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文学批评：大学硕/博文章的秀场》（2012/9/27《文学报·新批评》，简称《秀场》）切中时弊，有理有据，是篇富有现实感的好文章。《秀场》的现实感就在于，它指出并分析了当下“东南西北”文学评论刊物纷纷被大学硕/博文章所涌占的现象。从文学评论刊物自身说，刊载如此数量的大学硕/博文章会提升其学术含量——提升刊物品位，增加在大学文科里的关注度，在客观上推动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稿子拿来即可用也降低了编辑的工作量；从大学（中文系）来说，走出书斋，与社会相融合，增强文研活力，提升知名度，文评刊物是个重要的平台。
从我有限的的评论期刊的阅读，我发现，东南西北的一些文评刊物，去年开始就批量登载这类文章了，其文章末尾有介绍：本文系国家××社科研究基金项目，还附有项目编号，到了今年这类研究文章在刊物中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大，来势汹涌，几乎成了刊物内容的主体构成，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时髦。这里面一定有着与刊物本身业务关系不大的“公关”猫腻，《秀文》对此作了剖析。我想，以文章本身的质量衡量才真正说明问题。《秀文》对这类文章也有较准确的批评：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成为当下文学批评的基本样式和基本姿态，而充当这种样式和表演这种姿态的，主要是大学中文系里出来的“硕/博文章”。
就是说，大量充斥文评期刊的“硕/博文章”以庄重严肃的学术样式及其姿态掩盖着其文学批评的平庸化和空洞化，却给当下文学批评的丧颓平添了繁荣兴旺的外表，也帮着掩饰了当下文学创作沉闷疲软的本相，因而谈不上真正的文章质量。更直截了当地说，从“硕/博文章”的一般势态，它表现出跟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以及对社会的隔靴抓痒，而呈现现实感的疏离与缺失。
我之所以说是“一般姿态”，是说这类获得“国家研究基金”资助的“硕/博文章”，确实也有富有现实感的好文章，但凤毛麟角。以最近一期《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5期）为例，丁帆的《关于建构民国文学史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几个问题》，虽然不是研究当下的中国文学，而是回溯“民国文学”，更是基于，把民国文学作为新文学的源头这一认知，“远远没有抵达趋于一致的境地”，而“阻遏这个问题的深入研讨的并非外力，而是来自于学者们多年来深藏在自己潜意识之中的政治禁忌的恐惧心理”。这是此文“现实感”的一个体现；其“现实感”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在21世纪新的境况下，对建构民国文学史的若干问题进行不绕弯子、深入的探讨，考量如“民国文学所确立的‘人的文学’之价值观为什么会被颠覆？为什么新文学原本寻觅的非贫穷、非暴力的人性主题逐渐被转换？”这类很有现实感的文学话题——社会的精神话题，会帮助我们建立新的精神视野。
当然有的人会说，丁帆有学术地位有影响，他才敢如此较真碰硬，而众多硕/博无名者只有“中规中矩”搞学术了，这里面当然有个如以赛亚·伯林说的“洞见”（《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P25）和“政治判断力”（P45）高下程度的问题，而且还凸现了当今大学中文系的硕/博文章思想委顿的一般状况，有的往背离人文精神的方向滑行，比如同期《当代作家评论》罗如春《一九九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精神症候》一文，也是社科研究基金项目，从题目、从开头几句（“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笼罩性影响之下……仍然没有脱出九十年代的迷惘与困顿，没有走出九十年代的疼痛与希望”），现实感明显，但是全文下来，却得出“‘人文精神’论者们对于市场的冒升反应过于仓促，导致了其激进的意图伦理和过于强烈的批判意识遮蔽了由深刻的历史感才能造就的责任伦理和宽容情怀”的分析，得出人文知识分子“不要将自身的精神意志扩张，凌驾于他者之上，以造成话语专制，制造人为的话语霸权”，知识分子应与九十年代市场主义现实妥协（精英化自我身份认同）的结论。显然，罗文属于另一个精神方向的“现实感”，但在我看来却是现实感的疏离和缺失。难道“九十年代的疼痛与希望”就不再具有“现实感”？人文知识分子“将自身的精神意志扩张……制造人为的话语霸权”就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精神症候？我深深感到，罗文将有着封建专制烙印的市场经济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而纯粹的市场经济当然讲究妥协，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妥协。鉴于“市场经济”下“重庆事件”所折射的中国现实——由这样的现实建立的现实感，罗文是疏离的、缺失的。
所以，同是强调“现实感”，却存在“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精神现实）”认知上的巨大分野（差距）。而众多的大学硕/博文评莫不认为自己是立脚“现实”的，而且有着某种学术高度。因而很有必要对“现实感”做一番辨识。
现实感与真实、真相和观念紧相连，与观察问题的基点相连。我以为，对现实感阐述得最准确深刻的是伯林的《现实感》一书。此书认为，人类判定事实已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视点，就是人性和个人经验的视点，“事实的简单复述并非历史……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P29）伯林对“现实感是无可取代的”做了注解：T．S艾略特说人们无法直面太多的真实，但伟大的史学家、小说家及其他类型的艺术家确实比一般人要更多地直面真实。（P39）“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析，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P22）“每次革命都有人诅咒或是称颂，但最终结果与其受害者最恶毒的预言及其领导者最光明的希望，似乎都相去甚远。”（P32）于是就有着“规律”或“既定观念”在前与活生生的人和事在前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方式，以及由它建立“现实感”的认知。
很明显，罗文属于前者，它的现实感是建立在宏观的、符合某种社会规律即某种“政治正确”的社会理论上，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实现自我身份认同。这也是当下大学中文系硕/博文章的一般的观念和逻辑起点，他们会以为如此论述富有现实意义——这恰恰是打着学术幌子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说辞，恰恰是现实感的疏离与缺失。这是遭人垢病的教育体制下的一个精神产物，虽数量繁多，并不能说明大学中文系硕/博文章占据了当代思想精神的制高点。客观地说，疏离现实——罗文还是体现了“呈现现实感”的一种努力，可许多大学中文系的硕/博文章在狭促的观念之下，中规中矩，对某些名作家作过度阐释，其现实感已完全缺失了。
做如此文字游戏并不能有效地激发大学中文系的生产力，我更想说的是，如此硕/博文章充斥文评期刊不是好事，因为文评期刊不但要有力有效的推动文学创作，而且期刊本身也要有思想之光——中国生活真正现实感的最好印证，才能得到文学和社会的真正珍视。
2012年10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