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人楩（1903-1973），湖南醴陵人，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1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之后在四川大学、西北联大、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1947年，他在《观察》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谢泳把杨人楩称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指出，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事实上，“自由思想分子”与“自由主义分子”还是有区别的，只要是对于“自由”怀有好感并认为值得争取的人，就可以是“自由思想分子”，而“自由主义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是有一套系统的理念——价值观和政治观的人。储安平说：“‘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但是，恐怕不好说在1940年代的国共两党中，就已经有自由主义者了。三民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都可以对自由有所憧憬，但同时他们又把追求其他的价值放在追求自由之上。
徐思彦在《四十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意识透视——由〈观察〉周刊谈起》一文中，把“张东荪、梁实秋、梁漱溟、马寅初、楼邦彦、傅斯年、钱端升、杨人楩、任鸿隽、王芸生、冯友兰、陈之迈等等”，称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人物”。其实，这些人并不都是自由主义者，有的甚至是明确反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杨人楩归入“中国第二代自由思想分子”，但在认真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史后，笔者认为，把他称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许更有道理。
（一）
杨人楩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中说：“自由主义之在中国，事实上至少已有半世纪的历史，半世纪以来，在火药气味所笼罩下的中国之仍能有点进步，便是得力于它。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事实上就是个自由主义的运动。半世纪以来的中国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吻合。”
殷海光在《自由主义的趋向》中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五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受到两种思想的夹攻。来自右方的攻击是右倾的保守主义。来自左方的攻击是左倾的波尔希维克主义。据我所知，直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很少能够应付左右夹攻而始终屹立如山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从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近十几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里，恐怕要打灯笼去找了。”
杨人楩和殷海光的说法似乎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尺度有所不同。杨人楩把“进步分子”和“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吻合”的人都算作“事实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眼中的自由主义的范围就比较宽也显得颇有力量。而殷海光要寻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觉得打着灯笼也难找了。笔者认为，杨人楩所谓“已有半世纪历史”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还是定义为“自由思想运动”为好。用殷海光的话说，这一运动是“迄未定型”的自由主义，其参与者“只能算作是‘解放者’，他们是从孔制、礼教、与旧制度里‘解放’出来的一群人。……我们要决定谁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办不到的事。”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从自由思想运动发展为自由主义运动的线索，但五四运动不在其列。从戊戌变法到《新青年》，自由思想运动经历了一个上升的势头，而五四运动则是自由思想运动萎缩的开端。胡适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他在30年代的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现代思想的分期法：“（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时代，1923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
如果说杨人楩是中国第二代自由思想分子，梁启超和胡适就是其先驱者。我们说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代自由思想分子，而不说他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分子，因为终其一生，梁启超本人并没有过这样的表述，至少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在1940年代之前，也是如此。
梁启超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思想“解放者”，无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把思想的源头追溯到他那里。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中说：“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梁启超的一大特点是“流质易变”，“太无成见”。他的《新民说》尚未写完，他的“未定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已经发生了流变，愈来愈转向了国家主义。笔者在《自由民主主义在中国》中曾说：梁启超既是“人权”与“民权”的首倡者，又是“群术”和“国权”的率先鼓吹者，从对中国政治和思想史的实际影响来看，后者的光芒遮盖了前者。
本来，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相比，就是最不像“主义”的主义。而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论说，进一步冲淡了它的“主义”色彩。在新文化运动中，当胡适实在躲不开“主义”的时候，他最多说到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在1920年代，胡适也曾心仪社会主义。他在访问苏联后表示，对于苏俄政治家“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写道：“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在苏俄见闻的影响下，他一度考虑要干“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的政治。三十年后，胡适对自己当年的左倾思想表示了“公开忏悔”。
