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之后，朝鲜以此为契机发动和平统一半岛的宣传攻势，企图通过谈判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美国在与朝鲜的“非对称关系”中推行“敌视、遏制、不接触”的政策，放弃在韩国主导下的朝鲜和平统一，转向维持半岛分裂局面，通过强化韩国的实力以遏制朝鲜的发展。这使得朝鲜半岛在1960年代中后期出现较严重的危机。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推动韩国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加之金日成利用越南战争尝试采用类似于越南革命的方式统一半岛，朝韩之间不断出现低烈度冲突，半岛局势十分紧张。而美国则实施十分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因越南战争的牵制需要维持半岛稳定而阻挠韩国袭击朝鲜，另一方面大大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在客观上助长了韩国的对抗行为。因此，美韩同盟恰恰成为朝鲜半岛危机得以缓解的一个较大的障碍。美国在半岛处理危机时的选择余地不大，其对半岛的政策陷入困境就是一种必然。

【关 键 词】1960年代/朝鲜半岛/美国/危机/军事援助/美日韩同盟

自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来，在南北朝鲜之间便存在一个非军事区，即所谓的“亚洲柏林墙”。以这堵“墙”及其隐含的复杂背景为核心，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危险的紧张局势中，乃至时常出现危机。即便冷战结束，该情形依然未变(之前发生的“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2013年年初因朝鲜第三次核试验而引发的朝核危机尤为引人注目)。对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实际上也是朝鲜战争结束至冷战结束之间半岛上的最大规模的危机)的研究，乃期望为消除半岛的冷战遗产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本文的研究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有为数不多的讨论。鉴于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比较多，朝鲜半岛的局势十分复杂且相当紧张，有学者概略性地研究了该时期的美朝关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安静战”(Quiet War)的研究。尼古拉斯•萨兰特克斯(Nicholas Sarantakes)在《安静战：沿朝鲜非军事区的战斗行为，1966-1969年》①一文中指出，美国和韩国军队在1960年代后半期对北朝鲜发动了“安静战”，双方士兵在非军事区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以至于最终引发较为严重的危机。有几次，朝鲜半岛都滑向战争的边缘。由于深深卷入越南战争，美国无暇他顾，不能对北朝鲜的激烈行为采取强硬的政策，于是尽量避免与北朝鲜打第二次朝鲜战争，同时为了避免北朝鲜人利用“安静战”离间美韩关系，美国竭力阻止韩国政府从越南撤回军队。

另一位美国军方学者范登•杰勒内特(Vandon Jenerette)撰文《被遗忘的非军事区》②，和萨兰特克斯的看法不同，认为北朝鲜人在非军事区引发了一系列的战斗。北朝鲜人攻击的意图在于给美国制造在越南之外的“第二个战线”，把美国的军事资源由越南吸引到朝鲜半岛，从而支援越南人抵抗美国的侵略。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对付北朝鲜的攻击呢?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一致，认为美国无法在打越南战争的同时再打另一场朝鲜战争，而只有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与对策。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并未采用“安静战”这一概念，而是简洁地概述了该时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由来及发展。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③指出，在1960年代初，美国不断强化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部署，尤其在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署后，对朝鲜的军事挑衅活动明显增加，1968-1969年美朝间一再发生严重危机。不过，国内学者的研究很少使用档案资料。

此外，美国学者对1960年代后半期朝鲜半岛危机的研究还体现在对具体事件的考察上，尤其是对朝鲜人民军捕获美国间谍船所引发的“普韦布洛”危机的深入探讨。米切尔•勒纳(Mitchell Lerner)在其专著《普韦布洛事件：间谍船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④中提出，美国的文职及军方领导人均错误地认为，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政府，若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发出的指示，将不会去攻击一艘美国海军的间谍船。简言之，约翰逊政府过于简单地看待北朝鲜在冷战中的行为。那么，若果真如勒纳所言，美国政府认识到朝鲜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而在对外政策上独自采取行动，则华盛顿决策者该实行什么样的对朝政策才能避免失败的结局呢?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亦未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建议。在国内学界，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的梁志博士，在约翰逊政府文件解密后，立即着手研究了“普韦布洛”危机，主要是梳理了该危机的发生、发展及解决的过程。⑤与此同时，笔者考察了另一场由朝鲜空军击落美国大型侦察机“EC-121”号所引发的重大危机，揭示出美国因另一场局部战争越战的掣肘而无法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危机的战略局限性，以及危机对印度支那战场的影响。⑥

总的来看，国内外学者皆没有深入研究美国与19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的内在关系，亦没有深入分析朝鲜方面在危机中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所在。鉴于此，本课题的研究将建立在以前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探讨其研究薄弱的问题，希冀为后冷战时代朝鲜半岛危机的解决提供一些参考。

一　朝鲜半岛危机的缘起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逐渐趋于平静。1950年代末，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为契机，朝鲜政府曾发表关于和平统一全朝鲜的大量倡议。尤其是，随着1960年李承晚独裁政权被推翻，平壤方面看到借韩国局势变化之机实现和平统一的希望，其和平统一倡议的重点由原先的强调美军撤出南朝鲜转向主张南北方以经济和文化交流为基础，举行直接会谈。另外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还号召成立一个经济联合委员会，监督不断增加的商贸和文化交流。1960年8月14日，在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大会上，金日成发出倡议，在朝鲜半岛统一之前，采取一种“过渡性的措施，实行南北朝鲜的联邦制”，即“暂时保存南北朝鲜的现有政治制度，保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的独立活动，组成有两个政府的代表参加的最高民族委员会，主要地来统一调整南北朝鲜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商讨对全民族有利的经济、文化问题，保证南北朝鲜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当然，考虑到南朝鲜方面也许不会接受这项提议，金日成还建议，“成立一个由南北朝鲜的实业界代表组成的纯粹的经济委员会，来组织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建设中的互助合作……在进行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的同时，还要广泛进行文化交流，保证人民的自由往来。”⑦

朝鲜政府发起的和平统一运动，无疑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与朝鲜进行接触(哪怕是通过第三方的间接接触)、缓和美朝关系的良好契机。虽然从全球冷战对抗的角度考虑，华盛顿当局认为改善美朝关系有较大难度，但是，标榜对共产党国家事务具有灵活精神的肯尼迪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某种大胆尝试，利用难得的缓和形势，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改善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半岛局势迈向长期的和平稳定。毕竟，无论从实力还是国际地位等各方面看，美朝关系实际上都处于一种“非对称”的状态。恰恰是在具备此种特征的关系中，美国的主动行为正是局势取得突破的关键，最起码它可以公开表明某种缓和的态度，更何况朝鲜人已经抛出了橄榄枝。而令人遗憾的是，肯尼迪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利用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机，力图强化南朝鲜与北方对抗的实力，并巩固美韩同盟，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紧张局势，而非通过改善与朝鲜方面的关系以便实质性地解决朝鲜战争遗留的问题。华盛顿决策层主要期望通过解决韩国内部不稳定的问题，增强韩国各方面实力，以便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朝鲜的和平攻势，消除北朝鲜因经济发展而具有的吸引力。

