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1967年10月)
在国务院系统中，外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一个国家部门，其中不乏海归的精英。文革中，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都很活耀，皆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少知识分子包括笔者本人，有程度不同的弱点。文革期间，周总理批评外交部干部，说他们摇摆性大;患得患失。但也确有少数政治扒手、私心杂念重的家伙，乘机浑水摸鱼，冀望在政治上捞一把，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可是文革初始，大家还是非常谨慎的，因有前车之鉴。
1957年外交部“整风”运动鸣放期间，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乔冠华和情报司司长龚澎(女)夫妇与他们的同事经常在一起发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的言论。“反右”后期，要不是周总理的偏爱惜才，乔氏夫妇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其他参与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有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由于言论过激，被打成“右派”后，都被调离原工作单位，下放到农村践行“劳动改造”。
1959年外交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批判张闻天(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政治上“右倾”、“反党、反毛主席和反对党的总路线等错误”，还杜撰一个“张闻天反党宗派集团” 的冤案，揭发批判该“反党集团”成员，伤害了一些优秀的外事工作干部。这些人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农村参加劳动。例如：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张闻天的得力助手何方被定为“张闻天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打入冷宫近20年。
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外交部的政治运动几乎就没断过，一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另一场运动。很多人意识到政治的凶险，党内斗争的复杂。原本熟悉的同志和同事一夜之间会被定为“阶级敌人”。于是，大家对政治问题谨言慎行，不随便议论国是，而是集中精力和时间埋头做好各自的业务。但在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外交部干部总的政治趋势是向“左”的方向倾斜。
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由于大家不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情况，对这场政治运动无动于衷，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事情。所以大家仍忙于各自本职的业务工作，无暇他顾。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罢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后，这才在外交部引起震荡。经部党委动员，广大群众包括当权派行动起来。他们的原始动机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自保。因为置身于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外的人会被认为是“政治上落后”、“政治觉悟低”、“不关心国家大事”、“漠视阶级斗争”等等。这会影响他们的晋升、提拔或入党。所以动员后，大家表现出异常积极踊耀，盛况空前。除患病在家休息或住院的病号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口诛笔伐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声讨会等。
外交部“文革”的特点是，整个运动始终在毛主席(毛主席侄孙女、外交部干部王海容经常有机会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并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建国初期曾担任外长。文革爆发不久陈毅外长就靠边站了，周总理又直接领导外事工作和外交部的运动。)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威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即便是在最狂热最激进的极左时期(1967年8月)，“造反派”在表面上也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指示。(“造反派”这个名词，是文革中相对于“走资派”而言的一个新名词。它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
外交部文革展露了主持中央工作、直接掌管外交部的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分歧、有矛盾、有妥协，但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显现的。
一、 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等问题(1966年5月-11月)
上世纪60年代初，外交部陆续调入许多出身好(即出身于党政军官员、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学习外语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关心政治，要求上进，争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批年轻人当仁不让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冲锋陷阵者”。文革爆发后，他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狂热地投入到激流狂潮之中，投身到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运动中。群众在“造反有理”旗帜下，践行“四大”，掀起贴大字报的浪潮，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享乐思想、当官做老爷、官僚主义等问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部党委按照传统做法领导文革运动。1966年5月28日，外交部党委布置全体人员学习“五?一六通知”等中央文件，领会其精神。
6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外交部党委负责人说：“运动分两层，先搞领导，后搞一般群众。分两阶段，先把文件传达完，展开讨论，再到机关群众中去。”并提出“这次运动要有领导、要有组织、有计划、细水长流地进行。”他还说：“我们是掌权者，动摇害怕就要犯错误。....有人想把我拉下马，我也不怕!真金不怕火炼。有问题也不隐蔽，就在这次解决。”
6月5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部党委会上传达陈毅6月4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的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是反对政变集团，搞牛鬼蛇神，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又说：“不能由他们(指革命小将)乱搞，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做外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要劝阻干部上街(游行)，跟着闹有什么意思，积极投入斗争，但要冷静一点，一定要认真领导”。他说：“领导的五条方针是：①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党内外有别，机关内外有别。②大字报，开会，可以搞，但要党委领导。③到一定时候可组织一些批判对象。④有些单位要派工作组去协助。⑤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使运动正常进行，不要急噪，不要希望一哄就解决问题。”姬鹏飞对各位负责人说：“在机关内可以组织几个批判对象，有牛鬼蛇神很好，没有的也可以批判思想突出的。现在放得不够，应该心中有数，要沉得住气。”他还宣布外交部党委决定派联络员到部内某些单位，派工作组到部属一些单位去领导运动。
6月6日，外交部党委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动员报告，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挖掘一切毒草”，号召大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说：“不管是谁写的，讲的，只要你认为是毒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揭发。对部党委和各级领导可以揭，对其他同志也可以揭”。
外交部政治部规定每天下午搞运动。大家都决心，要自觉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表态，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都不愿被认为在思想上右倾保守，在政治上落后或站错队。大家决心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按照政治部的安排，在每天规定的、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内，大家各自浏览式地阅读有关文件和资料，或集体边读、边议、边批判，单独或集体书写大字报。
在联系外交部实际时，群众有对革命理想的浪漫幼稚的想法，也有对部内某些领导干部腐败、特殊生活的愤怒声讨。在短短的几天内，外交部群众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每天有近千张，揭发领导干部在生活特殊、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事实有：
一、许多外交部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俱。
二、据揭露，×××大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四十多只箱子，大发横财;××副部长从香港购回一只电冰箱。××大使爱好字画，就以陈设美化使馆为名，不惜化钜资购买大量高贵名画，供其欣赏。同时还利用困难时期大使不检查行李的机会，从香港买回面粉若干袋。×××副部长甚至不惜违反中央政策套用外汇，购买洋货。
三、外交部的老爷们长期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一出门就要坐小汽车，而且车子还要新式的、西方的才行。××大使出国时，为了排场，不惜损失国家尊严，千方百计购买苏修出品的“海鸥”牌小轿车。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下班不坐小轿车，而这些老爷们也拒不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每次下班都要坐小轿车，而且还经常发牢骚，问司机为什么老是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乘小汽车到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去机场迎接外宾这样重大的任务。
四、这些老爷们的生活十分腐化，每个副部长、大使、司机一年的薪水好几千元，而且各自都有成千上万的存款。在国家困难的时期，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可他们却可以照样大肆挥霍，他们每月除按规定供给肉、蛋、油、糖、香烟之外，还经常多分机关的生产品，如打来的黄羊(上世纪60年代初，耿飚副外长通过总参支持外交部在东北捕猎黄羊，改善外交部人员的生活——笔者注)捕来的鱼(外交部农场养殖的鱼——笔者注)等等，有时还到钓鱼台、友谊宾馆、国际俱乐部去吃喝玩乐。此外，他们还收到许多从国外回来人员赠送的礼品。
五、这些老爷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破坏制度，让其家属子女也都跟着享受特权。真是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例如：有时举行招待外宾的晚会，有任务的同志都没有机会参加，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带家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还违反规定，把他们的家眷带着参观保密的展览。这些老爷们还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关系，滥用职权。薄一波的夫人曾“指示”干部司要把他的女儿分配到外交部，而干部司也就照办了。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大使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使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稚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浏览北京，让他们去开“眼界”。有的少爷小姐还经常充当代表团的成员随同他们的父母到国内去游山玩水。又如：×××大使的儿子为了显示自己，竟带着他父亲的手枪到学校里炫耀。
在众多无数的大字报中有一张严厉批评外交部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执笔人是办公厅翻译室施燕华(女)(英文译员、翻译室团支部副书记)。当时外交部团委开会动员青年积极参加这场政治运动，施燕华出席了动员会。会后，她就积极动员翻译室年轻人写大字报。翻译室年轻人多半是在1965年入部的，对外交部情况了解不多，无材料可揭发。有人建议，把已贴出大字报中揭发领导干部的问题归纳汇总写成一张大字报。施燕华是翻译室的团干部，团支书正在国外出差，于是她受托担当了此重任。完稿后共有四十四位青年签名，于6 月10 日贴出。这张44人大字报的标题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揭发部领导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指出在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全文如下：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从群众揭发的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在我们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为数不少的一批部、司领导干部，身居要职，却在许多方面有严重违反中央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和作风，这使我们感到痛心。出自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出自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我们一致感到必须豪不迟缓地把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们的看法写给您。十几年的和平环境使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脑子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为滋长，其表现范围甚广。下面是我们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一)不突出政治，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问题上有错误观点
一些负责干部长期突出政治很不够，不能像广大工农兵那样热爱毛主席的书，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至在对内对外不少问题上表现出糊涂甚至错误的观点。从大字报上我们看到不少工人同志和年轻同志已经对这些领导同志的错误观点和言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毅同志这样的中央负责干部也曾在学习毛选问题，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上和一些中间地带国家的政治动向估计上散布过一系列的错误言论和判断。有些副部长同志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符合甚至严重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在六五年四月七日的外交部毛选学习展览会的题词中，陈毅同志告诫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群众学习主席著作运动的正确引导吗?如，陈毅同志曾表示本贝拉、凯塔、杜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笔者注)这些人有可能领导他们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乔冠华副部长在赫鲁晓夫下台的一次报告中所作的估计和判断，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对修正主义抱很大的幻想，这些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总之，他们都没有把毛泽东思想提到最高指示的位置，下面有些司、处领导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香花毒草不分，有的向群众推荐过向阳生(见附注)的文章，有的在声讨大会上还称叛国分子为“同志”，温和得很。在干部政策上，一些人严重违反主席的教导，用人唯“才”。他们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业务，一味赏识某些“才子”，甚至对他们的严重问题采取姑息和包庇的态度。有的甚至严重丧失了阶级警惕，不少高干的家庭成了地、富等阶级敌人的“庇护所”，有的跟自己剥削家庭划不清界限。外交部竟有几位部领导干部家里都雇有地、富成份的保姆，组织上要他们换，他们推托说，这些保姆对孩子照顾好，用她们放心。有的干部还想把有民愤的地主婆母亲接到北京来住，引起群众不满。多么可怕啊!他们完全丧失了阶级警惕性，庇护阶级敌人，在群众中已经造成很坏的影响。
附注：
“向阳生”是邓拓的笔名。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他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的作者。他用“向阳生”笔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争论。1965年12月12日《前线》、《北京日报》同时发表这篇文章。
(二)追求资产阶级趣味，生活开始腐化起来
我们一些部、司级干部看电影，专门爱看西方的“尖端”片，黄色淫荡片、鬼怪片。有些领导同志出国访问时在使馆专点放映西方片，香港片，不惜用大量外汇去租借和购买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他们究竟为什么欣赏这些东西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些驻外大使竟学起西方外交官大量购买古董、古画，甚至竟有率使馆人员参加赌博的现象。这是无产阶级外交干部要得的东西吗?无产阶级外交官要有自己的风格，要像个无产阶级的干部，是革命者，决不容许学洋人。我们认为，一旦在生活上、意识上“洋化”了，他们就会永远失去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这是外事部门的一个严重问题。
(三)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看不起劳动人民
不少高级干部，特别是驻外大使，长期脱离劳动，跟洋人打交道、领高薪，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些大使回国，竟带回成箱成箱的“财产”。据揭露，陈家康大使(时任副部长，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笔者注)回国时带回几十箱的东西;李一氓(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中联部副部长——笔者注)也带回十几箱。他们究竟是出去搞革命，还是出去“发洋财”的?据说，非洲司副司长谢丰的夫人，看不起劳动人民，甚至还蛮不讲理地骂我们的工人同志是“穷鬼”，这和国民党官太太有什么两样?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对劳动人民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竟有干部辱骂我们国家的台柱子——工人阶级。这怎么不令人愤慨!
