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持续不断的金融、债务和社会危机，西方国家的“制度自信”备受打击，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病了”，市场经济“失调”，政治体制“失灵”，西方政党功能蜕变，政党政治与民主渐行渐远，多党民主深陷制度困境。
程序化的选举制度远离民主
历史上，政党与民主是孪生兄弟，相互依存，没有政党间的竞争性选举，也就没有西方民主政治。尽管政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党与民主在现实中又存在着内在的博弈关系，一方面政党有主宰民主、销蚀民主的冲动，民主选举变成政党间的利益博弈。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本位，不相信有人会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它所设计的多党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来实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虽然政党功能是要整合各种利益、平衡不同关系，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全社会利益，不断拓宽党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中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政党作为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更为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追求的是选票。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虽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至今无法顺利推行，原因在于敢于提出这项政策的政党肯定会在选举中败北，没有哪个政党敢冒此风险。出于竞选现实利益的需要，参选政党往往关注当前，而置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于脑后，民主仅成为追逐狭隘利益的遮羞布。各参选政党的候选人不是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出发，而是以本党价值理念为标准来决定竞选方略，以个人好恶来评判是非好坏。参选的政党为了多拉选票，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选票成为他们的敲门砖，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民主日益程序化，民主形式背离其实质，走向极端民主。西方民主制度强调竞争，重视程序民主。从表面看，参加选举的候选人是由各政党推举出来的，他们同台竞争，结果由选票决定，选举程序公开、民主。今天的西方政党政治实际上是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在民主的程序下，选举只是一种形式，拉选票是保证选举成功的唯一途径。为了多拉选票，政客们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如此做法，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以民主为天职的政党反而变成选举政治的傀儡，仅为一架选举机器而已。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时，大谈“变革”，宣称要让每一位在美国生活的人都平等享受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保障，但过了一个任期，竞选承诺不是成了泡影，就是打了折扣。这种为捞选票而言而无信、罔顾民众利益的行为，背离了西方多党民主设计的初衷。西方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而且将选举被神圣化，简单化。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执政党上台后也不可能俯身与竞争对手进行民主协商，共襄治国大计。这样的民主，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就好像是在地摊上买东西，尽管有竞争、有选择，可还是买不到优质的产品。英国一学者指出，西方多党民主侧重于程序，而非实质。它不能担保产品质量的合格，只能担保其生产过程的正当。这种选举的结果背离了民主的实质，导致品质低下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历史舞台。既然西方民主只是一种规则和程序，因而不是万能的，如果将其视为“万能的钥匙”，把“程序正确”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必然会使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事实上，西方一些国家的问题都是由于片面的民主造成，如“选民是上帝”导致国家决策短视，“人权至上”带来公民权利的滥用。多党制民主和人权的变异，放大了个人、团体利益和短期利益，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美国近几次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都打爱国牌，迎合国内少数人的利益关切，拿中国说事，激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为自己多拉选票。他们的短视最终会影响美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在多党剧烈竞争条件下，美国两党都很难做出让步，无论是谁执政，都无法承受“卖国”的骂名。一些政客往往利用少数人的利益关切“绑架”民意，导致民粹主义泛滥。
失序无为的议会民主效率低下
