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平是柳铁工务段的一名工人。一名文革受害者，也是一名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者。
文革中他是一个造反派。
这词儿，常常被许多人当成文革罪恶的代名词。
四月的那个下午，杨先生电话中的声音一如既往，淳厚，中气十足。我以为一如往常，他又挖掘出什么新的史料，高兴地告诉我。
“我得了肠癌，已手术”。他淡淡的说。
“不谈这个。”在听了我一声惊呼又一堆无用的废话后，他轻轻地打断我，“对于生死，我看得很淡。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这些年，我断断续续的搜集文革资料，寻访当事人，积累下来，也有一两个手提箱。我若不在了，当心家人会拿去当废纸卖掉。我把它存放在弟弟那里，你有机会到这里来，就来翻翻这些材料，有用的，就把它带走……”
“都会有用的。”我说，“过几天我来看您，把材料一并带走。”
“你不要来，路太远。以后我让弟弟专程送来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看看这些材料。这是我的遗言。”
一个普通工人，把打捞搜集本地文革资料作为自己晚年的事业，在患重病之后，又把这些资料郑重的托付给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遗言。我不能不感到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认识杨建平是在大约四年前。那之前，因为经历的许多人和事，我在对文革自我反思中，也渐次的萌发出做一点地区民间文革研究的想法。待到动起手来，方知自己当年参加的是“书生文革”，对许多重要史实竟一片空白。更惭愧的是，多年来我一直耽于自己的灾难，对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当年经历的更为深重的苦难，知之甚少。这时我得知，柳铁地区有一位工人师傅，近年来一直默默地搜集文革资料，他就是杨建平。我得以认识他，并从此得到他的许多帮助。
当是时，我仅知道他是当年轰动一时的“521事件”（即所谓“521抢劫援越子弹”，被七三布告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柳铁地区的造反派因之覆灭，这是一段真相尚未彻底浮出水面的公案，此不赘述）的报信人，并因此坐了七年大牢——我一直以为是法院判决。因为，即使在我看来，坐过七年大牢，总该是有过一些出格和过线的事的。
在对历史的反思和真相的探寻中，我渐次的对造反派这个词儿感兴趣。这个当年高唱着“我们和毛主席心连心”，后来又作为文革罪恶的代名词，以冲锋队的形象反复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文革组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都干过些什么，他们和中央文革是什么关系，它的参加者，当年参加造反的心理因素是什么，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审视和叩问自己的同时，开始对一些典型的造反派个例进行采访。
杨建平当然是对象之一。
“文革的这段经历，太丰富，也太复杂，我想自己写。”他说，“我至少要写五万字。”
交往中，我渐次了解了他的遭遇，并超出预期的震惊。
文革前，杨建平是柳铁工务段的养路班班长。年轻，积极向上，是工务段的优秀共青团员。他初中毕业于重点中学铁一中，在工务部门又算是较有文化的。
1963年学雷锋，杨建平是单位上的标兵。后来得到铁路局颁发的一尊焦裕禄石膏像做奖励，这在当时是很大的荣誉。
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又是四清积极分子。
在他的前面，不说是一片玫瑰色。至少是一片坦途。
“四清”深入展开，工作队给他开证明，让他到单位上去查人家的档案，看哪些人有问题，找岔子拿出来批斗。
渐渐的，杨建平感到这样不对，对这种做法很反感。人家现实中并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挖地三尺，找人家历史上已经做过结论的事呢？
538工区有个巡道工，是个穷得伶打光的人。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1960年大饥荒，有一个流浪女孩从538经过，他就把她带回来做女儿抚养。五六年过去，那女孩长大了，愿意嫁给他，两人就成婚了。他工资低，为了养活家人，就在住地附近的荒地开荒，种菜，后来又养了鸡鸭，养了猪。
四清开始后，工作队把他打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说“农民都不能私自种地养猪，你是工人还这么做，不是复辟资本主义吗？”就开会斗争他。还开会斗争他的妻子。后来职工斗她不便，又组织家属和十几个学生斗。那女人是流浪女出身，平时见了生人说话都脸红，哪里见过这等场面？回家就上吊自杀了。
杨建平很同情这对夫妇，对工作队的做法产生怀疑。
