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凡拥挤的街区，无数平庸而未必值得记忆的人生经验，因为一个非人道的隔离制度，一次强硬的行政拆迁，而成为不能磨灭的历史

“第六区博物馆（District Six Museum）”在一处僻静的街角，看上去是座小教堂。开普敦正下着盛夏之后第一场雨，否则那里正是一个适合漫步的所在。如果在上海，这样的小街类似茂名南路和长乐路的交点，街道的宽度只适合单行。第二次去那里，林荫和阳光之间只有细碎的风声穿过，就像很多年前一个逃学的午后。

如此安静，当你站在那个玻璃门前，向门内高桌后的女士示意，当门锁的开关“嗒”声开启，却不期然进入这幢“声音之屋”。

声音之屋

朋友只跟我说起，有一处小博物馆，它告诉人们,第六区，一个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繁华街区如何在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夷为平地。

博物馆以前是个小教堂，叫Methodist Mission Church，以前就是第六区居民的聚会场所。教堂木质结构的第二层，事实上只是礼堂上空周围的一圈走道。一走进去，整个地板上就是第六区的街道地图。那些平平整整的、涂着各种颜色、写着街道名字的色块，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只是一幅别致的地毯，但那些故地重游的第六区前居民，真的会在地图上寻找祖居的地点。

在礼堂靠近主席台的中央，有一座塔——一小堆沙土上面，罩着一座由绳索串起路牌筑成的方塔，一直高到天花板上。这些路牌都是第六区的居民们在强行拆迁的时候藏起来的，藏了30年。

大厅里的游客可以看见屋顶垂到二楼楼梯上方的十多张大照片，上面都是有色人和黑人的面孔，他们是诗人、艺术家、芭蕾舞蹈家，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无法发挥特长，被迫流亡。

一整匹的白布，从屋顶悬垂下来，他们叫她“回忆之幕”。上面用各种各样的字体，写着各种各样的对第六区的回忆。前居民们把那些诗一般的句子写下来，家庭主妇们用各色的线绣出来。“在从前的第六区，生活便宜，记忆宝贵；而在今天的某某公园，物价奇贵，生命低贱。”

有时候，从前的第六区被描述为低收入家庭居住的郊区。在前居民的心目中，它被理想化为一个宽容的社区，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基督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种族背景的人住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它是那个时代南非社区的反衬：和其他社区截然分化的情形刚刚相反。

这个社区离市中心很近，里面有学校，有市场，简单的工业，还有自己的娱乐和宗教场所，以及有着不同职业和背景的人群。看起来它差不多是城市规划者的梦想。但是第六区贫穷的人很多，住得相当拥挤。在高峰时期， 这片区域有 3,700幢建筑和超过70,000人，在土地宽裕的南非，在白人眼里，它是不折不扣的贫民窟。

这里曾经热闹、时髦，就像博物馆里头无处不在的各种相框展示的那样，到处人声鼎沸，下午的阳光勾勒出建筑优美的细节，妇女们带着发卷、推着婴儿车走过街道，鸽群在屋顶之间飞快掠过。但在1966年，强力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民党上台之后，通过“社区发展部”宣布第六区必须迁走，这里被宣布为白人专用的地区。在1979年之前，政府不断强硬介入，于是，人们被强迫离开工作近便的市中心，被搬到开普平原火柴盒式的房子里——相比起第六区，那里的条件恶劣得多。

图图大主教曾经在他的著作《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里，提到一个教友，那位老人1960年代从第六区迁出，到1986年的时候，他还没有把搬家时打的很多包打开，为的是等着回第六区的家，直到他去世。

离开自己如同燕子衔泥一般建设的家，离开发生了记忆中所有庆典和争吵的屋子、眼睁睁看着它被夷为平地是怎样的一种痛苦？成千上万的人将家打成包裹，寄存到那个完全陌生的未知之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迫失去家园的人们，无法发出他们的呼号，世代积累的社区记忆被强制湮没无闻。

复原生活

这是博物馆墙上最引人注目的铭文：“我突然感到，我们的历史存在于我们居住的家中。是这些简单的建筑，它们抵抗被武断定义的能力，把我们塑造成型。\"出处是 Kafka\'s Curse ，《卡夫卡的诅咒》，这部小说的作者Achmat Dangor是曼德拉儿童基金会的一个前任领导人，著名作家。

