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云，往事并不如烟！
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这是母校的“特质”和“性格”，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母校拥有“第二中央党校”的“美誉”。
笔者198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迎来了新校长——袁宝华先生。李文海先生，大概就是那时候，就任副校长的。
记得上国民党史课的时候，有位老先生，在讲孙中山的余暇，总是不忘讲些母校的逸闻趣事，可以说，笔者大学史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位老先生的课程上开始的。林希翎被关押在哪里，为避免“自杀”，好几位看着她；孙维世的哥哥，孙泱，那时候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文革死的很惨；创造社的才子成仿吾，晚年就任人大校长，这时候，学生们连食堂都没有，整个校园，差不多都让二炮“军管”了，人大搞了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
笔者就读的四年，1985——1989年，袁宝华校长，主要的工作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那边，很少见到校长大人。但，在一二·九纪念会上，这样的场合，还是能够见到校长的，袁校长给人大学子的深刻印象，除了毕业证书的袁宝华印章之外，大概就是言必称“王老”。王老，指的是王胡子——王震。
殊胜因缘，笔者入学，1985级开学典礼，正好是迎来新校长的日子，那一天分外隆重，上了新闻联播，还不是因为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亲临，印象中兄弟部委的负责人，来了不少。最有趣的的是来了两个“李鹏”，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家教委主任，都叫LI PENG。留下墨宝，财政部的李鹏，把鸟去掉，变成了——李朋。那位有“鸟”的李朋，后来居高位，担任过总理和委员长，这是后话。
袁宝华校长，大概，把1985——1991年，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六年，当做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段插曲，这位老先生热衷的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袁宝华教育基金，也是这个方面的。
既然校长是“遥领”，那么，主持校务黄达副校长，就不是那么轻松了。看李文海先生生平，其实，1987年，李先生就从副校长，调整为党委书记，一直做到1994年。而1991年袁宝华先生去职后，黄达先生于1991—1994年，担任了三年的校长，黄达先生离职后，李文海先生于1994—2000年，担任六年校长。李文海先生担任校级领导长达十五年，里面有十三年，负有主要责任。李先生离职后，纪宝成从2000—2011年，执掌校务十一年。2011年，“六〇后”陈雨露登上历史舞台。
回顾校史，梳理六位校长的“风格”，也是一桩有趣的事情。从母校的成长来看，1950年10月3日建校之前的“史前期”，无论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成仿吾都是很关键的人物。因为，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都是校长和党委书记“双肩挑”。创造社的才子、长征路上唯一的教授，如此全能的优势，使得成仿吾在“史前期”，给这所学校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海运仓正式建立，依然是“史前期”的人员的综合配备。革命五老之一——吴玉章老先生，担纲校长，“满目青山夕照明”，老前辈夙夜在公，但，年龄不饶人，已入古稀。老先生还要领导国务院文字委员会的工作，六十年代初年，花费不少心思，纪念辛亥革命。
吴玉章老先生德高望重，有口皆碑。成仿吾1950年之后，担任三所大学的一把手，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很少见到三所学府的老先生，怀念和感怀，这位教育家，起初，很纳闷儿，后来，读到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序》，就释然了。
大概，1948年底，1949年初，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正定传达中央指出，北平解放在即，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交给华北大学。
从此后，每天下午，在吴玉章校长住的大厅里，开会讨论。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到文管会报到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全要亲自报到。有人说，像陈寅恪，眼睛瞎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是，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清华毕业的赵俪生心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要知识分子“迎降”。年轻气盛、不会来事的赵俪生，忍不住了，给大家讲了列宁善待巴甫洛夫的故事。巴甫洛夫开口闭口，大骂布尔什维克“匪帮”。但，列宁隔几天，带着黑面包和黑鱼子看望这位科学大家。赵俪生提高嗓音：“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赵俪生发言三天之后，接到华北大学的调离通知。通知云：山东现已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北大学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
时间不长，“校部的秘书又来通知，鉴于赵俪生同志有三个孩子，年岁幼小，并且夫人怀有身孕，冷冬朔九，车马颠簸，会有诸多不便，经吴玉章校长提出，将吴老随身的两名勤务员之一孙春芳同志派遣来辅助赵俪生同志，一直送到华东，不必回程，在当地济南公安部门另行分配工作。”
以上故事，出自《篱槿堂自序》第卅三节，这一节的标题非常醒目——跟成仿吾的冲突，“实在感谢吴老对干部的人道主义之情了。”乃本节最后一段话。
赵俪生先生在历史的转捩，机缘巧合，在1950年之前，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老校长的风格。这一幕，确实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主义。值得人们记取。
李文海1952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班，1955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文革，中国人民大学这所社会主义大学停办，1971年——1979年，李文海分配到北京市委，中国人民大学复效，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文海，毅然回到母校，可见，教书育人，在先生心中的分量。吴玉章和成仿吾两位校长的风格，李文海有着自己的“体贴”的。