(四)自己特殊化，家属也沾光
有些领导干部有架子，耍派头，在生活上要求很高，车子要好的，新式的，西方的;房子要大的，宽敞的，舒适的，千方百计通过种种途径去满足自己的享受。请看事实：有人揭露，乔冠华副部长甚至曾违反中央政策套用法郎外汇，购买洋货。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上下班不坐小汽车，在我部一直不能有效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谢丰每次坐车都要牢骚两句，问司机为什么老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为了乘小汽车去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这辆车去机场迎外宾这样重要的任务。这像个革命干部的样子吗?有的时候部里招待外宾的晚会票子较少，大部分工作同志都不一定能得到机会去。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家带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内部组织参观一些保密的项目，规定不准带家属，可是有些干部竟非带不可。这些领导同志不仅自己等级观念很重，而且要想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一次“六一”儿童节招待孩子们看电影，竟规定司、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坐在中间，其他孩子只能坐在边上。他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还让自己的家属子女跟着享受特权。他们甚至利用职权，破坏制度，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手续。例如：薄一波副总理的夫人曾“指示”我部干部司要把她女儿分配到我部，而干部司就照办，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但实际证明她的女儿根本不能胜任工作。陈毅副总理在成都时，把他的三个孩子都接去玩，享受代表团成员的一切待遇;丁国钰大使(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笔者注)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派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儿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游览北京，让他们“开眼界”;…………… 以上种种做法，不但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制度，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在培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您教导我们青少年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提高阶级觉悟，当好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但是他们滥用职权，违反制度，助长子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比起主席您老人家对自己侄儿的教导，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对我们干部进行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企图通过“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正是给阶级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突破口吗?这样下去，就会像您老人家所说的那样：“ ……… 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是多么危险呀!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事。我们对这种现象，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斗争。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来，这样一股特殊风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我们切望党中央对这些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责成专人进行深入调查，尽早采取措施防止在我国出现任何像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我们要坚决与一切特权思想和行为斗争到底!
我们中间不少同志刚从湖南农村搞完社教(全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笔者注)回来，比较了解贫下中农的劳动、生活、思想和感情。他们坚决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把祖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不管在严寒的冬天还是在酷热的夏天，风吹雨打，披星载月，一年三百六十天在田里辛勤地劳动。目前，我们的国家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是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我们亲眼看到他们过日子是多么精打细算，甚至化一分钱都要斟酌半天。一个壮劳力一年辛勤劳动只能生产出四千斤谷子，折合人民币三百二十元，而我们这些部长、大使、司长们一个人一年薪水达三、四千元，相当于十几个农民一年劳动的全部果实。至于在国外工作的，那就更高了。他们身为国家高级干部，受党多年教育，却忘记了谁养活谁的这一平凡真理。他们在一味追求特殊化的时候，恐怕早把劳动人民丢到脑后去了吧!想到我国的广大工农群众，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压迫和剥削，我们对这些同志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这是可怕的忘本!我们齐声要求中央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虽然年轻，但是在您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大的，我们向党和您老人家保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跟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斗争到底!我们誓做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万一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一定像您所教导的那样坚决起来反对他们，革他们的命!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施燕华、赵祥龄、邹明榕、朱曼丽等 44人签名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大字报全文完)
这封“公开信”出笼后，部领导非常重视，也非常紧张，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年轻人批评外交部领导干部最严厉的大字报之一。当晚，部党委开会研究这张大字报，认定它是一株“大毒草”，并决定派人到翻译室“了解情况”。政治部主任刘新权副部长即向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布置说，这封公开信很恶毒，是很坏的大字报，不能说外交部没有反革命分子。政治部随即决派工作组到翻译室去“调查”。
6月11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党委会会议上说，44人大字报，这个毒很大。一方面让他们放，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各单位也要注意不要冲击，会引出一些东西来。目前要让他们暴露一下。
同日，刘新权副部长(主管政工和人事工作)在司长级干部会议上说：“对一些可疑分子，可让他们暴露一下，如翻译室四十四人大字报，他们攻击领导，想转移目标，至于有人想反击一下，不要阻止。领导同志、骨干分子的头脑要清醒些。因为有的人看大字报动机不纯，想把问题集中起来宣传，推翻领导”。他还说，翻译室“放着本单位运动不搞，专门收集部领导的材料，转移运动目标”;“有些人平时看起来很好，一到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现在有人想换班，要注意坏人，要提高警惕。部党委对自己的问题是有底的，我们怀疑有人在搞鬼。”
6月13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在司长会议上说：“整个来说，大字报很好，仅出了两张尖端的。一张是四十四人，一张是外语学院(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受外交部领导。该大字报宣称，“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但这两张大字报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击大字报太多，有的吓住了，有的赶快检讨。蛇刚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转入地下。希望碰到这样问题不要慌，要沉着。毒不放出来不行，还是让他们大暴露。现在司长一带头，给部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人就会说：‘时机到了，毒出来了’，不要组织人反击。这是策略，司长掌握”。刘新权副部长补充说，现在不善于引蛇出洞，蛇出了洞又不善于抓住。
6月14日，部长助理宦乡(兼研究室主任)在外交部运动办公室印发的翻译室四十四人“公开信”抄本上批示：“到一定时候，我们要批判这株毒草”。
6月20日，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部长助理的陪同下，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到外交部来看大字报。他看完东交民巷15号、30号、40号以及东单外交部街33号等外交部工作地点的大字报后(当时外交部没有整幢办公楼，所以部内各部门分散在上述几个地方工作——笔者注)，专门来到位于东单外交部街33号的办公厅翻译室听取意见。办公厅下属的机要局、档案室、文印处、信使队、政治处等单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见。
陈毅说：“我的来意不是约束运动，是使运动正常化，使大家放下包袱。被贴的人不要有恐惧心理。如果改正了，可以成为好同志。贴错的人，不要顾虑重重，不愿再贴，怕没有把握，还可以大大的贴。不会因为贴大字报将来遭到迫害，工作、学习、政治待遇决不会发生问题，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这样，外交部就是大黑帮，外语学院的大字报就有了贡献，(指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一些激进学生贴大字报说“外交部是黑帮，陈毅是黑帮头子。”——笔者注。)欢迎大家贴大字报，被贴的人不要顾虑重重，实事求是，讲对的就接受，就改正。讲得不对，让贴大字报的人自己考虑。…… 外交部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多剥削阶级出身的，这么多大学生，占80%-90%，难道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修正主义思想?当然，划成反革命我不能承认。…… 你们贴的‘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有好的，也有不正确的，不是全盘否定。………… 最尖端的是说形成特权阶层，要大家好好研究，但这不犯罪，我今天宣布不犯罪。……外事口受到一次大教育，是伟大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积极支持。我们党和国家是有很大希望的，没有别的国家能这样，伟大的力量就在于此。………我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要你们积极参加运动，如果落后的，有问题，能改正，可以成为好同志。………大家应该是‘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 哪怕人家不正确，也要从中取得一定积极性。不要怕毒草，毒草可以治怪症。‘好!你这是黑话’(众大笑)这是辨证法。有些怪症要靠毒草治，蜈蚣、最毒的蛇很能治几种绝症。毒草也要加以利用。……………这次运动对党、国家、机关、对文化机关是伟大的推动和改造。对每个人也是推动改造。对被贴的人和贴的人都是推动和改造。可以考验我们青年人的辨别能力。外交部是不是大黑帮、反革命?副部长是不是好?可以大胆怀疑，不要做结论。有什么不可以?这犯了什么法?你可以用大量事实反驳，让群众辩论，组织决定。我要是瞒着中央、毛主席、群众做事情就是大黑帮。只要不瞒，就是做错了，群众也会谅解的”。
在讲话中，陈毅多次要求同志们大胆放下包袱,特别是被批评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承认、改正错误，前途是光明的。陈毅即席讲话持续了约20多分钟。
6月21日，陈毅在部党委扩大会议(各司司长参加)上说：“大字报最好贴科处以上干部，不要去提倡以下的，但对牛鬼蛇神、思想意识形态要有所批判”。又说：“这个运动揭露得不够。司长们要顶住，一变、二变、三变、四变，把戏就出来了。现在刚开始，要顶住”。
6 月24 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在外交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说，自6 月6 日至24日，外交部共贴了一万八千多张大字报，连部属单位共有五万多张。他解释说：“外交部部长助理以上十四个同志(十四位部级领导是，部长：陈毅;10位副部长：刘晓、章汉夫(因病住院)、罗贵波、姬鹏飞(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徐以新、陈家康;3位部长助理：龚澎(女)，董越千，宦乡。——笔者注)都被贴了大字报，百分之百被点了名;司级干部被点名的有六十七人，占我们部全体司级干部一百零六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六(63.6%)。姬鹏飞还说，处级干部被点名的七十八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26%);一般人员被点名的有一百二十六人，占我们一般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九(6.9%)。”他说涉及的主要内容有：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②坚持剥削阶级立场，对党严重不满，和地、富、反、坏、右明来暗去。③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蛮横专断。④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革命意志衰退。⑤埋头业务，不突出政治，不突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使用干部重才不重德，对干部只管业务不管政治，作风不民主，“一言堂”，集体领导差，群众观点差。他宣称，今后斗争目标仍是“三个横扫”(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姬鹏飞要求大家学习有关毛主席著作和文件，把运动搞得更深更广，把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今后仍旧以大字报作为斗争武器，同时可以结合开一些小型的会，进行面对面、背靠背的揭发，在揭发中进行辩论。
7月9日，在外交部各司负责人会议上，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回顾一个月的运动情况时说，“一个月当中，出现几次大字报高峰，每日都在千张以上，多的时候曾达到两千张。全部共贴了大字报两万两千二百九十一张(22291)，平均每人十张多。运动声势大，重点明确(主要是揭发处以上干部的问题)，目标集中(‘三个横扫’)”(即横扫党内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他说：“大字报由大量揭发问题，逐步转向进行综合和分析。下一阶段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壮大左派队伍，要进行不断排队，分清左、中、右，使运动向深向广发展，把问题严重的人继续揭深揭透，把主要问题搞清楚。方式主要是开小型辩论会，配合贴大字报。总之，要把“三个横扫”搞得更彻底，更深入，为下一步重点批判作好准备”。
