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5年4月，在印度支那革命局势取得重大进展之际，金日成访华。韩国方面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为了充分掌握韩国盟友的相关动向，美国驻韩国大使斯奈德密切注视韩国人对金访华所做的反应，认为韩国的基本认知便是强调朝鲜威胁的增强。与此同时，斯奈德还和韩国政府要员接触并观察韩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评论，了解到韩国内部对金访华动机的评判存在一定的分歧。无论如何，斯奈德不同意朝鲜威胁增强的看法，这为华盛顿决策层制订对朝鲜半岛政策提供了相应的参考和依据。
关 键 词：美国驻韩国使馆 斯奈德 金日成访华 U.S.embassy in ROK Sneider Kim Il-sung's visit to China
1975年4月18-26日，当印度支那革命局势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时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①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率领党政代表团到访北京。这是金日成自1961年访问北京后，时隔14年后的首次正式公开访华，不仅是中朝关系中的大事，同样是国际社会具有轰动效应的大事，吸引了全世界许多相关国家外交官的目光，其中尤以美国人为甚。
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已深深卷入朝鲜半岛，那里和其东亚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休戚相关，因而任何风吹草动皆成为其关注的对象，更不要说像金日成大规模访华这样的事件了。本来，美国对中朝关系的动向便十分关切，而对于印度支那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当口金日成的访华，就更为重视了。冷战时期，中朝特殊友好关系一直倍受国际社会关注，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推行何种对朝政策。②毕竟，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形势下，美国人担心朝鲜方面受此形势鼓舞而在半岛发动革命、引发新的战事。这是华盛顿决策层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因为刚刚经历越战惨败的福特政府确实不想在亚洲重蹈越战战争的覆辙，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尽力维持美国在该地区权力的稳定，③不希望破坏此种稳定的任何因素出现，以至于美国的威信和荣誉在越南丧失后继而在朝鲜半岛再次经受考验。假如朝鲜半岛因金日成发动革命而重燃战火，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和地位无疑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美国驻韩国使馆对金日成访华给予了特别重视。此种重视主要不在于精准地分析和判断金访华的动机和意图，而在于必须要搞清楚韩国对金访华的反应，同时及时协调和韩国的关系。朝鲜和韩国同处于一个半岛，如果韩国对金访华做出不准确的判断而采取激烈的对策，那么势必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美国人当然不愿看到此种情况出现。尤其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李承晚为了使美国继续帮助韩国实现统一大业而悍然破坏停战谈判。与朝鲜一样，韩国领导人无时不在期待统一半岛。只不过，他们知道韩国自身无此能力，实现统一的唯一方式是依靠美国人，其实就是使美国卷入南北冲突之中。对此，美国人当然不同意，所以其对金访华背景下韩国人的反应十分敏感，高度关注他们的想法。
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政府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来考察美国驻韩国使馆，如何关注和评判韩国人关于1975年亚洲特殊国际背景下金日成访华的看法，同时以此为基础，对美国驻韩外交官所做判断予以评价。尤其指出的是，美国外交人员透过金访华一事，密切追踪对象国的政治及对外战略动向，从而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参考信息。鉴于国内外学术界此前尚无利用美国外交解密档案研究1975年金日成访华的成果面世，希冀本文的研究能够作为抛砖引玉之作，为我们准确把握美国对朝鲜半岛及对东北亚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美国使馆对韩国官方看法的留意
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于1975年4月18日下午乘专车抵达北京。当天晚上，中国政府举行了欢迎宴会。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盛宴欢迎金日成主席和代表团”的报道，同时刊登了金日成和邓小平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④过了两天，在收集到较为充分的相关信息后，美国驻韩国大使斯奈德便向国务卿基辛格详细汇报了韩国方面对金日成访华的反应。
第一，韩国政府很担忧印度支那革命形势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即印支局势的进展可能会对朝鲜半岛具有某些令人难以预测的负面含义。韩国官方认为，金日成的宴会讲话证明了他的观点——“朝鲜局势是和其他地区的革命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柬埔寨是最新的成功案例”。只是韩国人不清楚金日成到底是在制造外交声势以“强化其作为第三世界佼佼者的凭据”还是“首先关注要寻求在朝鲜半岛复制印度支那(革命)的成功”。⑤