自然而然，参观者就进入了Nomvuyo\'s Room。这是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家庭的居所，只有不到20平方米，没有隔断，囊括了从卧室、厨房、起居室和餐厅的功能。灶台、桌椅、每一个杯子和咖啡壶都擦得一尘不染，简单的陈设，让人想起上海的石库门房子里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关于生活的面貌，那些孩提时代生活在第六区的人说的都差不多——譬如我在博物馆遇到的讲解员Noor Ebrahim和游客Ajam——第六区里的居民可以永远敞开着大门，大家彼此认识，在做饭的时候总是多做一点，因为邻居和朋友随时可能来分享。

Nomvuyo女士的自传就在第六区博物馆的小卖部出售，她的声音一直在老式的、像一个矮柜那么大的收音机里响着，讲着在这个蜗居里，一家人平静温暖的生活。

踏上嵌着街牌的木楼梯，楼上的展览还原了第六区的日常生活。理发店、社区医院、洗衣房，学校、运动队，不仅陈设还原，无数的物证排山倒海。运动队的队服、奖杯、护士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的照片，医疗器械的原物……所有的图片和招贴告诉你一件事：

这里的人曾经有序、尊严、幸福、多姿多彩地生活，没有任何人有权力给它随意加上贫民窟的定义。

继续深挖

Ajam曾经是第六区一所高中的学生，他端端正正地在自己母校的照片前留影。他对我说：“我爱毛泽东！他和曼德拉一样，为民主和平等而斗争！”我只能对他微笑。

第六区不是一个静止的博物馆，它成为前被逐出社区居民的活动中心，一直以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下被驱逐居民的利益为己任。它一直在举办各种活动和不同的展览，收集各式各样的对第六区的回忆，表达对第六区的理解。他们宣布，要在开普敦这个城市中，搜集和寻求各种关于城市、认同和社区知识，以便在进行关于差异、多样性、不平等和不合道义行为的公共政策的讨论时，能够有所依据。

有关于第六区的音乐剧，也举行过第六区的“作家的地板”活动，征集关于第六区的诗作，然后砌在地板上，还有“继续深挖”活动，寻找更多样化的形式来表现第六区。

“罗德之屋（Rod\'s house）”本来是一个学院派艺术家的作品，现在成了博物馆的馆藏。一间四五个平方的屋子，所有的东西都被封存在粗糙的石灰墙面里：书籍、油灯、西装、窗帘、餐具、剪刀、唱片，一个单身男子的生活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从墙里挤出一部分，如同被风蚀的坟墓，更像被折磨的思绪在回忆和瓦砾场之间逡巡，所有的东西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男声一起对你说话。那个叫罗德的年轻男人用轻松的调子谈他的访客，叔叔、朋友，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墙面的石灰上、古铜色砖石地板上都刻着看不完的文字和照片：毕业的、订婚的、父子的……

突然发现，这里挤满了各种东西，但是，没有仇恨。关于种族隔离当局的“社区发展政策”和甄别人种的身份证管理，只有几块印满解说词和示意图的大木板，放在进门右边的位置。那不是最受人注目的部分。我们习惯看到，一到忆苦思甜，必有反面人物，被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这里没有。这里只有温暖记忆，拒绝腐蚀，拒绝遗忘。

那些照片里各式各样的生活，确实积压着一股愤怒，但这愤怒的力量没有化作诅咒，没有变成任何破坏性的东西，他们只在记忆的暗处摸索，痊愈被伤害的尊严。

第六区被拆迁之后并没有开发什么建筑，在种族冲突越演越烈的当时，除了建了一所大学，这里几乎是一片荒地。晒干的褐色野草及膝，下面是非洲的泥土和正在消失的墙基。

新南非政府曾经宣布一个政策，种族隔离制度下被强制迁移的居民或租客，只要有3个以上的证人证明，就可以以相对优惠的价格住到政府修建在原居住地的房屋。有25位老人回到了第六区。一个叫做“第六区福利与重建监管会”的组织一直在和政府交涉，让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居民回到自己的祖居之地，他们声称，不仅要重获土地，还要重获尊严和合作的传统。当然，昔日的第六区无法重现，大多数人们不会再回来。可疗伤止痛，象征的动作不可谓毫无意义。

只要第六区博物馆继续存在，继续深挖，那些曾经被贬抑的人群就可以告诉自己的子孙：老家，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