所谓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是说它“并非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所谓“后天失调”，是说它生不逢时，一生下来就“脆软稀薄”。中国自由思想运动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之际。自由主义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时髦思想，到19世纪末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退潮，取而代之的时髦思想是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无论是梁启超、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以及1940年代以前的胡适，都不愿自命为自由主义者。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指出，继1828年至1926年的世界第一波民主化和1922年至1942年的民主化第一次回潮之后，以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为起点，从1942年至1962年是第二次民主化短波。如果说中国自由思想运动是第一波民主化的产物，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则是世界第二波民主化的产物。杨人楩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中说：“近年来始有人正式揭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近年来已成了相当时髦的东西”。他所说的“近年来”，就是自《大西洋宪章》发布以来。为什么说它“相当时髦”，因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1945年对美国记者谈话时，也口口声声要在中国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但是按照汪荣祖的看法，“抗战胜利后，最‘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结合，应是储安平及其主编《观察》周刊上执笔的一群。以自由主义旗帜之鲜明，聚集人数之众多，以及言论影响之广泛，实无出其右者。这一群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其活跃的时代里，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所以我们说，杨人楩作为《观察》周刊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并作为自由主义讨论的发起人，无疑是当时“最‘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海耶克于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胡适后来说，“我在海耶克的书以前好几年已经变了。”他的思想回归的明显标志是1941年7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所作《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而他1948年9月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的广播演讲，则是在《观察》标明“自由主义刊物”并展开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之后了。由于胡适既是自由思想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又是自由主义运动最有权威性的发言人，而且把自由主义的理念坚持到生命的终结，他被后人尊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从作为一名自觉的自由主义者的意义上说，年龄上相差12岁的胡适与杨人楩并没有代际的区别，他们同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二）
杨人楩把“半世纪以来的中国进步分子”视为“事实上的自由主义者”，表明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小宗派的运动，而是一个开放性的运动，一个多样性的运动，一个既有历史传承又是可持续发展的运动。但是，他也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毫无原则地把什么人都算作自由主义运动的一分子。
杨人楩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中说：“究竟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敢于肯定回答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欲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任何当权的政党都说尊重民意；其实，拿枪杆编成篱笆自始就隔绝了民意。在人民知识不够水准的借口之下，我们始终不曾有过真正的选举，也不曾有过真正的民意测验，又怎能知道民意的向背？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由于其党之纪律和其干部之幼稚左倾狂，更使民意无从表达。被讥为“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反而与劳苦大众没有多少距离；抗战以来的穷苦生活；更使他们和劳苦大众打成一片。真能了解人民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这批穷苦的知识分子，惟有他们始可根据人民的需要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且愿为此要求而斗争。杨人楩认为，自命为“自由分子”的人未必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只能承认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可能有进步分子，但不能有自由主义者；因为国民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即欲固着于静态，以干涉的力量来对抗反静态的力量；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若一旦变为自由主义者；便不再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纵使今后国民党可能接受自由主义，然而国民党仍然不会是自由主义者，除非他们能不固着于其信仰中所能产生的任何静态。”
在《关于“中共往何处去？”》中，杨人楩明确表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是对立的；自由主义需要此一对立始能显出其本来面目。自由主义决不因此一对立而消失其力量，正如其不会因有其他对立而消失其力量一般。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法妥协，然而自由主义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同时他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介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它是与二者对立的；故此，自由主义并非中间路线，自由主义者也不是居间取巧的第三种人。”
