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儒学发展看上去波澜不惊，既没有2011年天安门孔子像被搬走前后的观点交锋，也没有2010年曲阜大教堂事件所产生的波及儒释道耶各教的激烈讨论。但是，这一年的儒学发展依然可圈可点，儒学在社会各层面的持续深化是本年度儒学发展的主要特征，民间化、大众化以及与公民社会成长的彼此促进则是本年度儒学发展的主题，儒学正在成为新兴公民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其间的若干事件必将对儒学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

一、2012年的儒学事件

（一）“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垂长先生访问大陆

中华民国最后一任衍圣公的嫡长孙、“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垂長先生率团于2011年8月返鄉祭祀先祖，這是1949年以来台湾的孔子嫡系后代第一次返回故乡。相比2011年，孔垂长先生2012年在大陆的活动要丰富得多，首先是参加4月3日曲阜市政府组织的尼山春季祭孔和开笔礼，然后于4月4日在孔林举行孔子后裔清明家祭，又于11月17-18日第二次造访尼山，参观成立不久的尼山圣源书院。孔垂长先生今年频繁造访尼山并非偶然。尼山夫子洞是夫子诞生圣地，附近既有孔子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儒源村，又与孔子母亲颜徵在的故乡相毗邻，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圣地。据说孔德成先生当年回尼山祭孔，五公里以外即下马步行，以示恭敬。由于父母坟墓遭红卫兵挖掘破坏，孔德成先生生前没有返回大陆，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尼山春祭也中断多年。孔垂长先生到尼山拜谒家庙并首次参加春季祭孔，定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除祭孔外，孔垂长先生本年度还参加了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学会与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举办的两次学术活动，这同样是孔氏嫡系后人首次在大陆举办学术活动。孔垂长在4月7日北京大学的“儒学的复兴——孔垂长先生欢迎会暨两岸学者学术研讨会”致辞，表示要与全世界爱好儒学的人士一起，将传统儒家思想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把孔子的“仁道”精神发扬光大，以实现人类大同理想。似乎是与孔先生强调儒家传统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精神相呼应，4月8日晚，他又与随行的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物理系刘源俊教授又在北大举行了题为“儒学与科学——发展科学民主须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学术讲座。刘源俊教授的报告围绕“德先生和赛先生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和“我们应该提倡什么样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个话题展开，认为科学民主与中国原始儒家的精神是相通的，德先生的实现需要以儒家倡导的优良道德为基础，科学发展也应该提倡中华固有文化为制衡。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各种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都是从此地风生水起，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是从这里传出。那时的孔夫子已经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花果飘零，孔氏嫡系长孙在北京大学所强调的观点，似乎遥远地回应当年的世纪论争，回答了儒学与民主科学的关系问题。对于大陆近年来力图将儒家意识形态化出现的原教旨主义儒学，以及那些认为儒家的王道已经超越了民主制度的人，或者想利用孔子抗拒世界潮流的人，孔子的后裔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回答，这同样是一个世纪性的回答。

（二）河南平坟事件

从2012年6月开始，河南省周口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平坟复耕”，到11月22日，全市的平坟基本完成，平(迁)坟头共300余万个。 “周口速度”得到河南省高层300万元奖金，并号召全省向周口学习。这次河南平坟是以恢复耕地和殡葬改革名义进行，但是，在建设用地与新增土地指标挂钩的制度下，通过平坟来增加土地开发指标的企图不言自明。从媒体报道看，许多地方公墓没建好就强行平坟，已平挖的祖坟无处安葬，表明所谓的殡葬改革不过是GDP冲动的幌子而已。另外，平坟是以文革中搞运动的方式进行，各级政府发动，规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农民已经只剩下扒祖坟的自由。对于仍然拒不平坟者，政府用推土机强行推平。许多县不仅规定了奖惩措施，有的规定公职人云必须回家平掉祖坟并由本村村委开了平坟证明、经县纪检、组织部联合验收后，方可上班。对于平坟积极的干部优先提拔重用。有的地方还开展平坟运动的演讲比赛，有的干部白天介绍平祖坟的先进经验，晚上跑到自己亲手平掉的祖坟旁痛哭流涕。

河南平坟运动引起了据大多数媒体甚至官方媒体的反对和质疑，也引起学界的关注。11月8日，秋风等26名学者发布紧急呼吁书，从维护儒家基本信仰的角度，要求立即停止平坟并追究有关责任人。部分学者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河南平坟事件研讨会。11月16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第628号令，对《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进行修改，原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其中的“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被删除。这对于河南省的强制平坟运动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政策制约。12月25日，农业部新闻发言人肯定河南平坟复耕的动机，但认为没有完全尊重农民的意愿，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欠妥当。 在媒体、学者和官方的联合互动下，震惊全国的河南平坟事件暂时停止了下来。

这次河南省的平坟运动所以会引起全国舆论的反对，是因为它危及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基础。源远流长的祖先祭祀和孝悌仁爱教育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核心所在。文革期间曾出现过全国性的掘祖坟运动，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平复的精神伤害，殷鉴不远，河南省的扒粪运动又不期而至，其本质同样是公权力对于传统文化和公民信仰的粗暴践踏。

对于儒家文化而言，河南平坟运动昭示了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在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元气的儒家文化方面，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一个省级地方政府至今仍有如此强大的动员力量。儒家文化的衰亡无疑近代中国激进政治革命的最大遗产之一，河南平坟事件再次表明，儒教依然尚未摆脱促存亡绝续的危机，而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依然是儒教沦亡的最大威胁。其次，河南扒坟运动几乎受到了媒体和学界众口一词的谴责，甚至中央政府也迅速对于民意做出了值得肯定反应，终于使得一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行政性平坟运动基本得以制止，又表明儒家的社会环境已经明显改善，这对儒教的重建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三）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2012年5月21日，以孔子诞生地尼山命名的论坛——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尼山圣源书院隆重开幕。来自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出席本届论坛。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贝斯和许嘉璐先后致辞。本届尼山论坛举行了高端对话、专题演讲、学术研讨、博士生论坛等系列活动，召开文明古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促进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举行国家大遗址保护曲阜片区暨山东省文物保护88项重点工程开工仪式等活动。开幕式举行之前，还举行了“文明对话纪事鼎”揭幕暨联合国文明联盟与尼山论坛组委会“为多样性和包容性做一件事”尼山发起仪式。