当然，鉴于朝鲜半岛事关己方切身利益得失，韩国政府更注重考察金日成后一种选择存在的可能性，“(韩国)外务部注意到，在1966年金日成曾提议通过组建北越支持者的军事集团以便在印度支那采取联合行动，他还在那时说此集团能够成为在朝鲜(半岛)采取行动的模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该想法”。⑥显然，考虑到朝鲜方面以往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支持印支革命的企图，尤其是其还打算按照该军事模式在朝鲜半岛行事，韩国官方心生惧意，担心金日成访华会照搬旧有想法。尽管以前金日成的提议遭到中国的反对，但是这次中国是否依然反对，韩国人确实无从知晓。
第二，韩国官方从金日成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察觉出很大的威胁性，因为“和朝鲜以前的声明相比较，(这次的)在语气上更严厉、在语意上更明确”。按照韩国外务部的看法，金日成在推行冒险主义时比以前更进一步，公然展露他的好战意图，不仅声明支持韩国革命而且宣称如果爆发战争，朝鲜人“失去的只是军事分界线，收获的将是国家的统一”。这无疑使得韩国人更为担忧，因为通过支持韩国民众发动革命而引发的战争很容易就会被朝鲜方面所利用，从而演变成为一场统一战争。倘若金日成再成功地和其他共产党国家联合组建军事集团参与战争，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令韩国官方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他们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讲话中看出“中国人显然克制自己不去直接支持朝鲜的革命”。即便如此，从斯奈德向国务卿汇报的语气来看，韩国人依然担心朝鲜方面的激进行为，毕竟他们感觉中国人也许会间接支持朝鲜革命或者存在着同意和金日成组建军事集团的可能性。⑦
第三，韩国外务部虽然不能确定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发起了这次访问，但它在中苏竞争的大背景之下来看待此事。正是由于考虑到中苏在冲突中皆想争取朝鲜方面的支持，韩国人想起了1961年金日成在已发生分裂的中苏之间左右逢源的往事，当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先访问莫斯科，接着在一周后访问北京，并成功地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都缔结了同盟条约，从而使朝鲜方面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在韩国人看来，金日成这次完全可能如法炮制。假如中国人主动邀请金访问，那么苏联人也会不甘落后，可能随后邀请金访问莫斯科。而倘若朝鲜人发起此次访问，则金日成一定会努力争取中苏同时支持其意图和打算，即使不能获得中国的支持，也要尽力争取苏联的支持，因为金拥有利用中苏对立而大获其利的成功经验。
无论如何，“韩国政府把金日成随后对莫斯科的访问视为是一种可能”。韩国外务部相信金日成不会完全倒向北京，朝鲜和苏联的关系依然十分友好。这种看法甚至都影响了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行为。斯奈德大使汇报说美使馆“注意到最近平壤的电台对返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报道，已强调苏联外交官在机场的出现”。这无疑是朝鲜和苏联良好关系的证据。⑧美国大使也和韩国官方一样，相信金日成率团从北京返回后很可能会在随后即访问莫斯科，因为只要从中苏对朝鲜竞争的视角来看，当苏朝友好关系持续时，无论金日成在北京是否达到预定目标，无论莫斯科还是平壤主动提议，金日成皆会在访华后再访苏，毕竟此举是朝鲜国家利益最大化之所在。⑨
然而，问题在于苏朝关系并非斯奈德和韩国外务部官员认为的那样亲密友好。从东欧诸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应该说，美韩这些外交官们的判断有误。诚然，金日成确实想在访问北京后接着访问莫斯科，以从克里姆林宫那里获得他没有从中国方面获得的支持。但由于在“普韦布洛”事件和EC-121危机中朝鲜皆未事先通知苏联便攻击美国，从而导致苏联在美苏关系中变得被动且总要在事后派遣高官去平壤警告朝鲜不要单独行动，⑩苏朝关系开始趋冷。到1970年代初，这种关系有进一步趋冷之势，以至于苏联人极不信任朝鲜人，他们经常把现代化的航空武器和防空武器运送给其阿拉伯扈从国，却拒绝把这些武器输送给朝鲜。(11)
当印度支那革命成功的时候，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政策是维持现状，并不打算在半岛复制印度支那的成功革命。所以当金日成在敏感时刻访问北京时，苏联领导人压根就没有打算邀请他随后访问莫斯科。而金本人当然亦十分清楚，苏朝关系不同于中朝关系，在临时匆忙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邀请，他自然也就不敢贸然前去访问。根据匈牙利驻朝使馆发回其外交部的报告，金日成在访问中国之后不到一个月，还想在1975年5月下旬访问苏联。然而他所建议的日程与苏联领导人的日程安排不相吻合，只得作罢。(12)