当时，不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有枪有权的政治势力中没有自由主义者，即使在所谓“中间路线”的政党中，也很少有“明码标价”、“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1945年前后政治“第三方面”的主要角色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最初是由“三党三派”所组成，它们是：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在这“三党三派”中，没有一个是把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
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在党务报告中提出：本党“一、代表农工平民利益；二、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三、以邓演达先生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继承党的历史传统”。该党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平民政权，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三民主义。也就是说，第三党的政治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
中国青年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该党的领导人一贯鼓吹国家主义，故又被称为“国家主义派”，显然与自由主义无缘。
救国会的主要领导层中，有些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些人是中共的积极支持者，因而该会可以视为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共在民盟中的特洛伊木马和代理人。
以黄炎培为首的职教派在1945年底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该会的成立宣言显示，其基本目标是“由和平统一进一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他们最关注的“是要在极端尖锐的国际竞争当中完成工业化的大业”。无论是“和平统一”，还是“民主集中”，都是为了有利于实现工业化。经济技术和社会就业均须“有全国性计划，以谋发展之平衡与配合之妥善”。该会承诺“不右倾，不左袒”，但如果让他们在工业化和政治自由之间作选择，恐怕还是会有所偏袒，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曾在《观察》撰写长文反对马上在中国实行宪政。他说：“中国需要民主，亦需要宪政，不过民主宪政在中国都要从其固有文化中发挥，而剀切于当前事实，不能袭取外国制度。”他在回顾了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历史后认为，宪政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太被动而缺乏自觉。他认为欧美宪政在中国行不通，新政治制度建立，还是要依靠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来完成。而他的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种持中”的社会，必须恢复传统的儒家伦理，纠正“文化失调”，才能建设中国乡村进而扩及整个中国社会。
从国家社会党的名称中不难领会，它是一个兼有国家主义色彩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党。在《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1938年4月13日）》中，张君劢概括了国家社会党的三点基本政纲：第一，国家民族本位，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国社党的另一党魁张东荪，则在《观察》周刊发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声称：“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廿世纪已是过去了。”下面着重考察一下张东荪的观点。
张东荪说：“就我个人论，在拙书中虽再三强调主张自由在文化与政治上之重要，但却从未自居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在我看来，自由与自由主义在涵义上不是完全相同。其他别种主义者亦并没有否定自由，甚且亦很强调自由之必要，但却不称其主义为自由主义。可见自由与自由主义，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同。”他把“自由主义分为两种：即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明确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
“所谓政治的自由主义就是单纯的自由主义，亦可以称之为旧式的自由主义。这种主张如在中国求其实例，则莫适当于民初的宪政论。民初时代的政治意识大家或许不会完全忘却，似乎不劳我在此短文中详举。这种民国初年的宪政主义决不足为今天战后立国与建设之方针。梁漱溪先生那篇文章的要点为我所同意的就在于他能毅然揭穿这个缘故，说明宪政主义式的自由主义不足为今后立国建国之依据。……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消极方而说穿民初的宪政主义在今天又复活起来是不行的，这一点确有价值。”在否定“宪政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这一点上，张东荪与梁漱溟是相互唱和的。
张东荪反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由如下：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主要用之于文化，用之于政治，遂形成现在的西方民主国家。其要点在于建立个人价值，养成个人的责任心与自尊心。须知从封建社会把个人解放出来却非用这种个人主义不可。所以从历史上看，乃是一件空前的功劳。所不幸的只在于后来由经济方面发生了漏洞。于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就为放任的经济之故，演至今天，已百孔千疮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在推车撞壁之时，而谓中国犹能如西方在十八世纪时一样，实行政治的自由主义，岂非太不了解时代么？所以我说自由主义如专就政治方面（经济当然是包括在内）来讲，已是过去了。我尝说中国是错过了文化阶段。假定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实行宪政，提倡这样单纯的自由主义，实在是大好了。事实既不然，则我们便应另有打算。但须知我并不是以为自由主义不好，乃只是说仅这个还是不够。现在西方人们有些提倡自由的社会主义，有些提倡社会的民主主义，足见单纯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够了。