外交部一些“积极”分子闻风而动，开始整这帮年轻人。四十四人“公开信”贴出两三天后，XX司就带头批判，之后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参照了反右斗争的做法，将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领导人当成党的化身。他们把那些对领导不满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视为阶级敌人;或称他们是别有用心、有私心杂念的个人主义者;批判他们“反党”、“反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他们打成 “小牛鬼蛇神”。某些单位的一些领导把群众分成“左”、中、右三等，指使“左派”协助领导开展工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时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场面，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
翻译室的44人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围攻，挨整的人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沉陷在惊惧恐慌的气氛中。他们中的多数人被迫或无奈地写“自我检查”，承认错误，背上犯了立场错误的包袱。有些人不敢再贴领导的大字报。有的人还总结写大字报的“三不要教训”：一、不要综合;二、不要提高;三、不要上纲。群众的造反情绪受到了打击和压抑。
在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前，外交部党委对“有问题”或“领导不力”的单位派出工作组或联络员。5月11日外交部派柳雨峰工作组到国际关系研究所。6月6日派张越工作组到外交人员服务局领导运动。6月7日派王越毅、雷阳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领导运动。6月7日派吴化远工作组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6月8日派工作组到世界知识出版社。6月17日派出以郑为之为首的工作组到外交学院。6月17日派王笑一工作组去外交学会。6月20日派樊作揩工作组去国际法研究所和印度研究所。外交部党委共派出八个司级干部领导的工作组到下属单位指导运动。反应强烈抵触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工作组进驻学校不但没能控制局势，反而火上浇油，激起了红卫兵更加激烈的反抗。红卫兵轰赶工作组，要求自己开展革命。由于吴化远无法掌控《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局势，6月17日陈毅增派刘新权副部长(主管人事)去加强对该学院运动的领导。
7月下旬，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严厉批评了刘邓矛头向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下令撤销工作组，并指出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为学生平反。之后，全国开始批判把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获悉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后，外交部党委也陆续撤回八个工作组。7月29日外交部工作队撤出《北京外国语学院》。8月11日撤回派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工作组。8月12日撤回派到去《国际法研究所》和《印度研究所》的工作组。8月13 日撤回派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组。8月16日撤回派到《外交学会》的工作组。8月20日撤回派到《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工作组。
在《十六条》精神的鼓舞下，外交部干部和群众的革命激情又被发动起来，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25日，第二亚洲司姚广司长等人贴出“陈毅为什么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大字报，揭发6月2日陈毅对李先念说，《人民日报》不该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不对。8月27日第一亚洲司张彤等六位司级干部给陈毅贴大字报，标题是“陈毅同志是否坚定地跟毛主席走?”大字报的列举事实说明“陈毅同志对运动的领导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犯了方向性错误”。8月29日，吴亮璞(国际组织司副司长)等一些领导干部贴出“部党委把革命矛头到底指向谁?——部党委领导运动大事记”，揭露部党委“引蛇出洞”的指导思想。
8月26日，翻译室的一些年轻同志贴出《部党委在运动中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评部党委对待四十四青年“公开信”的态度》的大字报。其他单位的群众积极响应和配合，批判部领导的错误。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陈毅和姬鹏飞数次代表部党委公开承认前一阶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分别向受到伤害的群众表示道歉。44人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在后来的运动中，“44人大字报”中施燕华等大部分人是反对极左的，没有参与外交部 “造反派”制造的险恶活动。
9月11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百多名红卫兵冲进位于东交民巷44号的外交部政治部，搜出刘新权副部长率领的工作队编写学生的材料。学生们决心要揪斗刘新权。当晚，罗贵波副部长宣布，周总理决定刘新权“停职反省”。
根据上述事实，外交部某些青年工作人员认定，文革爆发后，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不引火烧身，反而把火往下引，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并派工作组到下属的八个单位;在部内派一些联络员到一些地区、业务司，打击和压制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干部起来“造反”，把一些敢于造反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小牛鬼蛇神”、“政治上不可靠”等等。这些年轻人还认为，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公布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部党委仍然坚持错误，包庇工作组，不给受打击的群众平反，而且转移或销毁黑材料，继续欺骗群众，不聽取和接受群众的批评。青年群众断定，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顽固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毅是外交部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宣称要起来造反，大造陈毅的反，大造部党委的反。
二、年青人成立造反组织(《革命造反联络站》)(1966年12月)
1966 年9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外交部党委下属的《文革筹备委员会》领导运动。主任是宋恩繁(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副主任是朱传贤(礼宾司一般干部)。该机构批判外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很不得力。外交部群众对部领导及其《文革筹委会》意見很大。在红卫兵“大串连”浪潮的影响下，群众打破陈规，去北大、清华、北航等院校去看大字报，学习革命小将的造反经验。
12月16日，姬鹏飞在全部大会上代表部党委作运动检查。他陈述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和十七年外交工作的成就，认为部党委“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造反派对此结论极为不满，急切渴望批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彰显了他们的造反精神。在“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党内有特权阶级”、“走姿派在党内”、“批判资反路线”等理论指导下，造反派们认定，陈毅执行了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部党委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有些人认为，必须搬开外交部《文革筹委会》这快绊脚石，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资反路线。为此，各单位的造反派开始串连，酝酿成立造反组织，策划夺取外交部《文革筹委会》对运动的领导权。
在新闻司科员王中琪和国际司科员张殿清等人的倡议下，12 月20 日晚，来自外交部本部和部直属单位约五百名一般普通干部在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办公楼一层小礼堂召开串联会。他们来自外交部新闻司、国际司(全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苏欧司、西欧司、美澳司、亚非司、二亚(全称为“第二亚洲司”)、条法司(全称为“条约法律司”)、领事司、干部司翻译队、干部司业余学校、办公厅翻译室、办公厅机要局、办公厅文印处、政治部组织部、总务司医务室、总务司管理科、生活科、总务司劳动办公室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学会》、《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等部直属单位。
《国际司》张殿清第一个发言。他说：“今天召集大家在一起是为了造反。文化大革命以来，部党委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压制群众。现在部党委作了个不象样的检查，这是立场问题，只能加深自己的错误。贴大字报，他们不理。我们不能使文化大革命再如此冷冷清清下去了。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干?!”
《文印处》一造反派说：“让我们联合起来帮助部党委革命，帮助他们触及灵魂。我们要警告他们：如再不觉悟，非垮台不可。”
《翻译队》一造反派提出三点建议：⑴建议真正闹革命的同志组织起来，没有组织就不能很好闹革命;⑵要大做宣传工作，大做舆论工作;⑶为了搞好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暂时不要出去长征，先把外交部的火点起来。
《世界知识出版社》一造反派说：“部党委的检查不触及思想，不触及灵魂，很不深刻，很不象样。说外交部的工作组除外语学院的以外执行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的吗?派往我社的工作组不信任群众，压制群众，甚至打击群众。对敢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打击报复，说他们是牛鬼蛇神，并写了报告。这个报告被我们拿到了。”
《国际关系研究所》一造反派说：“柳雨峰的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自己当成‘保姆’，‘救世主’，不发动群众，把群众放在一边，斗黑帮时严重右倾。挑动群众斗群众。研究所运动冷冷清清。黑帮没有斗臭。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检查，下结论表扬柳雨峰工作组，我们不同意部党委检查。”
《西欧司》一造反派说：“我不同意姬副部长代表部党委作的检查。部党委检查最致命的弱点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姬副部长没有遵循主席的教导。”他要求把部党委在运动中的公开讲话统统印发给群众，以便揭发批判。
《新闻司》一造反派说：“造反必须要有一个组织。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战斗起来。”他说，“成立一个组织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阻力。但我们决不回头，决不被困难所吓倒。”他还提出：“部党委除集体检查外，还要个别人作检查，各人一本账，不要集体担风险。我们群众可以组织辩论会和部党委辩论。”
《机要局》一造反派说：“6月24日姬鹏飞的报告和6月23日李雪峰的报告是一路货色。这个报告是大毒草，必须拿出来批判。对外交部九月九日毛主席发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指示，部领导没有真正贯彻，只作了表面的改良。难道脱掉西装、旗袍就算革命化了吗?最主要的是思想革命化。我们要为贯彻主席的指示而斗争。”
《苏欧司》一造反派说：“姬副部长的检查，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革命造反者被这个检查激怒起来了，振奋起来了。我们应成立组织，各单位互相支持，互相声援。我们成立组织，打破陈总的框框。工人按宪法规定有权组织起来，难道我们机关干部按宪法规定就不能有这种权利吗?”他还建议，以外交部全体造反者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周总理，要求总理来外交部点火。
《总务司交通科》一造反派说：“姬鹏飞同志在检查中，对能给部党委搽脂抹粉的事就大谈特谈，对丢臭的事就提也不提。这个检查使我们很失望。”他指出，部《文革筹委会》是部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护伞。部《文革筹委》除了抹稀泥，没干什么好事。中央说什么事，它不办;群众要它办，它不办;部党委说什么，它就办。两头不听，光听部党委的。建议改组部《文革筹委会》。”
《办公厅翻译室》一造反派说：“我今天能在这样的大会上讲话感到非常激动，又使我增长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公开信(指翻译室四十四人公开信)受围攻的日子里，许多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背了犯立场错误的包袱。到现在翻译室冷冷清清，公开信围攻的流毒至今没有消除。不但在翻译室，而且在全部引起了严重后果。部党委还说对公开信是‘批判’，而不是‘围攻’，说明他立场还没有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希望部党委要深入群众，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陈总每次到部里来，总是做指示，讲政策，就是不到群众中听听意见，要求陈总到群众中走一走，看一看。”
《办公厅机要局》一造反派说：“外交部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部党委的检查很不深刻，是部党委为自己的辩护词。难道围攻四十四人公开信、派工作组、派联络员，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运动以来，外交部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他们有什么资格下结论?最有资格下结论的是那里的群众。”他还说，“从今天的会上，我们看到了外交部的新的希望。我们一伙人，就是我部机关革命化的最大希望。”