具有官方色彩的尼山论坛的目的在于推动世界文明尤其是儒教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出席论坛的既有海内外学者，也有一些游走于政学之际的官员和退休官员，而后者更像是论坛的主角。鉴于孔夫子所秉持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世界文明对话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在儒教文明已经式微的今天，到底谁能代表儒家，儒家的代言人到底在哪里，这已经成了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儒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有其特定的意蕴，它的人格化代表无疑是践行着知行合一理念的儒家士大夫，但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已经被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所消灭，因此，对于儒家来讲，所谓对话就难免存在主体缺位的问题，因此，尼山论坛给人的启迪是，儒家要向走向世界，它先得找到自我，重建主体，否则所谓文明对话就难以深入。

（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研究中心成立。

9月27日上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一些知名儒学研究者和儒学研究传播单位到会祝贺。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国学研究并组织国学培训，中心成立后几个月来已经举行了三次国学讲座。

在新的国学团体大量涌现的时期，这样一个中心的出现看上去有如沧海一粟，实际上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培训对象是教育界的官员和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主要管理人员，他们的国学认知直接影响各级学校推广的力度。在台湾全部十三年义务教育中，国学是必选课，实际就是必须课，这只在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期间受到过干扰。可是，在大陆，直到目前，国学连选修课都算不上，国学教育完全依赖于校长们的文化觉悟程度。因此，国学课程尚未正式列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背景下，该中心的作用不容小觑。事实上，该校前几年已经陆续开展了一些国学教育活动，而且产生了立竿见影式的的效果，因为听众都是教育界的决策者。比如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尼山圣源书院，发起成立的原因正是当时济宁市泗水县（尼山所在地）的教育局长陈洪夫于2006年在该院进修时聆听了国学课程而启其端。山东莱西市全市范围内的国学教育实验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国学教育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五、六代人，各级教育官员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文盲。鉴于目前国民教育本身的弊端日益突出，学生的价值观缺失日益严重，该中心的正式成立无疑将对学校的国学推广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在诸多专家学者为“中心”祝贺题词，北师大知名教育学专家黄济先生的题词尤为引人瞩目：“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93岁的黄济先生小时候读过私塾，但他的题词却展示了一种开阔的文化胸襟， 这对于该院乃至于全国的国学教育都富有启发。

（五）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儒学习明纳成立并开展活动。

今年7月，杜维明先生在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成立“儒学席明纳”。据杜先生介绍，“席明纳”源自西南联大时期学者对英语 seminar一词的翻译，中译“席”表示席地而坐的从容，“明”表示讨论明辨的收获，“纳”表示海纳百川的胸怀。席明那是海外大学中颇有历史渊源的学术讨论组织形式，以开放自由和创新为特征，在西方著名大学中广有影响。北大的儒学席明纳每月定期举行，召集北京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儒家学者共同讨论儒学发展中的前沿问题。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四次活动，主题分别是儒家经学、《易》学、大陆儒学复兴和内圣外王问题，其形式是首先集体研读一篇相关经典，然而请几位学者作主题发言，随后开展自由讨论。

与大陆儒学复兴的蓬勃势头相比，儒学理论的创新明显不足，学术争鸣讨论也略显薄弱。当然，不仅大陆如此，在第二代港台新儒家过世之后，整个海内外儒学的创造性活力明显下降。杜先生成立席明纳的举动或许是有感而发。成立以来的四次活动既有有影响的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讨论的思路活跃，各种观点彼此交锋，颇有百家争鸣的气象。这样一个每月定期举办的儒学高端论坛，正是大陆儒学界所需要的，对儒学思想创新和新学派的形成将会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六）尼山圣源书院举办第四届两岸《论语》师资培训班

7到8月份，由尼山圣源书院与台湾中华孔孟学会合作举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论语》师资培训班在尼山圣源书院举办，培训班有海峡两岸知名儒学专家授课，来自北京、山东、四川、天津、广西、重庆、浙江黑龙江等十几个省市400余位学员参加了培训，在一周时间里聆听了《<论语>章句解读》、《<论语>中的品格教育》、《读经与做人》等精彩课程。应各地学校的要求，本届培训走出尼山，先后在陕西师大附中、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轮流举行，这是两岸《论语》师资班开办以来首次采取这种此种模式。

中国的师范学校数量众多，竟然没有一所师范开设国学课程，典型地反映了国学在教育领域的凋零现状，也使得国学师资培训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突破这一困局的依然是民间性民间书院。尼山圣源书院地处孔子诞生的夫子洞附近，系由北京和山东的学者兴办，多年来他们以“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精神弘扬儒学，所办两岸《论语》师资培训班它已经成为国内持续性的并覆盖全国的国学师资培训班。来自台湾的教师是从台北众多的国学老师中层层挑选而出，由于台湾的中小学的国学课程一直没断，他们丰富的传统文化教学经验使得大陆教师获益匪浅。据台湾老师介绍，国学必须列入学校的必修或者必选课，而且要考试才能保证效果，台湾的某些学校曾经只开设国学课程而不考试，学习效果即大打折扣。目前，虽经许多学者和政协委员呼吁，国学依然没有列入大陆中小学的必修课程，这无疑成了大陆没有中国文化的重要证据，有人戏言，“中国化”最成功的不是阿扁，而是大陆的教育部门，这并不仅仅是笑话。我们依然期待着类似于台湾《中国文化基本教材》那样的课本重返大陆的国民教育。