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张东荪进而指出，从世界范围来说，政治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从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政治自由主义则有缓不济急之虞。他说：“现在的论坛上总是争什么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之关系；有的说二者有冲突；有的说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来，都没有鞭辟近里。他们只用自由与平等二个范畴。殊不知还有第三个范畴，是‘生产’，却必须加入在内。无论如何讲自由，讲平等，若与生产发生冲突，换言之，即使生产反而降低，则决不能成功。而况且现在正值大战以后，各国都有迅速增加生产之要求。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中国决不能例外。所以在自由与平等的打算中必须把生产列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把“生产”作为决定因素，自然就是进入了唯物史观的视界。张东荪认为，苏联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苏联的成功，即在于使增产为目的的计画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中国今后必须采用计画经济，恐怕已为大家所公认。”“中国为了增产必须采用计画经济，……但经济方面一有计画势必不能让其他方面仍留为无政府状态的绝对自由。”
在承认“计画社会中政治经济等是没有绝对自由”的前提下，张东荪希望保留文化与思想方面的绝对自由。“所谓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却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很有不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所以文化的自由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一个容忍的态度。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不可以批评。”“如果社会因具有计画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边。老实说，社会的计画性只是为了生产，……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所以使这二者（即计画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相配合，便不患将来没有更进步的制度出现。”
张东荪的理想图景是用“计画的社会”来“迅速增加生产”，使中国能够在工业化方面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同时用“文化的自由”来保留一个能促使社会（包括政治制度）继续进步的种子。“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画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画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然而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他本人在1950年就率先被“计画的社会”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而剥夺了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计画的社会”不允许有任何自由“种子”的存在；在放弃政治自由主义之后，文化自由主义就成了无根的飘萍，随时可以被专制者扼杀；最终，中国几十年中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牺牲自由为代价，也没有换来“迅速增加生产”，却“使生产反而降低”。上海与香港的地位颠倒，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理解了张东荪的思想状况，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1940年代，中国有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却少有如杨人楩这样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知识分子。《观察》周刊的执笔者，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集中的一群人，但其中也包括了反对宪政主义的梁漱溟和反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张东荪。《新路》周刊的执笔者与《观察》的执笔者有很大的重叠性，区别在于，后者是纯粹的同人刊物，前者是由一个团体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新路》的编辑群是：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二栏。自英国留学归来的蒋硕杰就多次在《新路》撰文主张“自由经济”，而不赞成张东荪所谓“大家所公认”的“计画经济”。
人们从张东荪与杨人楩的对比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要坚守一些基本的信条，其中当然要包括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针对张东荪有关自由主义已经过时的说法，杨人楩指出：“有人以为自由主义是十八世纪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中的已趋没落，到今日，根本再没有什么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太狭隘的看法。今日的自由主义可以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然而仍不失为自由主义；正如今日的民主政治唯物论，已不同于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政治或唯物论，然而仍不失为民主政治或唯物论。”
（三）
杨人楩说：“自由主义之目的在于要求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类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具有下列的涵义：（1）人类对于自由的要求是依时地而不同的。在穴居野处的初民时代，急切地要求躲避风雨和野兽侵害的自由；在不知利用轮船火车的时代，自不会想到要有空中运输的自由。所以自由的要求受到时空的限制。（2）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人类所要求的自由每每是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前面，即此种自由在当时还不曾获得而有待于追求。时代进一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进一步。（3）自由具有创造性。因为社会进步必有赖于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4）自由是反现状的。进步与创造在于改变现有的情况，保守之目的在于使现状成为一种不变的静态，故保守的生活态度不能有创造，因而不能有进步。（5）自由是反干涉的。自由和保守是对立的，它要使现状不固着于静态；要变化则不能不反对阻遏变化的力量的种种干涉。（6）自由具有斗争性。