《新闻司》科员王中琪(会议发起人)最后发言说：“今天的革命串连大会好得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这个大会成了一个革命群众自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是我部革命造反派的誓师大会。它生动地体现了我部革命同志彻底革命、革命到底、革命造反的坚强意志!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都支持的，它的召开，本身就是革命造反的成果。这标志着我部文化大革命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他号召敢于造反的同志们联合起来，战斗起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冲破阻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向部党委猛烈开火!要坚决造外交部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反，把外交部造成一个革命化的外交部，造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外交部。
最后，串连会通过了关于“外交部革命造反串连大会”的通报，陈述串连会的情况。
12月21日，上述单位的造反派代表再次聚会，宣布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随后发表“宣言”，声称：“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的反，造剥削阶级‘四旧’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反。我们就是要造帝、修、反的反。”
串连会还声明：“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把它揭深批透，就不能真正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完成外交部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造反派表示“誓把外交部办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大大发扬‘造反有理’的精神，坚决造反，彻底造反，一反到底，直到胜利。”
12月25日，周总理宣布，同意外交部成立群众组织。据此，《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亮相，并宣布夺取外交部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王中琪(新闻司科员)被推选为核心组第一把手，其他领导成员名单附后。外交部各个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并接管各自单位的运动领导权。《联络站》的举措得到周总理的承认和支持。
1966年文革时，外交部部内有28个司、局级单位，共有2300多名工作人员，1700多人参加了掌权的造反派组织——《联络站》，成员基本上都是一般干部(科员)，可是多数人并不积极参与过激的活动。《联络站》中也只有百余个头脑发热，极左思想严重的铁杆“造反派”。近300名的司处级当权派中只有不到十人参加《联络站》。
(1966年12月-1967年10月)
三“造反派”的狂妄恶劣表现(1967年1月-8月)
在极左思潮指引下，《联络站》以王中琪为首的核心组，非理性盲目造反，铸成了一系列影响极为恶劣的事件，主要有：
(一)夺周总理的权。周总理一直掌管外交部，1967年1月18日”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就是夺周总理的权。
1967年1月初，上海掀起夺权风暴后，其他各地造反派纷纷效尤，国内出现夺权浪潮。1月18日中午12时，新闻司科员王中琪为首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决定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党委“夺权”。他们发表声明，宣称：当此部党委继续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特郑重声明：自1967年1月18日中午12时起，我部运动和业务的领导权全部由我站掌握。我站建立监督小组，凡有重大问题和决定(包括政治和业务方面)，部党委必须取得我站同意。部党委任何成员，均不得以任何借口消极怠工，否则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论处。
是日中午12时20分，《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带领数名造反派将仍在办公的姬鹏飞、罗贵波、韩念龙、乔冠华、徐以新(以上五人皆为副部长)、龚澎(女)，宦乡(以上二人为部长助理)等部党委委员召集到外交部大楼(东交民巷15号)部长会议室开会，宣布《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狂称：“由于外交部党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不能领导外交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有力地领导对外斗争。因此，《革命造反联络站》立即接管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成立监督小组，对部党委的工作进行监督;部党委在对外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前，必须取得监督小组的同意”。在场的七位部党委委员都缄默不语。
会后，常务副部长姬鹏飞立即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下午4时，《联络站》核心组向总理办公室汇报夺权情况。
当晚10时20 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受周总理委托，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接见《联络站》核心组全体成员，代表周总理和他本人对《联络站》夺权表示支持。但他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可由造反派组成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陈毅说：“希望你们很好地掌握这个权，要把过去的业务大大地提高，要真正体现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权才能真实”。陈毅还说：“你们走了第一步，就要走第二步，你们还要团结其他同志，要和他们商量，争取他们完全站到革命方面”。
1月19日上午，《联络站》所属各战斗队(造反组织)在各自单位向当权派宣布夺权时，都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很顺利地将权夺了。因为外交部工作人员的组织纪律性很强，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既然周总理、陈外长已表示支持《联络站》夺权，非《联络站》的群众和当权派们也都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砸烂外交部一切旧的官僚机构”的极左思潮鼓舞下，一些单位持过激观点的造反派把本单位的党、政、财务以及人事调动、文件批阅等权力，全都夺了过来。有的单位成立监督小组，监督司、处长的工作。有的单位取消司级、专员级、处级人士的“官衔”，司长、专员、处长等当权派和科员(一般工作人员)一起办案，大家都做具体工作。他们取消按级别阅读机密文件的规定，认为这项规定是“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些单位让凡带长字号的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造反派取代他们掌权。造反派命令当权派集中时间和精力写检查，交代揭发问题。“有问题”的当权派还必须参加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
1月19日，外交部造反派召开庆祝夺权胜利大会。
1月25日，周总理接见我国驻外使领馆先期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时，明确申明，“领导革命(指文化大革命——笔者注)，监督业务，不算保守”。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内的激进派对监督形式甚感不满，觉得权还不够大。2月2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战斗队队长会议，研究酝酿撤销《联络站》，计划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员会》，实现彻底夺权。他们内定：陈毅仍为外交部长，两位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及部长助理董越千等三人留任，其余的副部长、部长助理等一律“靠边站”(停职)。会上有些队长表示异议，有些队长建议此事必须先请示周总理同意后再采取行动。
事实上，外交部的夺权模式是很特别的：一方面，造反派宣称夺了权，并成立了部、司二级业务监督小组。另一方面，陈毅仍是外交部的第一把手，部党委也仍在工作，外交部上报中央的文件必须有他们的签字，中央才认可。外交部并没有像国内省、市党委那样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被造反派勒令“靠边站”的部、司(局)级领导干部，因造反派夺权是得到中央支持，故没人反对。由于工作需要，造反派无奈同意部党委指定一些司长重新主持各自部门的业务工作。例如：一亚、二亚、苏欧司、礼宾司等涉外业务频繁单位的司长们依旧出面对外。这就形成当权派对外和造反派对内的“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文革期间，国际司、条法司没有涉外业务，造反派主导一切。
夺权后，各单位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时，揪出了各自单位的“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谓铁杆保皇派)，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新闻司揪出龚澎、苏欧司揪出余湛、美大司揪出郑为之、非洲司揪出侯野蜂、国际司揪出龚普生、西欧司揪出许涵珍。与此同时，陈家康、邵宗汉、吴亮璞、谢丰等少数部、司级领导干部相继亮相，公开支持造反派，成为“革命领导干部”、“革命三结合”的候选对象。
2月9日下午1时至5时30分，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陈毅外长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联络站》负责人及其所属战斗队队长(造反派)，听取他们的汇报。
《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国际司科员)汇报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领导运动，一个领导业务。”
周总理严肃地质问道：是“领导”还是“监督”?我跟你们讲过主要是领导革命，监督业务。我提的是“监督”，从来没有提过“领导”。你们罢免了司长、处长，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得到外事口批准?你们这样做要不要通过中央?你们夺权只限于监督业务，人事权力直属中央。……你们现在做的超过了中央授权给我和你们谈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我没有提过你们可以把旧机构砸烂。这个班子是直属中央的。
第一亚亚洲司的一位造反派辩解说，刚解放时毛主席指示新中国外交工作“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要另砌炉灶”。
周总理严肃地解释说：那是主席对国民党旧外交部说的，那时侯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49年逃到台湾。——笔者注)的外交部我们一个人没要，只有三个人起义(指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凌其翰等三名起义外交官——笔者注)过来的做了(外交部)顾问;整个外交大权都是掌握在我们手里。…… 有些要另砌炉灶，有些修修补补，有些需修改，修改后还可以用。上海(夺权)没有全部另砌炉灶。
周总理还说：我们希望年青一代超过我们，我们犯过的错误你们不要再犯，我们走过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在夺权形式没有解决前，造反派应该和部党委很好配合，部党委应很好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腰杆要挺，腰要挺直，不要怕责备，没有勇气还行?!不管戴多大的帽子，要有勇气。同时也希望你们给他们积极性，使他们敢做工作，不要都靠边站，而要反复的做工作。
陈毅补充说：希望(《联络站》)监督小组和部党委很好合作，这样对我们斗争有利。我们相信年青人要掌权的，但是从监督到掌权不是一下子。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要有阶段，不是跳就跳过去，象跳高一样，一点点升。……对部党委几个同志叫他们靠边站，我看是不公平的。让他们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大使、参赞一下飞机就拉去斗，我是不赞成的，章文晋我打了电话去也没制止住。(章文晋时任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67年2月初他奉命回国参加文革抵达机场后，造反派不让他先回家而直接把他拉倒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大楼进行批判。——笔者注)……在中央我是挨斗出名的，现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以前斗完后，马上拉出去枪毙，不容你说一句话，我是刀下偷生。我自己也犯过错误，我也斗过人。我在这里大胆地说，这种斗争方式，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在中央会议上我讲过这个话，在这里我对你们还讲这个话。 …… 在国外(指我国驻外使、领馆——笔者注)不要搞战斗队组织，不要搞夺权斗争，这是主席批准的。要一致对外，不要让大使、参赞前面和敌人斗，后院失火，自身难保。
(二) 坚决打倒陈毅,结合姚登山之流，志在重组部领导班子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陈毅是要保护的。对陈毅的错误，毛主席的指示是“一批二保”，周总理主张“先批判、后定性”。对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等部级干部，周总理多次指示，要批判他们的错误，但不应打倒。总之，中央对陈毅的严重错误，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先批判后定性”的态度。造反派则反其道行之。
1967年初，陈毅、谭震林等老干部大闹怀仁堂时，中央文革小组阴谋策划先打倒一批副总理，然后打倒总理。王力、关锋之流发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时，《联络站》核心组竭力响应。
在9个月掌权期间，造反派主要致力于“打倒三反分子陈毅”、“打倒走资派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陈、姬、乔”是《联络站》的中心任务，一切活动围绕着该中心任务来进行。为实现此目的，外交部造反派联合外事口的造反派共同实施坚决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阴谋。造反派妄图在成立外交部革委会时，以姚登山之流取代陈姬乔。
4 月5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关于炮打陈毅的声明”，诡称陈毅是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
4 月19 日，他们发表“关于打倒陈毅的严正声明”，说陈毅“肆意诬蔑、公开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意攻击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极力贬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影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一再吹捧、念念不忘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他们说陈毅是“外事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打倒!”，“坚决打倒!”