因此，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画卷是：尽管金日成在5月下旬至6月初访问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但他未能前往莫斯科。这对苏朝关系而言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显然金日成也明白苏联人的意图，所以没有坚持要前往莫斯科。一位研究苏朝关系的美国专家认为很可能苏联领导人在冷落金日成。该学者用以论证的证据为：一名高级别的苏联官员在1975年夏季说，莫斯科已要求金把他计划的对苏联的访问推迟到当年晚些时候，因为苏联领导人那时“太忙”而不能见他，而另一位苏联官员在谈到金时则说，莫斯科认为他是中国应先处理的一个“烫手的山芋”。(13)既然苏朝关系当时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友好，那么美韩外交人员对金访华后下一个目的地的判断自然就是错误的。相应地，斯奈德等美驻韩外交官们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的下一步行为动机的推测便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
毋庸置疑，由上面的阐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韩国政府对金日成访华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用斯奈德的话讲就是，“韩国政府的现行路线”就是“强调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14)
斯奈德与韩国政府要员会面
就在美国大使了解到韩国官方对金日成访华所持基本立场的同时，一个令其感到意外的事情出现，即韩国政府内部还有重要人物对韩国的现行路线持不同的看法。此人便是韩国国会议长丁一权。在和斯奈德的私下会谈中，丁一权对金访华一事“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而非赞同韩国很多评论家的看法：金访华的动机，“是为了使中国更加支持朝鲜向韩国施加更直接的压力”。(15)
在丁看来，金日成的目的有三个：“其一，与中国人磋商在下一次联合国大会上采用何种策略，尤其是怎样处理联合国军和美国军队的问题；其二，请求中国在幕后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加入不结盟组织；其三，请求援助，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能够应付日渐麻烦的外汇问题。”他眼中的金访华的动机和朝鲜方面的军事冒险毫无关联，而只是涉及纯粹的政治和经济因素。难道这位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政治家居然忘了金访华前印度支那局势的剧烈变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斯奈德在电报中说，丁并不完全否认这样一种观点：金日成也许会把印度支那崩溃后的情形视为马上出现的机会，用以考验美国的决心并增加对韩国的各种压力。不过，他认为金日成更可能仍把20世纪70年代末视为武力统一朝鲜的预定日期，同时将积极寻求提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并使美军撤出韩国。
显然，即便印度支那革命局势取得重大进展，但丁一权并不认为金日成会感到武力统一朝鲜的时机成熟了。在他看来，“朝鲜人的战略也许就是要说服中国人，在即将来临的与美国的讨论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解决美军从韩国逐渐撤出的问题。”换言之，丁一权判断金日成很可能会首先寻求朝鲜问题取得政治上的突破。而考虑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得以缓和的关系，丁分析金访华大概是要求中国和美国会谈时充分顾及朝鲜人的利益，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解决美军撤离的问题。
在斯奈德看来，丁的一番言论“有意无意地表现得像在否定韩国政府的现行路线”，所以美国大使对这位官方重要人物的想法感到有些不解。而丁一权大概也看出了斯奈德的困惑，因而解释说，他本人“是朝鲜人，曾在满洲生活多年。这些经历使他比大多数韩国人能更好地理解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动机”。应当说，鉴于丁一权从政多年的政治经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其对金访华动机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美国大使依然对他的判断持半信半疑的态度。随后斯奈德又专门拜见韩国国务总理金钟泌，以探寻这位政府高官对金访华的评判。
在和金钟泌的会谈中，斯奈德首先抛出要谈论的话题，引导此次会谈要围绕的核心问题。他说，美国使馆“已注意到金日成在周五宴会上的讲话与邓小平的反应之间在语调上的差异”，使馆“正从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表达的看法中非常仔细地观察这次访问”，但“现在为时较早尚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16)他说这句话就是要金钟泌谈谈自己的看法。
韩国国务总理则从中朝两国领导人宴会讲话的语调差异上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许不会鼓励金日成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去打击南方，因为害怕刺激日本人重整军备，而且因为渴望采取将会促使南方内部出现分裂的和平姿态”。这句话表明他认为金日成可能会对韩国采取军事上的行动，只不过在此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和金日成存在着分歧。可是，接下来金钟泌的一句话更凸显了其对金日成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判断以及对中国人行为的不放心。他指出，“韩国政府已注意到陪伴金出访的高级别军方人士，并担忧中国人也许会私底下开放绿灯，使得朝鲜为了夺取汉城这个目标而发动有限的攻击，然后宣布停火，尽管他们公开地采取和平的立场”。对于韩国国务总理提出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斯奈德不置可否，没有再继续发表言论，而是同意美韩两国政府“应当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就金日成访问北京的含义进行磋商”。(17)
