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孔子、儒学在汉代地位的提升，以及汉统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视，汉代社会尊孔之风也逐渐兴盛。从曲阜汉代碑刻来看，在鲁地，无论是以鲁相为代表的官僚阶层，还是以孔子后裔为代表的孔氏家族，甚至是鲁地的平民百姓，都自觉地给予孔子应有的尊重，并自觉继承孔子学术，发扬儒学，对孔子思想、儒家观念在社会中的传播与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本节即根据曲阜汉碑所涉及的社会各阶层，分析儒学对汉代的影响。
一、鲁国四相：“阐弘德政，恢崇一变”
鲁国四相，是指在“孔庙三碑”中所提到的四位先后任职于孔子故里的鲁相：乙瑛、平、韩敕、史晨。这四位鲁相，只是汉代历任鲁相中的几位，由于官职较低，他们的具体事迹在文献中几无记载。然而，作为孔子故里的地方官员，他们却身体力行地为孔子儒学的承继与弘扬尽心尽力，为发挥儒学在汉代社会中的作用尽职尽责，以期达到“阐弘德政，恢崇一变”之儒家理想。他们的名字也随着矗立在孔庙中的石碑，历经千年，永不泯灭。
四位鲁相，其生平事迹，除“孔庙三碑”之外，几无其他文献记载。
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人。其事迹，仅见于《乙瑛碑》。
平，乙瑛的继任者。乙瑛在上报朝廷请置百石卒史之后不久即卸任，皇帝诏书下来时，已是平任职时期。鲁相平根据诏书要求，主持选拔出孔龢出任第一任百石卒史。其事迹，除了《乙瑛碑》之外，亦无他载。
韩敕，字叔节，时人尊称为韩明府。《永寿二年韩敕礼器碑》记载其为“河南京”人，至于其生平事迹，除该碑之外，亦别无其他文献记载。根据碑文，韩敕在任职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其一，“复颜氏亓官氏邑中繇发”,复，在这里指免除徭役的意思，此举也就是说免除了孔子舅家颜氏与妻家亓官氏两族的徭役；其二，“造立礼器”;其三，“修饰宅庙”;第四，“更作二舆，朝车威熹”,添造了舆车；第五，“宣抒玄污，以注水流”,疏通、整治孔庙内的水流通道。韩敕的行为“上合紫台，稽之中和；下合圣制，事得礼仪”,办理得非常合体、合礼，以至于“四方士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逴弥之思。乃共立表石，纪传亿载”。而且，在这幢碑的碑末、碑阴及碑侧，还记载了一份详细的捐资名单，也是此次鲁相韩敕发起的造置孔庙礼器活动的协助者。从这份名单来看，参与者包括了山东、河南、江浙等地近百人，这些人所捐之钱从一百到三千不等，因捐资者地位、身份不同，称呼亦各异。从这份捐资名单来看，在鲁相韩敕的引领带动下，一批官僚、士大夫竞相尊孔，支持在孔庙造置礼器。这其中既有韩敕个人的引领，更有当时社会尊孔崇儒之风的影响。
史晨，字伯时，河南人。《建宁二年史晨前后碑》记载他于建宁元年(168)四月十一日到官。碑文记载他在上报给朝廷的奏书中说：“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寓，不能(阐)弘德政，恢(崇)一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鲁国乃周公封国、孔子故里，作为古圣先贤之地的地方长官，史晨自觉担起重任，并生发出“阐弘德政，恢崇一变”之政治理想。于是，在他到任之后，即择令日拜谒孔子，并考察孔庙及孔子祭祀情况，从而发现一些问题：其一，“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即孔庙管理制度不完备；其二，“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即孔子祭祀之礼不完备；其三，“无公出酒脯之祠”,即祭祀时无公费置办供品。鉴于以上情况，史晨上奏朝廷，请求在曲阜孔庙亦行春秋飨礼，并“辄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以)共烟祀”,由国家担负春秋二祭中的费用。不仅如此，在礼器置办完备之后，史晨还在孔庙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礼乐演习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有鲁国及周边州郡的重要官员、孔氏后裔中的杰出子弟参加，更有众多低等官吏、儒生等参加，正如碑文所载，“国县员(冗),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宫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耶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这在当时的鲁国，甚至周边地区，都是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另外，史晨祭祀孔子之后，“部史仇誧、县吏刘耽等”又对阙里墙垣进行整修，“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廧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在此过程中，还避免了劳民伤财，“恐县吏敛民，侵扰百姓，自以城池道壖麦给令，还所敛民钱材”。除此之外，史晨还在“昌平亭下立会市”,方便孔渎和颜母井两地百姓酤买酒肉祭祀孔子；“渎井，复民饬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假夫子冢颜母开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看来，史晨在任职期间，围绕着孔子祭祀与孔子庙、百姓生活，做了不少事情，获得了官吏、民众的拥护与爱戴。
