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出生于法国西部诺曼底郡的贵族家庭，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威廉大帝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使得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从1661年开始，这块位于法兰西西部的贵族领地被称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是路易十六时期的名臣，担任新闻出版总监，主管出版和新闻有十多年，曾保护过百科全书派的活动，为世人所尊敬，后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在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成为瘟疫四处蔓延之时，没有人敢站起来为国王辩护，只有马尔泽尔布挺身而出，担任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由此受到牵连而被无情送上了断头台，临死前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在大革命过程中，除了马尔泽尔布本人外，还有他的妹妹、一对女儿女婿和孙女孙女婿都随之丧生。而托克维尔的父亲同样被当作“嫌疑犯”关进监狱，判了死刑，等待处决，只不过后来因发生热月政变，幸而获释。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对这个家族做了一定补偿。托克维尔的父亲先后担任多个地方的郡守，被册封为伯爵，后来出任贵族院议员。整个家族基本上都是忠于王室，政治立场倾向保王党。托克维尔成年后，曾回忆起少年时代常常和家里人一道唱缅怀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歌曲，当时全家都哭了。不过这并未导致托克维尔在日后的研究中，陷入对王室的偏见，相反托克维尔一直都能抛开阶级立场来看待社会问题，实属难得。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托克维尔拥有一种贵族气质，既不屈服于权势，也不向大众献媚，不为一时的得失遮望眼，始终遵从自己的独立思考。
出生在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家里藏书非常多，自小接受贵族化教育，有自己的私人教师。托克维尔的父亲是一位富有教养的贵族，出版过多本著作。他的母亲则是马尔泽尔布的孙女，出身高贵，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代的托克维尔便能从父母身上感受到那种高贵的气质，从中得到熏陶，逐渐成长为一个热爱自由，个性独立、有担当的青年。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托克维尔还是19岁的时候，为了满足好奇心，他和朋友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准备借用别人的护照，谋划跨过英吉利海峡，去观看伦敦传闻的结实而又有钱的英国猪。
1820年，应时任摩泽尔郡（首府梅斯）郡守的父亲要求，托克维尔来到梅斯，进入皇家学院学习。在此期间，托克维尔接触到大量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对于自小接受保皇观点的托克维尔，面对启蒙思想家的新思想，产生巨大的震荡，经历人生第一次精神洗礼。他开始意识到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民主时代已经初见端倪。
几十年以后，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回忆这次思想启蒙：“直到那时，我在一种还未曾让怀疑渗入到精神的信念中过活。然后怀疑开始了，或者不如说怀疑以难以置信的迅猛闯了进来；不仅仅是单单质疑这或那，而是全面地质疑。突然，我感受到了经历过地震的人们的感觉：大地在脚下摇晃，周围的墙壁、头上的屋顶、家具以及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最深沉的忧伤向我袭来，然后是一种对生活的极度厌恶，虽然我对生活还一无所知；看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将要走的路，不安和恐怖几乎使我匍匐在地……这个震荡颠覆和动摇了为我的信仰和行动奠定基础的所有的真理。”[1]
1823年托克维尔高中毕业后，便进入巴黎学习法律。1827年，托克维尔毕业后成为凡尔赛初审法院的年轻法官，并结交了日后成为终身挚友的古斯塔夫·德·博蒙。1828年，托克维尔遇见侨居法国的英国姑娘玛丽·莫特莉，日后结为夫妻。当时他周围有一个朋友圈，经常召开沙龙式的聚会，讨论法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1829年，他与博蒙一起在巴黎大学旁听基佐的课。彼时的巴黎大学，基佐正在讲授《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提倡用分析的方法来替代过去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编纂方法。他受到基佐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到日后自己的著作中。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被迫宣誓效忠新政府，此举引起他的家庭与亲友的坚决反对，被斥责为贵族事业的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家人的误解，一方面对于法国未来的不确定，三来避免政治上的风波，托克维尔与博蒙商定，借法国政府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向司法部请假，去考察当时闻名整个欧洲的美国新监狱制度。一旦去了遥远的美国，再多的分歧，也会因为空间的距离而暂时被冲淡下去。在亲友们的一番斡旋之下，大约经过三个月的争论，司法部才勉强批准托克维尔的请求。
不过，托克维尔此行并不是为了考察美国监狱制度，那只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真正的使命是为了求证自己20岁左右时候的困惑。托克维尔喜欢写信，一生留下很多信件。他在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严格地说，翻译为《民主在美国》更合适）出版之前曾在一封写给昔日邻居朋友的信中表示，他这本将要出版的书，并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大概十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思考，而美国之行只不过为了确证下他对于那个问题的看法。由此可见，托克维尔确实可以称得上少年俊杰，2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民主，并能隐隐约约预感到民主必将成为未来历史的发展潮流。
