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37年8月22日一封关于阿尔及利亚事务的书信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想象了中国皇帝突然率军在法国登陆后发生的场景：皇帝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和最大的那些城市，销毁公共记录，解散行政机构，抓住法国上至政府首脑下到乡村警察的整个统治阶层的成员，将他们流放到遥远的国度。托克维尔评论道：
“ 难道您不认为，尽管这位伟大的君主拥有强大的军队、要塞和国库，但很快会对如何管理这个被击败的国家感到茫然？难道您不认为，他的新臣民被剥夺了所有领导或可能领导事务的人之后，无法治理他们自己？而他站在世界另一端，不了解本地宗教，语言，法律，习俗或行政实践，并驱除了所有可能教导他的的人，难道他不是没有能力引导他们吗？先生，您可以毫不费力地预言，即使征服者实际占领的法国部分地区服从他，该国其他地区也将很快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1974年，法国曾经上演一部喜剧电影Les Chinois à Paris（中国人在巴黎），这部电影开了这样一个脑洞：解放军占领巴黎之后，会怎么管法国？读了托克维尔在1837年写的这封信后，我突然意识到，“中国人占领巴黎”的想象，在法国真是源远流长啊！不过，托克维尔发表这番看法，其重点不在于中国，他只是拿中国说事，思考法国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务。
托克维尔曾于1841年和1846年两度访问阿尔及利亚。在1837年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没有踏足阿尔及利亚，而是依靠在阿尔及利亚的朋友的报告来了解殖民事务。1830年，波旁王朝出兵阿尔及利亚，本来是为了通过提升法国的国际威望来保存查理十世的政权。但是没有多久，法国就改朝换代，波旁王朝的统治换成了七月王朝的统治，但七月王朝继续推进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事业，在七月王朝下从政的托克维尔参与了这一事业。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海外殖民的推进状况非常不满。在1833年的一封书信里，他抱怨法国是个陆地大国，法国人对海洋缺乏兴趣，海外殖民吸引的不过是平庸之人、破落户或者那些因为过去的记录而在国内失去发展前途的人。法国人的国民性在两极之间摇摆，要么是非常恋家、非常“宅”，要么就狂野得像北美原住民一样，直奔猎人的生活而去。很难说服法国农民去殖民地开拓，即便去了，他们也缺乏英国人那样强烈的发财欲望，只会缓慢地改良他们的土地。他进一步吐槽巴黎对于殖民地事务管得太多，管得太细，但管理水平低下。而他认为所有的殖民大国对于殖民地事务都不会管得那么细，他脑子里想的应该首先是英国。
我们现在回头看，托克维尔诉诸国民性的分析不乏理论盲点，他没有去分析英国和法国各自的经济社会状况。法国土地继承实行诸子平分，儿子多少能分到老爸的一块土地，再加上法国大革命改造贵族大地产，加强了法国的小农经济，小农在本土能够谋生，就没有太大动力去海外冒险。但英国长期实行长子继承，本来就有很多孩子分不到土地的，再加上圈地运动、人口的激增等因素，许多人在本土谋生的确很难，往海外去就成了难以避免的选项。当然，这是我们的“后见之明”了——但也许是“后见之不明”。
在1837年的两封信中，托克维尔描述了他所了解的阿尔及利亚事务的状况，同时继续他对法国殖民管理体制的吐槽。在第一封信中，他描述了阿尔及利亚的地理状况，描述了卡拜尔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三个族群的状况和相互关系。他描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管理体制：他们设置了管区（Outan），下辖若干部落，土耳其长官、土耳其人的民兵与阿拉伯人的Marzem骑兵成为管区基本的统治力量，官员负责治安、刑事审判和修筑道路等职责，阿拉伯人的骑兵帮助他们收税；土耳其人还会挑选一些阿拉伯部落帮助自己来统治其他阿拉伯人；他们并不从自己在阿尔及利亚的子嗣中招募民兵，而是从亚洲招募，他们与阿拉伯女人所生的孩子称为coulouglis，不能参加政府或土耳其民兵，但有一些特权，住在城镇中，成为土耳其人统治的支持力量。
托克维尔是在1837年关于阿尔及利亚的第二封信中提出“中国皇帝占领巴黎”的想象的。他实际上是在吐槽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与殖民方式。法国人到了阿尔及利亚，本来了解当地情况就很少，他们还大力毁灭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记忆，销毁文件，摧毁街区，经常搞得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他们也不依赖于土耳其人留下的行政结构，如阿拉伯Marzem骑兵，以及阿拉伯部落的苏菲派修士；他们在当地缺乏支撑力量，于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收税，结果行政的风格比土耳其人都更加生硬与蛮横。这基本上就是托克维尔想象的中国皇帝统治法国的方式。
而当时阿尔及利亚的状况是，法国人占据阿尔及尔以及一些沿海地区，阿尔及利亚西部，年轻的阿拉伯领袖阿卜杜勒·卡迪尔（Abd al-Qadir）正在崛起，吸引了很多阿拉伯部落追随他；在东部则存在土耳其人统治的残余力量，至于卡拜尔人，土耳其人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法国人更没有做到。托克维尔主张对不同族群实施不同的统治策略：对于卡拜尔人，是主张利用物质利益，逐渐改变他们和法国人的关系；对于阿拉伯人，一方面防止他们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要防止各部落认同一个领袖，他主张法国人要尊重阿拉伯人的部落组织架构，接受他们的军事贵族和宗教领袖，并善加利用。对不同的族群，实行他们自己的属人法——他举的例子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野蛮人守野蛮人的法，罗马人守罗马人的法。