其实，美国大使明明从金日成的宴会讲话中听出了强烈的火药味，也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案。毕竟，按照金钟泌的分析，中国方面的立场和态度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在对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做出清晰判断之前，美驻韩外交机构只能和韩国人保持密切联系。
美国大使的判断及韩国媒体的评论
在密切注视韩国官方反应的同时，美国驻韩国使馆关注的另一个要点在于金日成来北京后的公开行动，特别是金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所发表的宴会讲话。在4月21日致国务卿基辛格的电报(18)中，斯奈德大使认为金日成打算“在南北关系及朝鲜统一问题上采取严厉的和强硬的路线”，而且要努力尝试说服中国领导人提供支持，以便他能够“在朝鲜半岛上推行从根本上讲是持续敌对而非缓和的政策”。这个看法当然源于金日成在中方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发表的激烈的公开讲话。
斯奈德发现，金的讲话尤其表明了其在朝鲜半岛未来局势发展中要实施强硬路线，而且，金并不理会“和朝鲜问题密切相关的韩国政府和联合国”，只突出美国扮演的角色，声称在朝鲜半岛战与和的问题取决于美国的行为——若美国撤军并替换韩国现政府，则“朝鲜将提供单方面的和平担保”。可是，在斯奈德看来，金日成知道美国不可能撤军，所以“在坚持美国撤离上没有给出时间限制”，但显然警告美国不要干涉韩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而假如美国不干涉的话，韩国将会爆发“导致半岛统一的一场革命”，这正是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也就是说，美国大使对于金日成有可能在韩国引发一场统一半岛的革命的企图而感到忧心忡忡。只不过，在《中朝联合公报》发布后，他的这种担忧消散了不少。(19)
除韩国官方的情况外，斯奈德还汇报了韩国新闻界和学术界是如何看待金日成访华的。韩国媒体普遍认为金访华是为了获得中国在军事上支持他采取行动打击韩国。大多数韩国报纸皆批评金的宴会讲话具有挑衅性和威胁性。《东亚日报》甚至声称，“金日成打算利用韩国的反共运动以达到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与新闻界的担忧相一致的是，韩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在研究“平壤近来行动”的会议上也得出结论：“金日成基于印度支那局势发展的背景对北京的访问，是一种迹象，表明朝鲜反对南方的战略‘现在已经被确定为利用军事力量统一的政策’。”在这些专家看来，朝鲜因六年经济计划的失败而“针对韩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措施”，一方面强化和南方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促进国际革命战略。(20)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夸张色彩的观点反过来加深了韩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担忧，以至于他们刻意要将此种担忧散播给新闻界，进而在舆论上加大对盟友美国的压力，希冀获得美国方面的更有力支持，比如增加军事援助。
按照斯奈德在4月25日发回国内的电报(21)，“韩国媒体在4月24-25日基于‘接近政府的消息来源’所作评论而发出报道，推测金日成北京之旅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默许‘平壤针对韩国也许会发动的任何挑衅’。四份晨报中有三份都把此类文章置于大字标题之下，作为头条新闻报道，同时宣称‘北京纵容(朝鲜)向南方侵略’”。其具体内容则援引“消息来源的话”指出，韩国政府已经对金访华作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此次访问被设计为就是要谋求中国的默许而非寻求任何军事援助，因为朝鲜已经完成了战争准备”。而源于“消息来源”支持此结论的证据有：(1)朝鲜总参谋长吴振宇和空军司令吴克列随朝鲜代表团访华且和中国与其级别相对应的官员举行了会谈；(2)金日成和邓小平举行了会谈，而“邓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3)金发表了好战性言论且提到印度支那，表明他对北京的访问“主要是为了处理军事事务”。
不仅如此，“消息来源”还提到中国会大力支持朝鲜，并且推测“东北亚四大国均势理论不再适用了，因为北京现在想要美国军队撤离”。总之，这个“接近政府的消息来源”向新闻界散播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说法，认为朝鲜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由于这些言论实在有些太不靠谱，就连美国大使也觉得难以容忍。斯奈德在电报中将其评论为“肤浅的分析”，“歪曲了许多事实且从其他方面得出了不成熟的结论”。美国大使认为是韩国政府故意为之，“显然是由韩国政府在金访问的消息暂时平静期间向媒体提供的”。那么韩国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是怎么呢?斯奈德认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活跃的媒体保持对此次访问的关注，以使它作为来自北方的威胁增加的证据。”至于为什么韩国政府要刻意强调北方威胁的加强，斯奈德已觉得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他在电报中就未做进一步的解释。