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一直有很强的参政愿望，希望通过毕生所学，为法兰西的进步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是缺乏一条捷径。对于自身，托克维尔富有自信，相信自己的才华，只是还没找到一个好的主题。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中，旧制度依然存在，新的思想早已传开，人们还处于新旧思想的挣扎之中。而大西洋对面的美国，曾经的殖民地，却因为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转变会现实，成为民主的现实样板，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导致很多欧洲人，包括法国人，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一直在寻找写作主题的托克维尔终于找到用武之地，他坚信，只要写好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藉此论述清楚美国民主的趋势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既可以方便自己脱颖而出，获得从政的钥匙，又可以帮助朋友和世人理解民主和自由，还能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何乐而不为呢？
1831年4月2日，托克维尔启程赴美，经过38天海上旅程后抵达美国，开始他那为期9个月的著名旅行。在美国9个月的时间里，从西部到南部，托克维尔不仅考察了监狱制度，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集中考察和分析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彼时的美国，正处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统治下，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787年结成联邦的只有13个州，现在又多了11个州，其中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已经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以西。1800年美国还只有500万人口，现在已经超过1300万人。美国的教育制度正在改革，新型大学在创立，监狱制度得到根本改善，全国和平信念得以出现。在建国初期，选举还有资格限制，可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承认成人有选举权，而这又遭到不少法官的警告，担心出现“穷人和败家子控制富人”的局面。
据皮尔逊教授在《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统计，托克维尔一行主要考察的地区是新英格兰，同时也去了五大湖地区、加拿大、俄亥俄州、田纳西州、新奥尔良、查尔斯顿。他们还曾特意到华盛顿了解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拜访的人非常多，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前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哈佛大学校长昆西、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以及最后一位在世的《独立宣言》签字人查尔斯·卡罗尔。在白宫与杰克逊总统的会面可能是礼节性的，但是和其他人的会面，却对他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还和大量的普通人（包括印第安人）进行过交谈，这些人几乎代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托克维尔和博蒙有很强的追根问底精神，每当与人交谈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追问很多问题，反复请教，并认真记录下来，前后整整用了14个笔记本。据托克维尔事后说，因为他是外来客人，待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因此某些主人会对他讲述一些不便透露给亲朋好友的内情。
1832年，他们回到国内。随后不久，博蒙因为拒绝为一件政治丑案辩护而被撤职。托克维尔感到非常气愤，同样挂冠而去。次年，托克维尔和博蒙联名发表《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在法国的实施》，算是完成官方任务，后来这个报告被翻译成英、德、葡等几国文字。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和档案，并在巴黎雇请两个美国青年帮忙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两个青年只负责整理资料，没有干别的事情，以至于其中一个青年直到回到美国后才知道托克维尔原来是在写书。
历经多年的思考，尤其是11个月的艰苦写作，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正式出版。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好评如潮，看来长久的付出是值得的。托克维尔因为这本书赢得巨大的声誉，被人们誉之为孟德斯鸠的传人。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将此书称之为经典著作。当时的名流，包括基佐、托克维尔的远亲夏多布里昂等都在热烈地讨论书中的内容。在托克维尔生前，《论美国的民主》的法文本前后出过13版，逝世后出到17版。截止到1945年，全世界先后有十种文字的译本面世，其中英国和美国就有60多个版本。1839年，因为著作带来的巨大声誉，托克维尔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众议院议员。法国人文和政治科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795年，院士总名额为50人。
