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民主观察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描绘了两幅面貌迥异的民主图景。一幅是《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呈现的风格较为明快的美国民主的图景：平等与自由携手并行，个体自由联合，社会洋溢着自治精神与活力；另一幅是《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呈现的带有悲怆色彩的法国民主的图景：平等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个体相互疏离，社会机体羸弱被动，缺乏自组织能力。
这两幅看似截然不同的图景，托克维尔都称之为“民主”，这不免令人惊讶。很显然，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所说的“民主”与今天人们熟习的“民主”有着不同的内涵。托克维尔心目中的“民主”，其核心内涵是“平等”，他用“民主革命”一词来指称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普遍发生于基督教世界的平等化进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主与法国民主都被托克维尔视为这场漫长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相当暧昧：民主既可能与自由结合，也可能与专制结合。前者是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的美国观察到的情形，后者则是民主在1850年代的法国所遭遇的困境。
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充满悖论，然而它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恰恰源于它富有张力。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很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的民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托克维尔揭示了民主实践在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历史传统迥异的国家呈现出的不同图景。理解这一差异并分析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思考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状况相契合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弄清：托克维尔是在何种历史情境下考察民主的，以及他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逝于1859年，亦即生于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的第一帝国时期，逝于拿破仑三世（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的第二帝国时期。这位酷爱自由的贵族，深深困惑于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以来，为何相继陷入“雅各宾派”（Jacobin）的革命专政与两个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对于托克维尔以及同时代的法国自由派而言，思考法国大革命这场“民主革命”为何“反噬”自由，是一个至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可以说，正是1789年以来法国的历史经验，使得托克维尔对于民主中潜藏的与自由相悖的因素具备了独特的敏感。早在1830年代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托克维尔已经显示出这一敏感。当他描绘美国民主的图景时，显然不时地想到法国，这促使他给总体上明快的美国民主图景增添了一些暗影：他在为民主政治辩护的同时，也谈到了民主“堕落”为暴政的可能。1851年12月，当民选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军事政变颠覆了共和国，并在次年宣布成立第二帝国，把自己封为拿破仑三世之后，托克维尔对民主在法国的未来的忧虑大大加重了。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流露出了很深的悲观情绪：“不管我们的子孙会是什么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将在交替使用宽容和压迫的反动统治中消磨悲惨的一生。”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放弃希望。波拿巴政变之后，他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大革命。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面世。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托克维尔探究了为何在法国大革命这场“民主革命”中，专制的阴魂如宿命般驱之不去。
长期以来，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学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名气远不如《论美国的民主》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部著作是托克维尔的民主研究的姊妹篇，倘若不能深入理解前者，就无法充分理解后者，因为托克维尔显然是带着他对法国民主的忧思前往新大陆考察美国民主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关于法国民主的反思，包含着尤为重要的教益。相较而言，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的民主之路走得较为顺畅，不过这恰恰使得美国不能充分呈现出民主的所有悖论与复杂性。法国则因为背负着沉重的“旧制度”遗产，在从初生的民主迈向成熟的民主的道路上，历尽艰辛曲折，民主的复杂面向得以充分呈现。本文试图同时解读托克维尔笔下的两幅民主图景，进而揭示出其民主论述对于当今中国的启示。
民主在美国：自治精神与公民的锻造
1831年，当托克维尔前往美国考察民主时，萦绕于他脑际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法国是否应当接纳民主政治？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无疑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这意味着封建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已被摧毁，世袭的身份差别已不复存在。拿破仑一世颁布的《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ais）巩固了大革命的这一成果。