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邓小平任命成仿吾为人大校长和党委书记，郭影秋为副书记和第一副校长。成仿吾，已届耄耋，老病在身，缠绵病榻。实际上，主事者为郭影秋。这位老革命，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肄业，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允文允武。放弃云南省长，主动要求执掌南京大学，是一位很有真性情的老革命。六十年代初，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辅佐吴玉章老校长。
郭影秋和谢韬，两位“老副校长”，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推动中国人民大学，由“第二中央党校”，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型学府进军，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李文海先生“归队”后，先后担任清史研究所和历史系的领导，见证了那段历史时期，同时，郭影秋、谢韬两位先生，开明、宽容的治校风格，对李文海起着耳濡目染的作用。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在六十年国史中，难得的一段“休养生息”。1987年李先生就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大陆在试行校长负责制。1989年风波之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4年，李先生由于党委书记转任校长。
从中国大学史来看，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执掌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胡适先生1945—1948年，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堪称民国教育史的佳话。1979年之后，世界史家齐世荣、刘新成，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近代史家章开沅、马敏，执掌华中师范大学。都很有意思。
记得，进入大学，就赶上“文化热”，和“学潮热”，“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低”“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府写照。
“文化热”和“学潮热”，恰如钟摆，在校园里来回滑动。“文化热”，古今中外，色彩纷呈，各种学说、各派思潮，竞相登场。
“文化热”里，听到李文海先生的讲座。身披风衣，敦厚儒雅，是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李先生在讲座中，主要解释文化的分类。笔者关注的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李先生似乎也有所涉及。但，先生中正平和的观点，确实，难以满足笔者当时的“关切”和“诉求”。也就是说，当年，李先生的讲座，笔者是很不满意的。
大概1987年秋天，有一个机会，负责党史系的黑板报——《党与共和国》，除了把自己的心得登出来外，还组织了不少有趣的稿子。因为，黑板报摆在校图书馆门口，观摩的学友，还真不少。这样，一来二去，笔者在学校里，还有些人望。通过黑板报，历史系的尚红科、新闻系的肖峰，成为好友。老尚成立古今学社，聘我为顾问；党史系的学弟袁岳，搞讲座，把我拉过去，硬给其他学友介绍我：这是启蒙专家。
现在回想，真是胆大妄为，放肆得很。这些事情，在那时候，都是很正常的，不算出格。这样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直到1988年，团员进行重新登记，笔者借口没钱，不进行登记了。
中国人民大学在海淀剧场，召开团员大会，主事者正告：人民大学的同学们，经受住了考验，只有一位党史系的同学，脱离团组织，据说，这位同学准备信奉佛教。
同班学友给我传达这一消息时，真把我笑喷了。笔者大二时，曾经理过光头，但，这是为了个性，和出家没有什么关系呀！也许，因为这件事，我在学校挂上了“号”，为“毕业”所发生的“怪”事情，无形之中，做好了铺垫。
笔者就学的四年间，历经三次学潮，第一次，1985年的九·一八学潮，因为抗议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结局还不错；1987年初的学潮，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惊天动地，引发了中国政治大地震。1989年那次，笔者亲历亲见，也曾在“红楼”，与学校机关干部理论，想来，这一年，李文海先生过得不轻松。
1989年毕业时节，不能和往常的学友一样，正常毕业。因为风波，所以，1989届的学友，都要接受两周的“毕业教育”。在八百人大礼堂，李文海先生是否发言，已不大记得了，但是，吴树青、郑杭生、罗国杰，三位副校长的“训词”，很是让学友们接受不了，鼓倒掌，发嘘声，弄得三位先生很是下不来台。端正魁梧、器宇轩昂的黄达先生，通情达理，剀切陈词：同学们，在学潮中，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我们是受到很大压力的。这番话，赢得了学友们的理解和同情。
恩师萧延中先生，在1989年那场风波中，流淌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有着与众不同的风骨，因此，受到连累。党史系奉命审查，萧先生所带论文，笔者，躺着也中枪。
接受毕业教育完毕，图书证已经交还，笔者，还要重新写作毕业论文，这是笔者给母校在毕业时节添的第一个麻烦；毕业自我鉴定不合格，需要重新填写，这是笔者给母校的第二个麻烦；火车站人员在学校发送毕业生行李，学校保卫处开包检查的唯一一份行李，也是谢某人的，这是笔者给母校添的第三个麻烦。
夜深人静，笔者躺在母校二号楼二二八房间的铺位上，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给母校添了这么多麻烦?
宿舍里那位分配到中央纪检委的老大哥，提醒了我：原来，整个风波中，中国人民大学唯一一张署真名的大字报，正是出自笔者。时过境迁，那张大字报，是否依然静静躺在母校档案馆里？
2013年6月13日上午10点半，李文海老书记的遗体告别仪式，到底去不去？笔者纠结了好几天。李文海老书记，宽恕学生当年的举动吧！
1989年，离开母校前夕，财政系的有位好友，在教务长那里，打听对我的判断，那位教务长，开诚布公：谢志浩，思想极端，一贯反动。
世事难料，十一年之后，从商业部、教育部，转了一圈，回到母校，荣升为校长，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纪宝成。
纪宝成从2000年到2011年，执掌中国人民大学十一年。纪宝成对工程师治国理政，有着很高的悟性，顺势而为，弄来不少的项目和基金。但，中国人民大学不少先生，对纪氏的官僚做派，不无厌弃之感。殊不知，纪宝成，还真是看不上老辈的做派，前任两位老校长黄达、李文海先生，本分端正，休养生息，在纪宝成看来，纯属无能的表现。单凭纪宝成给自己发一个一级教授的证书，就可以窥见，这位官僚的胆大妄为了。纪宝成这种蛮横劲，可谓成仿吾的衣钵传人啊！李文海老校长去世前夕，中央巡视组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祸害母校，损公肥私、贪赃枉法的罪行，也该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老先生，开创了一个有意思的先例，那就是长寿，吴老，1878——1966年，88岁；成仿吾，1897——1984年，87岁；袁宝华，1916年出生，97岁，依然健在；黄达，1925年出生，88岁，身子还硬朗。与前四位老校长比较，李文海先生，不到82岁，就离开人世，显然是有些早了。
（2013年6月14日，书菜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