第二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影响度不如上卷，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1841年，凭借前两本著作积累下来的声望，年仅36岁的托克维尔荣膺法兰西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5年，院士总名额40人，每当某一位院士逝世，才能投票选举新的院士来补充。法兰西学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声望的学术机构，其院士的称号是整个法国最具荣誉的，一直以来，为世人所尊崇，是今天法国唯一享有贵族佩剑待遇的身份。作为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托克维尔就能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并在日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长，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背后足见托克维尔那两本书所引起的震动之大。
那么，这两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呢？上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叙的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则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下卷虽分为四个部分，但都是关于民主对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于美国所出现的不同于旧大陆的情形，托克维尔感到非常吃惊，并提倡要用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新的理论，正是托克维尔在这两本书中所运用的民主和自由理论。托克维尔在书中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个宗旨，即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成为现实。但是民主也有不少缺陷，如何避免它的短处，尽可能发挥它的长处，答案只能是自由。自由的存在，可以有效避免民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让民主的运行更加健康，而民主同时又有助于民众养成自由的民情，可见民主与自由之间既有分歧，更有相互补充的地方，互为前提。托克维尔在下卷的结尾处曾写道：“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2]不同的人民会给出不同的答复，只是不管哪一种答复，倘若希望尽可能发挥出民主的长处，那么，自由将必不可少。
1839年，托克维尔重入政坛，并在这年3月2日当选议员。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对于政治活动有着天然的爱好。他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愿意把毕生所学付诸政治实践，推动法国走向文明，正如他在一封通信中所说：“我希望像任何人一样，为法国的秩序和文明的伟大事业而不惜牺牲平静和安宁，必要时还可以冒生命之险。”[3]《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刚好为富有责任感的托克维尔打开通往政治的大门。与大多数长袖善舞、飘忽不定的政客不一样，托克维尔的从政是为了服务于同胞，带有坚定的民主理论和原则，帮助法国建立一个自由、强大、民主的政府，形成一种新的道德法律观念。
雷米萨曾这样回忆托克维尔在政治上的表现：“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得很多，说得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断绝往来。我们最后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他的为人处世简单和缺乏热情，使人觉得他好像生活在与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他的完全不求助和缺乏情感，只会损害他的发言小国；他在讲坛上发言的时候总是冷静；他从不大言不惭，从不恶语伤人。”[4]
托克维尔在政治上的表现远不如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他的文采非常好，善于雄辩，可是他的演讲却不太理想，声音低弱，没有抑扬顿挫，不懂煽情，有时还会因为体力不支停止发言。从性格上讲，托克维尔为人低调，不偏不倚，拘谨，善良，不善与人交谈，具有道德责任感和荣誉感，坚持原则多于妥协。换言之，他把知识分子那种优良品行带到复杂狡猾的政治中去，自然显得不合时宜。对于文人，那些都是极好的品德，而对于政治家，则未必如此。从满心期望到精疲力竭，从踌躇满志到力不从心，从豪气万千到落落寡欢，托克维尔的从政之路注定是崎岖不平的。
1847年，法国流行宴会政治。议会的反对派因为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又受限于当时法律对于结社和集会的控制，只好借助于宴会这种特殊形式来交流和表达政治诉求。只是托克维尔并未参加这种宴会运动，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不认同这种做法以及举办者的品行。1848年1月底，托克维尔在众议院发言，警告众人正睡在火火山口上，只是很多人都当作玩笑，并未重视。三个星期后，这个预言应验，国王被迫退位，左翼各派首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4月23日，制宪议会召开，选举的结果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获胜，这些偏于保守的议员共计获得超过750席，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不到120席。革命形势随即出现逆转，巴黎工人发起六月起义，不料却在政府机器的镇压下，淹没于血泊之中。半年后，即12月10日，凭借蔓延在全国范围的怀念拿破仑的情绪，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手持农民的选票登上总统宝座。托克维尔虽然在政治上常常失意，但却在1849年出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此期间，波拿巴总统利用各派之间的斗争，加紧培植自己的党羽，并在1851年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取消宪法。托克维尔连同其他议员共同指控波拿巴违宪，遂于他们一起被关进监狱，只不过因为自身的巨大声望，两天两夜之后被放出。也许托克维尔还缺乏政治能力，但绝对拥有道德勇气，一向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不管碰到什么情况。被关进去之后，政府迫于托克维尔的声望，曾提出先释放他，但他果断拒绝一个人离开，要求所有人一起被释放。须知，此时的托克维尔疾病缠身，患有严重的肺炎，却只能睡在冰冷的地板上。从此，托克维尔淡出政坛。