然而，是否要让民主从社会领域进入政治领域，让人人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掌权的自由派──以基佐（Franois Guizot）为首的“信条派”对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借助底层民众的支持实行恐怖专政以及拿破仑一世借助“公民投票”合法化其军事政变有很大关系。当时法国政界和思想界的精英普遍担忧民主政治导致无序的街头民主，或导致独裁者以人民的名义攫取权力。托克维尔显然也有这样的忧虑。不过，美国之行使托克维尔亲身体验到了一种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民主实践迥然不同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既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也没有陷入暴政。相反，这个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充满活力，并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托克维尔对此感到惊讶，他决定深入考察美国的民主，以便更加全面地探究民主的特性。
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美国，民主原则同时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得到了实践。也就是说，美国不仅不存在世袭的身份差别，而且将人人平等参政奉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他指出，人民主权原则主宰着整个美国社会，因而，“要想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理解人民主权原则的呢？归结起来，它有两重涵义：第一重涵义是平等，即每个人都被认为拥有一份同等的权力，平等地参与政治。主权的来源因而只有一个：人民。人民在美国没有被虚捧和架空，而是享有真正的权威。另一重涵义是自治，即在同公民相互应负的义务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个人必须服从；而在仅与他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却是自主的，亦即他是自由的，其行为只对上帝负责。由此产生了美国人的名言：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
表面看来，人民主权原则的这两重涵义不无矛盾之处：一方面，人民作为全体拥有无上权威；另一方面，个人又拥有自治权。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既拥有权威又享有自由的秘诀在于，美国拥有强大的“政府集权”，却不存在“行政集权”。“政府集权”意味着在全国性的事务上，代表人民意志的联邦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威，不存在“行政集权”意味着联邦政府不干预纯属州、县、乡镇或个人的事务，在这类事务上，由地方和个人广泛实行自治。在州这个层级同样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代表多数的州政府，但州不会干预纯属县、乡镇或个人的事务。县与乡镇、乡镇与个人的关系同样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
托克维尔发现，表现为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的美国民主，十分有助于锻造公民精神：
首先，各个层级的自治有助于培育独立自主的个体以及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美国，个人是独立而强健的。当一个人要做一项与社会公益有关的事业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向政府求助，而是自己制订计划并实施，最多他会寻求其他个人的合作和支援。美国的个体既独立自主，又善于相互协作。托克维尔在美国亲眼看到，有一个县发生了重大案件，当地居民没有向政府求助，而是自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追捕罪犯并将其送交法院。
其次，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有利于克服利己主义，培育公益精神。这是因为，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时，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全体的公共利益之间就搭起了一座桥梁，人们将更加容易明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托克维尔尤其强调乡镇自治对于培育公民精神的重要性。他相信“开明的自利”是比较符合民主时代的人们的道德原则。因而，要使个人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事务，首先应当引导他关注身边的事务。一个人很难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但如果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他马上就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之所以像关心自己的事业一样关心本乡、本县、本州和本国的事务，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对各个层级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因而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了做主人的自豪感和对乡土的依恋感，这种情感构成了美国式的爱国心的基础。
再次，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它使得从封建等级制解放出来的、倾向于相互疏离的个体彼此接近，使人们获得了彼此认识、经常接触和相互扶助的机会。托克维尔注意到，与法国七月王朝时期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大众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在美国，即使最富裕、最有才能的公民也十分注意不脱离民众，而且不断地同他们接近，喜欢倾听他们的意见，经常与他们交谈。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公职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使那些原本自恃力量强大而无需与他人交往的人发现，如果想要进入政界，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援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最初是出于野心而开始想到他人，久而久之就会习惯于和他人交往。
由于亲眼看到民主在美国的实践带来的种种好处，托克维尔为民主政治做了辩护。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不少保守人士谴责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的社会，造成了社会的原子化和无政府状态，另一些保守人士则谴责大革命催生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他们或是主张恢复封建等级制，或是主张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再造贵族政治。针对这些保守人士对民主的敌视，托克维尔在一份手稿中回应道，“许多人认为民主的民法是一种恶，认为民主的政治法律是另一种更大的恶；至于我，我认为后者是治疗前者弊端的唯一方法。这就是我的政治学说的全部思想。”如何理解托克维尔为民主做出的这番辩护？