（七）人民教育出版社国学实验教材出版。2012年9月27日，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正式发行，国家教委即教司的有关人员出席了发行仪式。本教材是基于历时七年多的传统文化学校教育课题实验成果，以青少年人格养成为基本目的，课程结构以“儒学养正、兵学相佑，道法自然、文化浸润”为原则，教材中不仅选取了《论语》、《声律启蒙》、《孙子兵法》等十二册国学经典，而且在包括了《中国传统历法与节日》、《中国茶文化》、《传统书法欣赏》等传统民俗与艺术的内容，同时每节课讲解一个繁体字。针对目前众多学校的国学教育各自为战的现状，国内急需一部专业水准的传统文化教材，故本套实验教材的发行让人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尽管这部教材发行后也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对于兵学的重视过高等，但仍不失为一个重要成果。问题依然在于传统文化在目前国民教育中的位置，其实，中小学的国学教育已经实验了十五六年以上，它是继续作为个别学校的业余爱好，作为个别行为继续试验下去，还是正式列为中小学必读课程。如果依然是前一种格局，则教材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

二、2012年的社区儒学

社区儒学的兴起是2012年民间儒学的一大亮点。首先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社区暑期国学夏令营。青春岛社区未成年人教育志愿服务、北京市朝阳门外街道吉祥里社区委员会与北京市老百姓国学会、沈阳沈河区西华社区、沈阳皇姑区塔湾街道、江苏丹阳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等都举办了社区国学夏令营。社区国学夏令营以社区为单位，利用暑期向青少年讲解《弟子规》、《论语》等经典和礼仪，有的是孩子和家长一起学。暑期社区国学夏令营的兴起是因为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和目前青少年教育中的诸多问题所致，参加沈河区西华社区暑假夏令营一位家长说自己的孩子十分人性，买30根雪糕回来一口气吃掉23根，不让吃就哭。这些现实的问题正是他们走进国学暑期夏令营的原因所在。丹阳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为其十五天的国学夏令营吸引了200多孩子参加，夏令营班级分为走读班和寄宿班。寄宿班又分为君子班和淑女班，淑女班注重女子礼仪和女德方面培养。孩子们除了诵读经典外还要学习音乐和八段锦，写修身日记等。半月之后，不少孩子的变化让父母大吃一惊。

其次，常年性的社区国学讲堂。社区的国学推广并不仅限于暑期，许多社区成立了国学堂，长年向市民传授国学。杭州上城区国学公益讲座、杭州万科云鹭湾小区国学堂、长春互助社区国学大讲堂、长春市文庙社区国学堂、长春街道世纪社区“国学教育”大讲堂、重庆市渝中区石油路街道虎头岩社区国学讲坛、保利国学堂活动广州站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长春市文庙社区国学堂由幼儿教师孙景丽创立，每周末举办国学讲座，已经持续了六年，先后有4000余人来此聆听国学，听众从三岁的孩子到八十岁的老太太，有的是一家三口人来听。经过学习，有的不孝敬老人的儿女懂得了孝道，有的夫妇从长期冷战到相敬如宾。

再次，社区国学也以其他多种形式还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比如中国孔子基金会论语普及工程在山水泉城社区围绕“孝”、“礼”、“善”等主题，积极推进社区国学文化建设。展示《论语》名句的道旗，孔子“六艺”的主题墙，题刻《三字经》的长廊，水榭亭台的楹联等等景观，就连社区地下车库管理也力求体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为了让社区居民更好地学习国学，还编写了《论语》社区家藏书，家家有《论语》，户户讲文明，成为济南市的国学社区示范基地。北京怀柔区已经连续七年在部分社区举办邻里节以促进社区和谐，效果显著。

最后，覆盖整个城市的民间儒学组织蓬勃发展。比如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的江西省南昌市孝谦传统文化学习中心，每月举行五天的幸福人生公益讲座；深圳东山寺文化教育中心长年举办传统文化公益学习班，免费并提供食宿。此外还有“方太青竹简”国学、株洲国学公益讲座、朔州市经典文化教育民间研讨会、广州蓝弘中国传统文化公益讲座、耒阳市传统文化论坛、唐山市燕南制锹有限公司天下父母亲情教育基地、无为书院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市文化研究会、丹阳传统文化研究会、北京市老百姓国学会等，多是超社区的民间公益国学组织，有的已经持续多年而形成了稳定的建制。朔州市经典文化教育民间研讨会(简称朔州国学会)是2006年由本市一位名叫邸继文的儿童读经班家长发起，他六年来的持续努力相参了国学传播的朔州模式，使得国学在这个三十万人口的城市蔚然成风。目前市区已建成15个国学经典亲子导读班，有500多个家庭的大人小孩参与每天一小时共读国学活动，有10000多名幼儿园和小学学生间接参与了国学启蒙经典诵读活动，邸继文本人已上国学课3000余节。株洲市民童心夫妇创办的株洲国学公益讲座也已经持续了十年以上。2001年，从国学读经班中深受教益的童心和妻子潇童双双辞去公职投身于国学教育，骑着电动车穿梭于社区、学校传播国学，后来自费租下了市里鼎城大厦的一层开办国学公益讲座和家庭亲子教育沙龙，到2012年底，总共已经举办了514期国学讲座，听众中有学生、干部，城市白领、工人、农民等，被称为草根讲堂，讲座场场爆满，还有人站着听讲。该讲座已经免费赠送图书3000多套（册），还在企业、学校、社区义讲70多次。

