人对酒的一点欢喜。
我们伤感悲哀，是因我们看到其不得不然，而不知其自然而然。知其为不得不然，但并非麻木懈怠，不严肃，而是我们的感情经过理智整理了。陶盖能把不得不然看成自然而然。
陶渊明把别的都搁下了，都算了，但这正是不搁下，不算了。陶诗是健康的，陶公是正常的。而别人都不正常：标新立异，感慨牢骚。陶公不如此。无论从纵的历史还是从横的社会看，但凡痛哭流涕、感慨牢骚的人，除非不真，若真，不是自杀，便是夭亡，或是疯狂。痛苦感慨是消耗，把精力都消耗了，还能做什么？陶渊明不为此无益之事。
人生精力有限、时间不多，要腾出工夫做些有益之事。“不作无益害有益”（《尚书·旅獒》），是俗话，也是真话。
陶渊明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无力，他身体不好。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
（《杂诗八首》其八）
别的田园诗人是站在旁观地位，而陶是自己干。陶渊明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也还是象征多而写实少，那么他是骗人吗？不是，不是，他做事向来认真。就算这是象征，他也确过此种生活，否则他写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眼？
不但陶诗，任何人诗皆可用此去分析，他好用某种字眼，必是于此种生活熟悉。
中国诗传统精神不说丑恶之事，陶诗不然。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饥；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赶快活完了事。
诗是人生的反映，我们从前人诗中虽不能见到现在生活，至少可见到古人生活。
美与善是人生色彩，丑与恶也是人生色彩。
陶渊明与老杜不同。陶公在心理一番矛盾之后，生活一番挣扎之后，才得到调和。陶公的调和不是同流合污，不是和稀泥，不是投降，不是妥协。世上之老世故、机灵鬼，没有个性思想了，这是可怕的，这并不是调和。什么是调和？觉得这世界还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所想的那么坏。
要常常反省，自己有多少能力，尽其在我去努力。与外界摩擦渐少，心中矛盾也渐少，但不是不摩擦，也不是苟安偷生，是要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向理想发展。时常与外界起冲突，那就减少自己努力的力量。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陶公没受过摧残压迫吗？受过。而读起来总觉得不如曹、杜之热烈、深刻。此为先天抑人力修养？盖二者兼而有之。
诗人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佛教有“持不妄语戒”。诗人觉得不如此说不美，不鲜明。此为自来诗人之大病，即老杜亦有时未能免此，如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陶公没有这个。他之饮酒实不得已，未见爱之深也。而且陶公做不到的不说，说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便了不得。一般人都是说了不做，陶渊明是言顾行、行顾言。陶公并非有心言行相顾，而是自然相顾。
陶诗中有知解，其知解便是我的认识。他不是一个狂妄、夸大、糊涂的人，所以清清楚楚认识了自己的渺小。
李白好像一点知解也没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好像只要人一捧就好。渊明这点比他们高。在相信自己这一点上，除去老曹恐怕无人可比。至于老杜，对陶公虽不能比肩，至少可追踪。
人皆谓杜甫为诗圣。若在开合变化、粗细兼收上说，固然矣；若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上说，则不如称陶渊明为诗圣。
以写而论，老杜可谓诗圣；若以态度论之，当推陶渊明。老杜是写，是能品而几于神，陶渊明则根本是神品。
从前以为陶必有与常人不同处，但今觉其似与老杜一鼻孔出气。他心中时而是乌鸦的狂噪，时而是小鸟的歌唱；时而松弛，时而紧张。但以之评其诗则不可，他诗还没有这么大差异，只是时而严肃，时而随便；时而高兴，时而颓唐；时而松弛，时而紧张。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其五）
千古名句，也是千古的谜。究为何意，无人懂。悠然的是什么？若作见鸡说鸡、见狗说狗，岂非小儿？更非渊明。可以说是把小我没入大自然之内了。
读陶渊明诗不能只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面。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三：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而大谢只是将心逐物。
陶公《饮酒二十首》，除一点哲理外，仍不外伤感、悲哀、愤慨。
陶公《饮酒二十首》越写越有力、越响。
《饮酒二十首》其二言“善恶”：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文言》）
为世人说法不得不有“报”，儒、佛皆然。而在世法，有时证明“报”是不可靠的，因善有时恶报，恶有时善报。但难道因此就不做好人吗？还要做。无所为而为，这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最苦的境界。人吃苦希望甜来，但甜不一定来，而且还一定不来；但还要吃苦，这便是热烈、深刻。但陶写来还是平淡。无论多饿，无论遇见多爱吃的东西，也还要一口口慢慢吃；人说话、作文也还要一句句慢慢说，不必激昂慷慨说，不也可以说出来吗？
平常说写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其《饮酒二十首》“有客”一首的前两句：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
似诗的散文。
“三百篇”是幼稚的，陶渊明诗是成熟的。“三百篇”以后，四言诗人曹孟德、陶渊明，都是变。以前余以为陶与“三百篇”乃外形不同，非也。表面字句与“三百篇”一鼻孔出气，只是内容不同。“三百篇”无思想，陶诗有思想。
《史记》、杜诗、辛词皆喷薄而出，渊明是风流自然而出。
《人间词话》引昭明太子评陶诗语：“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引王无功称薛收赋：“嵯峨萧瑟，真不可言。”文学要有此两种气象。老杜有时是嵯峨萧瑟，李白是抑扬爽朗；白乐天若是抑扬爽朗，韩退之就是嵯峨萧瑟；李贺当然并非抑扬爽朗，嵯峨萧瑟近之矣；苏东坡若是抑扬爽朗，黄山谷就是嵯峨萧瑟。他们不过有时如此。真够得上抑扬爽朗的只有陶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