议会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核心，也是西方自认为优越其他政治制度的地方。西方宪法规定，议会有至高无上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但议会民主的主体是各持异见的政党，议会行使立法与监督权力的议员是各党推选出来的，议会选举也是由政党来实施完成的，离不开政党。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但这一设计缺乏对多党同台竞争进行管理的有效措施，监督者自身没有制约。西方议会是政党角逐和政治分肥的主要场所，政党纷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恶斗不止，导致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如在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议会内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议会立法举步维艰，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原定20天，拟讨论48项议案，但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仅开会6天就提前结束，期间只通过四项一般法案。国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大力推动的银行改革、养老金改革、保障粮食安全、征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均未能讨论，胎死腹中。这次会期被印度媒体批评为印度独立以来最差的议会会期。由于议会中的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例如，在荷兰1972年大选后，各党用了164天才达成组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比利时在2010年大选后，各党派多次未能成功协商组成政府，遭遇了540多天没有正式联邦政府的无政府危机。苏东剧变后，蒙古国也改行多党民主制，但20多年来党派冲突一直没有消停过，执政党频繁易位，议会立法和监督权威不断下降。面对债务危机，欧洲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只是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克服危机之策。尽管欧洲福利政策弊端明显，但各党都不敢对这一福利制度动刀，谁改谁就是自寻死路。大选时，不管哪个党都向选民许诺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但钱从何来，如何筹钱提高福利，则语焉不详。不管谁执政，都不可能削减福利，也不能增税，最后入不敷出，只得借债，搞赤字，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不可避免。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不可能去解决危机，反而加重危机，所以民众蔑视议会，不相信政府和政党，这种失望情绪一次次点燃民众抗议的怒火。作用不彰，效率低下的西方议会一直被人称为“清谈馆”和“角斗场”，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相互制衡的目的可以达到，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利益集团化的多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性危机的政治危机日趋明显，中左政党和右翼政党两大阵营围绕紧缩与反紧缩问题，斗争激烈，互不相让。近年来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选举所出现的政治两极分化、党派斗争恶化、社会阶层明显分化等现象就是极化政治的充分表现，多党民主最后变成多党恶斗，政治极化加剧。党派之争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冲突，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导致族群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分裂。美国两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曾被一些人视为最合理的政治模式，但美国政治极化、党派对峙的“政治病”也最为明显。从制度上看，美国政治极化与其选举制度有关。美国法律规定实行单一小区制度，即一个小选区只能选举一名国会议员或州议会议员，候选人获得简单多数即为当选。单一选区制度限制了美国一些小党的发展，由于小党不可能在单一选区胜出，选民也不愿为他们浪费选票，结果只能是民主或共和党胜出。为了战胜对手，一些党派必须结成较大的竞选联盟，久而久之便出现平分秋色的两大政党竞选阵营。在金融危机推高失业率和贫困化的背景下，美国民众更关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退休金等现实问题。为得到选票和献金，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倾向极端。同时，媒体与选民阵营相互呼应，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本已对立的两大阵营形同水火，彼此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而温和、理性、折中的声音得不到舆论的肯定。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战开打后，奥巴马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强调要坚定捍卫医保、移民、教育等变革成果，维护女性、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利益。罗姆尼则强调美国梦、机会均等、自由企业等精神，坚持小政府，反同性婚姻、反堕胎等保守主张。前总统克林顿为奥巴马站台拉票，声称两党代表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美国人正面临着“一代人以来最清晰的抉择”。意思是说，两党界限分明，别无选择。西方政治极化趋势，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结构性问题的直接表现，不会因总统换届而不治而愈，将长期存在。
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西方政党最终要靠金钱的力量打开权力大门。西方国家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特殊利益。这就是所谓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穿梭交叉、双向转换的利益“旋转门”机制。在当今美国，这一权钱交易“旋转门”司空见惯。美国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民主化。但金钱政治始终阴魂不散，美国大选依然有不少制度漏洞可钻，正规筹款渠道受限制，而“非直接项目”和小额捐助则被允许。只要候选人与捐助方达成默契，不直接提及选举，钱款仍会“来去自由”。竞选费用逐年攀升是西方选举政治的普遍现象。1860年，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只用了10万美元，而百年后的1960年，10万美元只能让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镜头上露面30分钟，而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花费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中美洲尼加拉瓜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美国总统选举耗资之最。