本年度由方太集团和南方周末报社联合发起的“方太青竹简”国学推广公益项目也引起较大社会关注，该项目于2010年正式启动，目的在于向青少年推广国学并褒奖那些身体力行传播国学的个人和组织。该项目今年分别在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举办了国学周，年度主题是“国学之美，无处不在”，在厦门大学举办了“年度国学论坛”，还在各地推出了“微说国学”、“孔子堂教室”、“我陪孩子读经典”、“相约论语100”等系列国学推广活动。南方周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以推动改革开放和促进公民社会发育为己任，由她参与此项活动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一种代价沉重的文化自觉的到来：公民社会建设与儒家道德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此外，2012年，儒学教化的范围继续扩大，北京与海南的监狱国学教育，怀柔北沟村和青州王坟镇的孝道教育，以及许多企业的国学热，表明儒学正在以更大的力度重返民间。从历史上看，儒家教化的根据地主要是乡村，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社区已经成为市民居住的基本单元，如何深入社区便成为儒家教育在新时期的重要课题，上述社区国学夏令营、长年国学讲堂等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的兴起，无疑是传统国学融入都市生活的有益探索。这些国学活动基本是由民间自动发起，表明了基层民众对于儒学的渴求，也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永恒价值。

三、2012年的孔子祭祀

孔子祭祀是儒学宗教性的主要证明之一，2012年的孔子祭祀活动进一步发展，祭祀的主要组织者是孔庙、中小学和私塾、书院等。

1、孔庙祭孔。今年是孔圣诞２５６３周年，大陆、港澳台、日本、韩国的众多孔庙举行了祭孔典礼。大陆最受关注的依然是曲阜的公祭。本年度曲阜孔庙的春季首次与另8处孔庙即南京夫子庙、四川犍为文庙、广西恭城文庙、吉林文庙、广西柳州文庙、河北承德热河文庙、江苏江阴文庙、福建莆田涵江文庙和广东怀集永固至圣庙同时联合举办，其中热河文庙是首次恢复春季祭孔。曲阜的春季大典之后又在尼山夫子洞广场举行了壬辰年学童启蒙开笔礼仪式，包括正衣冠、拜师、朱砂启智、击鼓明志、启蒙描红、坤灵洞许愿等六项内容。曲阜孔庙又于秋祭于9月28日举行秋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孔庙、浙江衢州孔庙、南宁孔庙、济南府学文庙、河北正定文庙、长春文庙、福州文庙、太原文庙、郑州文庙、乌鲁木齐文庙、云南建水孔庙、杭州文庙、四川自贡富顺县文庙、哈尔滨文庙、佛山祖庙、天津孔庙、四川内江资中县文庙、四川崇州文庙、广西凌云县泗城文庙、桂林恭城文庙等数十家文庙也都举行了孔祭，其中长春文庙首次举办为期一周的孔子文化节。

上述开展祭孔活动的都是一些文革以后恢复较好文庙，它们每年的祭孔活动已成定制。还有一些文庙比如昆明文庙、醴陵文庙、武汉孔庙、朔州文庙、阆中文庙、邢台文庙正在修复过程中，修复完成后也会加入到祭孔行列中来。

在今年的祭孔活动中，深圳孔圣堂和河北正定县孔庙尤为引人瞩目。前者是国内少有的孔庙以外正规的儒教场所，目前的孔庙多已经沦为旅游景点，而孔圣堂则是一家新兴的专职儒教机构，面向社会推行儒家教化和礼仪服务。12月16日，深圳孔圣堂在东湖公园举行“孔子文化节”祭孔大典。在庄严肃穆的乐声中，30多位儒家弟子身着祭祀礼服手执笏板，依周礼向孔子雕像行三跪九叩礼，前来参加文化节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头戴儒巾向孔子雕像行礼。正定孔庙今年的春祭首次采用了明代嘉靖年间的祭祀仪式，因为主办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释奠礼以唐朝最盛，可惜文献不全，清代满人祭祀并不符合中国礼仪，故复归明代祭仪，这代表当前相当部分人的看法。

2、中小学祭孔。在各地孔庙祭祀活动中，多有中小学生参加，此外2012年有也来越多的中小学单独举行祭孔活动。1月23日上午，尼山孔庙的春祭祀专设了学生开笔礼祭仪，承德热河文庙的祭孔活动中也为将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学生举行金榜题名祈福礼，祈福礼包括“鱼跃龙门”、“击鼓鸣志”、“一举成名”、“金钟报喜”等议程。2月8日上午10时，慈溪育才中学二千多名师生齐聚仰园，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仪式暨开学典礼，祭祀夫子并感谢师恩。5月22日上午，正定六中在县文庙举行祭孔拜师礼活动。9月1日，南京夫子庙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行“开笔礼”，该校的“开笔礼”已经持续了7年，该校还有三年级“成童礼”及六年级“状元礼”。 9月10日教师节，成都七中万达学校举行祭孔尊师暨学生心愿卡存放仪式。9月28日孔子诞辰日， 榆中县恩铃中学举行了祭孔仪式，克拉玛依市第九中学、常德市沅郡实验学校、兰州市第四十九中学、济南光明街小学师生等都举行庄严的祭孔典礼。10月12日上午，府谷县三百多名中学生在府州文庙祭拜孔子。

8月底，潮州市海阳县儒学宫迎来拜孔子祈福的高峰期，许多虔诚的家长携带小孩到此给孔子上香献祭，希望孔夫子保佑孩子在新学期里学习进步。哈尔滨孔庙也有类似的祈福活动。

3、除了学校外，各地书院和私塾、学堂和国学馆也纷纷举办祭孔活动，武汉云深书院举行秋祭孔子大典，该书院系由民营企业家捐资兴建，已经连续多年举办祭孔典礼，典礼活动对社会开放。10月4日，北京弘道书院儒士修身营，以及儒士社、明伦书院、三人行家塾、好学学堂等儒家社团代表，原道网暨儒学联合论坛、中国儒教网暨儒教复兴论坛暨儒家邮报等儒家网站和高校学生社团代表共约七十余人，在北京孔庙举行秋季祭孔释菜礼，纪念孔子诞辰2563周年。山西文瀛书院，西安中书院、望江私塾与传薪书院、常德市一容礼仪国学堂、武汉水果湖童学馆、贵阳市孔子学堂 、山西清凉学堂、珠海南山学堂、韩城市养正学堂、庠瑞国学馆等也都举办了祭孔活动。