从1839年到1851年，托克维尔拥有12年多的政治生涯，相对于他那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来说，这12年到底值不值得呢？有的人会认为托克维尔是在浪费时间做一件自己并不在行的事情，也有的人说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还是给他带来一些东西。后一种说法也许更可取，12年的政治生涯并非完全失败，至少这让托克维尔更加了解法国政治的方方面面，能够接触到各类政治人物，从而既可以掌握足够的信息和内情，又能借机锻炼下自己的敏锐洞察力，而这又在无形之中帮助他写下生命中另一部伟大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对于自己从1848年革命前夕到1849年10月30日退出内阁期间的活动，托克维尔将其写成回忆录，即后人所见到的《托克维尔回忆录》。对于这本回忆录的缘由，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记忆之描述仅为我自己。这本书将会成为一面镜子，我乐于在镜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它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要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而不会刻意恭维。”[5]因此，托克维尔一直都不同意将这本书出版，因为它仅仅是为个人所写的，直到临近生命尽头，又加上亲友们的一再恳求，他方才同意这本书在他逝世后新的一代占据公共舞台再出版。于是这本写于1848年革命后不久的回忆录却在1893年方才出版，而此时离托克维尔逝世已有34年。托克维尔是一个性情中人，爱憎分明，他认为某些政坛上的名人对于革命失败是有责任的，因此他在书中毫无顾忌地骂了这些名人。在托克维尔本人看来，这本书是一面智力消遣的镜子，而实际上这本回忆录所具有的价值远远超过一本单纯的回忆录，有助于后人研究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1850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给博蒙所写的一封信中谈道：“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6]而在此前另一封信中托克维尔更加清晰地写道：“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苦恼着我。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7]
经过五年的精心准备和奋笔疾书，到了1856年，名垂青史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四个版本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几乎同时出版。毫无疑问，托克维尔的尝试成功了，这本著作被一版再版，在多个国家流行起来，广受推崇，影响深远，是当之无愧的“史学珍珠”，甚至还被一些人誉为这是托克维尔一生最有力量、最成熟的著作。而在这本书的出版之际，托克维尔一度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写的书从来不讨好任何人，更不讨好任何党派。所以说，此书的巨大成功是托克维尔本人所不能奢望的，也是始料之外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深远，但真正静下心来读一读的人并不多，正如傅勒所言：“引用的人多，读它的人少；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8] 很多写关于这本书的文章，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托克维尔的分析和解读，往往所引用的都是那几句话，也许出于那几句话讲得太精彩的原因，但是托克维尔的思想的广泛性，绝非那几句话所能概括的。托克维尔写这本书不是以编年史或者单纯叙事为目的，而是对事实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历史只不过是有待罗列、整理、分析的一堆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托克维尔发现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压迫最严重的地方，而是发生在压迫减轻的地方。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它一贫如洗、落后野蛮的时候，而是它开始走向繁荣，有一定发展的时候。这个发现无疑出乎人们的意料，拓宽史学研究的新视野，因为在此前的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托克维尔看来，革命不是孤立的，不是因为某些偶然性事件，而是一项长期工程的最后一击，是综合一系列因素的结果。革命具有连续性，以否定形式把现在同过往联系起来。在书中，托克维尔集中分析革命爆发的原因，包括中央集权制，巴黎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各阶层的分离与仇恨，启蒙思想家的宣传，路易十六的一场失败而剧烈的行政改革。这些原因汇集在一起，外加上导火线和托克维尔悖论所引起的民众不满，革命便不可避免。但是法国大革命不同于英国、美国革命，其剧烈程度远超过后者，对社会的破坏也是相对比较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从托克维尔在书中的断断续续描述，可以得知政治自由的丧失、中间阶级和民间组织的缺乏、宗教信仰崩塌、文人政治都是其中的原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狂热、残暴，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这不是民众自发形成的，而是波旁王朝在无形之中教导的，其结果便是受压迫的民众以残暴的手段来回报昔日的王朝。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大革命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大革命的合法女儿自由早早夭折，而私生子中央集权制却大行其道。托克维尔对于自由、文人政治、专制制度及其治下的民众性格和道德的分析都是相当精辟的。如此种种，一起构成这本伟大的著作，让其经过历史的沉淀而愈加光辉，书中虽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丝毫不影响后人在一百年后乃至数百年后穿越时空与托克维尔共饮这坛精神佳酿。