1961年春季，美国国际合作署一份标题为“朝鲜形势”的长达18页的报告警告说，韩国正在出现的令人惊惶的局面在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韩国政府内部的腐败、不断趋于恶化的政治机制，以及美韩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⑧此外，1961年9月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也发出警告，“至少在近期，对南朝鲜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南朝鲜内部。这个国家缺乏民族目标的判断力，且既面对大量的经济问题，又面对脆弱的政治局势。军人集团寻求提供以前的文职政府所缺少的动力和稳定，但是受制于内部的党派之争，并且在面对这些大量的问题时缺乏民众普遍的支持。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南朝鲜的前景是非常不明朗的和变化无常的”。那么，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韩国国内复杂的问题呢?该报告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韩国提供大量的援助，因为“美国的援助将很可能成功地防止经济的崩溃”。不过，这份报告还预测到即使提供援助，韩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甚至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韩国取得的)进步将是缓慢的，并且在无限期的未来，只要南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继续与西方结盟，那么它将继续需要大规模的外部援助”。⑨

无论如何，由上述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美国人十分清楚，韩国国内的不稳定问题与军人独裁政权的统治有直接的关系，和朝鲜政府推行的和平统一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华盛顿当局从东北亚冷战对抗的角度出发，企图利用半岛局势相对缓和的时机，通过为韩国独裁政权提供大量援助，增强其对抗平壤方面发动和平攻势的实力，消除北朝鲜对南朝鲜民众的吸引力，而非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所以，尽管朝鲜问题具有十分复杂的性质，对该问题的解决涉及异常复杂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使该问题趋向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涉及美国对朝鲜半岛冷战色彩十分浓厚的政策，对朝鲜的长期敌视与遏制以及对韩国独裁政权的纵容。美国规避平壤方面的和平统一倡议而大力扶植韩国军人独裁政权，在通往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上，恰恰是南辕北辙。

为了深入研究朝鲜的对外行为，肯尼迪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特别工作小组。尽管该小组观察到平壤方面不断推动半岛局势缓和的种种迹象，但是它仍然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金日成的主动所为，而是整个共产党集团“在亚洲其他地区获得了更大机会，以更少的风险去攫取更多的收益。”⑩因此，在华盛顿决策层看来，美朝关系在任何程度上的突破都不能依靠与平壤的对话来取得，而只能通过与莫斯科的谈判才能达到目的。在朝鲜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倡议的影响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在1962年作为总统的军事代表访问韩国后，曾经向肯尼迪提出建议，美国应当“在外交上试探苏联，看看是否存在着使朝鲜南北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11)这里，泰勒显然把朝鲜政府在和平统一问题上的举动视为共产党集团行动的一部分，所以他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仅仅是试探苏联人的反应，而根本就未考虑试探朝鲜领导人的想法，更不可能采取哪怕是与平壤方面最低限度的缓和举措。肯尼迪政府对朝鲜推行的十分敌对的政策，反过来当然激起朝鲜领导人实施强烈的反美政策。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朝鲜政府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边针对南朝鲜人大力倡导和平统一政策，一边针对美国推行不太严厉的反美政策，那么从1963年开始，随着美国在越南愈陷愈深，无暇他顾，无力在朝鲜半岛再打另一场战争，平壤方面开始逐渐转变原先较温和的政策路线，不再大力倡导和平统一政策，而是采取比较激烈的反美、反韩国的政策。

1963年5月17日，美国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朝韩边境进行常规侦查时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境内。该机随后被朝鲜人民军迫降，机内两名美国士兵被俘。朝鲜政府要求美国方面公开道歉，并且提出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举行会谈，谈判如何避免此类事件进一步发生，然后释放被俘的美国士兵。在美国向平壤道歉后，翌年2月两国代表开始在板门店进行秘密谈判，最终在5月，美军两名被俘的飞行员才被朝鲜释放。(12)应当说，考虑到此前朝鲜方面推行的和平统一运动，这次美朝接触可以看成是朝方在1960年代给予美国改善与朝鲜关系的最后一次机会。遗憾的是，美国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和解的意愿。不仅如此，美国政府此时期还不断采取针对朝鲜的挑衅行为，例如，强化在韩国的军事部署：在1960年代初设置“长曲棍球”、“克罗基特”和“上士”3种地地导弹系统，并且在1961年1月运入具有双重任务性质的“奈基”防空和地地导弹，特别是在1964年10月部署155毫米核榴弹炮；(13)大力实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项目，1962年驻韩美军总司令盖伊•梅洛伊(Guy Meloy)将军、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哈里•费尔特(Harry Felt)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提出对韩国的5年军事援助方案，每年提供给韩国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尤其要强化空中防御能力，使韩国获得先进的空中预警系统、F104G型空中预警截击机、F5A型战术战斗机以及更多的地对空导弹，并为飞机数量的增加而修建更多的机场；(14)推动日韩邦交正常化(15)……平壤方面针锋相对，对美国及其盟国——韩国亦采取十分严厉的对抗举措。也就是说，自美军直升机被俘获事件之后，朝鲜政府开始实施严厉的反美、反韩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愈陷愈深，无力在朝鲜半岛挑起另一场战争，朝鲜政府显然利用美国面临的这种困境推行其反美、反韩政策。双方的敌对升级，在非军事区或半岛其他地方的冲突不断增多，朝鲜半岛的局势因之而变得愈来愈紧张，美朝关系亦变得愈来愈恶化。

平壤方面采取的行动首先表现在宣传上。它通过媒体谴责美国的激烈程度，可以从《劳动新闻》一段时期发表的文章上看出其中的变化特征。从1959-1966年期间，该报专门提及美国的文章数量几乎增加了200％，特别是其内容的焦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劳动新闻》使用大量版面指责美国准备使南朝鲜经济处于附属地位，并且即将“占领”南方。然而到1960年代中期，随着非军事区情况的变化，该报的焦点开始集中于指控美国向北朝鲜发动的挑衅。在1955-1964年期间，该报每年平均只有2.5％的文章主要谴责美国的挑衅。然而在1965-1970年期间，这个比率就上升到9％，其中在1968年达到最多的21.9％。(16)

