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被许多人视为社会的良心，承担启蒙的责任，独立于政府和人民之外，诉说着时代的中心话题。尽管今天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早已遭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但是依然存在着较大的舆论影响力，充当许多人心目中社会良知和启蒙者的角色。

事实上，近代以来，公共知识分子每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美国独立，还是法国大革命，抑或近代中国的改革和革命，其中总能看到知识分子在充当领头人的身影。

可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唤醒更多沉睡的人，又有可能让醒来的人因为无法改变现状而陷入痛苦绝望之中，乃至误入歧途，更有可能引起社会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刚好陷入这种困境，一方面他们确实唤醒大量的法国人，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缺乏政治经验，对于政治的了解停于表面，未能深入分析整个政治的结构和框架，从而使得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宣传往往大而空，价值宣泄多于理性建构，主义之争掩盖事实上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信息不透明、政治自由严重缺失的社会，启蒙思想家对于社会的知情权很不够，因此对于社会问题往往只能通过一般原则来批判，却难以提出具体的药方，更别说击中问题的要害。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将这种现象称为文人政治。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彻底批判，让自己处于孤立状态，是可取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却不同，需要政治智慧，懂得妥协，善于抓住问题要害，解决各种大小不同的问题。

许多知识分子总有一种忧患意识，对于社会问题，往往都喜欢归结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层面，因此常常致力于启蒙，改造国民性。可是这又有一个问题，一旦支持这种想法的革命者取得革命成功，然后通过国家力量来改造国民性，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当年的中国便是深受此害。鲁迅先生耗尽大半生来批判国民性，却无法想到，几十年后，昔日的革命家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改造国民性，从身体到灵魂。国民性这个东西，常常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却容易忽略国民性的改变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再者，倘若革命并未成功，或者启蒙思想的目的不在于鼓吹革命，而是纯粹启蒙，让更多民众看清社会现状，接受这套非官方的思想体系。那么这里同样存在问题，启蒙到底有多大作用？启蒙的边界在哪里？到底需要启蒙多少人？一个社会的进步，既需要那些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又要富有行动力的实干家。可是，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更多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是精神上的，却鲜有付诸实践的。启蒙是一个技术活，单是思想上的宣传，倘若没有实际效益的证明，很难唤起普通民众的支持。而且启蒙思想家所面对的对象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很难让深层次的理论灌入他们的脑海，常常是一些简单的甚至极端的观点更为人所熟知。这些因素都在减弱启蒙的作用，使得启蒙本身大受质疑，但是没有启蒙则一点希望都没有。

如果说启蒙所有人，那肯定不对，因为既不现实，而且还会因为人多难以控制，引发社会全面革命。一旦革命爆发，一方面这些启蒙思想家自身并非有经验的政治家，该如何去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么多人都被疯狂地鼓动起来，难免不陷入集体无意识，使得愤怒遮住理性，只想到打打杀杀，却难以综合考虑，不善于用谈判的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导致种种悲剧。倘若说不需要启蒙所有人，只需启蒙部分人即可，那么这个部分人到底是多少呢？有没有谁去调查，到底启蒙了多少人？答案肯定是没有。既然没有，自然不知道到底启蒙了多少人。那么这种每天不间断的启蒙所启蒙的人数是否已经超出预定中的人数呢？如果超出了，还去启蒙，那不就很危险吗？也许存在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不是在启蒙，而是一群已经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整天在相互陶醉，沉迷于讽刺和调侃现实政治之中，为了批判而批判，进行着自以为的启蒙，难以自拔。可是这样下去，启蒙将会变得面目全非，一群所谓的启蒙者不是在启蒙，而是把生命和精力耗费在讽刺政治的乐趣之中，不断地义愤填膺，不断地走向极端，沉迷于一个又一个讽刺现实的段子，争奇斗艳，相互慰藉彼此那颗干瘪的心灵，却全无半点建设性或可操作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