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其弊端有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也有后天墨守成规之不足。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政党逐渐蜕变成“选举机器”，以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宪政民主”已成为极化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代名词，制度性困境越来越明显。
选票绑架了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被选票绑架，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如此弊端，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政党成为选举政治的傀儡。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所言，今天西方政党几乎仅是为了提供一种构架来提供候选人而已。西方民主陷入制度性困境，主要是指这种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而且将选举被神圣化、简单化。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这一政治设计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却很难实现。基于选票的考虑，议员往往立足于本党和地方利益，置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于脑后，将议会视为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的场所。议会“党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议会作用弱化，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对以国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提出的银行改革、养老金改革、征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均未讨论，原定20天、讨论48项议案的会期，仅开会6天、只通过4 项一般法案就草草结束。面对当前债务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应对之策。另外，由于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这些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弊端：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相互攻击拆台，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金钱政治和腐败是与西方政党政治相伴而行的痼疾。金钱政治之所以“历久弥坚”，其根子仍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民主靠选票，而竞选要靠金钱，金钱与选举的关联使得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靠金钱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老百姓意愿的人，金钱政治难以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西方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的特殊利益。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不断发展，金融寡头如日中天，法力无边，日益成为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宰。西方主流政党大都与资本寡头同坐一条船，政客“傍大款”，政党与“金融大鳄”联姻，利益一体，“生死与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的投机家们惹的祸，但美国政府却运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巨亏买单。欧洲各主流政党无论信奉什么，无论是主张大市场、还是主张大政府，都不会免俗，纷纷与大资本抱团联姻。各政党的政策主张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都不会得罪大资本。原因在于没有资本寡头的支持，他们谁都不可能上台。民主离不开金钱，竞选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仅靠个人口才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虽然金钱不可能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有钱并不能一定会选上总统，但筹措不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肯定当不了总统。日本《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金钱政治有深刻的描述：“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里来钱。等自己也具备了敛财能力之后，再分配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当今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这样的选举不过是金钱铺垫出来的民主，选票公平也只能是金钱基础上的公平。
党派之争导致政治极化，政党恶斗引发社会分裂。美国两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曾被西方视为最合理的政治模式，但近年来政治极化、党派对峙的美国“政治病”越来越严重。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许多主张明显对立。为什么美国政治日益极化呢？原因是金融危机下社会更加分化对立，利益冲突更加尖锐激烈，民众的利益诉求明确，特别关注自己的工作岗位、退休金等现实问题。为得到更多选票和献金，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得不回到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立场，倾向于以极端口号来迎合选民需求。这就陷入一种制度性困境：竞选中观点越激进，相互斗争越激烈，就越能吸引本党选民和政治献金者的关注，而温和、理性、折中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媒体与选民阵营相互呼应，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本已对立的两大阵营形同水火，彼此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媒体与受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分裂。面对债务和社会危机，欧洲两大政治阵营的政治理念和治理主张渐行渐远，在紧缩与反紧缩问题上斗争激烈，互不相让，政治极化加剧。党派之争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冲突扩大，发展下去，自然容易导致社会分裂。
寡头政治盛行，精英民主与草根民主对立。随着工业时代转向信息和网络时代，政党政治异化为寡头政治。寡头政治主要表现为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群众，党内事务由党内大佬操纵。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西方传统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及党员作用不断弱化，而政党领袖和政党精英借助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党组织日益变成政党精英的助选工具。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主要政党逐渐被党内大佬所控制，大佬在党内常常一手遮天，垄断了党的一切资源。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作为党的旗帜，可以调动党内一切资源为其竞选服务，党内决策等重大事务主要由总统竞选团队打理。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派系林立，各派大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都会自立山头，另组新党，寡头政治特点十分突出。然而，伴随社会日益网络化，草根政治力量异军突起，在当前西方国家抗议活动中，参加者多是失业的年轻人，而这些人是在电子网络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不愿接受工业时代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如传统的政党、政府、工会、公司等结构模式，而偏爱网络式、扁平化、无中心的平等参与模式。网络成为召集抗议活动的手段和渠道，没有核心领导和组织。每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参与者，传统的精英政治与新兴的草根政治发生碰撞，对立加剧。
利益整合与调节功能弱化，政党短视行为突出。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本位，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多党民主制度突出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希望通过竞争来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然而，西方一些国家的问题正是由于片面的多党竞争造成的，如“选民是上帝”导致国家决策短视，“人权至上”带来公民权利的滥用。多党制民主和人权的变异，放大了个人、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全球化产生了诸如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国家主权让渡、全球治理等新课题，这些是多党民主政治无力解决的问题。因为，政党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它们的目标是选举的胜利和自己政党的利益，他们往往更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只是选举结束后的话题。为追求当前利益，那些比较科学、能够代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方案往往不能被大家接受。在当今利益群体多样多变的形势下，西方多党竞争体制弱化了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因此党派竞争导致社会改革困难重重。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至今无法顺利推行，原因在于敢于提出这项政策的政党肯定会在选举中败北，没有哪个政党愿冒此风险。短期或局部利益导向下的选举民主，对于选民而言，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
西方民主移植“南橘北枳”，多党民主引发社会动荡。尽管民主作为价值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多党民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常常引起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迫于西方压力纷纷推行多党制。在一个接一个的总统、议会选举中，过去长期执政的大党和政治强人纷纷落马，国家政权普遍实现了更迭。这一度让西方颇为满意，认为西方民主在贫穷的非洲大陆已开花结果。多党制虽被移植到非洲，但并没有再造出一个西方版的非洲。相反，一些部族主义势力以政党为旗号、以地区为依托，相互间争斗不休，导致政局动荡，不断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政治危机。例如几内亚比绍自1994年举行第一次多党制下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以来，竞选变成了政治对手间的相互仇杀。事实证明，西方的多党民主、“宪政民主”在发达国家行得通，不等于在发展中国家就行得通。民主的实现形式因国情不同而富有多样性，盲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往往水土不服，不仅导致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社会动荡，而且扼杀了人民对未来的憧憬。
（作者：柴尚金，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