文革开始了。广西地处偏远，柳铁的文革，比起文革的发源地京都，要慢一大拍。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毛泽东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这些地处边远地区的人们，感到直接听到了伟大领袖的号令，他们根据这张大字报的调子，开始造四清工作队的反，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正与杨建平的认识合拍。他参加了造反派，批判四清工作组。他年轻，有文化，群众听他的话，他又因此成了小头头。
年轻的心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国特色的政治家。杨建平不可能知道，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曾得到毛泽东的大力称赞，号召大力推广。四清工作队的做法，也是历次运动的惯例。而此时毛泽东突然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他同情北京被虐杀的郑兆南们，更不是他听到了柳铁那个巡道工冤死的妻子的哭声，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来就气势磅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要忽悠起百姓，假群众之手，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搞掉他假想的政敌刘少奇。而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而此时杨建平参加造反派，完全是源于年轻的心里一腔正义的诉求，却走进一桩旷世的大阴谋，大不正义，大血腥中去。
他从这里出发，走进文革，走进七年牢狱，走进后来的十几年贱民生涯。
1967年8.24，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广西文革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这给了杨建平很大的鼓舞，他劲头更大，也就陷得更深。而到1968年的8月，形势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
8月16日，柳铁军管会有人找杨建平，说要找他谈话，找到后把他带到柳铁公安处。一个叫于成全的科长（后来得知，此人专管杨建平案情，在铁路局革委会成立后，任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再后来，因故被清除出公安队伍，安排到柳钢。在柳钢，他伙同他的儿子一起强奸了一个女孩，被判刑七年）恶言相向，呵斥杨说他犯了罪。杨不服气，发生争执。于成全当场动手打杨建平，毒打，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打伤后无人理睬，更没有人给他看病。随后就把他送到拘留所了。随后多次被单位领回批斗毒打。
1969年四月，柳州铁路局成立第二专案组，专门清查所谓几个反革命事件。杨建平被从拘留所解押到二专所在地铁路局党校参加’学习班”,一切仍按拘留所人犯对待。1970年元月二专结束。负责人张某（原对立派组织头头）宣布杨建平回原单位，由原单位领回。但三天之后的元月6日，却又被送回到看守所。（原因被解释为“没和单位协商好“）一直被关押到1975年。
在拘留所，杨建平多次被公安人员和看守毒打，被踢得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几次被单位领回批斗，被斗必遭毒打，经常打得满脸是血，又被拉到马路边，在烈日下跪在路边示众……说到这些经历，病中的杨师傅，堂堂汉子，仍忍不住泪流不止！因为那是对肉体的残酷摧残，对人格的野蛮践踏！而且，直到今天，仍没有人对那一切说个错字，更没有人对此道歉和反思！
奇怪的是，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人来询问他的案情。直到1972年三月，才由单位来人“提审”，问的却是杨建平的“思想收获“——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杨建平的案情其实已清楚，那就是：他无罪！要拖延他的释放，只好从态度上找借口——果然，后来以”态度不好“为由，拖延到1975年8月一日才释放，共无端关押七年。
释放时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写的则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没有明说剥夺他的公民权利，但那可怕的结论已足以让他堕入贱民的阶层。
杨建平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文革是一辆疯狂的战车，在一系列邪恶理论的忽悠下，呼啸不已。不幸上了这辆战车的人们（他们自以为得了天条，一厢情愿的自封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再也停息不下来。毋庸讳言，杨建平也犯了错误。