保守及干涉的势力，必然存在，要改变现状就必须与此一势力斗争。在此类斗争中，自由可能暂时失败；失败的暂时，便是固着于某一现状而无进步的时代。此一现状终久是会改变的，终久会变成另一现状，这就表明前一现状中的自由要求毕竟达到其改变的目的。（7）自由是反定命论的。人类对于自由的要求是由人类自身决定的，并非由于人类以外的力量，定命论不足以限制这种决定。人类要求何种自由，是根据现状而决定的；先须认识现状始能考虑到进一步的要求。现状是综合以往历史的结果，根据现状就是根据历史，故任何时代的自由要求仍然是历史的继续，而非切断历史，更非超出历史。考虑进一步的要求，有赖于于思想作用；思想不能离开历史而凭空起作用，思想与历史配合才产生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是要实现自由的理想主义，故具有自由之一切属性。”“自由主义反干涉，尤反使用暴力的罪行，故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自由主义者须具有不屈服与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始可发扬自由主义的创造力；不能坚持此种精神，不但是自掘坟墓，并且要助长反自由主义的极权政治之自信。”“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其目的在于促成人类的进步，而不限于某一民族的进步。战争是个阻止进步的力量，所以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战争，尤反对内战。假使说，人类关系演变到非战争不足以消灭反进步力量的时候；这便是自由主义者最感矛盾与苦闷的时候。他们固然要支持此类战争，但他们更有预先消灭造成此类战争之因素的责任。在已往，由于各国自由主义者力量之薄弱及其未能坚持其斗争精神，致使此类战争一再发生。此后，自由主义者必须重视自由主义的世界性，先在各个国家中扑灭其足以造成战争的因素，始可避免支持战争的矛盾。”刚刚经历过伊拉克战争的当代自由主义者，当能体会到杨人楩所说的自由主义者的“矛盾与苦闷”。惟有“重视自由主义的世界性”才能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则尚未被某些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人士所理解。
杨人楩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坚守自由主义的基本条件，假使在不合国情的借口之下来摈弃其某一条件，便不成其为自由主义者。为确定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认识起见，我们不能不将前面已分析过的再来综结一下：自由主义是个创造的力量，因创造而求进步，要进步必须反静态，反静态即反现状，反现状必须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于斗争，斗争的持续有待于教育，斗争可能暂时失败而教育不会失败，惟不妥协的精神始可发挥斗争之教育意义，而达到所当追求的进步。中国自由主义者所能特异之处，只在其所悬的进步之标准而已。根据现状，他们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标准：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三者概括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及精神生活，三者缺一便不能构成进步而完全的生活态度，即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二者缺一不可。
殷海光也曾列出检验自由主义的一组性质：“一、抨（击）孔（子）；二、提倡科学；三、追求民主；四、好尚自由；五、倾向进步；六、用白话文。”杨人楩和殷海光一致提到了科学、民主、自由、进步以及反对复古。
杨人楩在发表于《观察》第5卷第6期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态度》中，给出了自由主义者用来鉴别“真民主”和“伪民主”的试金石。“民主态度的基本意义是说服——说服人或被人说服。说服的目的，在于陈述自己所获的知识，使他人相信这种知识是正确的。要达到此一目的，必须陈述者有充分说明的机会，不受任何阻挠——这便是通常所谓言论自由。说服者当然自信其知识是正确的，然而可能不如此，他应当让别人也有说服的机会，看看自己是否能被人说服；自己有言论自由，同时也让人家有言论自由。”“我们要争取民主，必须先具备民主的态度——反强力而尚说服。要有说服的自由，必须破除个人的偶像，必须放弃多数人的霸道，更必须摒弃传统的教条；这便是从根本上摧毁强力所惯用的工具。在不民主的社会中，言论机构如出版物与广播之类，只能传达命令，不会根据理由来说明。当命令支配一切及口号指示一切的时候，不会容许相反的意见，‘XX至上’与‘思想集中’等使我们再无说服之可能。不能行使说服的民主，是伪装的民主。民主有待于说服；民主的程度与说服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人类社会在民主途径演进中，曾经经过这么三个阶段：一、法律的民主，使人民在法律前平等；二、社会的民主，使人民不受阶级制度的限制；三、政治的民主，使享有参政权的人数，日益增加。人类之所以能争得此三大民主，当然会经过强烈的斗争，而说服实为其基本条件。”
我们注意到，在杨人楩和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标准中，都缺少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相关因素。杨人楩甚至说过：因尊重个性发展而在经济上主张自由竞争，这是已成过去的说法，自由竞争在经济上既不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那么，自由竞争之说非特不是构成自由主义的因素，且已为多数自由主义者所放弃。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价值缺乏认识，是1940年代中国“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一大弱点，也是蒋硕杰、刘大中等经济学家最终前往台湾而杨人楩、吴景超、钱端升、萧乾等人留在大陆的原因所在。当然，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也并不迷信。当代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者略萨说：“这种看待事务的看法绝不比那些马克思主义者高明。马克思主义者曾试图用经济基础解释一切，如同有些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全部问题都会在市场那里迎刃而解，然而没有一个深刻理解自由主义的人会如此低级地论证。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既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开放的承担反思批判义务的思想体系。它缔造现代性的力量有着毋庸置疑的根基，这个系统酝酿了塑造我们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人权、言论自由、认可差异、宽容、分权以及对任何过大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杨人楩对不满现状、追求进步与创造性的强调，是得自由主义之真谛的。
既然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自18世纪以来一脉相承的，那么还是胡适的概括比较全面：“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对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也是以胡适在1948年的阐述最具权威性：“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自由，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民主，包括代议政治，成文宪法，无记名投票，等等。“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而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崇尚暴力革命和暴力专制的政党。