托克维尔是从“社会”和“政治”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民主的。他考察美国的民主是为了给一个“全新的社会”寻找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在他看来，大革命及拿破仑的《民法典》确立了一个人人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有着相反的优点和弊端。民主社会的主要弊端在于：贵族时代独立的中间团体不复存在，个体直接面对国家，国家权力有不断扩张的倾向；社会将变得均质化，像贵族一样强大的个人将变得罕见；个人有相互疏离的倾向。不过，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让个体参与政治并培育其自治精神，个体才能成长为既独立自主又懂得相互联合的强健的公民，从而缓和民主社会的上述弊端。
当然，托克维尔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实践之所以较为成功，与美国独特的民情、法制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例如，美国之所以形成独特的地方分权体制并洋溢着自治精神，与美国独特的起源有密切关联：美国的乡镇成立于县之前，县成立于州之前，而州又成立于联邦之前。托克维尔因而认识到，法国不能简单地模仿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过他还是对法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未来表达了审慎的乐观：
在英裔美国人那里看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如果将以上设想的民主制度审慎地移植于一个社会，而它在这个社会里又能逐渐地渗入到人民的习惯，逐渐地深入到人民的思想，那末，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建立起这种民主制度。
民主在法国：行政集权与“阴魂不散”的专制
1852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覆灭和第二帝国的确立，使托克维尔对法国确立稳固的自由民主制的期待破灭了。回首1789年以来法国争取自由的历程，托克维尔悲伤地感叹道：“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专制在法国的“阴魂不散”似乎表明，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延续。1853年，托克维尔前往位于法国中部的图尔档案馆。在那里阅读了大量与旧制度时期的行政官员──总督相关的档案后，托克维尔发现，拿破仑帝国时期的中央行政集权制并非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大革命的创造。它实际上是旧制度时期中央行政集权制的延续与发展。他认为，在大革命初期，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伴随着绝对王权一起轰然倒塌，然而它不久却得到了重建：“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垮台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
那么，行政集权为何能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复活？托克维尔分析了旧制度时期中央行政集权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这构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主题。托克维尔首先描述了绝对王权如何用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替代了封建时代广泛存在于各个层级的地方自治。在他看来，绝对王权逐渐用行政监管吞噬了政治生活，并塑造了不利于确立和维持自由制度的民情，如对政府的依赖、利己主义、不善于协作、抽象地思考政治，以及在奴性与任性之间摇摆的习惯。托克维尔实际上揭示了制度与民情之间的复杂关联。一方面，制度可以塑造民情：中央行政集权制培育了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心态、习惯；另一方面，民情一旦养成，又具有相当顽固和持久的生命力，因而会不利于与其不相适应的制度的维持。当然，托克维尔也注意到，大革命前法国的民情中存在着颇为复杂的因素：既有中央行政集权制塑造出的某些心灵习性，也有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催生出的渴望自由平等的观念和情感。不过，相较而言，后者是较为短时段的因素，其力量不如前者强大和持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的事业遭遇严重挫折时，人民会在慌乱中抛弃最初的理想，并从废墟中找回中央集权制，并甘于做拿破仑治下平等的仆役。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分析行政集权制所塑造的民情的：
首先，在他看来，行政集权造成了一种严重失衡的政治结构：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成为后者的“头脑”和动力。与行政机器的强大和活跃相对应的，是社会机体的羸弱和被动；与行政权力的扩张相伴随的，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不断丧失。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行政集权在法国的扩张：在中世纪，法国的农村教区有过和美国新英格兰的乡镇类似的自治制度，由全体居民选举官员，管理教区事务；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一个农村教区想要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者仅仅是想要开支25里弗尔（livre tournois，大革命前的流通货币），必须获得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御前会议的批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财政总督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教区只剩下“一片茅屋和与茅屋一样被动的居民”。
其次，行政集权制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嫉恨。行政集权带来了充满悖论的后果：一方面，它剥夺了贵族在地方的统治权，加剧了贵族的衰落和平民的崛起，使法国人彼此变得更加相似，因而推动了社会的平等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又使法国社会分裂为一个个彼此孤立并相互嫉恨的小团体。这种情形是如何产生的呢？托克维尔对比了封建时代与绝对王权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在封建时代，由于广泛存在着自主的地方政治生活，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可以经常性地相互往来。然而，行政集权用行政监管限制甚至阻断了这种往来，各等级的人们逐渐相互疏离：贵族纷纷离开领地进入宫廷，有产者千方百计离开乡村到城市谋求官职，农民则被贵族和资产者这两个拥有知识和财富的等级抛弃。与社会纽带的松弛和瓦解相伴随的，是各等级彼此之间冷漠和仇恨的增加。贵族由于不再享有对领地的统治权，因而不再愿意承担庇护农民的义务。有些贵族甚至比以往更加苛刻地向农民索要残余的封建权利，因为他们与农民已经不再休戚相关。更重要的是，王权在剥夺贵族的政治统治权的同时，为了对其进行安抚，加大了其金钱特权──免税权，这不仅使贵族更加遭人嫉恨，而且使资产者更加热衷于通过买官获得贵族头衔[26]。于是，传统的佩剑贵族、通过买官或国王的加封晋升而形成的穿袍贵族以及资产者，现在成了竞争对手，热衷于彼此倾轧。