五月的一天，他从柳州车站经过。看见这里停有一辆装有武器的军车。当时在广西各县郊，已开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围剿，全副武装准备进城武斗的农民，已驻扎在柳州郊区不到三公里处。而此时，离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广西军区作出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检查不到九个月。此时已满脑子文革思维的杨建平，顺理成章的把军区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对造反派的大规模军事围剿， 看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扑“，他把车站停有军车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派别，参与了抢夺的策划。后来，这列军车被抢，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出于派性，他参加过武斗，参与殴打过另一派的一个工友。但这正如后再他在申诉中所言，”没有任何为了个人利益而做的要不得的事。”
但这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和罪行是两个概念。正因为如此， 即使在当时，四人帮治下的专案组，在挖地三尺的严格审查后，对他的处置也是释放回原单位。说白了，就是即使在当时，在所谓“刮十二级台风”的严酷背景下，也无法给杨建平定罪。
释放后的杨建平很快发现，自己已完全回不到原来。一连串的歧视压制接踵而来，几乎无所不在，让他透不过气来——
工作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人家视而不见；
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的加工资权利被无端剥夺；
到农村看对象，因路远误工一天，回来后及时补假，仍被批斗；
文革前他本是工会会员，此时借口要重新登记，剥夺了参加工会的权利；
所到之处，人们指指戳戳，不明真相的孩子朝他吐口水，扔石块……
与此同时，他的所有亲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父亲1965年已退休，1968年因为儿子的问题，突然被扭送到单位的“牛鬼蛇神队”关押，又被无中生有的污蔑为“敌特电台台长”，被挂着牌子到处游斗，监督劳动，多次被毒打。而且一直到后来也没平反（因为不是正式拘捕），就这么被打被斗关牛棚，白白折磨了十年。
杨母本来是街道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因儿子问题被诬蔑为’地主婆‘，“伪军官老婆”“走资派黑干将”，走在路上突然被人捆起，抓去挂牌游斗，被逼挂着牌子站在菜场旁边的高凳上示众达十几天，经常被毒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
妹妹1965年进厂当学徒。系共青团员，受哥哥影响，被延长转正定级时间，冬季补助也被取消。
弟弟是共青团员，1968年下乡，每次招工都因哥哥问题’政审”过不了关而泡汤，直到1975年杨建平被释放，才得以招工。
……
文革就是这样，把一个本来积极向上的青年工人，一个优秀共青团员，变成了造反派，又变成囚徒，变成贱民。而且，连带他的全家亲人，一并变成了贱民或另类，“黑五类或黑五类子弟”。
在1968年——1980年左右的十几年里，在那个省份，有数百万这样的贱民。
一直对那些为了自身特权和利益，顽固的拒绝民主，却借口国民素质差，因实行民主必将天下大乱的鬼话义愤填膺。因为，我们的国民，是最驯良最隐忍的国民。面对如磐的重压骤然加身，如墨的黑暗漫无边际，他们大多只是默默地承受，咬着牙隐忍，希望以自己的顺从，获得施害者的些许宽容，或者青天开眼，熬到出头之日。很少去探索原因，更少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习惯了接受一种被安排的生活。一旦事情有了转机，他们一方面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一方面又惊悸犹存，害怕稍有不慎，又引来灾难加身。于是他们慎言或者讳言自己当年的遭遇，好像那倒是他们自己的不好见人的耻辱。他们的苦难令人深深同情。他们今天的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也有另一部分人。
杨建平或许属于少数的那一部分人。他不甘于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他坚守着事实和常理，不断的上诉，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和抗争。
杨建平从被关押到释放，涉及他的处理和定性，正式和非正式组的结论一共有五次：
1968年10月12日，遭单位批斗毒打，定为“打死打伤解放军、妇女、小孩多名”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纯属无任何事实根据的污蔑）；