4月30日，姚登山(时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笔者注)从印尼抗暴斗争前线撤离回到首都，在机场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两千多群众的热烈隆重欢迎。在第二天夜晚的《五一焰火晚会》上，毛主席接见了他，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和他左手挽毛主席、右手挽江青的照片。媒体称姚登山为“红色外交战士”。不可一世的姚登山自以为 “了不起了”，带着这种“殊荣”主动参加造反派，扮演造反派的领军角色。
周总理严厉批评和坚决反对造反派的极左行径。5月份，王中琪等一小撮人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头头刘令凯等激进派加紧串连，参与了社会上反总理的逆流。他们污蔑周总理是“二月逆流”(指当年2月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笔者注)的“总根子”、“总后台”。胡说什么“总理有‘三降一灭’”。王中琪等人狂妄喊出这样的口号：“要在总理身上打开一个间隙”。他们组织成立了《五·一六纵队》和《不争春》、《打倒底》等战斗队(这些战斗队是外交部内攻击周总理的急先锋——笔者注)，贴出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联络站》核心组认为，周总理已不再适合领导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疑周总理在文革中犯过很多错误，与二月逆流有关，是陈毅的后台等等。提出需要“动一动”、“烧一烧”总理，多次抵制、对抗总理的指示。
5 月10 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打倒陈、姬、乔，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造反派提出“要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到三条线，对准三个人。所谓三条线，即第一，要全面、彻底地揭发批判外交斗争中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黑货;第二，要全面、彻底地揭发批判外交部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以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黑货;第三，彻底清算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罪恶。”“对准三个人，就是把矛头指向外交部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姬鹏飞和乔冠华。陈毅是刘邓在外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是干扰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魁祸首;姬、乔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陈毅的帮凶，是地头蛇。”
同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发表题为“打倒陈、姬、乔，全面彻底地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社论，提出“要把猛烈的炮火集中到三条线，对准三个人，掀起总攻刘邓、打倒陈毅的第一个高潮。任务是以打倒刘、邓为纲，以打倒陈、姬、乔为中心，全面地、彻底地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斩断刘邓伸向外交部的魔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拔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黑保护伞，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外交部的彻底胜利。
5月1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纠集外事口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中侨委和归侨等9单位的造反派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策划到中南海把陈毅揪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
5月16日后，外事口一些院校的激进红卫兵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例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王中琪等一小撮人反对总理的言行遭到毛主席和外交部广大群众的严厉谴责，致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他们仍拒不认错，一边整风，一边进行秘密串连，积蓄力量继续大干下去。
外事口一些持激进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竟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他们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他们是“造反派”，窃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权”。造反派的口号逐步升级，由开始“批判”、“火烧”陈毅 ，上升为“炮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最后竟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极端口号。造反派写大字报时，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有的大字报还将陈毅的名字倒着写。
为挑选他们中意的领导干部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对象，在干部亮相问题上，造反派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行“一站、二骂、三打倒”的亮相标准(即站在《联络站》核心组一边;骂《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外交部两个反对“打到陈毅”的群众组织——笔者注)是“保守组织”;打倒陈姬乔三人)。极少数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迎、别有用心的姚登山之流乘机跳了出来，轻易捞取“革命领导干部”、《联络站》造反派“顾问”的头衔，妄图成为“革命委员会”中“三结合”的备选对象，到“新生的红色政权”里面去“风光风光”。
(三)否定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
关于建国17年的外交路线，周恩来总理多次明确表明：“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谈到建国后的外交工作时，周总理说：十多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主席路线，这条路线是主要的，至于有没有反主席思想的言行，肯定是有的，总是不断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贯穿在党、政、军、民，任何一个单位不能排除。
外交部造反派紧跟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之流，否定“文革”前17年的外交路线。他们认为，以前执行的是一条“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的路线，硬要把“三降一灭”强加到由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由周总理亲自执行的外交路线上来。造反派公然叫嚣“我们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到了改变的转折关头”，必须批判“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他们把建国以来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描绘得一团漆黑，抹杀十七年来我国外交战线的成就，破坏毛主席的国际斗争的战略部署。
8月11日，外事口极左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发言。他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刘邓陈‘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这位代表胡说什么：“陈毅是刘少奇在外交部推行‘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理人，是刘少奇干扰和冲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大帮凶”。说陈毅对帝国主义是“崇美、恐美、媚美”;“热衷与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千方百计要同美帝接触，不惜拿原则作交易”;“规劝美帝发善心，乞求美帝‘恩赐’、‘同情’和‘友谊’”;“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公然主张把新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竭力挤进联合国，甘心充当美帝小伙伴”。这位代表还说陈毅在修正主义面前，也是“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一付十足的奴才相”。代表说：“在对反动派问题上，陈毅的投降面目暴露得最彻底”;“为了适应帝修反的需要，陈毅还极力扑灭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
这位代表说：“像陈毅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怎么能配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心、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部长呢!?”“我们坚决把他打倒，把他拉下马，叫他靠边站!”
(四)打击、压制和排斥持反对《联络站》核心组观点的组织和群众
《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搞“一言堂”。
4月10日，以外交部总司交通科司机工人为主的《革命造反总部》(见注)问世，公开挑战《联络站》。《联络站》不再能一统外交部的天下了。
注：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以下简称《总部》)简况
4 月10 日，总务司交通科、办公厅文印处、国际司、亚非司、礼宾司、机要局、干部司业余学校、干部司调干支部、总务司供应处、财务处、印度研究所、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人员服务局、国际俱乐部等十四单位的工人和一般干部宣布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办公室设在东交民巷15 号院内外交部部长办公楼的地下室。“总部”共有成员近二百人。他们反对“打到陈姬乔”，主张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的口号是“炮轰部党委!火烧陈毅!”“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通过批判实现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
《总部》70% 的成员是朴实憨厚的汽车司机、修理工和印刷工人、排字工人，是一个以工人为主的全部性的群众组织。这些工人具有朴素的是非感。他们的出现只不过是在外交部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并非专门与《联络站》唱对台戏，闹对立，转移斗争大方向。但《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张殿清等人却把它视若洪水猛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出世，他们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用口号标语、大字报、传单、《联络站》机关报、广播站等种种恶劣手段，煞费苦心在部内外，对《总部》进行诽谤、造谣和攻击。他们还策动一些从事政治投机的当权派把《总部》打成“保守组织”、“保皇派、“逆流”。由于《联络站》是掌权组织，所以外交部干部公开表示支持《总部》的不多，但同情者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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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站》核心组计划把《革命造反总部》打成“保守组织”，诬蔑它们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产物”，是“陈毅自上而下预谋泡制的御用工具”。
4月30 日，《联络站》的喉舌《革命造反报》刊登长文诬蔑《革命造反总部》。该文说：“3月8日陈毅背着《联络站》，接见了他们这些人，进行了六、七个小时的煽风点火，向他们发出了进攻造反派的动员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号召书。…… 于是，一个月之后，冒出来这个所谓《总部》”。文章还列举东拼西凑出来的所谓事实，说明“《总部》不是一般的保守组织。它 “以革命之名，行蒙骗群众、夺取私权之实;以造反之名，行对抗联络站之实;以斗批刘邓陈、火烧部党委之名，行保皇复辟之实”。
5月24日，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邵天任等七名司、处级干部(当时被称为“七中将”——笔者注)贴出大字报，攻击《总部》，诡称，他们“反击反总理逆流”的行动是“老保想捞稻草”。
《联络站》核心组把他们内部的反对派人士打成“右倾”、“保守派”，进行内部大清洗。可是，领导干部只要为《联络站》说几句好话，揭发一点陈毅材料，把《总部》骂一通，就可以算“亮相”，可以加入造反派，成为《联络站》的“红人”，成为《联络站》的顾问，“三结合”的对象。如果群众对他们提出一点批评，就会被扣上“打击革命小将”、“对抗新政权”的帽子。他们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组织实行高压政策，千方百计地进行分化瓦解。
周总理主张外交部两大派三个群众组织联合开会帮助陈毅认识错误。为此，周总理经常接见《联络站》和《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等三组织的代表，研究共同批判陈毅事宜。可是，造反派反对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另两个群众组织代表，公开叫嚣“总理是外交部运动的阻力”。
8月7日，《革命造反总部》被王力扣上“挑拨总理与中央文革关系”的莫须有罪名后，受到来自外交部内外的双重打击。8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近百名狂热学生在《联络站》某些人的指引下，冲进外交部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大院，砸毁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1967年6月10日从《联络站》内部分裂出来的一个群众组织。见注)等两个群众组织的办公室，围攻和殴打正在值班的数名工作人员，刷写诬蔑性大标语，勒令这两个群众组织解散。他们橇开《总部》、《攀险峰》办公室的办公桌、材料柜的锁，搜查并抢走它们的文件、资料、录音带等，查封它们的办公室。他们还狂叫“打倒保皇派!”“炮打中央文革罪该万死!”在《总部》办公室内贴满了“砸烂总部”、“踏平保皇总部”、“保皇总部罪该万死!”等侮辱性的大标语。这伙暴徒用大字报形式对《总部》和《攀险峰》核心组下达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在两天内交出“认罪书”，并自行宣布解散。20多位激进造反派到王海容工作的办公室(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批判7月8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陈德和等十一位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他们名为“辩论”，实为围攻，说综合组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指责“一批二保”是“保皇理论”，是“批造反派，保走资派”，硬要王海容等人“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对《总部》和《攀险峰》发出一道道“通令”、“通缉令”、“勒令”，一张张“通告”、“警告”等。什么检讨会、批判会、斗争会、揭发会、反戈一击会，在各个单位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联络站》核心组欲借王力的这股恶势力彻底击毁打垮这两个群众组织。
8月17日，《联络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批判右倾保守思潮大会”，揭发、批判《总部》和《攀险峰》。
经过一系列的批、打、抄、砸、封后，《革命造反总部》处境极端困难，无法在外交部内立足。为躲避灾难，不少人宣布退出《革命造反总部》，最后剩下不到30人。但《革命造反总部》没有屈服，被迫转移到日坛公园和东单公园坚持战斗。《攀险峰野战兵团》(见注)顶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暴力威胁于8月18日被迫宣布解散。
注：《攀险峰野战兵团》(简称《攀险峰》)
由于不满《联络站》核心组掌权后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联络站》内的反对派李燕姝(女)(外交部干部司业余学校教员)、林棢(领事司科员)、张显亭(美洲和澳洲洲司科员)、周瑾(条法司科员)、骆华忠(亚非司科员)等人在《联络站》核心组5、6月份整风时，同《联络站》核心组的极左言行作斗争，认为《联络站》自夺权后犯了严重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可是《联络站》核心组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沿着这条错误路线继续走下去。所以李燕姝、林棢、周瑾等人从《联络站》内部杀出来，于1967 年6 月10 日发起成立《攀险峰野战兵团》。他们的办公地点开始时设在东交民巷40号外交部办公楼院内，后来搬到东交民巷15 号办公楼的地下室。
(五)《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造反派拒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因此每况愈下，步履维艰
每当造反派犯重大错误，周总理就促令他们进行整风。在造反派掌权的九个月中，他们进行了三次整风，但整风后改正甚微。
造反派第一次整风(1967年3月)
1967年1月夺权，《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等造反派在批资反路线和夺权中没有遇到阻力和挫折，进展顺利。掌权后他们对新形势和新任务认识不足，地位变了，滋长骄傲自满情绪，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革自己的命，害怕向“私”字开刀。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指引下，他们不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对抗周总理的指示。另一方面，他们严重脱离群众，大搞“一言堂”，把群众当成阿斗，甚至打击、围攻与他们意见和观点相左的群众，诬蔑群众对抗“新政权”。夺权后不久，《联络站》负责人犯了严重错误，使外交部的运动和业务遭受损失。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到大家的反对、批评和抵制。甚至《联络站》内部的群众对他们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不断对他们提出批评。
2 月14 日，陈毅接见外交部部、司级干部时说，“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是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这种人我才不信能成什么事!”