其次，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或声明，大肆推行反美主义。朝鲜政府推行严厉的反美政策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金日成于1966年10月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他强烈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径，认为“美帝国主义者正在丧心病狂地妄图把战火扩大到亚洲广大地区”，“使亚洲所有地区的局势变得极度尖锐，严重地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那么，应该如何对付美国的侵略行为?在金日成看来，“只有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才能捍卫世界和平，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对美帝国主义采取更为冷峻而强硬的杰度。我们绝不应该容许在国际问题上放弃原则，同美帝国主义妥协”。具体到与朝鲜有关的问题，他通过美国对越南、古巴等小国采取的行动而看出，美国妄图把朝鲜、越南、东德等“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和小国一个一个地吞掉”。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在一条战线上的紧张状态的缓和不仅无助于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反而会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在另一条战线上加紧侵略的条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会有更大的危险”。因此，他建议，“无论是大国或小国，在世界所有地区和所有战线，都要打击美帝国主义者，最大限度地分散他们的力量，要在美帝国主义插手的所有地区，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不让他们恣意妄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粉碎美帝国主义者企图把力量集中到这个或那个地区和国家，各个击破以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战略”。(17)由这些讲话可以看出，金日成十分担心美国实行“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侵占越南后再来侵略朝鲜，所以他号召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在美国深陷越南战场的同时，“在世界所有地区和所有战线”打击美国侵略者，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扰乱美国人的军事部署，牵制他们的力量，从而间接援助越南共产党抗美，粉碎美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就平壤方面而言，在朝鲜半岛采取激烈方式制造紧张局势，无疑与金日成的这个设想有关。实际上，这只是金日成单就越南战争所做的一个局部考虑。在其心目中，时刻不忘的是“祖国的统一”。还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要与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解放南朝鲜，统一祖国”(18)。这些言论使得美国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在1968年2月访问韩国后向总统汇报说，“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已经强化了针对韩国的宣传攻势，并且公然宣称，到1970年，他将用武力公开统一朝鲜半岛”。(19)至于如何从总体上看待朝鲜方面在1960年代中后期的行为，本文将在后面的行文中予以讨论。

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被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是在采取一种好战路线，且判断出该路线一直会被保持到1960年代末期。(20)在此次讲话后，金日成又在1967年4月发表反美言论说，“美帝国主义将因为他们在朝鲜犯的全部罪行而将从不会得到原谅，他们将用其自己的鲜血来偿还他们的罪行。”在同一个月，朝鲜外务相发布一份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朝鲜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那么朝鲜人民军和全朝鲜人民将彻底地消灭他们。”(21)

第三，金日成力图呼吁海外朝鲜人，尤其是旅居外国的朝裔知识分子，支持朝鲜政府的反美运动。例如，在1965年1月，他向已经在美国定居一段时间的著名新闻记者金正勇(Kim Yong-jung)发出一封公开信，吁请他协助平壤方面在国际舆论界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美军必须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并且号召所有的南朝鲜人起义，以便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双重威胁中拯救他们的国家。此后，在1967年1月，金日成向金正勇发出另一封内容几乎相同的信件。(22)当然，随着南朝鲜政府决定向越南战场派遣作战部队以支援美国时，朝鲜政府还向海外的其他许多朝鲜人邮寄了反美信件。

二　朝鲜与危机的发展

最终，朝鲜政府在军事上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1964年1月14日，朝鲜人民军击落了一架美军F-86型喷气式战斗机。美国外交人员认为这显然表明，“在北方的共产党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因此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改进韩国的军事装备”。(23)在美国强化韩国武装力量的过程中，朝鲜方面继续采取激烈行动。至1966年10月和11月，在非军事区发生的军事交火事件的数量大致等同于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数量总和。根据美国解密的情报档案及白宫高层会议的档案，这些冲突常常是由北朝鲜人首先在非军事区挑起，继而美韩军队予以应战。韩国军方曾酝酿报复性进攻，但常常被美军司令所阻止。1966年10月下旬，在约翰逊总统到南朝鲜前线视察之前，韩国军方在未通知美军司令的情况下，在非军事区东部地区向北朝鲜军队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突袭，导致约30名北朝鲜士兵伤亡。(24)此后的一年之内，在双方交火的过程中，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向朝鲜北方发射的弹药，相当于停战后13年的5倍。(25)

1966年11月2日拂晓，当来访的美国总统约翰逊正在汉城附近的沃克山度假村睡觉时，朝鲜游击队攻击了非军事区以南的一支“联合国军”巡逻队。据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报纸报道说：“在约翰逊总统今天离开汉城回国结束其亚洲之旅前的几个小时，联合国军巡逻队的6名美国士兵和一名南朝鲜人被北朝鲜人打死。……这在不稳定的区域附近的系列冲突中无疑是最严重的事件。……人们认为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最严重的事件。”(26)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这次攻击事件表表明将持续到整个1969年的“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开始。(27)据不完全统计，在1966年11月开始的12个月期间，超过24名美国士兵被打死，更多的美国士兵在战斗中受伤。韩国部队在1967年4月的一次战役中使用炮火，当时双方共有100多人参加战斗。在那年的6月，美国第2步兵师的营房被炸毁。9月，2列韩国火车被炸，其中一列火车携带着美国援助的军事补给。在10月，朝鲜人自1953年以来首次动用炮火。他们向韩国陆军军营发射了50多发炮弹。(28)另据统计，在1967年的前10个月，在非军事区发生了与朝鲜发动攻击有关的423起重大事件及117起小型事件。(29)

与此同时，在非军事区以外的其他地方也时有战斗发生。在1967年6月，在大丘附近与北朝鲜游击队的战斗中，4名南朝鲜警察和一名平民被打死。(30)南朝鲜当局收集的情报表明，共产党方面正在为在南方实施的游击战准备一个详尽的渗透计划，并且还希望支持南朝鲜民众发动大规模的颠覆政府的行动。(31)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些情报准确性的是，在1967年6月，朝鲜人民军举行为期十天的军事演习之后，朝鲜政府在7月从人民军中挑选出能力出众的军人，组建了一支由2400人构成的突击队，并对其加以培训，然后派往南朝鲜执行游击战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整个1967年，在南朝鲜警察和北朝鲜游击队之间发生了215起武装冲突；渗透进南方的224名朝鲜突击队员被打死，还有50名队员被南朝鲜安全部队所俘虏。(32)此外，从1967年5月直到1968年1月的9个月期间，在朝鲜非军事区美国军队控制的地区，就有报告声称存在300多起由北朝鲜人挑起的敌对行动。在此期间，15名美国士兵被打死，65人受伤。(33)……这些情况使得民主德国驻平壤大使在向国内汇报时说，“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从来就没有看到在停火线上像1967年那样发生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事件。”(34)