再次，行政集权制促成了激进的革命习性，它集中表现为一种彻底变革或全盘推翻现有秩序的心态。表面看来，托克维尔揭示出的这种革命习性有点令人费解。中央行政集权制不是造成了人们普遍依赖政府的习惯么？这样的人们为何又会具有革命习性呢？托克维尔认为，行政集权制塑造了一种在奴性与任性之间摇摆的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特性的人，一方面习惯于行政力量的监管，另一方面又蔑视法律：“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那么，那些思想最为开明的知识精英──启蒙哲人的情形又如何呢？托克维尔认为，尽管他们认识到了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并试图实行变革，但由于长期的行政监管使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因而养成了抽象地思考政治的习惯。他们热衷于抽象而宏大的理论，对于哪些现实可能构成改革的障碍，以及革命可能带来哪些现实的危险缺乏认知。他们真诚地相信，无需对这个复杂而陈旧的社会的实际情况做细致的研究，光凭理性的效力，就可以对其进行全面而即时的改革[28]。在这里，托克维尔显然忽略了启蒙哲人内部的差异性，不过他对行政监管与抽象文人政治之间的关联的揭示，是富有洞察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还揭示了行政集权带来的社会分裂与抽象的文人政治之间的关联。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社会分裂为许多相互孤立的社会集团，它们彼此疏离甚至相互隔绝。这种情形容易导致每个社会集团的人都只是封闭在社会生活的某一个碎片之中，既无法与生活在其他碎片之中的人们达成真正有效的相互沟通，也无法获得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整全认识。它很可能进一步导致关于社会或政治的片面或极端的理解成为流行于全社会的认知方式。
通过分析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作及其后果，托克维尔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从追求自由到走向奴役的根源。由于充分认识到了行政集权制及其塑造的民情在法国的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托克维尔晚年表现出了对法国民主未来的悲观情绪。不过，他并未放弃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的政治理想：在法国确立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主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最初的抱负表示的由衷赞赏表明了他的这一态度[29]：
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
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的重要意义
托克维尔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和法国的两幅民主图景所作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民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复杂面貌。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美国和法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差异，还在于运用托克维尔的思想资源来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处境。在笔者看来，托克维尔关于社会中间团体的论述，对于我们反思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重要启迪。
托克维尔可以称得上是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重要传人。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分析过独立的中间团体在君主政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独立的中间团体是抵御专制的重要堡垒，是区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继承了孟德斯鸠对中间团体的重视。他笔下的美国民主和法国民主，正好构成了两幅关于社会中间团体的迥异图景：在前者那里，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所实践的自治带来了自由与活力；在后者那里，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的衰落和自治精神的丧失伴随着专制和阻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并未局限于将社会中间团体视为防范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的力量，事实上，他对于国家与社会中间团体的关系有着相当丰富的理解。
托克维尔提醒人们，社会中间团体的存在与活跃恰恰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托克维尔比较了美国社会与法国社会。他所描绘的美国社会，就像一个既由中央权力这个“大发条”、又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发条”来驱动的大机器，独立自主的个人是所有这些发条中最小的一种，但它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种，因为它构成了美国社会活力最根本的源泉。在个人之上，还存在着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这个结构巧妙的社会机器会带来一个显著的好处：由于它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发条”自主驱动的，因而某一个或某几个“发条”的故障至多只会导致社会的前进出现意外，而不会使整个社会倾覆。旧制度时期的法国社会则不然。中央行政集权逐渐摧毁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成为了社会的“头脑”和动力。表面看来它十分强大，但却隐藏着自我摧毁的危险。一方面，“全能”的权力需要负全责，旧制度末期的法国人凡事都祈求政府的帮助；反过来，当他们遭遇不幸时，也把一切归咎于政府。另一方面，中央行政集权造就了羸弱的社会机体，因而，一旦中央行政集权的运转出了问题，危机时刻降临，社会既无法援助政府，也无法自救，很容易就陷入严重的动荡之中。