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刘绪贻在他的百岁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上，用一口黄陂腔高呼，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决不能为稻粱谋，决不能屈服于任何压力。
这条路并不好走。正月初五，清晨一场雨，让武大北三区的上坡路泥泞不堪。
在刘绪贻的“求索斋”里，两支粉百合在窗台上翘首以对，案头上搁着墨绿封皮的《炎黄春秋》，电脑下压着的小纸片里，小字密密麻麻。
“我正在写回忆许良英（著名物理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的文章。他上个月底走了，活了93岁。”说着，刘绪贻从盒里抠出一块糖果，扔进嘴里咀嚼起来——他的牙，整整齐齐。
2010年5月，他出版上半卷口述自传《箫声剑影》，好友、气象学家叶笃正为其作序，“他的一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6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并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
为罗斯福新政“翻案”
人生之中，哪一拐点最难忘——“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从1964年开始研究美国史，真正能够自主研究是从那以后。”刘绪贻紧盯显示屏上的问题。耳朵有些背，声音有些大。
1978年，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天津举行。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提出编写《美国史》和成立美国史研究会计划，具体由武大美国史研究室执行，任务落在刘绪贻肩上。
在6卷本《美国通史》中，刘绪贻负责编撰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当时，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建议不用从第一册出版，成熟一本就出一本。
丛书中第一本问世的是《战后美国史》，出版于1989年6月。他的得意门生、南开大学教授、《美国通史》作者韩铁将它的出版视为刘绪贻“挑战的一个禁区”——“当时，二战后的美国史和世界史由于无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遵循，又和当代政治关系密切而成了不言而喻的禁区，在史学界几乎无人敢涉足。”
为罗期福新政“翻案”更是波折重生。“先生认为，主要是因为新政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放任主义政策，将美国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地、大规模地推向国家垄断主义，从而局部改变了生产关系，限制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大人民的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挽救和加强了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在坚持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先生称之为‘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韩铁说。
刘绪贻的观点，当时受到了《美国通史简编》作者、“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美国史第一人”黄绍湘的批驳——“列宁说：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但能认识这一规律，而且运用这一规律却不那么容易，难道罗斯福这位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当权人物，能自觉地认清这一规律，并且是在‘新政’措施中运用这一规律的先知先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吗？”
除了学术之争，刘绪贻还提到，1983年1月14日，他与原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见面，“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新政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时，他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1989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谈话发表后，该同志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87年10月，刘绪贻编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出版，他认为这是成功为罗斯福新政“翻案”。但论战的后果是，1990年，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被迫由武大迁往南开。
西南联大岁月
“您说您这一生落得什么？博导、资深教授都没评上。”一次饭桌上，大女儿刘东问父亲。后来她对我说，研究美国史从来不是她父亲的本愿。
1934年，父亲过世，家境窘迫，就读于省立武昌高级中学的刘绪贻虽考上北大化学系，也只能放弃。
当时，湖北省教育部门要求全省高中毕业同学全部参加会考，于是，每届高中毕业生自发组成“湖北省高中毕业同学联合会”。在联合会上，他对女子高级中学选出的代表之一周世英渐生爱慕。
1936年，再次高考，他成为湖北省高中毕业生中第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公费生。彼时的清华，梅贻琦任校长，潘光旦任教务长，还有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师任课。刘绪贻却叹道，“在清华，我一天到晚，无论吃饭、睡觉、上课都在想她。”由于相思成疾，大一两门功课不及格，他失去了公费生资格。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之后，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他转入心仪已久的社会人类学系，先后师从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名师。
在自传里，他谈到西南联大的众师友。
清华社会学系创始人陈达教授，素日里不苟言笑，上课正襟危坐，必按事前准备提纲，字斟句酌开讲，他听来“枯燥而无风趣”。学期最后一课，当陈先生问及学生们对其授课意见时，他率性提议，“您的这种讲课法，我曾琢磨过。我们每周上课3次，共6小时；从宿舍到教室往返1次1小时，3次共3小时；上课加往返，一周总共要花9小时。一学期如以18星期计算，共162小时。如果您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几小时或一天便可仔细读完，剩下时间可以读别的书，不更好吗？”
社会学家潘光旦原任清华教务长，在学校时因跳高受伤失去右腿，还是1200度的高度近视。但其为人旷达风趣。某次活动上，学生评选世上最美或最丑的事物。有人竟说潘光旦的牙最丑——“多年吸烟斗，满口牙齿黄得发黑，特别是他那东歪西倒的门牙”。他却笑嘻嘻，“我的牙确实不好看，但是否世界上最丑的事物，还有待商榷”，众人听了一阵哄笑。“文革”中，“被错划成右派后，潘先生目力日弱。有人开玩笑说，你这人眼力不行，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答道，我不仅立场、观点有问题，方法也有问题，因为我架的是两条美国的拐杖。”
还有吴宓教授——他的一生充满了奇特和矛盾……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时，约定除学问爱情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当着他苦恋的女子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恋情，但在报复友人劝他促使他与离婚妻子复婚时，却像《红楼梦》里赵姨娘一样，偷偷地搞巫术，“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咒诅其人速死”。他的奇特行为，也真叫人长见识。
两年后，他完成毕业论文《呈贡水利纠纷》。这篇论文的立论，与他今后反儒学的基调一致：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云南呈贡县老百姓在解决生计问题时，主要依靠社会关系、人事关系及讨好官场去争夺水利资源，而非像近代西方人依靠科技和发展经济来拓展生存空间。故当地经济长久不能发展，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堕入长期诉讼的陷阱，这也反映了两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
时间完全浪费了
1944年冬，刘绪贻赴美留学。当时他已与周世英结婚3年，生下一子一女。
在芝加哥大学，他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和路易斯·沃思。这个时期，他的反儒学思想逐渐明确，尤其体现在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