由于中小学学校数量巨大，国学类院、塾、堂、馆的数量又处于迅速增长期，使得祭孔单位的准确数字难以统计。但是，这一数字显然比去年有明显增长，因为许多单位等都是首次祭孔。总起来看，孔庙、中小学与国学类院、塾、堂、馆的祭孔活动已经成为一股颇具声势的潮流，这股潮流显然在不断扩展其领地与影响。祭礼是儒教的核心成分，如此广泛的祭孔活动表明了历经上百年的打压的儒教正经历着“春风吹又生”的强劲复苏。

目前的祭孔活动总体上健康的，因为绝大多数祭孔属于民间行为，体现了发育中的公民社会对于信仰和仁爱的自发追求，与传统政教合一模式下的祭孔具有质的不同。当然，曲阜的祭孔具有明显的公祭性质，公祭本身体现的是民族文化认同，并不违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但这样的公祭自然要严格限制。学校和院、塾、堂、馆的祭孔是对人文关怀和道德教育严重缺失的当代国民教育的纠正，其意义不言自明。至于各级文庙的祭孔活动，由于其管理权归属于地方政府，而且已经实际退化为旅游单位，自然不能摆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色彩，但是，既使出于经济目的的祭孔也比愚昧无知的批孔要好，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

社会上有关祭孔的争议声依然不断，正定孔庙的祭孔就被有的网民斥责为封建糟粕、愚昧迷信。考虑到中国人反传统的历史已历经近百年的时间，尤其是十年文革的疯狂破坏，使得许多人的人文情怀和道德意识彻底丧失，这种文革式的批判不足奇怪。但是祭孔的规模就在争议声中不断扩大，因为越来越多的国民意识到，一个没有敬畏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无畏、无心、无耻和不仁不义的社会无法建成现代公民社会，正是严重的伦理危机和信仰危机促成了孔子的回归。

四、书院复兴

书院是古代儒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形式，在极盛时的清代全国曾经达到五千多家，对于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1902年，晚清政府宣布废除书院改制学堂，数千家书院一夜之间消失而化身为现代学堂。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看，这一教育革命有其必然性，它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制度的必然要求，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这一革命本身是否也有其偏颇之处，却是当时的知识界没有深入思考的，就是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现代教育如何关注青少年的人格与德行，此一疏忽却对中国后来的教育发展造成了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而当代教育正在咀嚼它的苦果。

然而，历史毕竟有例外。在近代文化史上，偏偏有几个不合时宜的儒者，不但早就意识到了近代教育革命本身的偏颇，而且以儒家历来知行合一的精神，躬行实践，力图通过自身的教育改革活动纠正这一偏颇，以为中国现代教育探索一条可行的出路，于是，我们便有了二十世纪中几个有关书院孤独样本，它们分别是马一浮1939年9所创建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四川创办的勉仁书院，1949年钱穆等人辗转香港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办的新亚书院，以及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于1984年10月共同创建中国文化书院。以上书院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接续中华道统并解决现代条件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缺失问题。它们有如几颗寥落的晨星，闪耀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上空，构成了书院在现代中国不绝如缕的传承历史，其意义直到二十以世纪才显示出来。

（一）21世纪书院的复兴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借助于改革开发的推动，书院再一次在民间出现并迅速发展。2011年是清政府废除书院一百周年，这一年全国各地学术机构分别自发组织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书院研讨会，2012年秋又在北京召开了“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研讨会，一百余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书院派代表与会。据不完全统计，到2011年底，全国新成立的现代书院已达591家[1]。这些书院大多数成立于2005年以后，以此算起，书院复兴的历史实际上不足十年，近十年来平均每年有50家以上的书院诞生，这样一种复兴的势头自然是1902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在被政府统一废除近一个世纪以后，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书院勃然复兴，构成了当代中国一道极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在上述591所书院中，由官方建立的142所左右，占书院总数的24.70%；而民间兴起的力量有449所，占现代实体书院总数的75.30%。表明民间社会已经成为推动现代实体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另外，绝大多数现代书院的发起者并非儒家知识分子，其身份十分多样化，包括企业家、律师、退休官员、工程师、医生、退休教师甚至普通职工等等。目前几比较活跃的书院，如北京七宝阁书院、北京四海孔子书院、曲阜国学院，曲阜大同孔子书院、武汉云深书院、厦门白鹭洲书院等都是有社会人士所建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影响较大的尼山圣源书院就是北京和济南的儒学研究者们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发起成立的，但这显然属于个案。书院发起人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反映出本次书院复兴，乃至于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其主要的发动力量源于民间，其次是知识分子，政府的力量又居其次。政府对于本次传统文化热的主要贡献在于放弃文革中的全面反传统立场，转而对于民间的文化诉求采取默认或者支持的态度，从而释放了民间的文化创造力。

从区域分布来看，现代书院数量最多的是北京，有82所，其次是山东、江苏、上海、陕西和香港，每个省区皆有30-45所，上述地区或者文化积淀深厚，或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较高；再次是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山西、四川，每个省份都有20多所左右；接下来是福建、云南、吉林、辽宁、天津、湖北、安徽、广西，每个省份只有10所。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黑龙江、甘肃、江西、湖南、海南、贵州、重庆、澳门、台湾、西藏等各省区的现代书院的数量则不足10所，其中西藏只有1所。各地书院分布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书院的数量与各地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分析可见，现代实体书院主要形成了三大密集区。黄河中下游密集区，黄河中下游附近的北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市现代实体书院数量共计227所，占所有现代实体书院的38.41%；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包括其周围的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共计113所，占19.12%；以广东为中心的区域，福建、香港 、广西、湖南、江西，台湾等地区现代实体书院共计113所，占19.12%。

（二）现代书院的功能分类

1、与文化有关的现代实体书院类型分析

国内与文化有关现代实体书院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繁荣的景象，各地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我们国学受重视的程度与日俱增，传统文化已开始以更为活跃的姿态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从形式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五类：

