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杰因患癌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们都称他老曹，因为在一批参加过四五运动的朋友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是我们的老大哥。而且，老曹可以说北京四五运动的发动者，是我们当年的领头人。
老曹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他曾经相信，毛泽东“是光明的象征，是真理的代表”，但经过在文革中的种种经历，他觉醒了。文革爆发时，老曹是公安部队（1966年底改为第二炮兵）医科学校学员，是军内最早的“造反派”，所谓“八二四反革命事件”——批斗公安部队政委李天焕群众大会的组织者。后来，他的审查结论将其定性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站错了队，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耳闻目睹了女干部、女护士在群众大会上对公安部队政委欺压侮辱奸淫女性的血泪控诉，亲身体验了当权派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部群众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被发配到宁夏基层后，老曹接触到一些1957年的“右派分子”，被他们的思想和遭遇所打动；了解到1967年“青铜峡事件”的真相——军队当场打死群众101人，打伤133人；深切体会到国营企业的管理混乱、分配不公、工人主人翁意识的荡然无存。文革后期，老曹成为北京市总工会工人讲师团的成员，后来又被选为工人理论组组长。“四人帮”一伙本来是想用“工人理论组”这种组织形式来“批林批孔反周公”，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老曹带着一批工人学理论，得出的结论却是——“四人帮”在倒行逆施、祸国殃民。
老曹是一个勇于反抗、不怕牺牲的人。1976年清明前夕，很多人都撇着劲儿要和“四人帮”干一场，老曹则是最先付诸行动的勇敢分子。工人理论组的成员，早在3月28日就扎好了花圈，起草了悼词，老曹在悼词中加上了“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话语，使之更具有一股火药味。3月30日，老曹和他的战友们刚刚把悼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北京市限制悼念活动的禁令也传达到了理论组，可惜他们晚了一步”。这张署名“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悼词，后来被称为“丙辰清明的第一声呐喊”。老曹因此而锒铛入狱，他的案子被定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一号案件”。唐山大地震前夕，他已经被内定要判处死刑，如果毛泽东的寿命延长几个月，像老曹这样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就会“人头落地”。
老曹是一个讲义气、敢承担的人。1972年以后，他成为胡耀邦的“年轻朋友”之一，常常在一起议论文革。胡耀邦曾对老曹说，林彪不是“走资派”而是“走封派”，“就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还谈到自己不同意“万寿无疆”的提法。1976年3月29日，即老曹去天安门贴悼词的前一天，他恰好又去过胡耀邦家，虽然他们没有谈及悼词的事，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老曹被捕后，公安局审问的重点始终集中在抓“后台”上。审讯人员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一再对他说：“你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你受了谁的害，这是你的主要问题。”“你同别人不一样，你有立功的条件。立大功还可以授奖呢。”“你还很年轻，中央首长很关心你，你交代清楚问题就可以出去。”老曹不为所动，把责任揽在自己的头上：“我们的活动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根本没有任何人指挥。”审讯人员诱供道：“像你这样的人用不着直接指挥，点一下就可以了。你应该回忆一下，看有谁对你暗示过。”但在整个审讯期间，老曹一直没有透露他在贴悼词前见过胡耀邦的事。
老曹是一个把追求真理放在仕途利禄之上的人。1978年，平反后的老曹参加了全国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进入了主席团。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在大会第一天特意找到老曹，告知拟安排他到全国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原来，作为“四五英雄”的老曹这时已经被内定为全总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但是，老曹并没有因为唾手可得的官位而迷失了自我。他组织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公民起诉团”，并被公推为领导小组组长。“起诉团”拟在天安门广场征集公民签名，然后将签名信提交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公审“四人帮”。这一活动的矛头是指向“四人帮”的后台、镇压四五运动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但是也吓坏了他的政治继承人。这样一来，老曹的“宣传部长”就泡了汤，与此同时，他也为参加四五运动的弟兄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与工会九大前后脚，还召开了共青团十大，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贺延光、李西宁等一批“四五英雄”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周为民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团委副书记，韩志雄当时是宣传力度最大的媒体明星，王军涛当时是团中央委员会中年龄最小的一人，但是他们毅然挺身而出，先是担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副主编，然后又投身于高校人民代表的竞选和助选，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放弃了仕途。胡耀邦曾在贺延光的发言稿上批示，“我们就是要选这样的人担任团中央委员”，团中央曾考虑安排他担任北京团市委的领导职务，但是贺延光本人更愿意做一名独立的专业人士，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一直到现在。南京事件的主要发动者李西宁，在当选团中央委员前就坚拒出任江苏省团委副书记，以后又多次拒绝当官。他写道：古人视功名如草芥，视官禄如粪土。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因为我喜欢提异议，喜欢报忧，喜欢揭缺点，这正是某些领导人所不喜欢的人，被视之脑后有反骨的人。李西宁后来出国留学，现为加拿大历克大学计算机教授。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三次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前两次运动中涌现的青年精英先后成为中共的创始人和骨干力量，而在四五运动后中共没有得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新生力量的注入，使之无可避免地由兴盛走向衰败。曹志杰、周为民、王军涛等人的个人选择，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老曹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由于我在“六四”后被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我和许多老朋友都是在十几年以后才再度相会。当我和老曹因为写作《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陈子明、曹志杰等著，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而重逢时，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发现，已经年过花甲的老曹，仍然意气风发，老当益壮。此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和电邮，讨论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他制定了好几个研究计划，让我提供意见和建议，并常常要求我给他寄去相关的参考资料。我相信，如果老天再给他一些时间，他一定会在研究和写作上有更多的建树。
老曹在《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一文结尾处写道：战国时期的楚大夫屈原在他的凄凄惨惨的《离骚》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五运动虽然开启了中国社会向现代主流社会的回归，但回归的道路不仅“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且在回归的路上依然荆棘丛生，虎狼险恶，国人仍需进行持续而艰难的“上下而求索”！老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求索，不论征途多么险恶，我们都具有“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曹志杰于2008年3月18日11时40分逝世，享年6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