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4日，刘思齐（自称“毛岸英遗孀”）、毛小青（毛泽东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51人，在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指控茅于轼为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撰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的名义，要求“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

5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中纪闻”的名义发表了《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称“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毛派网站与官方喉舌，一唱一和，配合极为密切。

随后，“乌有之乡”的文章称：5月27日，“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张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体CCTV第一次公开亮相”，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政治信号”。“乌有之乡”所展示的“公诉”活动则越来越热闹，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分别组团联署，各地声讨批判会的视频也上了网。

有人说，刘思齐、张宏良等人的心理状态、语言类型和行为方式，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要说，文革中的红卫兵虽然都带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山呼“毛主席万岁”，但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和所争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刘张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红卫兵。

保皇派红卫兵标榜“根红苗正”，发起者大多是高干子女，从诞生之日起就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路线”。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在学校里批斗“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生”、“狗崽子”，然后到社会上抄资本家的浮财，赶成分不好的人出城，再到使馆区冲击苏联大使馆。在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因为“保爹保妈”而被打入冷宫，但很快就因为紧跟掌权的军队干部而再次受宠，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集团”、“一打三反”运动中充当打手。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保皇派红卫兵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成为“第三梯队”的优先选拔对象。

造反派红卫兵则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本段引文均出自杨小凯1968年初《中国向何处去？》），“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根据笔者了解，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大力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政治责任，还有些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插手底层维权的问题。譬如杨小凯就提到：“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造反派红卫兵从1967年起就在政治上反复受到打击，杨小凯在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更多的人在文革后被判刑。从整体上说，造反派红卫兵在1976年以后被剥夺了三十年的话语权，近几年来，他们开始在网络上重新发声。

刘思齐、张宏良这一类的保皇派毛派，与源自造反派红卫兵的另一部分毛派，虽然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二者的社会性质与政治目标则相差甚远。保皇派毛派，仍然是“保爹保妈”派，以“捍卫红色政权永不变色”、“代代相传”作为自己的宗旨。他们仍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对民间资本家，反对“叫兽”，反对“黑律师”，反对“反动文人”。只不过是换了一顶帽子，以“汉奸”取代了“牛鬼蛇神”而已。他们反这个反那个，可就是不敢触及党内的当权派，如果他们也骂党内的某个人，这个人不是已经退休的干部，就是处于政治弱势的少数派。

1966年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初一学生，无缘结识造反派红卫兵人物，袁庾华是我在几年前面晤过的第一位“老造反派”。他曾是大名鼎鼎的“河南二七公社”的负责人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后四次入狱，坐牢十几年，1989年初出狱，1995年起创立、经营郑州思想沙龙，与各种思想趋向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交流。最近，陈宜中在台湾《思想》杂志第18期发表了《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我们正好依据此文简单介绍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

袁庾华说：“‘太子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右的政治力量，我们称之为大右派。所谓‘太子党’应该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群体，绝不是指所有‘红二代’。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我们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袁庾华自称“永远的造反派”，就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人。

袁庾华说：“总有人对我讲，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派。我承认！但是，要投身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问题四次被捕入狱，每一次的第一个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和反思，几十年的反覆思考，使我更认识到：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让6、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个做主的人。”“20世纪以后，凡是执政的政党，都尽量去适应官僚机器。结果，各个政党都官僚化了，都变质了，其群众性、民主性都逐渐失去。所以说，20世纪应该称为官僚政治的世纪，包括苏联和中国。……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样的威信魄力，在共产党这个官僚集团面前也常常显得无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国家统一的最基本条件(中央的最高权力和军队主体)，把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砸了个稀巴烂，天也没塌下来！西方的官僚主义所受到的制约也是几百年来民众斗争取得的，只是其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远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唯一的致命敌人，就是最广泛的民众组织的斗争。”

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但我认为还不够，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说，把古希腊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左翼群体，也就是造反派，这几十年来在深受了专制的残酷迫害后，普遍渴望民主。而对于大多数有左翼倾向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一时还没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们自己主张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但也同样要求民主。在大陆社会中强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响的广泛的底层毛派群众。大陆民主运动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层毛派的群众运动。当然，仅仅是他们也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

袁庾华提出了“234”主张：“2”是指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3”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4”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到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袁庾华希望毛派能够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够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条件地尊重对方的民主”。“黑龙江当年文革夺权后的省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华更进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是没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张宪政民主”。

由于造反派毛派从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质（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着‘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导民众‘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义来为修正主义保驾护航！是以搞乱左派思想的手段来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保皇派毛派已经把前者视为自己最危险的对手。张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如果是指共产党，那么他们说对了”），强调要警惕“左右合流”，声称“左右合流的实质是充当汉奸带路党，一旦形成潮流势必要亡党亡国亡百姓”，“左右合流是毛派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在这里，他再次扩大了“汉奸”阵营，给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带路党”的帽子，并说“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难区分清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

我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中写道：“由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红色恐怖’、‘群众专政’、‘军事官僚专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我当时对于毛派能够作出这样的分析，得益于我与袁庾华的讨论。几年过去了，基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所导致的当下毛派的理论与政治分化，也越来越清晰了。对于袁庾华、范正美这样的毛派，宪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与他们形成“左右翼联合阵线”的。至于张宏良这样的保皇派毛派，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左派阵营，他们是形左实右的“专政右派”的别动队，是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中国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