（1）以学术研究和交流为主的书院。

这一类书院有45所。它们主要组织高层学术研讨会，聘请名家开设国学讲座，举办各种专业国学培训班，这一部分书院以学术研究交流和高端国学培训为主，比较类似于古代书院。如尼山圣源书院，该书院由海内外文化界知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发起与建设,旨在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永久会址，已经成功举办两次尼山论坛，还召开了十几次学术研讨会、儒学会讲、博士论坛和国学师资培训班等。北京什刹海书院成立于2011年，位于北京广化寺内，由北京著名国学者创办，该学院定期举办国学讲座，内容涉及儒释道各教。

（2）以青少年国学教育为主的书院

教授国学的书院大致可以分为以幼儿、中小学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国学书院和成人国学班两部分。

以幼儿、中小学为主要对象的国学书院共有190所，占所有现代实体书院的32.15%。这些书院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针对的主要是幼儿和中小学生，从教育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全日制、非全日制、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结合三种类型：

采取全日制教育方式的书院，使孩子脱离现代义务教育学校，既教授孩子义务教育应该学习的语、数、英等现代课程，同时也交给孩子武术、写诗、弹奏古乐等课程，并沿用古代书院耕读的方式，实行中西、古今结合式教育，如北京的七宝阁书院、四海孔子书院、上海孟母堂等，曲阜孔子书院等。

非全日制教育的书院则是采取课余补习的方式，作为对我们现代化教育的一种补充，如浙江养正书院，利用周末、节假日的时间传授国学；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结合的书院则兼容各种学制，如浙江诸修书院的全日制包括：一个月班、三个月班、六个月班、一年班、三年班、五年班、十年班，寄托制包括：假期班、短期班、兴趣班。

（3）从事成人国学教育的书院。成人国学书院主要有政、商精英国学补习书院和一般民众补习书院。政、企精英国学补习书院一般会和高校合作，以提高自身修为作为目的，收取高额费用。除了研习儒家经典，同时会探讨帝王将相治国之道，现代营销管理体系等课程，如2006年9月成立的华商书院，学院为企业董事长、总经理。采取经典研读和全国各地游学相结合的方式。另外，北大、清华等各高校中的总裁国学班，与华商书院性质相同，只是没有沿用书院的名称而已。

（4）青少年和成人兼顾的书院。这类书院是面向普通民众开放，以免费普及传统文化为目的的。如新洲的云深书院，该书院由民营企业家孙兴建先生投资兴办，每周末举办义务国学讲座，市民自愿参加，该书院还向市民普及各种古代礼仪如吉礼、成童礼、开笔礼和婚礼等。厦门的白鹭洲书院也属于以类型，每周末举行国学讲座，颇具特色的是，该书院参照古代的学田制度，由市政府将书院周围的一块土地划归书院所有，其土地净营收入用于维持书院的费用开支，很好地解决了书院的经费来源问题。

在所统计书院中，也一些仅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实际经营的是楼盘、娱乐、饮食、招聘或者其他商业活动，或者现代大学中的学院。但它们显然不是书院复兴的主流。

（三）古老的书院何以在二十一世纪勃然复兴？

古老的书院何以在二十一世纪勃然复兴？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书院复兴的直接原因，在于当代教育自身的严重弊端。在八十多年前，梁漱溟就已经指出了现代中国学校教育的严重问题在于完全抛弃儒家教育的精髓而照搬西式学校教育。在他看来，西式教育以传授知识为本，而儒家教育以情感教育和人格培育为长，由于没有了后者，人格培育的功能完全丧失，使得现代学校教育完全异化。梁漱溟认为，这种教育既不合教育的道理，又不合人生的道理，因为它将学生的人格问题和人生问题不闻不问，而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生苦恼最多的时期，身心发展都会面临一系列问题，而现代学校教育对学生的生命本身完全忽略，“一任学生身心荒芜粗暴”，使得人的生命力消沉无力，所学知识技能还有什么用呢？[2]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会结出怎样的果实呢？梁先生认为内：“痛切言之，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愚笨，使有能力的人变成无能力的废物。”[3]这表面上是极端之词，却不幸为今天的教育现实所证实。怎么办？既然现代教育从一开始就走入了歧途，必须进行根本改造。改造的关键在于通过重振书院的讲学之风，弥补现代教育的先天不足，实现中西教育的兼收并蓄，如此方能“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4]这位孤独而执着的儒者是一个历史的预言家，不但今天的大陆学校教育将他八十多年前的深重忧虑一一兑现，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大陆近十年来的书院复兴热潮正是在实践他“重振宋明讲学之风以复活孔子人生态度”的遗嘱，尽管他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天。

古语有云，官学弊，书院兴，信夫！

但是，书院不仅仅关乎孩子，正如读经不仅仅关乎孩子一样，它代表着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走向的反思与觉醒，而教育之痛只是它的触媒而已。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之所以遭到灭顶之灾，乃是由于人们坚定地认为孔子与民主社会不两立。但是，从文革的梦魇之后醒来，人们发现东亚凡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是对于传统文化实行文化大革命的地区，恰恰是保留传统文化比较好的地区，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持续破坏，儒家已经完全游魂化，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一切组织载体，而书院的复兴使得新时代的儒学组织载体第一次浮出水面。通过接续中华道统，并在继承中返本开新，创造出适合时代的新文化，正是现代书院的意义之所在。

