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批评，关于自己的文学观念，此前已不只一次写过文章。现在再写，也写不出新意，只得把过去的冷饮再炒一次。

我从事文学批评以来，基本写的是小说批评。现在就谈点对小说欣赏的看法。

欣赏小说，可以有三个层次，即欣赏故事的层次、欣赏思想的层次、欣赏语言的层次。

欣赏故事的层次，是最低的层次。故事情节对欣赏者的要求很低。故事情节的欣赏者，甚至完全不必受过学校式的教育，他可以是一个目不识丁者，只要有正常的情智即可。中国古代的说书和戏曲，欣赏者往往是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欣赏的，就是话本和剧本所讲的故事。他们只被故事的惊险、离奇所吸引，其兴趣始于故事，也止于故事。

欣赏思想的层次，高于欣赏故事的层次。这个层次的欣赏者，兴趣不仅仅停留在故事情节的层面。在欣赏故事的同时或之后，还要品味一番故事情节的思想内涵，还要寻思一下故事情节表达了怎样的价值观念。

而最高的层次，是对语言的欣赏。止于欣赏故事者，不会在意语言。能够上升到品味、寻思思想内涵、价值观念者，往往也不会再进一步，上升到对语言的品味和寻思。而最高层次的欣赏者，目光则始终专注于语言。他咀嚼着作品的一字一句的表达，品味着作品的遣词造句的方式，总之是，寻思着作品中的各种修辞手段。他欣赏着、研究着作品的语言，也依据语言来评价作品。

这样说，似乎又在强调故事、思想、语言是可以分离的。但当然不是。实际上，小说的思想、情感、心理、风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归结为语言问题：方方面面的好，都可归结为语言的好；方方面面的坏，都可归结为语言的坏。一个最高层次的欣赏者，始终不离语言而欣赏作品的方方面面。

一定有人会从“思想”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会说，如果一部小说语言很寻常，但却有着独特、深刻的思想，那这样的作品也不能算“好”吗？就算这样的小说确有可能，但这种有“思想”而无“语言”的作品，只能算是有缺陷的“好作品”，离杰作，离完美，还差得远。其实，我们无法想象精美的思想却用粗糙的语言表达。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的粗糙，同样，语言的粗糙就是情感的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观察的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体验的粗糙。我们还可以说，语言的凌乱，就是思想、情感的凌乱，就是观察、体验的凌乱；语言的平庸，就是思想、情感的平庸，就是观察、体验的平庸。

小说语言的美，也是千姿百态的，这里不能一一细说，只是强调，欣赏文学、欣赏小说，是不能忽视语言的。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小说鉴赏，都应该成为语言鉴赏，而是说：哪怕鉴赏者的评说只字未提语言，对语言的感受也已经融化在他的评说中；哪怕鉴赏者只字未提语言，对语言的感受也是他全部评说的根据和支撑。当鉴赏者赞美或贬斥一部作品的思想时，实际上也就是在赞美或贬斥作品的语言。当鉴赏者肯定或否定作家的观察和体验时，实际上也就是在肯定或否定作家表达观察和体验的语言。我们不能说，一个作家用很差的语言把人物刻画得很好，一个作家用很差的语言把风景描绘得很好。因此，当我们说一部作品人物刻画得好时，就是在说刻画人物的语言运用得好；当我们说一部作品风景描绘得好时，就是在说描绘风景的语言运用得好。

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但是，文学创作者和文学鉴赏者，却必须具有同样的基本素质，这就是：对语言的敏感。一个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像样的作家的。同样，一个对语言很迟钝的人，一个对语言的感觉不能超过平均水平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鉴赏者。

而依据某种哲学的、政治学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去“套”作品，作品的语言是被完全无视的。因为语言是不能被这些“框架”所“套”住的。再精密的渔网，也只能网住大大小小的鱼虾，却不能网住鱼虾赖以生存的水。再精妙的理论，也只能“套”住作品里的所谓“思想”“观点”，却不能“套”住传达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当一个文学鉴赏者，习惯了手持某种外在的“理论框架”去“套”作品时，离开了这种“理论框架”，他就会失语，就会不知所措，就“拔剑四顾心茫然”。而当他手持某种“理论框架”去“套”作品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价值趋同与价值错乱。当一种“理论框架”只能“套”住某种“思想”“观点”时，所有似乎是表达了这种“思想”“观点”的作品，便都具有了同等的价值，这就是价值上的趋同。例如，手持“后现代理论”的“框架”去“套”作品，所有被认为是表达了“后现代思想”的作品，便都是等值的。毫无疑问，这些被鉴赏者从其中发现了“后现代思想”的作品，在文学性上是各各不同的。有的语言或许很精美，有的语言一定很粗糙。但所有这些差别都被忽略不计。更有甚者，语言很粗糙、文学性极差的作品，还可能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语言精美、更富有文学性的作品，获得的评价却更低。这就是价值上的错乱。当鉴赏者手持“后现代理论框架”去“套”作品时，满目只有“后现代思想”。那种语言粗糙、文学性极差的作品，完全可能把所谓“后现代思想”表达得最强烈，而那种语言更精美、文学性更强的作品，其中的所谓“后现代思想”，也完全可能很隐晦、很稀薄、很微弱。对于手持“后现代理论框架”这张渔网的鉴赏者，前者是网住的大鱼，因而大为赞美，后者则不过是小鲜，不会得到怎样的重视。这样，错乱，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当鉴赏者依据某种外在于作品的哲学的、政治学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理论去“套”作品时，他的兴趣是并不在作品而在那理论本身的。与其说他是用理论阐释作品，毋宁说他是用作品来印证理论。作品中的细节、情节、故事，他信手拈来，用作解说那理论的材料。在真懂那理论的专家看来，这样的解说，又难免是牵强附会、乱点鸳鸯。这样的文学鉴赏，哪怕通篇都在称颂作品，也是极其粗暴的。这是一种与文学无关的“文学鉴赏”，骨子里是对文学的轻慢、轻贱、轻侮。

我有时候想，一个作家最值得称道的贡献，是语言上的贡献。

尼采是哲学家，但是是所谓诗人哲学家。尼采终生自傲的东西之一，是自己德语表达的优美，是自己用德语进行思想表达时所表现出的诗意、诗性。在自传性作品《瞧！这个人》中，尼采热情赞美了海涅，并把自己与诗人海涅在德语表达的意义上相提并论：“总有一天，人们会宣称海涅和我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还超越纯粹德国人用这个语言所能成就的一切东西。”这意思是说，他和海涅共同把德语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用德语表达了此前从未用这种语言表达过的东西——思想、情感、风景等等。在另外的地方，尼采似乎还说过这样的话：“自从有了我和海涅，德语才成为一门语言。”

这是尼采在自我评价。尼采所谓的“德语才成为一门语言”，是指他和海涅共同让德语成为具有极大诗意的语言。肯定有人认为这是在自我吹嘘。一两个人，怎能对一种语言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如果说尼采这是在自我“吹嘘”，那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也这样“吹嘘”过普希金：在普希金之前，俄语是粗鄙的，是混乱的，是虚浮的，是华而不实的，是不适合表现细腻的情感和微妙的思想的；是普希金让俄语变得雅洁、清晰、朴实，是普希金让俄语变得富有诗意，是普希金让俄语变得适合于表达各种细腻的情感和微妙的思想。人们常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之父，而这首先是因为，普希金把俄语变成了一门适合于文学表达的语言。

伟大的文学作品、伟大的文学家，对本民族语言的影响，是远远超出人们通常的估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