韩国对《中朝联合公报》的反应
与中国政府为金日成举办的欢迎宴会相比，韩国人同样高度重视金访华结束后中朝双方发布的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刊登在1975年4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据斯奈德汇报，韩国对《中朝联合公报》的反应，就是重点关注公报中似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那些部分：“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打击韩国的危险增长了”。美国大使指出，“在评价印度支那局势发展背景下的联合公报以及朝鲜近几个月的话语和行动时”，韩国政府官员们和韩国媒体显然都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默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图谋打击韩国”。(22)
随后，斯奈德详细阐述了韩国政府重要官员及韩国媒体发表了什么样的言论。例如，韩国文化与信息部部长及政府发言人易元敬在4月28日发表一则声明，声称联合公报所说的“当前国际形势发展有利于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并且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是金日成图谋进攻韩国的证据”。他还说“正在增长的新世界大战危险性的理由”，就是像公报所表明的中朝“打算用武力使朝鲜半岛共产化”。同时他把中国坚决支持韩国人民斗争的话语解释为“使用共产党说法的革命战争”。易元敬毫无根据地断言，“金和中国人已讨论了战略并且保证开展联合斗争以使朝鲜共产化”，并且得出危言耸听的结论：韩国的“安全形势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更为严重或更为危急”。(23)
在易元敬发表声明之后的翌日(4月29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发表了一则声明说，“联合公报加强了朝鲜对武力挑衅和使半岛共产化的渴望，而非致力于缓解紧张及解决半岛的和平问题”。其亚洲司司长吴在熙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支持朝鲜的好战路线”。另一位外交部官员同样表示，“在韩国外交部看来，公报内容表明中国支持在韩国发生革命”。无疑，他们对联合公报的看法是统一口径了。至于媒体方面，美国大使馆关注三家著名报纸(《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和《韩国先驱报》)的报道，其中尤以《朝鲜日报》的言论最为激烈。它把联合公报概述为“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重申并支持朝鲜政权长期密谋的要通过暴力和革命手段共产化并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战略”。(24)
面对上述韩国政府及韩国媒体的说辞，斯奈德未作任何评论，仅仅客观转述而已。也许之前韩国政府故意向新闻界散播北方威胁加强的言论，已使得这位美国大使见怪不怪了。
应当看到，由金日成访华带来的北方威胁增强的看法是韩国政府的普遍认知，而且在其最高行政长官朴正熙总统的心目中尤甚。当斯奈德在《中朝联合公报》发布后和韩国总统朴正熙会面时，后者怀着对北方要进攻南方的深深恐惧感来谈论其想法。尽管朴同意美国大使所说的对金访问下最终结论为时尚早，但他还是推测朝鲜可能会先发制人，发动出人意料的进攻。在朴看来，“金日成其实本来就没有寻求中国对其军事冒险的直接支持，因为对北京而言，提供这种支持将是很困难的。金日成也许是要求中国人同意其利用在韩国的革命运动，并且一旦出人意料的进攻实现了对汉城和韩国北部的最初控制”，便要求中国方面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支持朝鲜，“可以预计中国人将会支持停火呼吁和随后的谈判而非提供装备和地面部队”。朴认为中国很可能会答应金的这些要求。
然而，斯奈德不同意朴的看法，指出“朝鲜的进攻将会使美国军队卷入其中”，中国此时应该不会愿意和美国发生任何直接的军事冲突，且《中朝联合公报》的重点“似乎被放置于首先确保美国从韩国撤离”。只是美国大使的语气是和对方讨论协商式的，并未完全斩钉截铁地做出判断，因此，虽然朴表示同意斯奈德的说法，但他坚持认为，“也许金日成不会立即进攻而是等着美国撤离，但到那时他将试图在其发动进攻之前在(韩国)后方地区制造混乱”。无论如何，朴皆无法抛弃对金日成动机的恐惧感，他警告美国大使“必须保持极度警惕，因为共产党的计划是很难弄清楚的”。(25)
不仅韩国总统朴正熙担忧中国支持下朝鲜威胁的增强，国务总理金钟泌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即便在金日成访华结束后一个多月，金钟泌的这种认识依然很夸张地公开表现出来。据斯奈德6月16日发回国内的电文(26)，金钟泌在6月14日的一次安全情况通报会上大肆声称，“金日成4月访华时获得了中国对入侵韩国的提前批准”。对于中国人不支持金日成采取武力行动的看法，金钟泌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这仅仅是“有些人”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源自对共产党‘伪和平攻势’的误解，并给了他们可乘之机”。那么，金钟泌这样讲的凭据是什么呢?