2 月16 日，《联络站》第一把手王中琪(新闻司科员)迫于形势，勉强作了不触及灵魂的“检查”，但仍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顽固坚持错误立场。
3月6日，周总理针对王中琪等人的错误，指示他们进行整风。周总理说：“通过整风，总结经验，肯定成绩，修正错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阶级分析，正确对待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端正对于夺权的认识，搞好团结”。可是，王中琪等少数人对总理指示阳奉阴违，拒不认真执行。
3 月8 日，陈毅在中南海接见外交部非《联络站》的群众代表时说：“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不接受(批评的意见)当耳边风，甚至说成是自己的优点。这是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唯我革命。”“保字号到处乱用，容易伤感情。”“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的错误是把自己当成造反派，把别人当成保皇派，固步自封，你们说得对，不改进，就要走向他们的反面。”“他们如不改，我想总理会有第二步。”他又说，“整风不开门，就靠外力，内因通过外因一压就起作用了。”“叫他们做检查，听了以后再提意见。”“提意见后做检查，检查后还可以提意见，再检查，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一小撮人不努力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是继续以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行事。他们竟把周总理的“关于外交部抓革命、促业务的几点意见”污蔑为“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纲领。”
造反派第二次整风(6月初至7月中旬)
四月初，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掀起反击所谓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反击陈毅、谭震林等老帅、副总理二月大闹怀仁堂)。外交部《联络站》造反派也乘机反扑，叫嚷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王中琪等人认为，外交部前段的形势(指对他们错误的批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外交部不是世外桃源，决不能不反映到外交部里来。在外交部，也和社会上一样，有人在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逆流利用我们整风的机会，向我们疯狂反扑过来，我部有些单位出现了复辟现象，回到夺权前的老样。有的单位，对司、处长不分青红皂白，不作阶级分析，统统“官复原职”、“各就各位”。有的单位已经进行了合理改革的机构，又按照原样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到原来的不合理状态。那些复辟尚未得逞的单位，也公然主张恢复司、处长原职。部党委某些成员把各司监督小组当陪衬，主张取消，否定群众监督的作用。“造反派”认为，外交部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也是自上而下挑起的，企图一笔勾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恢复以前的旧秩序，刮起了反攻倒算的黑风，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猖狂反扑，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姬鹏飞、乔冠华等这股逆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这股逆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造反派决心迎头痛击这股复辟逆流，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的错误分析受到中央和群众组织的严厉批评。6月初《联络站》核心组又被迫进行第二次整风。第二次整风中，王中琪等核心组成员受到中央和《联络站》内部战士的严重批评。王中琪等人不但不虚心接受批评，反而在“检查”中认为，在“打倒陈姬乔”的战斗进入崭新阶段时，队伍急需来一次整顿思想的斗争，进行一次整风，并声明“这次整风决不能是整那几个人，而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斗我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私’字”。核心组的整风变成《联络站》内部人人过关，核心组犯的错误人人有份。
6月10日，由于不满，《联络站》下属一些单位战斗队的战士从内部冲杀出来，组成《攀险峰野战兵团》。此后，外交部形成两大派三个组织的局面。
《攀险峰野战兵团》原是《联络站》所属战斗队的队员。二百多位一般干部组成的《攀险峰野战兵团》来自政治部、苏欧司、亚非司、二亚、办公厅、翻译室等单位。
6月21，《联络站》核心组就《攀险峰野战兵团》成立一事，发表声明，指责《攀险峰》极力干扰运动的大方向”，不承认《攀险峰》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命令《攀险峰》赶快解散回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否则将跌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攀险峰》没有妥协，没有被吓到，而是积极勇敢地面对《联络站》核心组的攻击。
在6、7、8月份，《攀险峰》同《总部》并肩战斗，外交部出现两大派三个组织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外交部极左思潮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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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联络站》内一些激进队员不甘心受挫，成立突击队。他们于7 月30 日抛出《联络站向何处去?》大字报，支持王中琪、成绶三、李玉民等人。谈及当前形势，他们诡称：“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虽然被揪出来了，但尚未完全孤立，批判刘邓陈‘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的斗争虽有开展，但远未揭深批透，陈姬乔三条丧家犬虽已逼近水边，但尚未落水。......... 某些保守组织和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使打倒陈姬乔的斗争就此止步，他们到处散布流言飞语，制造种种奇谈怪论，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打击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以便救出即将落水的三条丧家犬”。“保陈思潮充斥于全外交部，影响着全外事口，为陈毅拒绝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制造舆论，设置障碍”。“放弃斗争，取消斗争，使革命就此止步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成了我部运动当前的主要危险。”
8月2日，他们又以《指点江山》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陈毅是‘即将落水’的‘丧家犬’吗?”的文章。该文说，陈毅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坚决夺他的权，拉他下马，叫他靠边站，不打倒陈毅死不瞑目。
《联络站》核心组公开宣称，“如何对待《联络站》，就是如何对待大方向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两条路线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如何对待造反派问题”。并且警告《联络站》内外广大群众，谁对《联络站》主要负责人夺权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批评，谁就是“否定一千七百多名《联络站》战士的艰苦斗争，也就是否定中央和总理对我们的支持”。
《联络站》核心组貌似强大，由于不断受到上面的严厉指责和《联络站》内外群众的挑战，处境艰难，风光不再。
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赤膊上阵，煽动狂热的造反派彻底夺权，使造反派踏上不归路(8月7日夜晚至8月22日)
在《联络站》核心组举步维艰的时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赤膊上阵，妄图拉《联络站》造反派一把。
8月5日，《革命造反总部》写信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外交部造反派非理性“打到陈毅”的行径。王力以此为由，明目张胆地直接干预周总理领导的外交部文革运动。
8月7日晚，王力专门主动召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王荣久、王和兴和黄安国等七人，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表示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击、封堵外交部，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他狂妄地对外交部造反派宣称，“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二十几岁可以当部长”，“有点权才威风”等极左言论。王力公然将《革命造反总部》打成“保守组织”，并给该群众组织扣上“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关系” 的罪名。此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同姚登山谈过话，公然肯定和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在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对面广场上安营扎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头脑发热红卫兵堵塞东交民巷15 号外交部大门的极端行径，并说“今后外交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小将身上”。
姚登山、王中琪等造反派将王八七讲话奉若神明，视为圣旨。他们狂叫“八七讲话”是 “代表中央的”，是“毛主席的声音”，强制外交部全体人员接受“王八七讲话”。于是，姚登山、王中琪等造反派借助“八七讲话”的所谓“东风”，明目张胆地上抗总理，下整群众，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三人公然煽动造反派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致使外交部文革局势失控。8月下旬外交部的极左思潮发展到极致，发生了建国十八年内所没有发生过的严重事件。
王八七讲话使王中琪等极左派找到王力做他们后台。外交部《联络站》造反派成立所谓“反迫害大队”。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和“反迫害大队”头头黄安国(新闻司科员)多次开会筹划对外交部政治部进行夺权。8月13 日，他们成立以姚登山和王中琪为首的“总指挥部”，通过了接管政治部的《通告》和《声明》。当晚，姚登山和王中琪“请示”王力。14日清晨，王力通过秘书转告他们说，“要敢于斗争，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姚登山和王中琪决定实施他们的预定方案。当天上午10时，他们派遣数十人包围位于东交民巷40号外交部政治部办公楼，查封所有档案柜、所有公章和钥匙。由12名造反派组成的“领导小组”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在政治部原有130多名工作人员中，仅留用少数几个人。《联络站》核心组竟然委派“反迫害大队”头头黄安国(新闻司科员，非党员)出任《联络站》驻政治部代表，充当政治部“主任”。他们就这样簒夺了中央外交人事大权。当日下午三时在外交部政治部大院内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治部祝捷大会”。会上姚登山吹捧《联络站》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辱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是“保守派”。他还声称：“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的分界线”。他还煽动说：“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现在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 有人要我到部党委工作，我不去。同志们，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革命不能改良，要彻底砸烂”。
造反派拼凑的所谓政治部“领导小组”先向驻外机构发出两道通令：第一道是，通知驻外使领馆，他们已经夺权，篡改中央口号为“打倒刘邓陈”，并立即停止轮换驻外机构工作人员。第二道是，已经办理了出国手续而尚未出国或正在办理中的出国人员，暂不出国。他们将根据王力讲话的精神对出国人员进行重新审查。就“打倒刘邓陈”口号、暂停驻外人员轮换等文电，驻外使领馆纷纷回电提出质询。
针对他们无政府主义的作法，周总理指示说：政治部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有人要砸，要劝阻。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总理还指示外交部，今后政治部的有关业务用外交部党委名义，不再用政治部名义。
8月15日，《联络站》核心组内部进行改组。凡不紧跟王中琪的成员也被称为“保守势力”，被“改选”出核心组，增选更激进的造反派。随后各基层战斗队的领导班子也都效仿进行“整改”。他们的口号是“保字号靠边站”。
8月18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外交部“干部亮相大会”。会上，董越千(外交部部长助理)、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和冼依(政治部副主任)按照《联络站》“一捧(捧造反派核心人物，即王中琪、姚登山等人)、二骂(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三打倒(打倒陈姬乔)”干部亮相的标准，争先恐后登台亮相，妄图钻进“革命领导干部”的行列。
同日，《联络站》核心组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外交部《业务领导小组》方案和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命委员会》方案。
8月18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打倒陈毅派)头头刘雨来、张子勤、杜铣、冯秀文、孙永珊等百余名学生强行进驻外交部，密谋夺权。姚登山和王中琪等人代表《联络站》表示“欢迎”，说这是“革命行动”，“要并肩战斗”。
8月19日上午，这帮狂热学生强行封闭部党委办公室，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三项“通令”：①从即日起，所有党委委员停止一切工作。不得擅自召开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②部党委成员中，姬鹏飞、乔冠华二人必须于今日下午三点前来指挥部报到，其他成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罪行和错误情节进行自我交代和检查，必须对陈毅及其部党委进行认真具体的揭发，每晚八点到我指挥部汇报。③外交部不能同时存在两个政权，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应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悠然地接受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革命造反团》“临时指挥部”授予的“外交部一切大权”。
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新愚公”战斗队在部内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狂热派学生在天安门刷大标语，“强烈拥护姚登山当外交部代理部长”。
同日,《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成立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并决定由姚登山等人组成“临时业务领导小组”开始工作，妄图强行取代外交部党委。在这个决议中，明确指责陈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并且拟定了一个包括姚登山在内的外交部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的人员名单，其中有罗贵波、徐以新与董越千，上报王力和周恩来。周总理转呈毛主席。在这个名单中，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三人被排除在外。
对这份名单，毛主席却未知可否，而只说：“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强。”(“三弱”是指副部长罗贵波、徐以新与部长助理董越千。“三强”则是指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等三位副部长——笔者注。)
当晚，姚登山向王力汇报了封闭部党委的情况和他们拼凑的领导班子方案。王八七对封闭部党委十分满意，十分欣赏“两个权利机构不能同时存在”的提法，并连声说：“讲得不错”，“提得对”。王力建议他们派人去《煤炭部》学习戚本禹炮制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外交部的实际情况，研定外交部自己的方案。
8月20日，周总理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严厉批评他们夺权，擅自向我国驻外使馆批发电报等错误。周总理说：“你们目无中央”，“你们想从中央文革和我之间找空子”，“外交部不能有一刻中断，不能当儿戏，要及时请示汇报”。王中琪等人仍不死心，接见后立即又草拟了一项以姚登山为首的“关于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交给总理秘书钱家栋转呈总理。
8月19日至22日，据不完全统计，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拼凑的所谓“监督小组”擅自处理重大案件42起。
期间，外交部内17个司局级单位中的14个单位(包括机要局)实施了“彻底夺权”。(中央早有明文规定，各单位机要局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对机要单位行使监督权。)