托克维尔由此提醒我们，社会中间团体可以成为“减压器”和“减震器”，有助于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托克维尔还提醒我们，社会中间团体可以成为养成公民德性的公共空间。通过描绘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的图景，托克维尔揭示出：当一个社会裂解为相互孤立的团体或原子化的个人时，人们就失去了经常性地相互往来和相互协作的公共空间。久而久之，人们将会习惯于把自己包裹在自我的硬壳里，变得冷漠而自利，不再关注公共事务，同时也不再懂得如何与他人协作。他们将会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相反，在一个广泛存在着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的国家，个人将从关注和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开始，逐渐学会与他人协作。当个体通过日常的实践，逐渐明白了个人利益和公益之间的关联后，就能够自愿地牺牲一部分时间和利益，关注和参与更大范围的公共事务。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社会中间团体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两个方面──避免社会动荡与养成公民德性，还在于它可以增进社会团结。近年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变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利益、思想和情感日益发生分化；另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传统的共同体日益消失，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成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陌生人”。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原子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逐步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社会分裂的趋势将日益加重。尤其对于一些边缘人群来说，当他们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境地、缺乏社会中间团体来帮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或纾解不满时，他们对某些具体对象的怨恨和不满就很容易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仇恨。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些“失范”行为，如以恐怖的方式报复社会的屠童案和公交车爆炸案，表明社会关联的缺失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中国目前行政管理体制的集中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不过，社会中间团体的力量依然十分薄弱，无法应对现代化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亟需建设社会中间团体，这不仅有助于应对当下的社会问题，也有助于更加平稳顺畅地完成政治的现代化转型。
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提醒我们，制度的创新固然是根本和重要的，但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转，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支持。美国的民主之所以是较为稳定的、自由的民主，与美国存在着一个强健的、洋溢着自治精神的公民社会有重要关联。这意味着美国的民主不仅体现为写在法律中的制度条文和定期的政治选举，而且体现为公民在大大小小的社团中的日常实践。正是这种日常实践，培育了社会成员自治和协作的能力以及关心公益的公民精神，进而使民主制度长久保持活力。相反，在法国，自绝对王权时期以来形成的行政集权传统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导致了集权国家─孤立个体的极化社会结构，并导致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自治能力、不善于协作并且自利冷漠。民主在法国的实践屡遭挫折，与这种社会状况有着重要关联。法国最终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离不开法国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的努力。中国要想较为顺畅地完成政治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需要进行持续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逐步培育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以形成有助于提高制度绩效的社会环境。
在当今的中国，有不少人出于对秩序的担忧而害怕变革，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给这些关注秩序的人们一个提醒：真正的长治久安，恰恰有赖于通过变革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并养成公民精神。在一个过于倚赖中央行政权力、社会成员是一盘散沙的国家，一旦遭遇严重危机或中央行政权力运转失灵，社会容易迅即陷入动荡。相反，一个有着多元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公民习惯于自我管理和相互协作的国家，虽然时常可能有小意外发生，却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动荡。
而对于另外一些渴望在中国推进变革的人们，托克维尔提供的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亦不容忽视：在一个社会分裂严重、利己主义盛行、社会成员普遍缺乏自治和协作能力的国家，通向稳定和自由的民主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期待通过一场急剧的变革一举扫除沉屙积弊、完成政治转型，是不切实际的。过于躁进的、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支持的政治变革，恰恰可能导致混乱无序的民粹主义民主的出现，进而使人们丧失对变革的信心。
因而，无论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还是为了使中国的变革可持续，都需要关注秩序和渴望变革的人们共同努力，在不断推动制度创新的同时，持之以恒地培育多元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只有当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在社会中间团体的日常实践，养成了独立自主、善于协作、务实稳健的公民精神，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才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