斯奈德的电报称，因为金钟泌“注意到中国和苏联‘争先恐后地帮助’北越把整个越南共产主义化”，所以就想当然地联想到朝鲜半岛亦存在类似于越南那样的“严峻的现实”，即中国和苏联“也会为朝鲜做同样的事”。而且，金钟泌还以朝鲜战争为例发出警告。他说，朝鲜战争爆发前朴正熙曾警告政府，朝鲜可能会在1950年3-6月间南侵，但朴的警告被忽视了。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如今若不重视他发出的警告，那么就可能重蹈覆辙。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斯奈德指出，“金拿朝鲜战争作为很好的例证，以说明对现实十足的无知将导致什么后果”。(27)
金钟泌的一番激烈言论随即在韩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韩国诸多媒体纷纷利用其讲话，大肆渲染中国支持下朝鲜威胁的增强。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皆声称“北京同意平壤的侵略计划”，同时为了向美国人施加压力，它们还臆测“美国政府正在言行一致地贯彻其对韩国的防务承诺”。然而，在媒体之外，韩国的一些反对党则发出和政府及媒体完全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新民党，其发言人抨击金钟泌的言论“骇人听闻”，并要求其“公开信息来源，否则就得承担制造‘无稽之谈’的责任”。(28)
美驻汉城大使馆赞成新民党等反对党对金钟泌的批评。毕竟，在美国大使看来，金钟泌公开叫嚷“中国已经为平壤的入侵开了绿灯”，既“与有关金日成北京之行的普遍结论相悖”，又同美国使馆已经提供给韩国政府的评估相悖。斯奈德认为韩国政府之所以“已决定公开挑战这些评估”，是因为它要“把北方的威胁保持为当前的热点问题”。(29)至于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斯奈德未做进一步分析。也许在其看来，这应当和前述韩国政府故意释放朝鲜威胁增强的消息的动机是一致的，无非以此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获取来自美国的抵御北方的更多军事援助。
不过，应当看到，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对韩国领导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相当大的影响。朝鲜半岛长期的敌对和紧张局势，显然给包括朴正熙总统和金钟泌总理在内的韩国领导人的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以至于北方稍有风吹草动都会令其十分担忧，更不要说像金日成访华这样的重大事情了。相应地，经常和韩国官方打交道的美国驻汉城外交官们难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对方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中朝联合公报》已经使东欧驻平壤外交机构及美国驻北京和香港外交官得出结论说，金日成已放弃激进的诉诸武力统一全朝鲜的政策，而且斯奈德亦承认“联合公报似乎在语气上是相对温和的，按照常规来对待‘和平统一’且避免在印度支那局势的进展和朝鲜(半岛)之间产生任何直接关联”，然而，这位大使在五月初依然认为现在得出任何最终结论也许为时尚早。(30)
即便如此，美国驻韩外交人员对朝鲜威胁增加的感受程度当然不如韩国领导人那么深切。尤其是，经过金访华之后的一段时间观察，到六月中旬，美国驻韩国使馆已断定中国不会支持金日成采取武力行动。(31)但在韩国领导人看来，无论是否有中国的支持，平壤方面对南方的威胁都会不断增强。朴正熙和金钟泌之所以大肆散播中国的支持，其实是通过妄猜中国或苏联对朝鲜的支持反映出其对来自北方的恐惧。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感之强烈程度当然远远超出美国外交人员的感受，尤其是在后者最终认定中国不会支持朝鲜的情况下。韩国领导人对金访华的反应烈度超出美国驻韩外交人员的常规判断，不能不说是朝鲜半岛长期紧张对峙情形下的一种正常反映。