8月22日日深夜，北京某些大专院校的激进组织临时拼凑组成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他们打着“反帝”的幌子，点燃汽油，火烧了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是建国以来政治影响最恶劣的一次震惊中外事件，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和公安部长谢富治紧急召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制止了闹剧越演越烈。
周总理愤怒地说：你们为何不和我们商量(指“彻底夺权”等事——笔者注)，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必须向中央报告，中央不批准就不能登报，不合法，在中央眼前一个部，为什么不报告?…… 外交大权中断了四天(8月19日-22日——笔者注)，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还要不要国家荣誉。今天把英国代办处烧了。……你们(指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可以自由发报，中央也不大招呼。你们提“打倒刘邓陈”，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你们给换了一个人，各使领馆不能接受。……这样的电报副部长要签字，送来我看，才能决定。 你们不能拿你们的观点强加给中央，这样的电报还得送主席看。…… 四天中断，这是犯罪。我们再不来讲话，这是犯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罪。…… 一千三百人(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总人数——笔者注)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我没有帮助好你们，你们招呼也不打，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周总理当即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的狂热造反派立即撤出外交部，宣布封条完全无效。
会见后，周总理又单独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严厉斥责了姚一伙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行动。周明确指出，“你们目无中央”，并否定了他们二十日炮制的具体夺权方案，成立所谓“革命委员会”和“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周总理说，“你们的方案(即七人名单)行不通。说不一律打倒，结果还是一律打倒。”周还批评姚登山头脑发热，到外贸部等单位做报告，煽动夺权。总理责问姚登山说，姚登山自称是配合毛主席战略部署，那里来的这个战略部署。
次日，部党委封条被启封，重新开始办公。外交部“造反派”异想天开的夺权闹剧以失败告终。
8 月24 日，顽固不化的姚登山以个人名义在第二亚洲司办公室又召开司级干部亮相会。十余名司级干部争先恐后发言表态支持“造反派”。后来，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冼依(政治部副主任)等22名司级干部(群众称他们为“22中将”。文革期间，大家把年青的造反派称为“革命小将”，司级干部被称为“中将”，老革命被称为“老将”。——笔者注)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击退保守势力的猖狂反扑”。大字报明目张胆地同周总理唱反调，继续高喊“打倒陈毅”，并胡说什么“要敢于同以陈毅为首的外事口一小撮走资派决裂”。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群众根据周总理指示批判极左思潮诬蔑为“保守势力猖狂反扑”，是“逆流 ”，“要击退”、“要坚决斗争”。日前，周总理已严厉地批评了姚登山煽动夺权等极左行径。可是这22为中将还在竭力吹捧、包庇姚登山，并给予姚登山无限同情。
附注：大字报签名人名单及其职务
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 刘祥纶(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王世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田景风(苏联东欧司副司长)
林涌一(苏联东欧司副司长) 邵天任(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陈勉之(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裴默农(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徐净武(第一亚洲司副司长) 董学林(第二亚洲司副司长)
程文津(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王 拓(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谢造华(总务司副司长) 林兆南(西亚北非司副司长)
赵 源(非洲司副司长) 陈维帆(新闻司副司长)
吴亮璞(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冼 依(政治部副主任)
周 敏(礼宾司副司长) 黄文友(美澳司副司长)
崔更生(领事司副司长) 第22人姓名缺失
五、周总理给予头脑发热的“造反派”致命一击(1967年9月-10月)
8月25 日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5 号楼召见杨成武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将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稿面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并说“外交部王力‘八七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不要露任何个人看法，客观如实地反应情况，请主席指示。”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立即如实向毛主席汇报王力对外交部的讲话、造反派打倒陈毅、篡夺外交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
8月26 日上午9 时，毛主席召见杨成武，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杨成武边听边作记录，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真看一遍，将记录稿还给杨成武说，“对，就这样。”“马上去办吧。”
当日中午12 时40分，杨成武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后立即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杨成武取出记录纸宣读，念完后将记录呈交周恩来。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碰头会”(文革期间相当于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的人员在钓鱼台16 号楼开会。全体人员到齐后，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周总理又补充说，“毛主席又说，‘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批，要批透。” 王力和关锋随即被逮捕，接受隔离审查。戚本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中央宣判了姚登山等造反派的后台、煊赫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政治死刑。
8月26日上午，外事口造反派包围人民大会堂和冲击外交部，妄图阻止周总理出席当日下午《外事联委》(外事口反对“打到陈毅”派的群众组织——笔者注)在人民大会堂主办的万人“批判陈毅大会”。这次大会未能按时召开。
8 月27 日凌晨，周总理接见26 日冲击外交部的十三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姚登山参加。一小撮狂热造反派对周总理无理纠缠，妄图破坏当天《外事联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期间，周总理心脏病复发。周的保健医生递条子给姚登山，要他对周总理健康负责。姚登山置之不理。由于身体原因，周总理最终未能出席《外事联委》召开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而请李富春副总理代为出席延迟半天召开的万人批陈大会。
8月31日，周总理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8月份的一些重大政治错误。王中琪等人继续顶撞总理。当总理反复指出对姬鹏飞、乔冠华的工作安排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时，他们的态度仍十分恶劣，狂妄地说“回去考虑考虑》”。周总理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周总理严厉批评在外交部“夺权”后实掌代理“外交部长”权限的姚登山: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是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他还说，“现在外地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扯到很多问题。…… 你们要注意，外交部不会一个也没有”。周恩来最后说：“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言下之意，由于《联络站》核心组屡犯严重错误，周总理不再认可他们的合法性。
周总理的表态向外交部发出了新的战斗动员令。9月份，外交部《联络站》内的革命派揭竿而起。与此同时，《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野战兵团》恢复活动。观点相同的这三大派共同积极揭批王力的罪行，肃清他讲话在外交部的流毒，向形左实右的路线展开猛烈进攻。
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主席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毛的讲话鼓舞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更加积极揭发批判王八七讲话，肃清其流毒。
造反派第三次“整风”(1967年9月)
迫于形势，王中琪等人主动进行“整风”，名为检查，实为诡辩，以攻为守，继续负隅顽抗。《联络站》核心组却把责任推给群众，把是否改变“打倒陈毅”的口号问题，“下放给群众讨论”再定。他们发表“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们说：“一批二保，批是前提，是条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群众真正批深批透，陈毅真正接受批判，并愿意改正，最后才有一个保字。如果把这一指示理解为保字当头，未批先保，而不认真的批，那就不可能有一个保字。有批才有保，没有批就没有保，这就是一批二保辩证法。…… 对待陈毅问题的态度，仍然是革与保的一个分界线”。
《联络站》核心组在“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中辩解地说，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8月份他们在对待周总理的态度有过“严重的错误”，对总理关于外交部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很不理解”，“产生了一些极为错误的意见和情绪”。“8月份砸了旧政治部，成立领导小组，这是一个革命行动。事先没有请示总理，事后没有专门向总理报告，这是很错误的”。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进驻外交部和封闭部党委事，《联络站》核心组认为，这是“革命的行动，学生既然来了，他们的冲击会冲击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促进解决部领导班子的问题，因而没有坚决顶住，致使正常的外交业务在几天内受到较大的干扰。”对姚登山本人的激进表现，他们继续吹捧姚登山是“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承认他在国家机关中的夺权报告“起了不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
他们还只承认王力八七讲话不符合中央负责同志8月31日和9月1日讲话精神，是违背毛主席当前的伟大战略部署，煽动性很大，对外交部，外事口甚至中央许多其他部门起了起了有害的冲击作用，是一个很错误的讲话。但他们又指出：“有极少数人，他们批判这个讲话的目的是为了全盘否定《联络站》8月份的大方向，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认为：“我们度过的八月是我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八月，是造反派砸烂整人老爷部——旧政治部，改革就规章制度的大变革的八月，是造反派革命精神大发扬，彻底批判保守势力的八月。尽管我们在八月间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诡称，“他们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范畴的错误”。他们还“告诫”说：“一些右倾和保守思想严重的人又在四出奔走。他们又要汇合成一股潮流。(他们)批极左是为了全盘否定联络站和八月份的大方向。……… 我们既要反左的倾向，又要反右倾保守的倾向”。
9月份，《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全部大会，第二把手王荣久代表《联络站》核心组作“学习中央首长九一、九五重要讲话心得体会”的报告。他宣称：“八月，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开展大批判的八月，是砸烂整人部进行机构改革的八月，是痛击右倾保守势力的八月，是战斗的八月，光荣的八月，……… 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王表示核心组要进行“内部学习整风”。
《联络站》内部再次大分化
9月17日，以《联络站》核心组原第二把手张殿清为首的次激进造反派组成的32个战斗队(组)发表《外交部联络站的严重教训》——形“左”实右是当前我部运动的主要危险倾向。文章认为，《联络站》在运动中“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从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从外交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压制下冲杀出来，……… 于去年12月底杀了出来，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一月风暴的启发下，又夺了业务监督权。”以后“对陈毅的严重的三反言行、贩卖‘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对我部特殊阶层正在形成的种种罪恶表现等等，进行了揭发、批判。”总的看来，在七月以前，联络站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尽管曾经在有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他们认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同志随着地位的改变，头脑中的‘私’字逐渐暴露，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发作，把小资产阶级的派性看得高于一切，而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性，以至发展到怀疑、抵制和要动一动周总理的危险边沿。”“自《八?七讲话》出笼以来，《联络站》支持封闭了部党委，夺了外交大权，无视中央私发电报;违背中央大胆使用革命干部的方针，再度进行‘机构改革’，使大批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把持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一律打成‘保守组织’，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它们采取敌我矛盾的处理方法，……… 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其影响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
9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内又出现另一大派，即53 个战斗队(组)，为首的是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等人。
9月27日，外交部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在外交部贴出了《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首次公开点名批判王力。10月4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的大字报。大字报批判《联络站》核心组所谈的一批二保辩证法。该大字报认为这样作法把自己放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上去”。大字报说，从陈毅的功过来看，陈毅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反分子”;表示对陈毅就是要“一批二保”，坚决拥护“一批二保”的指示，坚决抵制风行一时的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怕被人扣上“新保皇派”、“保陈小丑”、“保陈狗”等等政治帽子，敢于批判地保陈毅，敢于把他从严重的错误中解放出来。
10月5日上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发表“关于当前我部运动的声明”，表示在一系列问题上不同意《联络站》核心组的形“左”实右的观点。此外，他们还发表“为革命而串连，串连起来彻底闹革命——一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极左思潮是当前我部运动的主要危险 ——二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等文章，指出他们和《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的斗争是两种思潮、两种世界观、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批判王力“八?七讲话”并肃清其流毒，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揪出外事口的坏人，将外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外交业务纳入毛泽东思想轨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同日下午，《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召开“彻底肃清‘八?七讲话’流毒大会”。代表们发言揭露王力的罪行;揭发在“八?七讲话”的煽动下，《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人推行上抗总理，下扫群众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姚登山贩卖王力黑货在各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
