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范儿”现在是个很流行的词，一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不由自主地带着仰望的态度。胡文辉先生所著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对民国以来的人文学者的成就均有评骘，在他看来，“民国范儿”对一般人来说，更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而从学术、历史的角度看民国学人，还是平视为好。
在您看来，与现在国内的学术界相比，民国学术界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说水准高于现在，其优秀之处表现在哪里？
胡文辉：因为学术背景的原因，从古代一路传下来的学术传统在民国时并没有中断；同时，民国学人很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甚至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比我们现在更直接。我们现在一般要读完本科才会去美国继续深造，而民国的很多学人可能在高中时期就出国了，接受的东西也比我们直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至于其他的，倒不一定是他们的特别之处，比如有天赋的人、勤奋的人，什么时候都有。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凡例”中曾说过：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这算是我对民国学术的总体看法。
还有一个因素。那个时代处于现代学术建立的开创期。我曾说过，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创世纪”。那些学人受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在本土创立了一套新的学术规范，在这种条件、环境下，肯定能贡献更多。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学术什么都是空白的，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似乎都可以填补空白。现在要想填补空白就很难了。
现在一谈到民国知识分子，就有种仰之弥高的调子，这是不是合理呢？
胡文辉：我们对现在的学术状况不满意，所以会觉得以前的好，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古人所谓“凡人之情，重古而贱今”嘛。很多学者在回忆民国的老师时，总是一种仰望的态度，很容易有把那个时代神化的倾向。其实对现状的不满哪个时候都有，比如陈寅恪在1929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很差，比日本差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那个年代倒可能是最好的。（当时的学界，也许某个学者并不比日本的差，但是日本十九世纪就学习西方，现代的学术建设比中国早。所以当时陈寅恪会那样说。）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不是一无是处，现在看起来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如果过几十年再看，现在一些好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出来，只不过现在信息太杂乱，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评论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里面提到，学生回忆老师，可以说有三派：仰望派，平视派，俯瞰派。一般来说，仰望派最多，但我最欣赏平视派。我写《现代学林点将录》时，对那些学人可以说就是取平视的态度，不会把他们看得很高，对好的东西我会说它好，对坏的东西也说得很刻薄。
在学术圈之外的人谈论起民国学人，会更看重他们的个性、精神气质等，那时的学人在气质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胡文辉：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学者神化了，他们的行为自然就成有个性了。其实现在的学者，说起来也是有个性的，只是当我们跟他的距离太近，我们不觉得他的学术水平达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值得去说。就像明星，对于他的粉丝，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有个性、性格，如果你不粉他，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其实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某位学人。如果我们觉得他是大师，那么他的很多行为都是有个性的，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如果觉得他够不上这个档次，就根本不会注意他。
现在要把民国的学人向大众介绍，很自然地就会有点偶像化、娱乐化的倾向，比如陈丹青的一些谈话和文章，岳南的《陈寅恪和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之类，还有邓康延搞的纪录片《先生》等，这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用的是比较煽情的写法，比如“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类。这属于大众文化的范围，其实无意识地是把这些学者、大师当成明星来包装、叙述，从通俗文化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应该对这种倾向保持一点距离。
现在的学术水准，是没有达到民国时候的高度，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现在没有学术水平高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说“再无大师”这种话，对现在做学问的人未免不公平。
我注意到，您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只有邹衡、裘锡圭、汪宁生这三位大陆学者是1949年之后才进入大学的，是否意味着在大陆有一个明显的学术断层？
胡文辉：这个断层很明显，是不用强调的了。我在《点将录》中提到的余英时、唐德刚、何炳棣先生是1949年之后在海外成名的。比如余英时先生，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49年之后，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还是陆续传下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觉得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陆学界，除了史料以及考证上的著作，其他没有多少可看的了。而且会有个印象，那时中年一代的学者没有太大的成就，要么是民国时已经冒出来的钱锺书、沈从文这些老先生，要么是吸取了新风气的年轻一辈。而中年的这一代中，李泽厚算是特例，像他这个年纪的，多数人没有留下什么学术成果。李泽厚出道比较早，相对比较突出。但即使是他，也不是那种基础很雄厚的路子，他有大的眼光，但是从现在的学术状况来看，他也不太合乎现在的要求了。
要是单纯从学者的数量上来说，民国时期肯定不如现在多，但是相对来说，平均水准肯定比我们现在高。就像日本研究中国学术的人，肯定没有中国多，但是他们的平均水平很高。民国的学术群体与以前的学术传统有很多关联的，所以做文史研究的人，似乎有着一个学术共同体，平均水准比现在高得多。（其他的学科，如社会科学、理工科等，传统的影响就相对小得多了。当然，理工科的学者在民国时期杰出的也很多，冒出来很快。）传统不是说对某个人的成长一定有很直接的作用，只是从整体背景来说，传统的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取向，在文史领域，过去的积累比较多，就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民国学术圈也有学术不规范甚至抄袭、剽窃的阴暗面，您能介绍一下吗？
胡文辉：阴暗的东西肯定有。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好的东西出现，原因也许各有不同，但坏的东西出现，原因应当都差不多。