（四）
在1940年代后期，相对于国共两党，“中间路线”或者说“第三方面”是个弱势的政治力量；而在后者中，“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又是凤毛麟角。因此，刚刚破土而出的自由主义根本不可能左右中国政治的走向。马歇尔曾寄以希望的“自由分子”，是比自由主义者大得多的一个政治范畴，既包括“第三方面”的全体，也包括国共两党中的“温和分子”。由于力量的弱小，“自由主义者可能暂时为暴力所打击。斗争失败并非自由主义本身的失败，因此现状迟早要朝着自由主义所指示的途径去改变；惟有放弃斗争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惟有屈服与妥协的态度，才是背叛自由主义的态度。”
杨人楩曾指出影响自由主义生长途径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历史传统。“英国是自由主义的老家，……英国有争自由的历史传统”，“美国，自由主义的力量最发达，因其常有历史的传统”。中国的专制传统当然是根深蒂固，但如果我们不是抱着与传统决裂的态度，仍能从历史中发掘出自由的种子。第二个是思想家的领导。“近代英国自由主义的进展并非只是传统之继续，仍有赖于思想家之领导。”“在历史传统较少的国家中，则更有待于思想家之努力，如在法国。历史传统愈少，则有待于思想家之劳力者愈多，如在意大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思想家之劳力”还很不充分。胡氏关于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还没有发表，世界上最前沿的自由主义思想——如海耶克、波普、熊彼特等人的论著也还没有介绍进来。第三个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在任何国家中自由主义者总是不满于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每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要凭借反对派的岗位来发挥其创造力量。”
关于自由主义者要不要成为政治反对党，在当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争议的。《观察》发表的陈衡哲给储安平的信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他，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观察》还转载了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朱光潜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底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如果他们自己有了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也仍然有主张“非政治”、“非组织”的。
杨人楩承认，“中国自由主义者自来是无组织的”；而且“自由主义者并非一定要凭借组织始能表现其力量”，但他认为仍有“将他们结集”起来的必要，至少可以采取“小组织大联合”的方式。自由主义者如何扮演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他认为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自由主义者如欲畅行其志，当然希望能掌握政权；可是，不能畅行其志的政权，必致举棋不定而搅乱自己的步调。趁机分享权位；必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始则须降低斗争精神，继而可变成反进步势力的工具；终则自掘坟墓。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原是大有可为的；只因误解了机会主义而破坏了自己的步调，卒被俾斯麦利用做极权政治的工具，做打击天主教士及社会党的武器，最后使自由主义在德国政治上起不了丝毫作用；他们为机会而牺牲了原则，卒至放弃了他们所应负荷之历史的使命。自由主义者要参加实际政权，必须坚持一个最起码的条件：议会发挥其所应发挥的权力——在人权尚无保障的时期，是否能有把握办到这一着呢？多党训政之说，尚属莫测高深，就原则上讲，却是自由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根据经验，所谓训政仍然是固着于现状；多党训政可能是一个多党所要固着的现状，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根本冲突的。
其次，自由主义者之促成进步，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权，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单就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各国之所以有进步，多半是得力于在野的自由主义者之努力。目前，在全国人民要求真正民主的运动中，自由主义者的责任不但要领导人民，而且要教育人民；惟有以在野的地位，始易于尽到此种责任。中国果能出现一个由人民自由选举而产生的议会，则在政府未能完全接受自由主义的领导以前，自由主义者与其分享政权，还不如形成议会中的反对派之更有力量。
最后，中国的政治果能进步到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的一天，则政权在握的自由主义者千万不能忘本，始可保全自由主义的创造力。意大利的加富尔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掌握着皮尔德蒙——意大利的政权十余年，但他始终不曾忘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议会的反对派一再使他感受困难，政治经验却使他知道议会政治确有若干好处；所以他说：“反对派有时使我不耐烦，使我要竭力来说服他们；继而一想，幸亏有他们，因为他们迫着我把我的主张解释得更明白，使我要加倍努力来获得舆论之赞助。专制的总理只有命令，宪政的总理为着要人服从必须去说服——我愿意说到人家相信我是不错的。”
杨人楩说：“无论自由主义者彼此所见是如何的不同，至少他们要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不满现状而求变，否则便是滥用自由主义。”“倘与现状妥协，便违反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而不再是自由主义者。英国自由党不曾始终坚持其自由主义的精神，因而不能始终发挥其创造力，遂不免丧失其反现状求改进的领导权，可见以自由命名的政党，不一定是贯彻自由主义的政党。”而在眼下的中国，有些以“自由主义”自居的人，却极力的维护现状和在现状中获益的所谓“精英联盟”，用杨人楩的话说，他们是在“滥用自由主义”，是在糟蹋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既要与现状和静态的势力作斗争，就要对于斗争的方式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自由主义者可能是改良主义者，只要改良主义能够行之而无阻；果使改良主义能够追求进步，我们便找不出应当抛弃改良主义的理由。在必要情况之下，自由主义者是不反对革命的，也不会逃避流血的革命，因为革命不免流血。已往的革命，在思想上无疑地会受着自由主义的领导；在实际革命行动上，也一再有自由主义者参加或领导，至少自由主义者不会是反革命派。”“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是自由主义者的良好愿望和理性选择，但是，如果民众已经不能再继续容受下去了，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像保守主义者那样，无条件地“拒绝革命”和“反对革命”。而现在的“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也与以往的暴力革命有了很大的不同。
