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年，很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陷入这样的陷阱之中。但笔者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也没有弄清楚到底那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存在哪些问题，从而阻碍了经济继续增长。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分析，给出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条件恶化，存在制度缺陷尤其产权保护不力、腐败盛行，金融自由化和宏观不稳定，人口红利消失等。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因，例如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等等。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难成立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能不能在学术上成立，有学者做了专门探讨，认为能够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成立，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讨和解释。理由是，当一国的经济水平达到某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一些阻碍经济继续增长的力量，这就好比物理学中的两种力达到了平衡，向上推动的力和向下的拉力同时作用，导致经济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不能自拔。强调的主要因素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剩余劳动力耗尽，人口红利消失，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从而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不能继续维持，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但是，笔者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能否成立，需要从各国发展的经验事实去提炼。如果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确实发生了增长的停滞，那么在经验上，这一概念具备了成立的基础。但是，有很多研究发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一国能否继续实现高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有人在对大量经济突然减速或者突然提速的例子作了研究之后，发现一国突然进入减速或者提速的概率大约各占50%。也就是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并不是都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者减速。至少在经验上，减速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

其次，要使一个概念成为规范研究讨论分析的对象，就必须在理论上能给出合乎逻辑的、具有统一框架的解释。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现实，但是造成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停滞的原因并不具体，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几乎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有可能用来解释增长停滞的现象，例如，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政治动乱或者战争、人力资本匮乏等。我们很难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经济学领域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这些因素相互缠绕，无法厘清，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出一个严格的内在机制，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缓慢

我们看到，各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发展模式、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把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悉数囊括其中，很不合理。例如，拉美发展缓慢有制度因素、历史背景因素的作用，有发展战略失误的原因。而在东亚，政府干预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干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良好作用，人们很容易同时找到政府干预的优越性和弊病，支持政府干预模式和反对它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南亚的一些国家，投资率过低、积累不足，是长期停滞的原因，似乎这些国家的缓慢发展用贫困陷阱来解释更合理。

在大量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也有一些学者不支持这种提法，如徐康宁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目前普遍将中等收入水平界定为人均GDP5000—11000美元，这是十分模糊的，根本无助于分析问题。而胡祖六则告诫，我们不应该自设“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目前对一些所谓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长问题，研究还很不充分。由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很多，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较为可行的思路是，分别研究不同增长模式的优缺点，比如对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东亚内部，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成功实现了突破。而亚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大约同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在发展的初始期，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后来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这是值得探讨的。

“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立，目前似乎难下定论。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个提法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