韩铁分析，“他发现，从西汉开始，中国皇室和儒生从儒学中获得浓厚的既得利益。‘为保证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从汉代起，皇家和儒生阶层就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团体，如工商业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先生认为，这种因儒学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这是儒学在中国统治两千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1947年夏，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推荐下，刘绪贻回国，出任武大经济系副教授，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此后30年让他黯然感叹，“时间完全浪费了。不然，我的研究成果会更好。”
1963年年底，周恩来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欧途中，建议为应付国际政治斗争需要，应加强对外国的研究。于是毛泽东发出指示，在全国一些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专设研究外国问题机构。
1964年，武大与南开成立美国史研究室，刘绪贻回到武大，开始从事美国史的研究。但很快，“文革”到了，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
从“左”到“右”
越到晚年，刘绪贻的文章越充满对社会的反思和灵魂深处的反省，以至儿女们笑他，“你过去还很左，怎么一下变了？”
通过3年观察，刘绪贻的自传合作者余坦坦认为，“先生的底色仍是左的，他在体制里又属偏右。所以他在关键时刻会被用到，而在平常不会受到重用。”
刘绪贻则说，他的“变”一直存在。在纪念已逝的湖北老诗人曾卓的文章中，他满是愧疚：“1955年，在‘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是为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
如今，他在书斋中剖白那一特殊时期内心隐藏的一点“私心”：他想入党。眼见不如他的人入党，他不服。
混淆民主与民本是大问题
人物周刊：您谈到写自传的目的是，思考自己的经历，基本上属于20世纪的一百年，是人类应付古典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时代，出现很多危机。并感到将来整个人类的前途，主要是走向瑞典实行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
刘绪贻：我当时提出，人类为克服那些灾难和危机，曾构想甚至创建许多新的社会模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主要有4种：一是取代古典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亦即美国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所谓社会主义；一是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还有一种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二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完蛋了。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了。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然存在，但到20世纪下半叶逐渐出现更难应付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日子很难过。只有北欧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几个国家，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幸福。所以我感到将来整个人类前途，主要是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我写自传，多少也是想奉劝世人别走歧路。
人物周刊：您曾在解放前后，几次写分清“民主’与“民本”的文章。究竟怎样区分民主与民本？
刘绪贻：所谓民本，就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尝尝，让老百姓感激他，让他便于统治。民主则不同。民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统治者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否则就罢免他。混淆民主与民本是目前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老百姓只要能够勉强生活得下去，就满足了。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知识分子应负的责任。
追求绝对真理是个死胡同
人物周刊： 您研究过罗斯福新政，它对于当下中国贫富悬殊是否有可借鉴的地方？
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如果在中国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贫富悬殊问题。它把富人的税征得很高，举办一些公共工程和福利事业，解决穷人的就业问题，改善穷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处境。但目前的中国连官员腐败都不能够彻底解决，怎么来对富人征很高的税以改善穷人处境？
有人说现在贫富悬殊程度大于毛时代。可在毛时代把创业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它的尾巴，使贫者求富无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可以创造财富了，但财富主要又被权势资本窃取，人民群众得到很少。
人物周刊：去年12月，您在《南方周末》发表过《补上“批法”这一课》。
刘绪贻：秦朝是用法家学说来统治天下，法家主张严格地实行君主专制，由君主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使秦二世因此而亡。有鉴于此，以后各代的统治者总是说他们使用的统治思想是儒家思想，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自汉至清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因为外儒内法，所以出了问题时都批儒，可是“法”的统治藏在里面，从没批过，影响一直很大，所以专制统治横行，而且愈来愈凶，到“文革”达到极点，所以我就说要“批法”。
人物周刊：您在百岁感言中说，“我相信理性，不相信信仰。”两者是否真的存在矛盾？您认为的信仰与他人信奉的信仰会不会不同？
刘绪贻：我年轻时就不太相信信仰。我家只有继祖母相信佛教，我母亲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她思想上不相信这些，我父亲更是不信。我稍大一点，懂事了，也不信这些。有很多人信教或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他不能解决，需要一个依托，或是希望信教以后，自己会得到一些好处，比如有些人相信行善有好处，可以为自己追求来生的幸福。
信仰即使不完全是，至少也是包括不可以相信的东西，而理性则是讲道理的，可以验证的。信仰与理性当然有矛盾。我所谓信仰与别人所谓信仰是不一回事，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可惜，我觉得没什么可惜。
人物周刊：您曾写过，“世上没有绝对真理，所谓真理，都是某人或某一集团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既得利益来确认”，那人应该怎样追求真理？
刘绪贻：这句话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从选读的一门课程《知识社会学》的教科书中学来的。我觉得它有道理。不过，如果你相信它，那你在追求真理时，就要满足于相对真理，不要去死死追求绝对真理。追求绝对真理是个死胡同，因为人世间没有绝对真理。解放初期，有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学者呂振羽到武大讲学，我曾与他讨论过与此有关的问题。我问他：“马克思说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而这一说法是不是绝对的真理？”他劝我不要钻牛角尖。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不断地追求相对真理就行，不要去追求人世间不存在的绝对真理。我想，我们做学问就应该遵循这一劝诫，否则我们的人生便会很尴尬、很艰难。
（参考资料：《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多情人不老》、《野老丹心一放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