于是，当亚洲的中南半岛正在进行激烈的热战时，在亚洲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朝鲜半岛，似乎那里的冷战正在逐渐转变成为一场热战。毕竟，沿着朝鲜非军事区以及南朝鲜内部的武力冲突事件迅速增加了。不过，这些对于尚未到来的由朝鲜方面发动的更猛烈进攻而言，仅仅是一个前奏。

1968年1月21日凌晨，由31人组成的一个朝鲜突击队秘密潜入汉城北部城郊地区，准备奇袭韩国总统官邸——青瓦台(Blue House，另译为“蓝宫”)，执行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的任务。这次行动后来以“青瓦台事件”(另译为“蓝宫突袭”)而闻名。当突击队员试图悄悄接近青瓦台时，被韩国巡逻警察发现，战斗跟着就发生了。突击队中一些队员被立即打死，有一人被俘，其余队员向北撤退。不过，韩国和美国宪兵部队迅速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最后，除了3名朝鲜突击队员逃走外，其他人员全部都被打死。据被俘的那名队员交代，美国大使馆也是突击队计划攻击的一个目标。(35)

1968年1月23日，朝鲜人民军海军在北朝鲜东海岸附近水域俘获了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它是一艘美国情报收集船，装备了最先进的现代情报收集设施，而且其27名船员在密码和情报领域受到最高水平的训练，是具有特殊侦查能力的情报专家。在被俘之前，该船正在船长布彻的领导下在朝鲜东海岸附近水域执行任务。当“普韦布洛”号被俘获时，美国政府坚持认为该船在朝鲜政府强加的12英里限制之外至少4英里的地方。而平壤方面则宣称，该船正在元山海湾“北朝鲜的领海内从事间谍活动”。连同船只一起被俘的还有82名美国船员，另有一名船员在和朝鲜人民军交火时被打死。(36)此次事件就是著名的“普韦布洛”事件。事发后，似乎是已经预见到深陷陷越南战场的美国人不可能实施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朝鲜方面并不害怕事件的后果。金日成采取的态度是，“随你的便，如果你们攻击我们，那么我们也要攻击你们……如果美国鬼子胆敢发动战争，那就较量较量吧”。(37)

在“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事件之后，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事件在1968年进一步增长了。接下来，朝鲜方面又采取了另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派遣一支120人组成的突击队在韩国的东海岸登陆，准备实施游击战。然而，在美韩联军的剿杀下，所有来自北方的潜入者最终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据美韩军方统计，仅仅在1968年期间，在韩国被捕的朝鲜特工数量高达1245人。(38)

当时光流转至1969年时，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仍在继续蔓延着。在1969年4月15日，平壤方面针对美国而制造了另一起重大事件——“EC-121”事件。当天朝鲜人民军空军的2架米格战斗机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击落了美国一架大型电子侦察机EC-121号，31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这架飞机来自美军驻日本厚木的空军基地，在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下，沿着朝鲜北部的东海岸从事电子侦察。平壤的媒体报道说，该机“已经深深地侵入”朝鲜的领空。朝鲜的广播专门发出严厉的告诫，“美帝国主义者必须记着朝鲜人民军的严厉警告，它随时会用百倍的、千倍的报复性打击来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任何挑衅”。(39)“EC-121”事件发生后不久，朝鲜人又一次令美国人大吃一惊。1969年8月17日，朝鲜人民军击落一架越过非军事区闯入朝鲜领空的美军直升机，抓获驾驶该机的3名美国士兵。4个月(108天)后，12月3日，在美国于一封道歉信上签字后，朝鲜人释放了美军3名机组人员。

鉴于这一时期(1964-1969年)朝鲜的行为对半岛危机趋向高潮所起的催化剂作用，那么，应当如何从总体上来看待这种行为呢?

实际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终极目标是要统一朝鲜半岛。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强调这一点。例如，在1966年10月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他刻意指出，“解放南朝鲜，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民族义务。我们要用革命精神教育北半部劳动人民，使他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的殖民统治，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侵略，为彻底完成朝鲜革命而斗争。要使我们的全体劳动人民时刻不忘南朝鲜人民的处境和统一祖国的任务”。(40)接着在1967年1月致华盛顿朝鲜问题研究所所长的信件中说，“我们为完成民族的最大任务——祖国的统一，已经作出了并正在继续作出力所能及的一切努力。”(41)可以说，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对美国、对南朝鲜所采取的行动，基本上都围绕着此目标而展开。

为实现民族统一的目标，朝鲜政府使用的方式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和平方式，另一个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激烈方式。就前者而言，早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朝鲜就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对韩国民众具有的吸引力，不断发出和平统一的倡议，在韩国民众中产生了重大的反响，最终李承晚独裁政权被推翻，南朝鲜局势出现重大变化。在北方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韩国民众利用新政府提供的自由和北方接触并进行交流，朝鲜半岛一度出现了和平统一的曙光。

至于后者，虽然以武力为基础，但不同于1950年代初的大规模进攻，主要指通过较为激烈的武装袭击等手段在朝鲜非军事区打击美韩军队，同时通过游击战等方式在韩国制造混乱，以图乱中取胜，寻找机会搞垮韩国亲美的军人独裁政权，促使韩国局势出现类似于李承晚政权被推翻时的变化，并制造机会使南北方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而利用南朝鲜人民的力量赶走美国人，最终实现统一大业。由于有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经验，只要推翻韩国的亲美独裁政权，就存在统一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所以根据国际情况变化(主要是美国深深卷入越南战争)采用激烈手段首先推翻韩国独裁政权，无疑是平壤方面打算尝试的一种方式。正如美国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由于1965年韩国派军队前往越南，于是北朝鲜人的战略就是在南朝鲜和美国政府之间制造一个不和因素。“他们通过电台和电视传送宣传节目。他们试图获得在日本居住的朝鲜人的支持。共产党还在整个南方派发宣传小册子。他们希望这将迫使美国军队撤出，并将导致民众起义推翻朴正熙政权，最终把国家统一到共产主义之下”。(42)