在美国，“有钱能使鬼推磨”，虽然金钱不可能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有钱并不能一定会选上总统，但筹措不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肯定当不了总统。由于选票绑架了政党，竞选就成为参选人拉票的烧钱比赛，烧钱式的拉票行为孳生金钱政治。与美国相比，日本更是一个金钱政治盛行的国家，竞选一个国家议员的费用均在1亿日元以上。日本的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地盘、口碑与钱包”这三样东西，三者之间的命运共生关系一直为世人所诟病。日本《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金钱政治有深刻的描述：“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里拿钱。等自己也具备了敛财能力之后，再分配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当今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民主离不开金钱，竞选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仅靠个人口才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金钱与选举关联的潜规则意味着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选票公平也只能是金钱基础上的公平。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金钱铺垫出来的民主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意愿的人。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不断发展，金融寡头如日中天，法力无边，日益成为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宰。西方政治与寡头资本同坐一条船，政客“傍大款”，“金融大鳄”与政党联姻，利益一体，“生死与共”。“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花了利益集团的捐赠，就得受其影响和控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惹的祸，但美国政府为避免危机恶化，不得不出手相助，运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亏损买单。欧洲各主流政党的政策主张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都不会得罪大资本，无论信奉什么，都不会舍弃与大资本抱团联姻。金钱政治之所以历久弥坚，其缘由根植于西方政治依循的多数票决定与可以利用金钱得票的矛盾无法解决。
党内民主走向“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主要表现为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群众，党内事务由党内大佬或精英操控。其原因是西方传统政党的活动方式发生变化，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而政党领袖借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党组织日益变成选举机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大党逐渐被党内大佬所控制，大佬在党内常常一手遮天，垄断了党的一切资源。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是选举党，党的组织结构松散，党员也不受任何约束，除了在大选时参与摇旗呐喊和投票外，并无其他权利和义务。本党候选人作为党的旗帜，可以调动党内一切资源为其竞选服务，党内决策等重大事务主要由总统竞选团队打理。日本自由民主党虽多次上台执政，但党内派系林立，各派大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时都会自立山头，另组新党，寡头政治特点十分突出。英国工党历史上实行集体党员制，各工会及社会团体作为工党集体成员，其领导人往往利用手中的集体票操纵工党事务，影响工党决策。布莱尔任工党领袖以后，对工党集体表决权进行限制，提出不仅要在领袖与议员候选人选举时实行一人一票制，还要在党章修改等重大决策事项方面也要采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然而，布莱尔为限制党内反对派而实行有引导的民主，实际上是强化工党领袖的权威。虽然他强调扩大党员参与党的决策权利，并在全党开设全国和地方政策论坛，但广大党员在论坛讨论问题是在工党政策委员会提供的框架内进行的，还要受工党派出的“协调者”监督。英工党年会只讨论布莱尔自己领导的政策论坛所提出的文件，只对文件进行表决而不得修改。这一做法，名为加强工党中央的权威，实际上是强化党的领袖的权力。工党对议员和党组织加强控制，由领袖直接任命议会总督导，采取督导谈话警告以至开除出党等做法，控制工党议员。有人称工党改革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逐步落入领袖为中心的高层精英手中，强化中央权威是实行新独裁。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金融巨头和跨国公司权力急剧膨胀，要求去政治，反民主，以确保其垄断利益，不断挑战公众利益和民主的底线。与此相适应，西方政党以无休止的选举运动、全民公决、选民公关、精英电视秀等取代传统大众政治，表面上给人以“创新民主”印象，实际上是一种“投机政治”和“景观政治”，不仅不能体现民意，反而使“民主”变得越来越具有“可控性”，政党政治堕落成政治寡头们随意操纵的工具。
民主同市场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好的一面，也会产生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在发达国家行得通的多党民主，不等于在发展中国家就行得通。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多党民主，结果水土不服，引发社会动荡，不仅损耗国家实力，甚至扼杀对未来的憧憬，其中教训值得人们思考。回顾历史，西方制度有一定自我修复能力，多次走出危机。目前多党民主陷入制度性困境，西方国家将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亚健康状态”，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到来。
（作者单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