我曾写过文章，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都说过他是抄了自己祖辈的东西，考虑到刘师培只活了三十六岁，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有个方壮猷，曾以个人名义发表《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至少后一篇是抄日本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通过日本人的著作，对东西洋的学说有不少生吞活剥的地方，近代有不少人专门研究过（比如邬国义先生专门出过一部专著，作了细致的文本校勘）。傅斯年曾指出，王国维也曾沿袭前人的见解，而没有说明出处。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也有不少内容是抄的，甚至是抄梁启超那些名著的。还有，余英时先生指郭沫若抄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白寿彝却也指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剽窃了清人著述，也算剽窃连环案。
当然，那个时候的学术规范没有那么严，像钱锺书，他一般不提近代学人的名字，有时参考了也不加说明，这可能与他自己写作的体例有关，但至少属于不够规范。而他的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直接抄了别人的不少东西。
任何时候的学术都不是一片净土。从剽窃这个问题，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民国学术界，不必将它神化。
王国维、陈寅恪这些民国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人关注，有人认为是因为那时文化保守主义兴起造成的，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觉得可以分出不同的线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说重新发现王国维、陈寅恪，还有钱锺书、沈从文，其实说是重新发现的，这是学术史本身的规律，是理所当然的。“国学热”则是另一条线，有些人有重合，但是热起来的原因不一样。王国维、胡适这样的学者，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主流，大陆重新承认他们的成就，是很正常的；但像章太炎，我觉得就不一样，现在已没有人能像章太炎那样做学问，不合乎学术的规范，他热起来，应该更多是“精神”方面的原因，跟“国学热”有关。我们看胡适的著作，还可以照胡适的方法做学问，但是看章太炎的东西，像他的方法去做，恐怕就没法毕业。像陈寅恪，他热起来，也是有不同的线，不同的背景，纯粹的史学是一条线，“国学热”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条线，还有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方面，也是一条线。
民国时代的学人整体上的风格来说，与现在有什么大的不一样？
胡文辉：风格上来说，更重文史，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传统不能说完全断了，但是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八十年代以后是另一个时代，我们更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引进西学成了主流。
民国时期，胡适、陈寅恪这些影响最大的学人，在国外学习之后，回国还是做中国的学问，树立出了典范。直接将西学引入中国的也有，比如严复，但是严复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学术界，而是思想界，他是以翻译为主。
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很红的一些人，就是立足于翻译西学。刘小枫、甘阳、秋风、邓正来等学者，他们翻译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都因为有翻译这个背景，所以在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反而是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多少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我感觉，现在直接译介西学的学者，比民国的时候影响来得大。民国时从事翻译的学者也很多，但是翻译归翻译，要树立学术地位，还是要靠自己本身的研究，可以用西方的治学方法，但是领域、材料都是中国的，这样才能发挥长处。现在则不然，只要是搞西学的，在学术界就会有特别的影响力，甘阳就是典型，刘东也是（当然，我不懂外文，阅读西方著作，完全是受惠于翻译，我个人很感谢搞翻译工作的人。这里我说的是目前学术界的风气）。也许可以说，现在的学术界，比起民国的时候，学统已经断了，少了自信力，所以只能跟着西方人的后面跑。甚至于中国人最有优势的领域，也要跟着西方的汉学家跑。
相对来说，现代大陆的学人，我觉得达到第一流的，比如列入《现代学林点将录》的裘锡圭、汪宁生等几位，从事的领域都是相对比较冷僻的，更接近绝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受限制。海外的余英时、许倬云先生有西方学术背景，汲取了很多外面的东西，但传统的素养也很深，自己做的东西也很好，同时“能量”也很大，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学者我觉得在大陆应当没有。余、许两位应该更多保留了民国学者的风范。如果大陆有他们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重心。
具体对“民国范儿”这个词，您怎么看？
胡文辉：我觉得陈丹青说的“民国范儿”，对一般人来说，能起到一个文化启蒙的作用，还可以说是对当下现状的一种批判，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但从学术角度看，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民国学术圈肯定也有很多问题，何况那是一个战乱的时期。我们现在把民国的知识分子说得那么神，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个运动下来，几乎所有人都抵挡不住。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出了很多文化上的大家，可是中国就几乎没有，这个余英时先生已指出过。当然，这跟中国的政治作风有关，苏联更倾向于通过秘密警察，中国则倾向于通过群众运动，思想改造此起彼伏。不知道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民国范儿”再厉害，也经不住几次运动，经不住思想改造，经不住反右。
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标题是《怀念贼》，从“民国范儿”这个角度看起来，意思就是，当年的土匪、强盗也有“民国范儿”。结尾我说：现在许多人动辄怀念过去的大学，过去的教授，过去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为了抢一点东西就拍头斩手的年代，我们是不是也该怀念过去的贼呢？总之嘛，讲“民国范儿”无伤大雅，但应当保持一点分寸。
现在也有人批评“民国热”，并说“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您是否赞同？
胡文辉：“民国热”是过头了，泼点冷水，也是合理的，但是泼冷水也不必过头。我取中庸之道。民国的时候战乱很厉害，当时的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比起现在也很低，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嘛，这个谁会不知道呢？但“民国热”我觉得主要是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主要是仰望那些民国人物，那种风范，你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很糟，就说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也很糟，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用这个理由来否定“民国热”，有点不切题。就像春秋战国也是个很糟的时代，但谁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思想文化是最辉煌的。
而且，民国时候的糟，很大程度是因为战乱，因为技术水平，是外部的问题，是不可抗的；但我们现在反而是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掩盖了这种糟。我们对民国不必美化，但对现实总应当有批判精神。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