杨人楩说：“自由主义所要努力的并非保全小市民阶级的既得利益，而是想以改良或革命的方法来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消减各阶层在生活水准上的距离。自由主义者绝不怕‘清算’，而且渴望着能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希求知识民主，这使得自由主义者较共产党更前进之处。”他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反驳中共方面的人将自由主义者讥为“小市民”与“小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认为自由主义者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份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他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19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过于敏感自己的阶级身份，甚至有一种“原罪”感（所以才会说“不怕‘清算’”）；不是通过首先争取自己（及自己所在团体）的自由和每一个个体（及每一个团体）的自由来达到全社会的自由，而是径直争取“多数人的自由”，“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样就偏离了自由主义争取自由民主的常规，而带有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那种民粹主义色彩。
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唾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然后可进一步追求一本书的民主。”鱼和熊掌兼得固然好，但是如果必须有所选择呢？当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碗饭还是有得吃的，他们急需的是一张票，他们首先要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参政选举的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争取“多数人的自由”。但是，对于“原罪”感深重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来说，选择就会有所不同，他们耻于“让少数人先自由起来”这种想法，他们想要一口气吃下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知识民主这三个诱人的大馒头。
杨人楩说：“在目前国共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自由主义者想要避免“择一而事”，但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这种命运。胡适、殷海光、蒋硕杰等人选择了去美国和台湾，杨人楩、储安平、盛家伦等人选择了留在大陆。杨人楩知道“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储安平、盛家伦等人也都知道。储安平说：“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盛家伦说：“在这里，是自由的多少问题，但到了那里，就是自由的有无问题。我太痛苦了！”然而，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抛弃国民党。笔者以为，做出这种选择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最终会实行美式宪政；其次，他们认为，如果人民大众能够从“新民主主义”中得到比“三民主义”更多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实惠，知识分子牺牲一些政治自由和权利也是值得的。盛家伦曾经向吴祖光表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国共合作是做戏，国民党师法德国希特勒，共产党师法苏联斯大林；天无二日长不了。历史只有一条路。要迫使我“两者选一”的话，在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独裁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独裁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斯大林；如果没有第三种选择，也只能如此。政治宣传总是将“马恩列斯”连称，其实马克思跟列宁很不一样、斯大林跟列宁更不相同。马克思跟斯大林连不到一起。斯大林是借马克思这块红字招牌欺世盗名。根本一条：如果马恩活着，决不会同意斯大林的独裁。而我的自由本性，可以接受马克思的理想却无法接受斯大林的独裁。任何独裁对于我个人只有死路一条。但如果祖国的兴盛以我们牺牲一些个人自由为代价，那也未尝不可。一直要等到三四十年后，有幸活下来的自由主义者才知道放弃最后一丝个人自由的结果是人财两空。大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台湾的差距扩大了三倍，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至少要比大陆快二十五年。
杨人楩在大陆继续保持了历史学家的身份和饭碗，自由主义在台湾通过胡适、殷海光等人一息尚存，但是杨人楩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踪迹却嘎然而止了。今天的青年一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杨人楩当年的自由主义理念。在谢泳对《观察》撰稿人群体作出介绍后，人们才重新对杨人楩的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观察》活跃的年代，对于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但是由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实在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有很大的作为。今天，新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面临着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继承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历史传统，深刻记取前人的失败教训，大大地振作和提升“思想家之劳力”，自觉地充当“政治上的反对派”，“凭借反对派的岗位来发挥其创造力量”，一举而成为中国学界与政坛的导航者和定盘星；或者态度暧昧，首鼠两端，再次陷于不得不在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择一而事”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