从斯奈德就金日成访华致基辛格的系列电文中可以看出，他代表美国驻韩国使馆所作汇报和评判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较为典型的是没有分析和说明韩国主要领导人(朴正熙和金钟泌)为什么大肆叫嚷朝鲜的威胁在金访华后一定会大大增强。韩国领导人一方面确实对印支革命胜利之际金访华存在恐惧感，担心朝鲜半岛出现类似于越南那样的情况，(32)但另一方面，在得知美国方面对金访华的判断结果后依然强调北方威胁将增强，应该有难以言说的意图存在。尽管美国驻韩使馆发回国内的电文隐隐流露出韩国领导人想借此索取美国军事援助的意图，但是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笔者以为还存在两个因素成为韩国领导人强调安全遭受威胁的原因：其一，为国内极权统治方式服务。人为制造并大肆渲染半岛紧张气氛，朴正熙为其在国内采用非常举措提供借口，把朝鲜威胁的增强作为他强化内部镇压的工具。日本外务省官员就认为韩国政府强化金访华后朝鲜的威胁，很可能要以此作为镇压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手段。据美国驻日本大使霍奇森向国务院汇报，“韩国中央情报部和韩国高级军事官员已经告诉日本人他们所做的一个评估……他们告诉日本政府他们相信金日成的访问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上的军事平衡，威胁也没有增大”。可是为什么韩国主要领导人偏偏要唱反调，渲染北方威胁的增强?日本外务省官员怀疑韩国强调朝鲜威胁的增强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通过这样做，旋即提出“统一”的要求，“也许充当打击政治反对派的手段”。(33)
其二，为开发核武器寻找借口。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尤其是金日成访华时印度支那革命局势的迅猛发展，让韩国领导人心有余悸，担心韩国也会沦落为南越那样的命运，美国人在朝鲜半岛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际可能也会抛弃韩国，撤走军队。在不信任盟友美国安全承诺的情况下，能够自保的唯一手段莫过于拥有核武器，对北方保持强大的威慑力，这样才可确保安全无虞。朴正熙曾经于1975年在美国媒体公开宣称，如果美国撤走对韩国的核保护伞，那么韩国在需要时将会用自己的核武器自卫。(34)所以，朴正熙一直怀揣着追求核武之梦，但美国人不同意这么做。恰好金访华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对朴正熙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金访华大肆渲染朝鲜的威胁，然后借口北方可能要武力南侵，韩国为了保卫自身安全需要开发核武器。(3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受韩国领导人长期渲染朝鲜威胁加强的影响，在一系列电文中，美国驻韩国使馆的外交人员虽然也担忧金访华后朝鲜的威胁会加强，但是其认识并未达到朴正熙等人所担忧的程度。毕竟，1974-1975年，在朝鲜西部海域围绕着北方限界线而发生的南北冲突，美国并未对韩国提供实质性的援助，而是直到1976年5月，福特政府才同意对韩国进行象征性的军事援助(其实就是武器销售)，并且要求援助的武器仅限于保卫西部海域的几个岛屿。
在发给美驻韩国使馆的国务院及国防部联合电报中，基辛格指出，“美国的政策就是要管制所有诸如红眼导弹那样的单人携带的、肩扛发射的地对空武器系统。考虑到保卫西北诸岛屿所构成的独特军事问题，我们准备为韩国设定一个有限的例外，将允许出售数量有限的红眼导弹用于保卫西北诸岛屿的特别目的。此有限的政策例外将不适用于‘哈姆雷特’和‘毒刺’导弹，我们并不打算把它们提供给韩国政府”。特别是，基辛格强调美韩双方将签订一个军事用品销售协议书，“将特别规定韩国政府同意一个条件：发射器和导弹将仅仅被部署在韩国西海诸岛屿上。当不再需要保卫西北诸岛屿时，发射器和导弹将不会被重新部署，但将会以双方谈判确定的价格回售给美国政府”。(36)
这份电报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即美国向韩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出售红眼导弹)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具有严格的附加条件。这恰恰表明美国对金访华做出理智分析和清醒判断之后，采取了不温不火的对朝政治军事战略，一方面不通过强化对韩国的军事援助以激怒朝鲜，另一方面亦约束韩国的军事冒险行为，从而避免激化朝鲜半岛矛盾，对半岛危机实施安全管控，维持朝鲜半岛现状。
注释：
①以下简称“朝鲜”。
②参见沈志华：《尊重与援助：新中国对朝鲜外交方针的形成(1950-1955)》，《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6期。
③对福特政府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详细论述，参见Andrew Gawthorpe,“The Ford Administratio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After the Fall of Saigon,”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52,No.3(2009).