平壤方面采取何种统一方式则依据自身和美国方面的情况而定。当自身经济发展良好、中国撤军，而美国又没有卷入其他大规模战争时，采取和平统一方式；而当美国深深卷入越南战争，同时朝鲜自身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时，平壤方面就在半岛采取较为激烈的方式。由于朝鲜有苏朝条约和中朝条约(43)的保障，尤其是中国在1964年成功试爆核炸弹之后，金日成更对美韩联合军力的威胁无所畏惧。当然，在自身国家安全有了充分保障之后，金的行为也和赫鲁晓夫下台后苏朝关系的迅速升温休戚相关。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很快便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这无疑使金有了发动攻势行为的底气。到1968年1月“普韦布洛”事件发生时，朝鲜武装部队差不多已全部由苏联新型军事武器所重新装备，包括潜水艇、T-54及T-55型坦克、(Komar)导弹艇、雷达和地对空导弹、米格-21型喷气式战斗机。苏联人还使朝鲜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的数量翻一番还多，由14个增长到35个，同时再赠送朝鲜总数达210个火箭发射器。(44)

显然，苏联的军事援助是金行为的一个刺激源。朝鲜方面的具体行动是以扰乱美韩两国在越战期间的军事部署为主。虽然美国仍在南朝鲜驻扎军队，但是在其看来，只要朝鲜的共产党不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国就没有必要大肆报复。特别是，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越南战场，对于在亚洲再陷入另一场地面战争，的确是力不从心。到1970年代初，美国人逐渐退出越战，可以集中力量应对朝鲜局势，且中苏分裂、中美和解、美苏缓和等国际形势出现变化，这些因素都对平壤方面在朝鲜半岛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于是朝鲜政府又重新倡导和平统一全朝鲜的政策。

三　美国与韩国对危机的反应

在朝鲜方面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之后，美国、韩国方面，尤其是前者做出何种反应呢?

面对朝鲜半岛出现的紧急形势，深陷越南战场而不能自拔的美国不得不做出应急反应。1967年，为了给予美军驻韩指挥官更多的使用大炮的权力，美国军方放宽了对非军事区交战的管制水平。很快，参谋长联席会议把朝鲜半岛的军事等级列为敌对的交火区，且规定在韩国服役的美国军人有资格获得战斗奖章和勋章，尽管获得的条件比在越南服役的军人严格得多。(45)另外，由于大批军队驻扎在越南，所以美国无法向朝鲜派出过多的军队，而仅仅把驻扎于冲绳的几个陆军特种部队小分队派遣到南朝鲜的山区，并且在1967年夏季与朝鲜人作战。不过，美国方面一直在控制与朝鲜军队交火的规模，小心翼翼地避免非军事区的冲突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毕竟，美国的大量资源正投入到越南战场，已经不能在亚洲再卷入另一场类似于越南战争那样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民众已到处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战抗议。特别是，越南战场上美国士兵的伤亡情况在无情地抽打着国内民众脆弱的神经。在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美国驻扎在越南的军队正经历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伤亡率。(46)

对于美国而言，在朝鲜半岛形势最紧张之时正处于约翰逊政府时期。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执政时那样，约翰逊政府仍然遵循美国对北朝鲜的一贯看法，从全球冷战对抗的视角出发，认为北朝鲜的行为不是简单孤立的，也不是它独立自主政策的结果，而是共产党集团更大阴谋的一部分，因为北朝鲜乃是苏联的一个马前卒。这种观念在1968年的“普韦布洛”事件中表现得最明显。当事件发生后，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坚持认为，北朝鲜捕获美国的“普韦布洛”号船，与苏联在太平洋采取的其他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同时建议，美国应该命令南朝鲜人采取相对应的行动，也去抓捕一艘苏联船只。(47)尽管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拒绝了该建议，但是他对该事件的判断和罗斯托的看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这个事件是社会主义集团提前预谋好的，苏联人事先知道这一点。(48)此外，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也告诉总统，“这次看起来似乎是北朝鲜人和苏联人共同谋划的产物，是转移我们在越南注意力的一种尝试。因为苏联人正对北朝鲜人施加压力，要求其减轻越南(共产党)的一些压力”。(49)总统约翰逊亦持类似看法。他从冷战的角度出发，把朝鲜半岛发生的事件与越南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危机发生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出，“(朝鲜人的)这些袭击很可能是共产党人所做的试探，其目的是要转移南朝鲜和美国军事资源投放的方向，而现在这些资源正联合起来在越南成功地抵抗侵略”。(50)他还认为“普韦布洛”事件与共产党集团在全球的总体谋划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如果柏林的事件与越南及朝鲜的事件同步发生，他也不会感到吃惊。(51)……正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集团的圈套，约翰逊总统只是象征性地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例如，征召美国空军和海军后备役军人入伍，同时命令“企业”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韩国海岸外随时待命，但是，他也宣布其政府将迅速寻找一个能够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此，他寻求通过外交渠道，主要是接近苏联政府，要求平壤方面释放被俘的船员。(52)后来在苏联领导人的建议下，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968年2月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谈判。因“普韦布洛”事件引发的危机，最终在约翰逊政府决定不对朝鲜采取任何直接的军事打击之后逐渐平息了。

然而，华盛顿当局采取的较温和的举措却令韩国政府非常恼火。早在“青瓦台事件”之前，朴正熙等韩国领导人就主张对朝鲜方面实施强硬政策。在他看来，如果美韩联军保持防守姿态，那么北朝鲜人还会继续发动攻击。他坚持认为，“无论何时北朝鲜人违反停战协定，(美韩联军)就一定要通过军事报复使其付出代价”。不过，驻韩美军司令查尔斯•博内斯蒂尔(Charles Bonesteel)却警告韩国领导人，他接到的命令就是保卫南朝鲜，并且执行停战协定；“联合国军”给予韩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合法地位，而北朝鲜却不享有这一点，“联合国军”若单方面采取行动，那么只能使自己蒙羞。(53)显然，在深陷越南战场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在朝鲜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当然明确反对韩国采取针锋相对的过激行动。然而，根据一位韩国学者的研究，南朝鲜军方曾不顾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对而积极地向北朝鲜发动十分冒险的报复性军事行动，导致半岛危机不断加深。(54)在此过程中，韩国方面常常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需要抵御来自北方的攻击为借口，向美国不停地索要各种军事援助。而约翰逊政府由于迫切需要韩国向越南派遣军队，所以一再满足对方的军援要求。在1966年3月4日出台的美韩协议(《布朗备忘录》)中，美国决定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还有经济援助)，其中尤其强调“在接下来的几年，为使韩国军队现代化而提供大量的装备；为增加韩国的弹药生产，提供设备以扩大韩国的兵工厂数量。”(55)和以前的对韩国的军事援助相比，1960年代中后期从1965年开始，特别是自1966年以来，美国每年的军事援助高达2亿美元以上，1968年和1969年其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项目》(MAP)更是分别高达3.57亿美元和4.25亿美元。(56)来自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使韩国军队的实力迅速增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韩国领导人在半岛危机中对北方采取强硬举措。据美国方面统计，韩国部队在1967年10月26日和12月底之间，执行了11项先发制人的对朝鲜军队的袭击。(57)于是朝鲜半岛危机持续升级，直至1968年和1969年出现危机高潮。美国的行为在客观上对危机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朝鲜对美国间谍船和侦察机采取的激烈行动，无疑也和美国强化韩国军力的行为所产生的强烈刺激因素有关。尽管华盛顿决策层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危机升级，但这是它在维系美韩同盟时在朝鲜半岛上不得不面临的政策困境。

