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布什的中国定位对中国构成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12 次 更新时间:2010-10-29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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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为反恐怖主义战争而作,但其中、长期目标远远超出了反恐战争。作者认为,作为惟一的霸权,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带有其“宗教”使命感,要在全世界传播其所界定的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美国是绝对不会感到安全的。

近日,美国总统布什向美国国会提出美国国家安全报告。这是反恐怖主义战争以来,布什政府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最有系统的表述。对中国来说,这份报告也非常重要。布什一上台就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甚至是潜在的敌人。但是在布什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迫使中国成为敌人的时候,九一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美国就发动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怖主义战争。这一过程还在进行,现在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为美国提供了最大的合作。问题在于,中国在中美合作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最希望的当然是和美国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努力可以说是第三代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主轴。在克林顿时期,高层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得克林顿政府表示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

找到具体而重要的合作基点

布什政府一上台,强硬派掌权,这种所谓的伙伴关系就成了泡影。但中国领导高层还是矢志不移,高层的信念是“即使你把我看成是敌人,我也仍然把你看成是朋友”。这种具有宗教式的忍耐精神的确对缓和中美关系、避免一场新冷战起了一些作用。反恐怖主义战争的开始就把布什政府的聚焦点从中国转移开。对高层来说,这应当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努力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

的确,反恐战争的开始至少给中美两国找到了一个具体而重要的合作基点。从前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合作领域如朝鲜半岛、武器扩散等等,但所有这些领域都比不上反恐问题那样具有迫切性。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在美国,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多方面的合作,这种情势使得中国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和美国作谈判。收获最大的当是布什政府承认“疆独”为恐怖主义组织。从前美国把中国政府镇压“疆独”视为是人权问题,现在终于承认其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也可以说中美合作反恐的成果。

那么,一年多年来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改变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定位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布什立即把世界一分为二:要不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不就是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随后,又提出“邪恶轴心”的概念。与此同时,英美又提出了所谓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理论,把世界一分为三,以西方为代表的后现代国家,以阿富汗、索马里为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处于中间地带的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如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这次,布什的国家安全报告完全是上述这些理论的综合物。

报告完全是一份有关“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的名单。没有出人意料,中国处于中间地带。一方面,报告承认一个强大、和平和富裕的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美国追求和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报告认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够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好处,中美之间在反恐战争、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在这些方面来讲,中美关系似乎又回到了克林顿时代。

但是,报告以不同形式突出了中美之间的根本冲突,那就是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斗争。报告强调20世纪的历史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之间的斗争的历史,最终以西方民主自由的胜利而终结。但是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表明在21世纪,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

在民主与非民主之间

布什的中国定位正是在民主与非民主之间。台湾、军事发展和武器扩散背景等问题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加以讨论的。布什称台湾为“我们的朋友”和“民主台湾”,给台湾以无以伦比的地位。同时,布什也强调中国的军事发展在威胁邻居国家。尽管没有明说,但明显指的是两岸关系。不难看出,在这点上,和陈水扁把大陆看成是“恐怖主义”对台湾民主的威胁是遥相呼应的。

报告肯定了中国大陆的地方民主试验,但又直截了当地批评大陆领导层在经济改革那么多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布什强调,社会和政治自由是中国伟大的惟一来源。很显然,对美国来说,中国可以成为伙伴,但必须是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能否成为美国的真正伙伴?那就应当别论了。)

布什这份国家安全报告为反恐怖主义战争而作,但其中、长期目标远远超出了反恐战争。作为惟一的霸权,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带有其“宗教”使命感,就是要在全世界传播其所界定的民主自由。至少在目前看,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美国是绝对不会感到安全的。

在极端恐怖势力存在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基点,那么在反恐怖主义战争结束之后又会这样呢?现在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会不会又成为美国的“敌人”呢?除非有了一个民主的中国,否则美国不会停止在中国追求实现其“宗教”使命感。这是中美在反恐战争中合作的困局,也是对中国领导层的最大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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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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