1970年元月3日，铁路局第二专案组宣布结束，对杨建平的处理结论是“回原单位”；
1975年八月一日，柳州铁路局党委75字070号文件，将他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团籍，”释放证上是：“犯反革命罪，免于刑事处分”；
1979年柳铁分局党委第十五号文件又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处分，恢复团籍，补发拘留期间工资及附加工资”；
1980年6月30日，柳州铁路分局党委又草拟了一份复查决定：“杨建平同志在968年犯了错误，但考虑到杨犯错误的特定历史条件，杨对错误有一定的认识，撤销原柳州铁路局党委《对杨建平所犯反革命罪性的决定》决定，……恢复团籍，免予处分，补发拘留期间扣发的工资和附加工资”。
这些所谓平反决定，虽然一次比一次轻，整体上看，其荒谬和混乱无以复加——
1、 关押七年，剥夺了公民权利十余年（相当于），这些行为的发出者，有时是企业（柳铁工务段），有时是专案组（革委会下的所属临时机构）有时是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党委，完全看不见司法机构的踪影，法律程序彻底缺失。以党代法，以企代法，群众专政，肆意横行，登峰造极。
2、杨建平的罪名，一开始是“打死打伤解放军、妇女、小孩多人，”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纯属信口开河的血口喷人），到后来的“敌我矛盾”“反革命罪”再到“犯严重错误”“犯错误”……如同小儿手中的泥团，不断的变化换着形状。这种悖谬和混乱，恰好说明：杨建平无罪。对他多年的迫害，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准绳。
3、更荒谬的还有，最后一个决定，竟然由“中共柳铁分局革委会”发文，撤销其上一级党委柳州铁路局党委对《杨建平所犯反革命罪行的处理决定》！
最重要的是，尽管这些“决定”不断变换面孔，由重到轻，但以一贯之的，是有一只法律之外的大手，在以绝对的权威，蛮横霸道的强盗逻辑，主宰着你的命运——
尽管你的处理由重到轻，但充斥其中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免于刑事处分”“免予处分”等字眼的言外之意，就是：你是有罪的，对你抓的对，也放得对，放你是因为党对你的宽大；
抓人的时候，“刮十二级台风”，高音喇叭喊叫，大会批斗，肆意凌辱，人尽皆知。最后平反的时候，仅由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铁路分局落实政策办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向杨建平“转达”分局党委的这一决定，不给文件原文，也不向群众公布。
尽管他们的决定前后矛盾，相互抵牾，后面的决定撤销前面的决定，但自始至终，对他们把一个无罪的人关押七年的做法，不说一个不字……
于是，你七年的牢狱生涯，十余年的贱民生活，你在大众广庭被狗一样的毒打批斗，你一日又一日血流满面，被迫跪在街边示众，你受到的所有人身侵犯，人格侮辱，都定格在你的历史上，定格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
对此，杨建利平愤怒地发出质问：
“你们多次在公共场合，以文件的形式宣布，杨建平是反革命，犯反革命罪，不是犯错误的问题。现在你们撤销了这一决定。所以，杨建平同志的问题，不是什么‘抓得对放得也对’的问题，不是什么‘罪行严重，处理从宽’的问题，而是杨建平的反革命罪行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应不应该把杨建平关押七年的问题……既然你们撤销批了过去的决定，就说明，那些决定是错误的，可是，你们就是不承认错了，从头到尾不出现一个‘错了’的文字，更不愿意当众宣布平反，只有一个人私下传达分局党委的讨论意见，这怎么能肃清我七年牢狱，多次公开批斗毒打羞辱所遭受的冤屈和屈辱呢？”
杨建平义正辞严的提要求：
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几个主要的打人凶手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当面清理销毁被抓捕以来的全部反革命定性材料，并以组织名义保证没有复制、抄写、转移任何材料；
补发关押期间的工资和附加工资，解决因关押而受影响的1972、1977年两次工资调整问题；
解决父母弟妹受株连被迫害受歧视的问题。
这是一个公民维护自己生存权利人格尊严的正义呐喊。
周围一片寂静。没有人看见你的愤懑，没有人听见你的呐喊。你知道你的周围，你的上面有很多人，他们曾经或挥拳，或踢脚，或动笔，或一个眼神，一个示意，合力把你推向深渊，但这会儿他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不声不响。你已经平反了，但你根本就回不到原来。你挥舞着拳头，但你不知道砸向何方。或者说你砸向的是棉花，是橡皮，是空气，你的力气很快就被消耗掉了，你连痛感都没有。你感到了周围有个巨大的的气场，他是全部，他代表公正。可你明明知道，他暗中操纵和包庇着施害的那一方。