当“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危机发生后，韩国更欲挟制美国制造更大的危机。朴正熙在“普韦布洛”号船只出事后次日，紧急召见美驻汉城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Porter)，强烈要求美韩联军采取行动，对北朝鲜沿东海岸的海空军基地实施联合军事打击。他警告说，“我们的忍耐力和自我克制力是有限度的”。韩国外交部长也带着情绪说，“‘普韦布洛’事件的结束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危机”。(58)此后，韩国领导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们甚至告诉美国人，韩国军方正在准备采取报复性的措施。1968年1月26日，朴正熙在接见波特大使时说，虽然韩国人不想看到另一场战争发生，但是面对北方的持续突袭时他们不能再保持现有状态，消极被动地防守。报复性的军事进攻也许会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因此美国和韩国军队应当开始为即将来临的冲突做好准备。(59)

在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的同时，围绕着出兵越南一事，南朝鲜与美国的关系亦变得十分紧张。韩国领导人提出，除非美国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北朝鲜的渗透和颠覆，否则他们将考虑从越南撤出韩国部队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从越南撤走任何一支韩国军队都将转化成北朝鲜人的胜利。助理国务卿塞缪尔•博格(Samuel Berger)在致波特大使的信件中指出，虽然北朝鲜人的袭击的确令人厌恶，然而它们对南朝鲜的稳定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大多数袭击者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华盛顿的主要担忧仍然在越南。(60)他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美国人已经深深地陷入越南战场，不希望在朝鲜半岛大动干戈，而只打算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度来化解在半岛面临的困境。朴正熙和南朝鲜政府其他官员则不同意美国消极保卫韩国的观念。他们非常气愤地认为，美国人更强调如何应对“普韦布洛”事件而非北朝鲜已强化的军事行动。(61)

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在分析平壤方面发动突袭的动机时早已预料到，在应对朝鲜危机的过程中将会引发美韩矛盾。据1967年9月的一份《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判断，北朝鲜倾向于武力的行为虽然源于金日成的决策，但是和共产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最明显的是北朝鲜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金日成的目的就是要增加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的困难，或者使韩国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而不去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要求撤军从而激化美韩矛盾。(62)考虑到此种因素，特别是美国非常担心韩国的报复行动将引发另一场朝鲜战争，所以它不得不采取措施抚慰韩国人。

首先，自“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危机以后，为了显示保卫韩国的决心，美国大大强化了它在南朝鲜的地面部队和装备，把最初被指定要在越南服役的数千名军人全部派遣到南朝鲜，同时延长驻韩国2个步兵师中即将退伍的士兵的服役期限。(63)

其次，在1968年2月，约翰逊总统派遣陆军部长万斯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去访问韩国，与南朝鲜领导人会面，以再次向韩国人表明：保卫南朝鲜的安全也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约翰逊告诉万斯，他的任务就是让朴正熙相信，就像关注“普韦布洛”号船被俘那样，美国同样也关注来自北朝鲜的突袭。美国人决心寻求和平解决朝鲜危机的办法。美国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之前将和韩国协商，反过来它希望韩国有同样的考虑。韩国军队应当服从“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命令。(64)

第三，大幅度增加对韩国的军事援助。1968年2月初，约翰逊要求国会在已经批准的对韩国军事援助的数额上再追加1亿美元，使援助总数达到2.2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承诺为韩国军队提供价值约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包括F-4E型喷气式飞机、各类军舰、新式枪炮、电子侦查设备以及化学脱叶剂等等。(65)

美韩矛盾的化解，使美国人暂时度过了在朝鲜面临的困境。不过，只要华盛顿当局不改变苏联支配朝鲜行为的观念，那么它在处理朝鲜危机时就一定会缺乏某种程度的灵活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在1968年初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分裂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同时也开始向决策部门建议，苏联人对平壤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北朝鲜也许不是莫斯科共产党在全球争夺中的一个简单的傀儡，(66)但华盛顿决策层不予理会。事实上，即便约翰逊等人重视情报机构的判断，不再把平壤方面的行为看作苏联集团整体谋划的一部分，但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场，加之考虑到被俘船员的人身安全，他们也照样不能对朝鲜方面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报复行动。

及至尼克松总统上台，对朝鲜半岛危机的处理亦不脱前届政府的窠臼。虽然与约翰逊政府不同的是，在“EC-121”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政府的决策层认识到朝鲜方面的行为和苏联无关，然而，和约翰逊政府相同的是，尼克松总统也仅仅是象征性地采取了一些军事示威行动，例如，命令美国陆海空三军处于警戒状态，同时，派遣由23艘战舰组成，包括3艘攻击型航空母舰的美国第71特遣部队前往日本海，保护美国的侦察飞行。这之后，尼克松政府很快就调走了该特遣舰队，平息了“EC-121”危机。究其原因，美国在没有结束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实在不愿意再在其他地方卷入另一场地面战争。正如尼克松无可奈何所说的，“只要我们卷入越南战场，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源或公众来支持另一个地方的另一场战争”。(67)此外，在处理1969年8月17日美军直升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事件时，尼克松政府依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原则。在美朝双方举行的板门店谈判中，美国代表签署了由朝鲜人准备的文件，不仅承认因美国军用直升机深深潜入北朝鲜领空而“严重”侵犯“北朝鲜的主权”，并且保证“将不再次从事这样的犯罪行为”。(68)在美国做出这样的道歉之后，朝鲜方面才决定释放被俘的3名美军飞行员。在美国国务院的解密文件中提到，美国接受北朝鲜开具的条件有一个重要意图：向全世界舆论表明，美国是一个受讹诈者，其签署文件正是“北朝鲜人讹诈的结果”。(69)不管怎样，这仍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像越南战争这样重大的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美国在诸如朝鲜半岛那样的危险地区，除了软弱退让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余论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仍长期和韩国独裁政权打交道，通过不断援助并强化该政权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虽然美国的政策并非要在朝鲜半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而是企图维持半岛现状与稳定，但由于历史及冷战因素的影响，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却造成南北朝鲜长期对立、彼此敌视。这就是说，该政策经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即美国采取的行动和要实现的目标往往背道而驰。引人注意的是，每当半岛出现危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而陷入遏制与失败的双重困境，但它又从不调整该政策。1960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半岛危机即是最好的例证。