同日，《联络站》另一些战斗队(组)发表“关于当前我部运动的声明”，称“在整个八月份，姚登山、王中琪等少数人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是贯彻‘八七讲话’的黑精神。八月份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声明认为，“王力个人野心勃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盗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名义，炮制‘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妄图篡夺总理职位，向中央夺权”。他们认为，“姚登山目无中央，目无毛主席，目无周总理。他是王力在外事口的头号打手，是戴在王力黑手上的一只‘红手套’。他忠实地、自觉地、积极地贯彻王力的黑指示，而且还有所‘创造发明’”。他们主张打倒王力，批判姚登山。
10月6日，《联络站》核心组迫于强大政治压力，召开“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会上核心组被迫作了一个极不象样的“检查”，表露他们没有诚意改正错误。与会者纷纷退场，大会只得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至此，关于《联络站》核心组的错误和大方向问题，《联络站》内部分为三派：一、王中琪(核心组第一把手)为首核心组(狂热派)认为他们没有错;二、32个队(组)(次狂热派)(以核心组第二把手张殿清为首)认为8月份以前，《联络站》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8月份的大方向错了;三、53个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的革命派)认为，1月份夺权以来《联络站》斗争的大方向就错了。
10月7日和10日，外交部革命派(即《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以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联合《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召开“彻底肃清王八七讲话流毒大会”。在10日的会上，《联络站》核心组的秘书当场揭发王中琪等人反总理罪行后，与会群众义愤填膺，高呼“踢开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狂热派)，彻底闹革命!”“王中琪从核心组滚出去!”等口号。
10月11日和12日，《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在两次召开所谓“斗私批修整风大会”上作“检查”，其基调是《联络站》核心组8月份运动“大方向正确或基本正确，犯有严重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仍有极个别造反派发言袒护《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把揭批《联络站》核心组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斥责为“想搞垮联络站”，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等等。与会广大群众认为《联络站》核心组对整风没有诚意，千方百计地为错误辩解，拒绝承认错误，无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根本不触动自己的灵魂。群众为对检查不满意，纷纷退场，以示抗议。
10月11日和15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连续发表文章，指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严重问题，即三评《联络站》核心组在业务监督中的错误、四评《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同志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0 月16 日，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踢开《联络站》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同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联合《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等组织联合召开“控诉、揭发、批判八?七讲话大会”。
10月17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就《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所谓“整风检查”发表声明，指出《联络站》核心组在八月份全面、系统、忠实、创造性地贯彻了王力的黑指示，执行了彻头彻尾的反动路线，但《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回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以整风检查之名，行欺骗群众、蒙混过关之实，“检查”的要害之一是保“私”保“权”。这个“检查”是假检查，通不过。
随后外交部几乎所有单位贴出大字报，指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所谓“整风检查”不敢触及要害问题，通不过，并对10月16日“踢开《联络站》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
10月18日，《联络站》内支持王中琪的战斗队(组)发表声明，指出《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检查的“态度是诚恳认真的”，检查“基本是好的”;坚决反对踢开《联络站》核心组，认为这种作法是“重蹈覆辙”，使运动出现“曲折和反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错误的;表示“只接受《联络站》核心组的领导”。
同日，周总理谈到外交部的运动时指出：“《联络站》有人起码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周的表态再次表明他不再认可《联络站》核心组。
同日，外交部《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延安造反兵团》、《驻外使领馆39个战斗队(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以王中琪为首的现《联络站》核心组无权领导我部运动。自即日起，靠边站。”并要求他们在次日召开的《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上，向外交部广大群众揭发、交代有关与《五·一六》关系的问题。并呼吁参加《联络站》32个战斗队(组)(次狂热派张殿清为首)的群众“与核心组狂热派王中琪等人划清界限，和我们共同战斗”。同时，《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查封了《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及其下属的材料组、作战组、宣传组等机构的办公室。
同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发表评论文章“正确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彻底批判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五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
10月19日，外交部《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延安造反兵团》、《驻外使领馆39个战斗队(组)》联合召开“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大会”，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
同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发表评论文章“谁是真正的分裂主义者?——六评《联络站》核心组的严重错误”。
10月20日，《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王海容、陈德和、刘华秋为首)召开“炮轰《联络站》核心组大会”。大会宣读的“关于踢开核心组，彻底闹革命的声明”指出，由于王中琪等少数人操纵的《联络站》核心组在阶级斗争中充当了王力的御用工具，对党对人民犯了严重罪行，…… 至今仍拒不承认八月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整风检查之名，行愚弄和欺骗群众之实;这个核心组已成为我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不踢开，绝对不行。该“声明”建议尽快由《联络站》革命派、《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野战兵团》、及没有参加这三个组织的革命群众等四方推选出代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组成外交部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领导我部的文化大革命和业务监督工作。该倡议得到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随后，《联络站》53个战斗队(组)(陈德和、刘华秋为首)成立《联络站》临时勤务组(以下简称“临勤”)，行使原《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为首)的一切职权。
同日，《联络站》32个战斗队(组)(张殿清为首)也发表声明，认为以王中琪为首的核心组“紧跟王力，忠实执行了王力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犯了一系列十八年来闻所未闻的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出了七亿中国人民的丑，出了党中央的丑。”…… “已成为我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要“踢开核心组，彻底闹革命!”此后，无人再公开支持以《联络站》王中琪为首的核心组了。
存在仅十个月的《联络站》被其核心组引向歧途，终于寿终正寝。这些头头们包括姚登山在以后的“批极左、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审查。
结语
1967年11月《联络站》“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后，外交部开始“批极左、抓坏人”。1968年中央部署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运动后，清查《五·一六》分子便成为外交部运动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外交部先是《大联筹》(全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所有群众组织筹备酝酿大联合的组织)，尔后是《大联委》(全称是《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受军代表领导。)领导清理阶级队伍、批极左抓坏人运动，成立《调查组》，调查跨单位的重大要案。
1968年中央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号召在全国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外交部成立以军代表马文波(注)为首的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专案组，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
1969年第一季度，外交部下放大批人员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当年第四季度又下放一大批人员去干校。两千多名人员包括全部“有问题”的人和专案组人员都离开外交部，部内只留下三百多人从事日常工作。
外交部的“清查运动”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等四地的外交部《五七干校》进行。《清查组》在军代表领导下按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中采用的一些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那些极左的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分子的嫌疑对象进行审查。运动中没有极左表现，但也没有审查阅历和清查经验的“五七干校”学员充当专案人员。他们成为清查、审讯《五·一六》的主力。有些专案人员受派性的影响，混淆了敌我界限，引出一些假口供。
外交部开展“十查”：(1)查反革命黑手的滔天罪行;(2)查走资派的幕后策划;(3)查地富反坏右的罪恶活动;(4)查叛徒、特务、《五·一六》分子的阴谋诡计;(5)查108反革命案件在外交部的线索;(6)查失密、泄密、窃密事件;(7)查社会上反动组织或坏人在外交部的崌点或联系;(8)查野心家、政治投机商、政治扒手的煽风点火;(9)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感情;(10)查妨碍揪坏人的“私”字。
周总理很关心“清查运动”。在一次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大联委”负责人时，周总理指示他们要作好清查工作，并多次提醒外交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
1970年3月23日晚的一次外事活动后，冀朝铸(总理的译员，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副处长)对周总理说：“翻译室已经有十个人交代参加了《五·一六》”。周总理马上说：“十个?那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们是否搞扩大化了。我看你们头脑发热，要泼点凉水了。你们那么大压力，不是也得是”。事后，周总理对姬鹏飞、宫达非等部领导人说：“小冀说，翻译室一百多人，已有十个人交代参加《五·一六》。可能扩大化了，外交部可不要扩大化。你引导人家，人家就承认。一百多人有十个《五·一六》，怎么可能呢?时间又这么短，极左思潮被《五·一六》利用了。但不等于有极左思潮就是《五·一六》。《五·一六》分子一定要搞反革命阴谋，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样才能算是《五·一六》分子”。周总理叮嘱姬鹏飞要马文波军代表给各基地(指外交部的《五七干校》)打电报，提醒他们注意。
1972年，外交部上呈周恩来总理的报告称，外交部有20余名《五·一六》分子，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等榜上有名。此外还有百余人被列为敌我矛盾，受到各种不同的处分。不少“造反派”的心是诚的，血是热的。他们本欲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事与愿反。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真假难辨。有的嫌疑对象怕受煎熬，就乱咬、乱供;有的却别有用心地为《清查组》专案人员设陷阱，胡诌瞎编。打击面宽了。另外，文革初期挨造反派批而后又重新掌权的当权派自觉或不自觉地对造反派伺机打击报复，彰显秋后算帐的情绪。
据统计，被揭发出来的380多人中有120 多人“承认”或“交待”参加事实上并不存在、子虚乌有的所谓《五·一六组织》。
总之，各个干校的专案组在清查工作中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同年，复查工作由军代表李耀文(注)领导，纠正审查偏向。经复查，一些在干校的《五·一六》嫌疑对象得到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少数人的复查结案拖了好几年。极个别人例如姚登山一直到1982年才最终结案，办理离休手续，恢复原级别待遇。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结果表明：
第一，“打倒陈毅”、“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砸政治部”等重大事件，是少数狂热分子煽动起来极左的、过火的行动。没有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火烧英代办处”、砸印度、印尼、缅甸等“三砸一烧”等重大涉外事件系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所为，并非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
第三，外交部的一些过激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狂热的姚登山、王中琪等人的极端行为。
第四，没有证据表明，“王关戚”是这些事件的幕后直接指使人。
除北京有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火烧英代办处，8月11日“批斗陈毅”万人大会，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等重大案件是当时社会上的激进红卫兵等造反派所策划，没有什么《五·一六》活动的证据。多数参与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注：李耀文(19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1.7～1972.4)。山东荣城人。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2年4月至1976年1月任驻坦桑尼亚大使兼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此后调回军队，先后担任国防科委政委和解放军海军政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
注：马文波(1911-1993)，安徽省怀远县
何巷村人。1932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干部，长期从事情报通信和技侦工作，是红四方面军技侦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马文波先后任军委技术部副部长、总参三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文革期间，被中央派往外交部担任军代表，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调回部队。1993年病逝，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