在漫长的受迫害过程中，在同样漫长的申诉过程中，很长时间，杨建平一直坚信，上面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
出狱以后，他很惊讶的发现，1968年，在所谓贯彻七三布告的过程中，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刮起的十二级台风，凶猛地扑向群众的时候，在整个柳铁地区，那些被抓捕、批斗、关押，受尽和各种酷刑和侮辱的柳铁工机联（造反派）头头、骨干，以及一般群众，在经过残酷额的批斗和挖地三尺的清查后，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或反革命分子！
而在文革前，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单位骨干，党团员，机关干部，重点中学的优秀学生，他们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有着清白的历史，看好的前途。是什么，使他们走到今天？
文革把他们绑上了一辆疯狂的战车。他们在一系列邪恶理论的忽悠下，随着这辆战车发狂的奔跑，逢山开路，逢水架桥，不料，渐渐的，“伟大展开略部署变得捉摸不定，朝令夕改，自相矛盾……最后，那辆战车猛地回过头来，对他们张开血盆大口……
他又叩问自己：是什么使我走到今天？
回首文革中做过的哪些错事，何等荒唐，匪夷所思！但做的时候却何等理直气壮，因为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论支持……
他开始对整个文革怀疑。
他开始对引诱他们参加文革的那些理论怀疑。
他也对高高的神坛上，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圣主开始怀疑。
在拘留所，他为自己也为和自己有同样遭遇的难友愤懑不平，释放后，他又看到，在那段时间，监狱外面也是另一座大监狱——遍地私设牢房，被揪出被毒打被批斗被关押的人数不胜数……
当每一个单位都可以私设牢房，一部分人轻易的就有了对另一部分人生杀予夺的权利……他曾经认为的下面和尚念歪经的理论轰然倒塌。
文革，这绝不是一个人的事。他把视野投向了整个社会的广阔土地。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但苦难的人们有了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权利，也有了一定的话语空间。痛定思痛，一些人开始叩问历史，追寻未来。渐次形成了一个个民间思想者的群落。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碎片，还原出历史事实的真相。他们冲破思想的牢笼，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品评时政，击浊扬清。这些都给杨建平以影响。他的视野和思想都不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个人的遭遇上。
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沉冤，使他苦痛，也使他深思——
同一个单位的工友吴根深，是革委会钦定的赴京代表，从北京返柳时，列车停在一个车站，从下面冲上来一伙人，将他抓捕，后后残酷杀害，至今无人过问；
老实忠厚的工友许保只，无辜的被从家里抓走，毒打致死，却在他嘴里塞上一把化肥，，称吃化肥而死；
低调谦和的工会干部黄鸣皋，被惨酷的活人碎尸，杀害他的凶手路却一路升官至自治区工会副主席；
还有邓柳林，李旺生，莫兆明，邱黔桂……
他们死得那样悲惨，他们的平反却莫不经历了千辛万苦，得到的是一个含含糊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结论，甚至一直沉冤莫白。
而在那个山城，红歌震耳欲聋；践踏法制的黑打令人恐怖；秘密抓捕的恶法，在人大被通过；有一小群人，动辄把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打成汉奸……有人昧着良心，把文革那场血腥的大欺骗，大罪恶，大杀戮，大镇压，打扮成大民主大平等……在有意无意的封锁与掩盖下，年轻一代已不知文革为何物……
为了那旷世的灾难不再，必须彻底反思文革。
杨建平感到自己作为文革的参与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抢救历史，还原真相，叩问原因，也检讨和反思自己的思想历程，以给后人留下经验和教训。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资料的收集和史实的打捞上。
他逛地摊，找一些私人收藏者，搜集当年的“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当年两派的传单和小报……本来，这些都应该在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中就能容易查到，现在民间研究者需要时却只能走这样的途径。残存于民间的一些资料成为可居的奇货。杨建平常常面临索要高价的尴尬。一方面，他或者找关系说情，或者锱铢必较的讨价还价，更多的情况，他掏出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毫不犹豫地买下。
