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和绪贻是清华同学，但在校时我们并不认识，因为我们在两个学院，我在理学院，他在法学院。后来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他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学气象学，他学社会学。但我们住在一起，因而就逐渐熟识了。

一个人到了异国他乡，和本国文化完全不同的一个新国家，想融入一个新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熟悉新环境和新文化就需要花些时间。我们两人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快就都熟悉并比较快地融入美国社会了。我们两人都有很多很要好的美国朋友，当然也都有不少中国朋友。但是，在众多朋友中，能够彼此知心无话不谈者，唯有我和他。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就用自然科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看到的多是美国社会繁荣和科技水平高，想到的是中国如何学习它的自然科学，从而提高我国的生活水平。绪贻则不然，他用社会学的眼光看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之高是个果，它背后的原因是它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华盛顿以及华盛顿之后的一些美国杰出总统和精英人物共同建立起来的。他的这种认识比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深入得多。我受他的影响，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进了一大步。

在美国我们两个都学得很好，都有条件留在美国享受优越的生活。但我们两个都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来了。这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心。是赤诚的爱国心又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在两个城市工作，还是常常互通消息。

绪贻回国之后在武汉大学任教授。上世纪60年代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另一个在南开大学），讲授美国史，并带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美国史学者。同时，他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创建人，对促进和繁荣我国美国史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美国的《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6年，现在仍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他的一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6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并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请参阅爱思想网站刘绪贻专栏的《刘绪贻著译总目》）。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他和他许多的美国朋友相互交往，使美国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绪贻的工作，对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讲到这里，不能不问，绪贻做了这样多这样重要的工作，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能不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绪贻一生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人格和业绩，说明他深得校训的真谛，说明他是校训的忠实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这所大学有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合一而成的一种卓越的文化品质。绪贻自然深受这种文化品质的感染，这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动力。

欣逢绪贻口述自传出版之际，特写下上述几行字，作为一个老朋友的祝福。祝绪贻健康长寿，多为人民再作贡献。（叶笃正口述，周家斌整理）

注：叶笃正，1916年2月生于天津，1948年1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获得有“国际气象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气象组织奖”，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绪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罗家冲，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下半年起在西南联大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习社会学，1940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国民政府机关任职，1943年末考取自费赴美留学，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副教授，后升教授，是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之一。1949年作为进步教授，担任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参与了武汉大学的接管。解放后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他著作等身，史论结合，在学术界产生极大反响，蜚声世界，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就是与杨生茂共同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被誉为“美国通”。美国总统老布什曾致函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