（四）当代书院发展面临的问题

但是，必须承认，这一新的文化载体还是稚嫩的、不完善的，许多书院正在经历着成长的烦恼。简言之，当代书院发展依然面临一系列困扰：

1、关于书院的办学精神。

现代书院大多数以经典诵读学习为主，极少将西方经典例如课程，这无疑与本次书院复兴的动因及办学者自身的问化素养有关。现代书院的兴办者大多数是富有传统文化情怀者，但很少有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的动机主要是通过经典学习补救现代教育的弊病，而缺乏更深一层次的文化考量，这与近代名儒们所创办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钱穆为新亚书院确定的办学宗旨是“上溯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方文化。”显然，作为一代通儒，钱穆先生并没有让他的文化情怀这比其世界目光，而是明确提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办学指针。同样，马一浮主办的复兴书院也西方哲学与孔门四科一样列入教程，显示了一代儒总的文化胸襟。但是，目前的书院多为民间人士创办，此种文化视野高度恰恰是他们所缺乏的，所以不少院长更乐意以“山长”自居，而对于他们所陌生的西学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显然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孔门办学精神不相符合。如何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与境界，摆脱单纯的文化复古色彩，乃是今天许多山长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国学师资水平亟待提高。文化修养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对于西学的隔膜，同样体现在国学修养上。从五四以后算起，国学教育已经中断了四、五代人，课堂上的国学老师的国学水平其实与弟子们相去不远，他们都处于国学启蒙阶段，这自然会深刻影响教学质量。儒家素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但一个并未探到传统文化堂奥的老师如何能尽到老师的本分？另外，儒学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先秦儒家、汉儒、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训诂、当代新儒家等众多流派，一个缺乏基本儒学素养的山长，仅凭其热情如何于其中抉择发挥，完成传道的使命？正因为儒学基础之薄弱，尤其是对于儒家内在精神和儒学近代流变缺乏基本理解，不少书院的山长们才对褊狭肤浅的当代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表现出浓厚兴趣，以为那种极端保守的儒学才是儒家，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3、如何获得合法性地并与现代学校教育衔接。

当代书院的困难不仅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在于无法与现有学校教育衔接。目前的书院几乎全是体制外办学，孩子们读完多年的国学经典，却拿不到国民教育的中小学文凭，使得下一步的升学陷于困境。个别地方采取了与其他中小学联办等融通措施，但并非所有的教育局都如此宽容，许多书院仍处于被打压的状态。如何解决合法性问题，在国民教育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是影响书院长远发展的最大问题。

4、经济困境与发展后劲。

民办书院是新兴书院的主体，除极少数企业家投资兴办者外，多数在经济上出于举步维艰的状态。比如吉林省的长白山书院，创办者在极为普通简陋的平房内传授国学，还招收具有一定基础的国学研究生，并免去所有学杂费，在经济上入不敷出而捉襟见肘，民办曲阜国学院同样如此，该院招收了三十多名全日制学生，却数度因为校舍和经费而面临停办威胁。这是当前大多数书院的常态，既使影响较大的尼山圣源书院也无法摆脱经费困难，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主要瓶颈。可以说，绝大多数书院尚处于为生存而奋斗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创办者们的精神才格外令人敬佩。他们的担当精神不但使得他们突破既有的种种客观限制，也使得他们能够逐步超越自身的主观不足，从而显示出难得的儒者风范。此种风范不仅是这一波书院复兴的真正动力，也是书院继续提升壮大的根本保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书院这种历史悠久的教学组织中，寄托着中华文化凤凰涅槃的希望！

五、2012年的儒学研究

在2012年的儒学思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儒家与民主自由的关系。自从从西方文化遭遇以来，儒学与民主就成了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对此一问题，第一代新儒家的回答各不相同，但第二、三代新儒家的立场却基本一致，即认同儒家传统与宪政民主制度的可融合性，其中又以牟宗三农村内圣中开出外王即从良知坎陷出民主的理论最富有特色和学术深度。但此一理论却招致了学界来自两面的批评，比如有学者认为“儒学在现代的处境中已失去了这种全面安排秩序的资格，所以‘内圣外王’真成了‘已陈刍狗’，仅可供‘发思古之幽情’，不再有现实的意义了”。[5]这种评论的参照系是内圣与外王各自独立的宪政民主制度。此一批评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和宪政民主制度中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根本差异这一重要问题，认为现代政治合法性来源并非德性修养而是民众的同意，因此，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说法也就不再有现实意义。单从中国政治转型的角度看，此一批评是颇中肯綮的，但是，它对于现代政治系统本身是否也需要道德的支撑的问题未予以深入考察，从而对道德、政治与现代社会的整体关系缺乏系统的思考。牟宗三内圣开出外王说所受到的第二种批评来自大陆学者蒋庆，他认为牟宗三的思想属于儒家的心性之学，蒋本人则提出政治儒学概念，批评牟宗三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向并认为儒家的王道政治早已超越西方的民主政治。 将牟宗三的学说概括为心性儒学可以说是罔顾事实，因为现实政治秩序的重新安排同样牟宗三思想的重要考量，《政道与治道》、《历史哲学》等著作皆为明证。至于认为儒家王道已经超越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结论，则是既无学理论证又无实践支持的呓语，这种几乎没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却也在非专业的儒学爱好者那里获取了一些掌声，但对于儒学研究的大部分学者而言，儒家政治哲学的民主化与现代化是儒家现代转型之必须。

2012年，儒家的内圣外王问题继续受到关注，有的学者认为，牟宗三的坎陷说的本质在于坚持开出民主不应抛弃儒家道德传统，完善的政治形式在于道德与智识二者齐备，显示了其思想的深刻性。但同时指出牟宗三的问题在于对于性恶层面重视不够。[6]此一评论肯定了牟宗三坎陷说中意图将儒家道德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的动机，但是，对于儒家道德与现代民主相结合具体形式缺少考虑，而正是具体形式在考验着坎陷说的历史价值，而上述第一种批评也正是现代民主与传统德治在政道与治道形上的重大差异来立论。另外，有的牟门弟子认为港台新儒家将儒家道德与现代民主相结合可以产生人类的第十个民主模式[7]，儒家式的正义如何与宪政相结合，依然是语焉不详的问题。另外，在对待这一论题上，已经基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台湾学者于大陆学人的关注会有显著差异，对于台湾来讲，问题已经转向探索民主的儒家模式；而对于依然在宪政民主的路途中艰难跋涉的大陆学人来讲，首要问题是政治的转型和宪政的建构，在此背景下，过于强调民主的儒家特色反而会成为拒绝变革的借口，延误改革的进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儒家与民主将依然是当代儒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此一研究不仅关乎儒学自身的命运，而且关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儒家生态伦理研究同样是2012年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三分之二的自然资源被破坏，水源短缺、空气污染、全球变暖、沙漠化和食品安全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肆意破坏却没有减缓的迹象，仿佛人类永远是这个蓝色星球乃至于整个宇宙的主人。实际上，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5000亿个物种中，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九灭绝，人类的自大与傲慢不过是一种无知的蒙昧而已。