诚然，这场危机从表面看来朝鲜方面掀起的波澜更大，然而深究起来，朝鲜半岛彼此敌对的另一方——美国的政策行为又是不容忽视的关键要素。考察美国在危机中的行为可以发现，其所作所为只是加剧了朝鲜南北方的对立。客观地讲，美国也不愿意朝鲜半岛总是处于危机之中，特别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它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之际。当然，它更不愿意半岛出现大规模的冲突，进而使美国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甚至美苏因之而严重对抗。每当半岛出现危机、韩国蠢蠢欲动打算军事报复北方时，美国便极力阻挠韩国采取行动，同时施以大规模援助，一方面利用有形补偿来安抚韩国，另一方面增强其国防实力。尽管美国很大程度上意在平息半岛危机，但其对韩政策行为发挥的实际效果是，不仅助长了韩国加强和北方对抗的实力和气焰，尤其是引起朝鲜方面更大的愤怒和对抗的情绪。也就是说，美国所为不仅没有平息事端，反而发挥了挑事的效应。所以，在1960年代中后期，鉴于深陷越南战争的缘由，美国愈想化解危机，但其对韩政策却愈使得局势复杂化，半岛对抗愈发严重，于是危机持续蔓延。

就此而言，不可否认的是，1960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半岛危机是美苏领导的两大阵营在全球进行冷战对抗的一个副产品。正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冷战的因素，美国才不愿意看到以平壤为主导的半岛统一局面，无论是凭借和平抑或是武力方式。这无疑是其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从这个角度出发，华盛顿决策层不可能脱离全球冷战争夺的大背景，来单独看待美朝关系的走向问题，而是把美朝关系与苏朝关系、中朝关系、美苏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只要美苏冷战不结束，美国政府就会把朝鲜政府视为苏联的一个走卒、工具，认为莫斯科在支配着平壤的对外行为。这是它对朝鲜政府长期持有的一种不正确认识。在此观念的支配下，朝鲜方面缓和局势的任何举措都不会对美朝关系的改善发挥有效的作用。冷战结束后，虽然美朝关系的改善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亦尤为复杂，但双方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同时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朝鲜半岛的冷战形势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缓解。

注释：

①Nicholas Sarantakes,“The Quiet War: Combat Operations Along the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 1966-1969”,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April 2000, Vol. 64, No. 2.

②Vandon Jenerette,“The Forgotten DMZ”, Military Review, Vol. 58, May 1988.

③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④Mitchell Lerner, The Pueblo Incident: A Spy Ship 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02.

⑤梁志：《“普韦布洛危机”始末初探》，载崔丕主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⑥邓峰：《美国与EC-121危机：对1969年朝鲜击落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⑦[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14卷，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4年，第207、209页。

⑧Report by Hugh Farle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to the President’s Deputy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March 6, 196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以下简称FRUS)，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02。

⑨NIE 14. 2/42-61,“The Outlook for Korea”, September 7, 1961,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美国盖尔公司出版的电子数据库“解密文献参考系统”，以下简称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491517。

⑩“The Task Force Report on Korea,”Memorandum from Robert Johnson of the NSC Staff, June 13, 1961, FRUS, 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27.

(11)Paper Prepared by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Representative,“Impressions of Korea”, September 20,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77.

(12)对该事件的简单叙述，见：Byung Chul Koh, The Foreign Policy of North Korea, New York: Praeger, 1969, p. 149。

(13)Memorandum for Mr McGeorge Bundy, 31 May 19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Country Files: South Korea, Box 19, Johnson Library.

(14)Paper Prepared by the President’s Military Representative(Taylor)September 20, 1962, FRUS 1961-1963, Vol. 22, Document #277.

(15)朝鲜政府一直反对在美国支配下日韩为邦交正常化而举行的系列会谈。日韩缔约后，朝鲜政府发表声明，严正警告：《日韩基本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第255页)。另外，针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朝鲜政府强烈谴责说，美国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创建一个统治东北亚的国际组织(Chun In Young,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72,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77, p. 146)。

(16)Chun In Young,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72,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77, Chapter 3.

(17)(18)[朝]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5年，第464-466页；第514页。

(19)Memorandum from Vance to Johnson,“The Objective of my Mission,”February 20, 1968, FRUS, 1964-1968, Vol. 29, document #181.

(20)SNIE, 14. 2-68,“The Likelihood of Major Hostilities in Korea,”May 16, 1968, FRUS, 1964-1968, Vol. 29, document #200.“The Likelihood of Major Hostilities in Korea”, Secret,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May 16, 1968,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美国Pro Quest公司出版的电子数据库“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以下简称DNSA)，United States and the Two Koreas, Item No.: KO00008。

(21)朝鲜《劳动新闻》1967年4月8日和4月15日，转引自：Lee Yur-Bok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p. 105。

(22)朝鲜《劳动新闻》1965年1月9日和1967年1月5日，转引自：Lee Yur-Bok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p. 105。

(23)Air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Kore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5, 1964, FRUS, 1964-1968, Vol. 29, document #3, Attachment #8.

(24)General Charles Bonesteel Ⅲ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November 3, 1966, Korea Cables Vol. 3, Box 255, Korea Country File, National Security File, Johnson Library.

(25)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第257页。

(26)Times(London), November 3, 1966.

(27)Vandon E. Jenerette,“The Forgotten Demilitarized Zone,”Military Review, May 1988, No. 5, p. 36.

(28)James M. Wroth,“Korea: Our Next Vietnam?”Military Rewiew, November 1968, No. 11, p. 34.

(29)Byung Chul Koh, The Foreign Policy of North Korea, p. 147.

(30)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67, 3.

(31)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67, 7.

(32)Byung Chul Koh, The Foreign Policy of North Korea, p. 147.

(33)Department of Defense,“Report of the 1971 Quadrennial Review of Military Compensation,”Washington, DC: Manpower and Reserve Affairs, 17 March 1972, p. 45.转引自：Vandon E. Jenerette,“The Forgotten Demilitarized Zone,”p. 37。

(34)Memorandum from Ambassador of the GDR in the DPRK to State Secretary and First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8, 1967, in 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4, p. 46, document #3.

