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笔者贺《刘绪贻先生95华诞》电文,5月6日已经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刘绪贻先生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2008年武汉年会。

刘绪贻先生95华诞庆贺会并请转

刘绪贻先生：

值此刘先生95华诞之机，请接受您的学生来自大洋彼岸的由衷祝贺，祝愿您健康长寿、阖家幸福，诸事顺遂。

今年5月13日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美国史、社会史研究界造诣很深的著名专家、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九十五华诞。先生在迄今我国美国史学界年龄最长,一直笔耕不綴，领航学术前沿，与时俱进,晚年用电脑撰写文章，用电邮学术交流，令后学敬佩不已。刘先生的健康长寿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界的幸事。

我最早认识刘先生在1978年5月武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筹备会议上,迄今已经整整30年。这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成长和发展的30年。30年来的学术实践和美国史研究会活动表明,刘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对我国美国史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刘先生的学术道路将有助于中国美国史研究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刘先生是我国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和美国史研究者学习的榜样，我们有刘先生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学者而感到骄傲。

1979年,刘绪贻和黄绍湘、杨生茂等老一代中国美国史专家一起在武汉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从此,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始了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是和以刘绪贻、黄绍湘、杨生茂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美国史专家辛勤耕耘和指导分不开的，他们亲自培养的一批中青年美国史研究骨干已经成为和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领导核心。刘先生领导的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团队在20世纪晚期发挥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排头兵作用,虽然武汉大学在90年代痛失美国史博士学位点授予权,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富有学术创新实践和许多学术成果的刘先生没有博导头衔，但是这些无损于刘先生的崇高学术地位，他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尊敬,刘先生依然积极活跃在美国史研究领域，他对于美国史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关于罗斯福新政和当代美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成长倾注了刘先生多年的心血，在刘先生的卓越领导和精心组织下,秘书处在武汉大学时期做了大量的有目共睹卓有成效的工作。刘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初期发展中发挥着核心领导的作用,由于众所周知的非学术因素，秘书处被迫由武汉迁往南开,尽管刘先生主持的武汉秘书处终止了运转，我作为新一届秘书长深深感受到先生对于研究会工作始终如一的无私奉献。在理事会长期的共事中,我直接感受到先生的以身作则、不计报酬、积极服务、不争名利、踏实干事、照顾大局的胸怀和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新时期中青年领导班子认真学习身体力行。

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作为总主编、邓蜀生先生为责任编辑组织领导编撰了6卷本的《美国通史》，凡20年三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学界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刘绪贻先生亲自领衔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 1929-1945》及第六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成为中国的当代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刘先生还和武汉大学美国史专家一起组织和亲自翻译了许多美国历史译著，编著美国研究词典，培养美国史专业研究生,对中国美国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绪贻先生十分关心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 关怀后学的成长，他积极鼓励和推荐年轻学者走向海外跟踪研究美国史。刘先生作为《美国历史杂志》（JAH）的中国特邀编辑和杨生茂先生一起做了许多工作,自1992年以来迄今刘、杨和我三人联名一致，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了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百十篇、著作二三百部，学术论文上千篇，这对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美国史研究者了解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史研究成果，有着积极的作用。刘绪贻先生和杨先生一样,对于这件工作采取了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对于译文的一丝不苟，对一票否决权和保密原则的坚决信守，对工作进度的积极配合，对国际合作中我方的自主立场的坚决维护，对我辅助他们工作的全力支持,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现在手中保存着刘先生给我的几十封亲笔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进程。

近年来,刘先生和我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他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我始终感受到这位学术老人对于祖国命运和前途、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关注，对于封建影响和学术腐败的深痛恶绝,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细致入微，对于青年学子关怀备至，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深邃见解。他是一位忧民、忧国的始终站在理论前沿跟踪社会实践,胸怀人民、服务人民奋斗不息的学者。我们的学术队伍中以有这样的学者而深感自豪。

刘先生,请多多保重！身体健康是学术生命延续的前提，再次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2008年5月6日晚(美国东部时间)于美国Danbury, 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