随着过度工业化一系列副作用的显现，生态伦理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哲学中的的显学，儒家哲学中的生态思想也日益引起学界的注意。在尼山圣源书院召开的“儒学与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成中英先生指出，儒家哲学是以对生命的关注为基础的，其核心概念是仁，但仁的深入体认却把我们带入对宇宙自然环境的生态考察之中。宇宙的生态与人的存在的生态是息息相关的，儒家的宇宙观既非以人为中心亦非以环境为中心，而是以两者的互动为中心，这对于高科技时代的人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还根据《周易》八卦思想提出了儒家天人生态的八大原则。[8]儒家生态伦理同样是今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学大会的主旨，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名学者对儒家与生态文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 儒家有丰富而系统的生态思想，天人一体是儒家宇宙观的特色，《易传》和《中庸》都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的思想，孟子要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明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逸周书》、《礼记》、《吕氏春秋》和历代王朝政令中都有许多保护生态的具体措施，不仅如此，中国早就设置了保护生态的专职机构和官职，据《周礼》记载，古代管理湖泽的官员是“泽虞”，管理河流的官员是“川衡”，管理山地的官员是“山虞”，管理森林的官员是“林衡”，他们各有掌执，并执禁令[9]，目的在于保护自然生态的循环系统本身，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自然生态相一致。

实际上，中西生态观最大的差异在于，西方人将自然看做是一种外在于自身的客观存在物，是人类改造利用取材的对象，上帝创世时就已经将人任命为大自然的管理者。可是，儒家并不将自然仅仅看做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天地不是上帝创造出来供人取材的，天地就是人的“上帝”，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乃是儒家天人一体观的典型表达。既然天地是人类的父母，人怎能仅仅待之以功利主义态度而没有一毫报本反始的敬畏呢？由此，人的天职不是改造自然，而是《中庸》说的“赞天地之化育”，赞者，辅而助之使其达成之谓也，也就是《周易》所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是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深刻领悟和觉解。可惜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自然观和市场经济法则，而处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狂妄和悖谬之中，我们的环境污染也在全世界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此时回顾儒家的生态哲学，反省自身生态灾难所由起，不能不感慨系之。如何恢复海晏河清的生态，如何重建天人之间的和谐，无疑是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2012年另一儒学思想成果，是牟钟鉴先生心仁学思想的提出。[10]新仁学的目的在于接续孔子仁学的主脉而形成系统的儒家人生哲学，它以孔子仁学为主而吸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之长，同时吸收西学之长，接纳自由、博爱、平等、人权思想，它包括三大命题：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新仁学的目的在于为深陷困境的当代人寻找一条人生出路，并为文明对话和世界和谐奠定思想基础。仁是儒学的核心，　　这一概念的深邃、丰富与博大使其具备融汇百家、打通中外的潜力，牟先生新仁学的提出正是这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

从社区到乡村，从企业到监狱，从大学到幼儿园，从暑期班、国学讲堂到总裁班，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足以展示2012年儒学传播的异彩纷呈，它已经构成一场民众自发的、全方位的、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而这一潮流的主题词是民间化和大众化。它在质疑甚至是咒骂声中勇往直前，全然不顾那些依然将自己的脑袋寄存于文革极左年代的人们的攻击，也全然不顾那些要将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国教论者们的呓语。民间儒学是质朴的，她紧扣人伦日用，植根于人性人心，努力滋养这个病狂的民族的心田，让她恢复起码道德理性和恻隐之心；它是谦逊的，没有沾染丝毫所谓政治儒学的狂想症，它无意将自己再一次推到意识形态化的殿堂而定于一尊，而是甘愿做新时代百家中的一元，将文化选择的权利交还给民众；它是悲悯的，她从一百多年被批判被歪曲的历史屈辱中奋起，不忍心看到这个曾经的礼乐之邦的礼崩乐坏、骨肉相残和孟子所言人人皆为禽兽般的堕落，力图挽回世道人心。儒学的诞生是以她的创始人孔子民间办学肇其始端，她也可能以重返民间开始另一场伟大的复兴，尽管复兴之路绝不平坦。这一复兴的动力是民众对于文化和道德的渴求，复兴的内涵则是古老的儒学在公民社会的建构中寻找定位，日新其德，进而开创儒学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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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有关现代书院的数字主要参考赵瑶杰《2011年中国现代书院发展报告》，收入《北京第二届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坛论文集》。

[2]梁漱溟：《办学意见述略》，《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卷，第62页。

[3]梁漱溟：《抱歉—苦痛——一件有兴味的事》，转引自《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 第301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卷，第539页

[5]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917页。

[6]杨泽波：《坎陷与民主》，《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第118页。

[7]李瑞全：《跨越西方當代政治困局之第十個民主模式：當代新儒家之民主政治模式》，见其在北京大学儒学习明纳上的发言。

[8]成中英：《本体与生态：导向天人环境伦理学八原则》，见尼山圣源书院编《儒学与全球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页。

[9]韩星：《儒家天人一体观与生态文明》，见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儒学论坛《儒学与生态文明论文集》，第203页。

[10] 牟钟鉴《新仁学构想》，收入《首届尼山新儒学论坛论文集》，主要内容发表于2012年11月4日《光明日报》。2012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