从以上四位鲁相的事迹来看，他们针对孔子祭祀及孔庙的一系列举措，一方面是基于自孔子殁后鲁地历来的尊孔崇圣的传统，他们作为地方官，自然有一份职责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汉代以来孔子儒学地位的上升。汉代统治者对孔子祭祀逐渐重视，孔子祭祀的规格亟待提升。这前后四位鲁相，对当时的孔子祭祀与孔子庙管理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他们的上传下达中，必然会引发统治者对阙里孔庙的思考；他们在孔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必然会影响社会各个阶层对孔子与儒学的认识。作为为政一方的基层官吏，他们是所辖区域中民众的思想、行为的引领者，他们的行为会对孔子思想与儒学在汉代的宣扬及推广产生重要影响。
二、孔子后裔：“祖述家业”“绍圣作儒”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评价的那样：“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自孔子殁后，孔氏家族子孙也谨遵先祖遗训，遵礼守德，诗书传家。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七世单传。到西汉时期，孔子后裔已传至九代。汉初，高祖过鲁祀孔，封孔腾为“奉祀君”,孔腾即孔子九世孙。据《阙里志》记载，孔腾为孔鲋之弟,他们的父亲，为《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子高生子慎”中的“子慎”。后世关于子慎的名字有很多说法，《孔氏祖庭广记》《阙里志》《孔子世家谱》等文献记为“谦”。在此我们遵照以上文献称之为孔谦。《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其中，“子襄”即为孔腾。另外，根据《孔丛子·叙书》记载，孔谦除了长子、中子以外，还有第三个儿子：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焉。长子之后承殷统，为宋公；中子之后奉夫子祀，为褒成侯；小子之后彦以将事高祖，有功封蓼侯。
其中，这位官拜魏相、生有三个儿子的“九世”,据学者考证，必指孔谦无疑,只是这里的“九世”是以孔子父亲叔梁纥为第一代计算世系的。孔谦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孔鲋(字子鱼)、次子孔腾(字子襄)、三子孔树(字子文)。可见，至汉代，孔氏家族开枝散叶，家丁兴旺。据《孔氏祖庭广记》《阙里志》等文献记载，到东汉末，孔子后裔已传至二十代。不仅如此，孔子后裔深受汉代统治者重视，像孔谦子孙或征为博士，或封爵，或任官，他们大都遵礼守德，敦笃好学，恪守家训，弘扬家学。
曲阜所存汉代碑刻，其中涉及孔子后裔的墓碑有五幢，分别为《永兴二年孔谦碑》《永寿元年孔君墓碑》《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涉及孔子十九世孙孔宙、孔彪、孔君，二十世孙孔谦、孔褒。其中，孔宙为孔彪之兄,同时也是孔褒、孔谦的父亲。因此，四人同属孔氏家族的一支。此外，东汉著名文学家、位居建安七子之首、因“让梨”而妇孺皆知的孔融，也是孔宙的儿子，也属于这一支。曲阜曾有《孔融墓碑》,但现在碑已不存，只在文献中存有部分残留碑文。这几位虽然不是孔子的嫡系后裔，但其言行举止均不离孔子之教。根据碑文所记载，可以发现他们在一些方面存有共性：
第一，“帅礼”遵德，品行高尚。
孔宙，《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记载：“君讳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孙也。天资醇嘏，齐圣达道。……闺阈之行允恭，德音孔昭。”孔彪，《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记载：“君讳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孙，颍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资自然之正，帅礼不爽，好恶不愆，考衷度衷，修身践言。龙德而学，不至于谷。”孔褒，《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记载，“君讳褒，字文礼，孔子廿世之孙，泰山都尉之元子也。”碑文记载了孔褒、孔融兄弟二人争担罪责的事迹。由于碑文残毁严重，叙述已不详，但能辨识出“后会事觉”“临难引□，各争授命”等字样。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后汉书·郑孔荀列传》有记载：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褒有旧，亡抵于褒，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褒、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褒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
可见，孔褒兄弟正如碑文所称赞的那样，“临险有勇”,实为仁义之人。
孔谦，《永兴二年孔谦碑》记载他“字德让者，宣尼公廿世孙，都尉君之子也，幼体兰石自然之姿，长膺清妙孝友之行。……年卅四，永兴二年七月遭疾不禄。”孔谦年三十四即因病去世。但从有限的碑文中可以看出，孔谦有孝、友等品德。孔君，由于《永寿元年孔君墓碑》残毁严重，甚至于连墓碑主人的真实姓名也无从得知，其事迹所知不多。不过，根据仅存的碑文，可知其为孔子十九世孙，而“好学”“履方约身”“德施州里”等记载，也显示这位孔君是孔氏家族中品学出众之人。
第二，出仕为官，为政以德。