托克维尔本来还打算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下第二卷，却因为早逝而未能圆梦，只留下一些笔记。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这本主要是分析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以及大革命之前的社会，而托克维尔所预想的第二卷则是考察大革命本身，尤其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由此留下长长的叹息，至于托克维尔，情况可能会好些，毕竟第一卷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只是仍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无论为人，还是治学，抑或从政，托克维尔身上都散发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浓烈的精神自律的味道。早在第一本书《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部分，托克维尔便强调：“我在写作本书时，既未想为任何政党服务，也未想攻击它们；我并不想标新立异，只是相比各政党看得远一些；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9]而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过程中，托克维尔为了得出问题的答案，敢于抛离个人立场来研究，以避免将来革命的悲剧重演，“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10]。托克维尔的这种精神很难得，尤其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直接关系所做的研究是否有价值。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托克维尔成为同时代人当中最富远见的，往往能够早于其他人看出问题的端倪，甚至他的几次重大预言，都在十年后乃至一百多年后被证实，这不得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黑格尔曾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中开始飞翔。托克维尔正是那只充满智慧的猫头鹰，从法兰西的黑夜中飞起，照亮十八世纪思想界的天空。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托克维尔一直未得到世界思想界的足够重视，虽然地位也很高，但远没有达到今天这个高度。20世纪是激进主义泛滥的世纪，从一战到二战，从纳粹法西斯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人类无不深受其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学者逐渐把托克维尔的声望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思想流派都从这里汲取精神养料。而作为托克维尔故乡的法国，因为在宪政道路上几经坎坷，于是从50年代开始全面反思和研究托克维尔，从中寻找精神力量和理论支持。在今日的法国，托克维尔的故居已经成为全球意义上的朝圣之地，慕名而来的总统、部长、议员、法官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戏称整个法国都成了托克维尔主义者。1989年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西欧国家，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对专制的反思，对民主的追问，对自由的向往，再次在一百多年前的托克维尔这里相遇。
1859年，即《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三年后，一束彗星从法兰西的天空扫过，常年从事艰苦工作的托克维尔因肺结核在戛纳英年早逝，一个民族自此丧失一个极富远见、惊才绝艳、善良、正直的孩子。
节选自《当旧制度遇上大革命：托克维尔归来》（未出版）
注释：
[1] 致斯伟琴夫人，1857年2月26日。Andre Jardin，Tocqueville：a Biography，Farrar，Strauss and Giroux，Inc.，1988，p.61.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85页。
[3] 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50页。
[4]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转引自《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2-3页。
[5] 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回忆录》，周炽湛、曾晓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3页。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地1版，第1页。
[7]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地1版，第2页。
[8]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页。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页。
[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9月地1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