这是一种种族隔离、分而治之、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托克维尔强烈主张，巴黎应当对殖民地的具体事务少管一点，尤其不要在殖民地机械地执行许多国内的法律。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对于阿尔及利亚的统治缺乏章法，这就否认了殖民者经常讲的一个“帝国理由”——对被殖民者施行文明教化，将他们从野蛮状态中摆脱出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的统治并没有将当地人变得更文明，相反，当地人因为法国人的统治甚至变得更野蛮了。但他是否因此就动了恻隐之心，反对殖民呢？完全不是这样。托克维尔认为，殖民给法国本身带来的好处，就足以提供足够的正当性。在他看来，法国人太安静，太“宅”了，缺乏从事伟大事业的雄心，长此以往，很容易意志消沉，丧失掉自己的自由。而殖民扩张的事业可以刺激法国人，让他们追求荣耀，敢于冒险，这样才能够时刻有活力来捍卫自己的自由。简单来讲，托克维尔的“帝国理由”，就是通过奴役别的族群，来获得本国公民的自由。这可以说是比诉诸人类普遍利益或被殖民者利益更为“坦诚”的“帝国理由”。
那么，托克维尔为什么非要拿中国说事呢？我们搜索一下他的主要作品中对于中国的描述，大致可以获得这么一个印象：君主专制；臣民身份平等，通过科举考试升迁，没有巨大的野心；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停滞；女人地位低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托克维尔在与他的朋友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通信中，欢呼这是一个欧洲的流动性冲击中国的凝固性的伟大事件。在晚年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还这样攻击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经济学派”，称他们向往一种平等的个人服从一架巨大的国家机器的社会形态：
“ …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在这里，托克维尔主要攻击了法国重农学派（魁奈、勒特罗纳、蒂尔戈、里维埃等）的政治理想和对于中国的推崇。在其“慕华”大臣的影响之下，路易十五在1756年还亲自效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礼。但这在18世纪，就引发了另一些思想家的警惕，他们担心波旁王朝通过模仿中国的典范而不断加强专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将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放在一起作为专制主义的典范，是非常著名的，我们知道他听了很多很不靠谱的传言，连中国的地理环境也没弄明白；卢梭在提到中国的时候也大加嘲讽，甚至在《新爱洛绮丝》里说过这样的话：“我详细地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全是奴隶”。不过跟这些思想家抠历史细节可能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可能其实并不关心真正的中国，而是将中国作为法国的一种可能性来进行批评的，在他们眼里，波旁王朝代表着推进这种可能性的力量，这距离说波旁王朝是“坐在凡尔赛宫的中国人”，也不过是一步之遥罢了。
因此，托克维尔关于“中国皇帝占领巴黎”的想象，不过是将18世纪法国一部分思想家的潜意识明确地表达了出来而已。只不过现在，他表达的已经不再是对波旁王朝的批评，而是对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具体做法的批评。托克维尔拥抱殖民事业，但认为法国对埃尔及利亚的统治缺乏章法。他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巴黎对殖民地的“行政集权”（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用过的核心概念），主张给予殖民者充分的自由裁量权，主张利用奥斯曼帝国留下的统治结构，对当地土著分而治之、因俗而治。
这位经常被归入“自由主义”的经典思想家，毫无疑问是一个殖民主义者。但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并非孤例。比如英国的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和约翰·斯图亚特· 密尔（John Stuart Mill）父子，其思想以开明著称，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对父子都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效力，论证英国人以专制方式统治印度要好过印度人统治自己。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的《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论述了19世纪英国与法国一系列支持殖民帝国扩张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值得推荐给大家。本讲的研究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并试图进一步探讨托克维尔在中国、奥斯曼帝国与法兰西帝国之间的思想位置。
中国何辜，被托克维尔这样拿来“说事”？读多了思想史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其实是历史的常态。许多欧洲思想家笔下的中国，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心影”而已，代表着某种他们向往或者厌恶的可能性。如此，我们就可以放宽心态，不纠结于他们所书写的中国细节是多么不靠谱，因为关键并不在于他们的向往或厌恶借用了什么样的符号，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向往或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