碑文记载的这几位孔子后裔，均出仕为官，且秉承孔子思想，为政以德。孔宙由于品德高尚，名声显耀，“遂举孝廉，除郎中、都昌长”。在他任职期间，“祗传五教，尊贤养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汤之皋己”,实行德政，并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因此，在三年之后，便升迁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令。这时，泰山地区爆发了公孙举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孔宙因此被擢升，调任为泰山都尉，负责平定起义军。然而，孔宙并没有以武力强制镇压，而是“以文修之”,采取道德教化的方式。最终，“旬月之间，莫不解甲服罪”(《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很快平定了起义军。此次平定起义军，应该是孔宙为政生涯中最为闪亮之处。为此，明朝时期的都穆评价孔宙：“其事实不见史传，然碑称其齐圣达道，德音孔昭，又称其治泰山旬月之间，民皆解甲服罪，可谓无愧圣人之后者。”
据《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孔彪也因品学出众被“前后聘召”,“举孝廉，除郎中、博昌长”,后“迁□京府丞”“拜尚书侍郎”。他为人正直，“无偏无党，遵王之素，荐可黜否”。正因为如此表现，孔彪后又被擢升为治书御史、博陵太守。在任职博陵之初，当地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百姓常有“饥馑”之苦，因此当地多有“草窃”。窃贼以刘宁、张丙等人为首，“白日攻剽，坐家不命”,给当地百姓造成极大威胁。孔彪“敷五教以博施，削四凶以胜残”,“抍马蠲害，丑类已殚”,采用恩威并用、文武兼施之策，逐渐平息了盗寇作乱，从而使得博陵一地“路不拾遗，斯民以安”。孔彪为政，“发号施宪，每合天心”,“人之所恶，不以强人；义之所欲，不以禁人”,故“百姓乐政，而归于德。望如父母，顺如流水”。孔彪又迁任下邳相、河东太守等职，后因病辞官。四十九岁时去世。
除了孔宙、孔彪之外，据《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孔褒也因道德高尚、“博学多识”等原因被察举为孝廉。据《永兴二年孔谦碑》,孔谦则“弱冠而仕，历郡诸曹史”,年纪轻轻即出仕做官，曾在郡中各个部门为官。从《永寿元年孔君墓碑》中“朝廷□□□□□五官掾守长史兼行相事”的记载，也可看出他曾出仕做官，而且在为政期间“德施州里”。
第三，祖述家业，研治《春秋》。
《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记载孔宙“天姿醇嘏，齐圣达道，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永兴二年孔谦碑》记孔谦“祖述家业，修《春秋》经，升堂讲诵，深究圣指”。《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也记孔褒“治家业《春秋(经)》”。此外，《永兴元年乙瑛置守庙百石卒史碑》记载第一任百石卒史孔龢，“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可见，作为“文化巨人”孔子的后裔，他们尤其注重传承“好学”之家风，受汉代政治的影响，多研治《春秋》。这是儒学在汉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特别是《公羊春秋》,在汉代是一部备受关注的经典著作。《春秋》经主要有《公羊》《榖梁》《左氏》《邹氏》《夹氏》等五种传本，经与传不仅互为表里，而且前者赖“传”而传。就《春秋公羊传》而言，汉初传授者主要为齐之胡毋生和赵之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汉初大封诸侯而带来的地方势力的坐大，严重威胁着西汉的中央集权。汉武帝一改汉初的“无为而治”,崇尚儒学，希望用儒家思想来解决西汉政治问题。而《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理论，正好符合了汉代加强中央集权、重建并稳定汉代统治秩序的迫切需要，董仲舒据此所上“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的赞赏，书中的一些思想成为西汉的统治学说。因此，自西汉中叶到东汉之末，《春秋》,尤其是《公羊春秋》备受关注，也多为学者所研习。由于董仲舒在汉代的学识与地位，两汉《公羊》博士大都是董仲舒一系。据《汉书·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之后，其弟子名位咸达者有数名：“兰陵褚大，东平赢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眭孟在鲁地教授，其弟子有百余人，但能“质问疑谊，各持所见”者，唯有严彭祖与颜安乐两人。“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上述碑文中说孔宙、孔龢都治严氏《春秋》,应指此时严彭祖所传授的《公羊春秋》。
可见，东汉时期，随着孔子与儒学地位的提升，孔子后裔一方面秉承祖训，帅礼遵德，修身践言，不废家业，为儒学的发展、孔子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另一方面，他们也深受那个时代政治与学术的影响，体现出显著的治学特色。
综观以上，两汉时期，由于封建国家政治大一统的需要，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以其治国理政之学之特质，被推尊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为此，统治者对孔子、儒学的重视均有了很大提升。孔子祭祀也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内，渐成定制。同时，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孔子后裔，他们作为民众思想、行为的引领者，身体力行地践行孔子之教，为儒学在社会中的普及与实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来源：《曲阜碑刻视域下的孔子与历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