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10期的《红旗文稿》（由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社主办，《红旗》是该刊在1988年以前的刊名）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各网站转载该文时，题目多为《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或《宪政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

杨晓青文章在导语中点出了她的批判对象：“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其中的“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正是笔者在2007年首先提出，后来又多次撰文阐述的观点。我在看到杨文后，即在微博上要求与杨晓青公开辩论，并得到许多网民的支持，但杨晓青没有回应。

30年之后再现文革批判模式

杨晓青在这篇一万字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著作的引文20多处，近3000字，几乎占了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文章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在近三十年来却是难得一见的。该文的中心内容是宪政“姓资不姓社”，并把“反动”、“颠覆”的大帽子扣在批评对象的头上。其文章之教条，态度之蛮横，令不少网民惊呼，姚文元、梁效又回来了。网民“牧羊童”写道：“杨晓青是更姚文元的姚文元!”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彭德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的序幕。1975年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可视为“文革”结束前“毛派”小圈子最后的哀鸣。姚文元式文章的标志，就是贴“阶级”标签，扣“主义”帽子。

接受普世价值是胡耀邦思想的伟大贡献

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之后，胡耀邦率先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阶级论”的标签不再时髦。把民主、自由、法制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是胡耀邦的一大贡献。1984年，他的大公子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在湖北省工作期间，积极支持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学者创办了《青年论坛》，胡德平本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为自由正名，强调自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应当说是代表了胡耀邦的思想。

在198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也不时出现反对普世价值的逆流。譬如说胡乔木写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反对他和邓力群等人所谓的“精神污染”。但胡乔木的长文还算是讲道理的，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时要同那种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而没有像杨晓青那样，把宪政说成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而一概抹杀。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后，中宣部出高价也征集不到几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就是可怜兮兮的这几篇文章，在赵紫阳“五一三”讲话后，也没来得及出笼献丑。

六四之后思想逆流也不成气候

到1990年代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文章一度甚嚣尘上，但在邓小平“南巡”后即收敛。党报党刊纷纷改口谈“改革”、谈“市场”。在这十年中，只有邓力群掌控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这两个刊物坚持贴阶级标签，坚持“问资问社”。到2001年8月，这两个刊物因为批评“三个代表”是“阶级调和论”，被江泽民下令关闭停刊。

杨文警示文革理论的重来

杨晓青文章发表后，《环球时报》于5月22日发表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与之呼应。此后，其他官媒也陆续发表类似的文章。由此可见，杨晓青文章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很大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

姚文元式文章的重现，对人们是一个严重的警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包括“文革”中的历史沉渣就会重新泛起。从否定宪政向后倒退，一出溜就就可以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勿谓言之不预也。（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