(35)New York Times, Janunry 29, 1968, 9; Nicholas Evan Sarantakes,“The Quiet War: Combat Operations Along the Korean Demilitarized Zones, 1966-1969,”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4, No. 2, 2000.事发后，朝鲜政府声称是南朝鲜武装游击队所为(见：[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22卷，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5年，第138页)。但是美国学者伯恩德•谢弗利用原民主德国的解密档案，证实“青瓦台事件”的确是朝鲜派遣的突击队所发动的(见：Bernd Schaefer, North Korea“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 1966-197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4, p. 22)。

(36)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28, 1968; The Chicago Daily News, February 8, 1968.

(37)[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22卷，第113页。

(38)Vandon E. Jenerette,“The Forgotten Demilitarized Zone,”Military Review, May 1988, No. 5, pp. 38-39.

(39)转引自：Lee Yur-Bok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p. 108.

(40)[朝]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第1卷，第514页。

(41)[朝]金日成：《金日成著作集》第21卷，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5年，第2页。

(42)Vandon E. Jenerette,“The Forgotten Demilitarized Zone,”Military Review, May 1988, No. 5, p. 41.另据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解密的文件，当时驻平壤的罗马尼亚外交官认为朝鲜在半岛采取的冒险行为，主要因为：(1)金日成强化“主体”意识形态的需要，通过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发展缓慢的关注，同时防止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的政治威胁出现；(2)朝鲜领导人希望在南朝鲜掀起一场类似于南越发生的革命运动，进而摧毁朴正熙政权；(3)朝鲜打算援助越南共产党并在亚洲开辟反对美国的第二条战线；(4)金日成希望通过采取激进的革命行动，迎合中国在文革期间较为激进的对外政策，从而积极改善中朝关系。见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部发布的解密文件集：NKIDP e-Dossier No. 5,“New Romanian Evidence on the Blue House Raid and the USS Pueblo Incident,”http://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new-romanian-evidence-the-blue-house-raid-and-the-usspueblo-incident(2013年7月11日访问)。

(43)苏朝条约全称为《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两国于1961年7月6日在莫斯科签订，同年9月10日生效，有效期为10年。其中一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遭受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武装进攻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朝条约全称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签订，同年9月10日生效，有效期为20年。其中也有一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两个条约都规定将“尽其全力”援助朝鲜，等于为其国家安全提供了保护伞。

(44)Donald S. Zagoria,“North Korea: Between Moscow and Beijing,”in Robert A. Scalapino and Jun-Yop Kim, eds., North Korea Today: Strategic and Domestic Issues, Berkeley, CA: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83, p. 358；另有学者指出，当时朝鲜的军事装备几乎完全依赖苏联人的援助，见，Chin-Wee Chung,“Nor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China,”in Jae Kyu Park, Byung Chul Koh, and Tae-Hwan Kwak, eds.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North Korea: New Perspectiv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Chapter 8, p. 176。

(45)Daniel Bolger, Scenes from an Unfinished War, Fort Leavenworth, Kan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1991, pp. 76-77.

(46)Bruce Palmer Jr., The 25-Year War America’s Military Role in Vietna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84, p. 68.

(47)(48)Notes from Meetings of the Pueblo Group, January 24, 1968,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Files of Smith, Box 1, Johnson Library; 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10: 30-11: 45 a. m., Washington, 24 January 1968,“Summary Minutes of Pueblo Group”, James Person & Mitch Lerner,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4, 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8.

(49)Summary Minutes of Meeting, 10: 30-11: 45 a. m., Washington, 24 January 1968,“Summary Minutes of Pueblo Group”, James Person& Mitch Lerner,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7, 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8.

(50)“The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Nation: The Situation with North Korea,”January 26, 196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Johnson, 1968, Vol.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 77.

(51)James Person & Mitch Lerner,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3, 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8.

(52)Defense Department News Release No. 73-68,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SC History, Pueblo Crisis, 1968, Boxes 27-28, Johnson Library.

(53)Text of cable from Ambassador Porter, Top Secret, Sep 19, 1967.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043052.

(54)Tae-Gyun Park,“Beyond the Myth: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Mid-1960s,”Pacific Affairs, Volume 82, No. 1, Spring 2009.

(55)Letter from U. S. Ambassador to South Korea, Winthrop Brown, to the South Kore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Lee Tong Won, March 4, 1966, Record Group 472, Records of the U. S. Forces in Southeast Asia, Box 1, NARA, USA.

(56)U. S. AID,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and Assistance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Service, 1969.

(57)Memorandum from Cyrus R. Vance to President Johnson, February 20, 1968, FRUS 1964-1968, Vol. 29, document #181。根据美国总统派往汉城的特使赛勒斯•万斯的说法，韩国军队的袭击次数超过570次。

(58)Cable from Ambassador Porter, January 24, 1968, Korea Memos and Cables Vol. 6, Box 121, Korea Country File, National Security File, Johnson Library.

(59)Cable from Ambassador Porter, January 26, 1968, Korea Memos and Cables Vol. 6, Box 121, Korea Country File, National Security File, Johnson Library.

(60)James Person & Mitch Lerner,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10, 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8.

(61)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68, 7.

(62)SNIE 14. 2-67,“North Korean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South Korea,”September 21, 1967, FRUS, 1964-1968, Vol. 29, document #130; North Korean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with Respect to South Korea, Secret, 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eptember 21, 1967, DNSA,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o Koreas, Item No.: KO00001.

(63)Operations: Lessons Learned, 2d Infantry Division for Period Ending 30 April 1969，美军解密的原始文件，见国际互联网：www.jenerette.com/dmz/dmz_1969.pdf(2013年6月16日下载)。

(64)Themes for the Mission of Cyrus Vance, February 9, 1968, Korea Memos and Cables Vol. 6, Box 122, Korea Country File, National Security File, Johnson Library.

(65)Vance report,“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February 20, 1968,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Files of Walt Rostow, box 10, Johnson Library; James Person & Mitch Lerner,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125, 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8.

(66)CIA memo describes Soviet and Chinese policy regarding the aggression of the North Koreans against South Korea and North Korea’s seizure of the PUEBLO, January 28, 1968,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27505.

(67)尼克松在1986年1月14日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引自：Nguyen Tien Hung and Jerrold Schecter, The Palace Fi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 31。另外，关于美国如何处理“EC-121”危机的详细论述，见拙作：《美国与“EC-121”危机》，《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

(68)Lee Yur-Bok and Wayne Patterson, eds.,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866-1997, p. 110.

(69)James Person & Mitch Lerner, eds.,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68-1969, document #279, 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