④《人民日报》，1975年4月19日，第2-3版。
⑤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2011,Document No.129: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21 April 1975.
⑥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29: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21 April 1975.
⑦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29: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21 April 1975.
⑧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29: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21 April 1975.
⑨“金日成访问苏联的目的及前景”，1975年5月，韩国外交史料馆，卷宗号：D-0021-5，第15-19页。
⑩Stephen S.Kaplan,Diplomacy of Power: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pp.343,347.
(11)Donald S.Zagoria,“North Korea：Between Moscow and Beijing,” in Robert A.Scalapino and Jun-Yop Kim,eds.,North Korea Today,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3，参见该书中第357-359页的一部分论述：“与莫斯科关系的起起伏伏”(“Ups and Downs with Moscow”)。
(12)1975年7月30日，匈牙利驻朝使馆致匈牙利外交部的报告，MOL,XIX-J-1-j Korea,1975,83.doboz,81-10,002835/8/1975,No 26,CWIHP Working Paper,No 53,August 2006,pp.52-53.
(13)Stephen S.Kaplan,Diplomacy of Power: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1,p.400.
(14)“ROK REACTION TO KIM IL-SUNG PEKING VISIT,”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to U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April 21,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档案数据库，以下简称AAD)，Document Number:1975STATE090712,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美国国家档案馆，以下简称NARA).
(15)“KIM IL-SUNG's PEKING VISIT,”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1,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2757,NARA.以下斯奈德关于丁一权观点的评论，皆出自这份档案。
(16)“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1,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2737,NARA.
(17)“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1,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2737,NARA.
(18)这封电报的全文见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29: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21 April 1975.
(19)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37: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eeting with President Park: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1 May 1975.
(20)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29;“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1,1975;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2764,NARA.
(21)这封电报的全文见“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5,1975;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2931,NARA.
(22)“ROK REACTION TO PRC-DPRK JOINT COMMUNIQUE,”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1975;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3100,NARA.
(23)“ROK REACTION TO PRC-DPRK JOINT COMMUNIQUE,”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3100,NARA.
(24)“ROK REACTION TO PRC-DPRK JOINT COMMUNIQUE,”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3100,NARA.
(25)斯奈德和朴正熙的会谈纪要，参见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37: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eeting with President Park: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1 May 1975.
(26)PRIME MINISTER CLAIMS PRC WILL BACK NORTH KOREAN ATTACK,”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6,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4296,NARA.
(27)PRIME MINISTER CLAIMS PRC WILL BACK NORTH KOREAN ATTACK,”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6,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4296,NARA.
(28)PRIME MINISTER CLAIMS PRC WILL BACK NORTH KOREAN ATTACK,”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6,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4296,NARA.
(29)PRIME MINISTER CLAIMS PRC WILL BACK NORTH KOREAN ATTACK,”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6,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4296,NARA.
(30)James Person,ed.,After Dé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137: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eeting with President Park:Kim Il-Sung Visit to Peking,” 1 May 1975.
(31)PRIME MINISTER CLAIMS PRC WILL BACK NORTH KOREAN ATTACK,” Telegram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6,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EOUL04296,NARA.
(32)韩国外交部信息文化局关于金日成访问中国的报告书，1975年6月30日，韩国外交史料馆，卷宗号：D-0021-2，第92-202页。
(33)“FONOFF VIEWS ON KOREAN DEVELOPMENTS,” Telegram from the US Embassy in Toky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6,1975,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TOKYO05993,NARA.
(34)Seung-young Kim,“Security,Nationalism,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1970-82,”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12,No.4(December 2001).
(35)自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朴正熙就已经启动了韩国的核武器开发项目，主要借口就是朝鲜不断进行挑衅，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对朝鲜实施强大的威慑。直到1974年底，朴正熙才承认韩国的核武器开发项目“890计划”，且在美国持续的压力下于1976年终止了该项目。详见韩国学者的研究：Lyong Choi,“The First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1975-76,” Cold War History,Vol.14,Issue 1,2014；美国驻韩国使馆对韩国核武器开发项目的密切注视的相关解密档案，详见美国学者主编的档案集：James Person,ed.,After Detente:The Korean Peninsula,1973-1976,Document No.96,103,105，110,114,116,117,122,150,155,179,183,184,185,187,188,191-193,195,212.
(36)“SALE OF REDEYE TO ROKG,”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Seoul,May 16,1976,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Record Group 59,AAD,Document Number:1975STATE119817,NA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