他一个个的走访活着的受难者和那些死难者的遗属，倾听他们的遭遇，搜集他们当年的留下的原始材料；为了弄清当年柳铁发生的几件大事，他一次次的南下南宁，北上桂林，走访当年的当事人和知情者；
入夜，他反复阅读选择这些资料，将他们分门别类地整理誊抄…几年来，他整理过’柳铁文革大事记“，”柳铁文革死难者名单“……有些材料是借阅的，又很重要，他就自费复印下来……对于这些他花了许多时间、精力、金钱得来的材料，他总是主动的无偿的提供给一些需要的人。仅笔者，先后从他也那里拿到的材料，就近一尺厚。在我写的不多的一些文革研究反思文章中，凡涉及史实，原始材料不少是从杨师傅那里获得的。
据了解他的朋友说，常常，在自家昏黄的灯光下。他一忙就是深夜一点……
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时间已过去四十余年，当年出生的孩子，都已进入了中年。许多受难者，都已带着遍体伤痕和屈辱悄然离世，他们的遗属，忆起往事也唯有泪水长流，不愿意更多的触及流血的心灵。有的耽于残存的恐惧，而讳莫如深。苦难的人们，平静的生活来之不易，他们对此格外珍惜，唯恐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块易碎的玻璃。对此，杨建平尊重他们。
也有人对杨建平不理解，把他视为敏感人物，避而远之。
对此，杨建平不在意。
杨师傅病了。年轻时的七年牢狱之灾，十余年非人歧视，毒打，迫害，不可能不在血肉之躯留下痕迹。手术后，病房中，他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把他几年来烈日下，风雨中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搜集到的文革材料，托付给我这个研究反思文革徒有贼心而所做寥寥的人，并庄重地说，“这是我的遗言“，我不能不感到分量的沉重！
我曾约他谈谈他自己参加文革的心理路程和思想经历。他说，我自己写，我要写至少五万字。显然，他对此做过反复的思考。打电话的时候，他没忘记此事，他说：：“关于我自己的情况和心路，我来不及写完。我全部把它做成录音。已经录了一部分，大约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录完，我就在病房里录。”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精神状态很好，沉稳乐观。他不谈及自己，再三说：“有两个人，有两个人，你一定要把他们写出来。一个是吴根深，当时他是中央指定的柳铁工机联赴京代表，在北京返柳的路上，，被人拦车抓走打死，一直没有人过问；一个是李旺生，他受尽折磨后死去，家庭又饱经劫难……”
柳州人有喝早茶的习惯。每每聚起三五熟人，谈生活，评时局，骂贪腐，发牢骚，见仁见智。杨建平也参加过一些。对此，他评价说：“光发牢骚没有用。要思考，要表达，找到根源，才有意义。”真是真知灼见，也充满了他对自己工作的满足和肯定。
受杨之托，他的弟弟带我去取杨搜集的材料。尽管，过往我通过自己去索取，他委托亲友到我所在的城市递送，已经从他这里得到过许多材料，见到他的全部搜集，我还是很震惊。那其中有不少原件，那是他用自己微薄的退休工资，从私人收藏者手中购买的，更多的是复印件，是他借用人家的孤本，自费复印的。其内容涉及文革的许多方面。还有一些当年的受难者受害者，包括他自己，他的父母的申诉材料。那是受害者的手迹……从中似乎可以触摸到他们血迹和泪水，以及受难者亲属漫长的投诉过程中的卑微和艰辛……
还有几张，不知杨建平从何得来，是当年这个省下面地市拘留所的收审记录，还有一个学校共青团组织的整团记录。收审者毫无例外是二十岁上下的地富子弟，其罪行五花八门，明荒诞不经。从中可以看到当年阶级斗争的严酷，这种严酷下黑五类子弟生存空间的极端逼仄。看来，杨建平对于历史的反思已经还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杨建平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他对文革的反思，对柳铁地区文革史料的挖掘，诚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应该说，这些工作，还只是行走的途中，还有许多更多更艰巨的工作在后面。私下认为，他的意义更主要的在他这个人，在他本身的存在彰显的价值。
他由一个积极上进的普通工人，受极权忽悠利用，成为造反派，经历了迷乱，犯过错误，继而被抛弃，成为阶下囚，被打成新的贱民，自己和亲人的人生被彻底改变。这种经历，是文革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为“造反派”的人们的经历。对如此人生，杨建平没有停留在嗟叹、感慨和牢骚上，没有停留在个人的遭遇上。他在反思自己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曾经和自己一样的苦难同胞，对历史进行追寻和叩问。他的公民意识日益觉醒。觉醒后更主动地去承担一个公民的历史责任。
他的觉醒是我们这个觉醒的时代一个普通的但不可或缺的觉醒的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